【摘要】制造業尤其是低中端制造業在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制造業直接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也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良多。但是，在中國低中端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中，也遇到了增加收入和成本增加的矛盾、產業升級與工人素質偏低的矛盾、嚴格管理與工人自由發展的矛盾等問題。解決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資本、技術、市場、人才的匹配，推進低中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升級。

【關鍵詞】制造業 農民工 【中圖分類號】F428 【文獻標識碼】A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2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35.7%。比上月下降14.3%。同時，調查結果顯示，隨著黨中央、國務院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目前企業復工率回升較快，生產經營活動有序恢復。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制造業占世界的比例躍居全球第一，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1990年中國制造業全球占比為2.7%，居世界第九位；2000年為6.0%，居世界第四；2007年達到13.2%，居世界第二；2010年飆升到19.8%，居世界第一。①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的統計，2018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為33725億美元，遠超美國（20258億）、日本（13184億）和德國（8450億）。中國制造業占GDP比重為31%，也遠高于美國（11%）、日本（21%）和德國（21%）。②這些數據凸顯了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地位以及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和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隊伍也迅速擴大，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和沿海地區，成為產業工人（其中包含制造業）的主體。2018年，制造業就業農民工總數為8045萬人，占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80%。國有和集體單位在制造業就業人數僅為百分之一，私有和個體占近6成，以港澳臺資和外資為主體的其他單位占4成。超過80%的制造業集中于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到20%。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收入逐年增長，年平均增長率為10%，超過GDP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增長率。本文將根據相關數據從就業農民工的角度討論中國低中端制造業的規模、結構、變化趨勢、現狀以及遭遇的困境。

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規模、結構和變化

中國的制造業就業人數規模有多大？其中，基本上從事低中端制造業勞動的農民工又有多少？他們的增長情況怎么樣？詳見表1。

注：1.制造業人數（萬人）是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萬人）與制造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員（萬人）的總和，詳情參見表2。2.由于統計局注“在2012年行業采用新的分類標準，與前期不可比”，故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就業人數在總人數中占比（%）呈現的是2013年至2018年情況。3.農民工總量（萬人）和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比（%）來自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發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2009，2011-2018），并且二者相乘后得到各年的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人數（萬人）。4.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就業人數在總人數中占比（%）=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人數（萬人）/制造業就業人數（萬人）×100%。5.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比的年增長率=（本期數-上期數）/上期數×100%。

從上表1中，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中國2018年制造業就業人數總量為9954萬人。從2008年到2016年，制造業就業人數總體增長，2016年是制造業就業人數的高峰，為10318萬人。到2017年和2018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呈現下降趨勢。2018年相對2016年減少了就業人數364.5萬人。其二，2018年，在制造業中就業的農民工總數為8045萬人，占制造業就業總數的80.82%。如果可以大體確認農民工從事的是中低端制造業的工作，那么，從就業人數的角度來看，中低端制造業占制造業份額至少有80%。其三，總體來看，雖然農民工的總量仍在逐年增長，但無論是制造業就業的農民工占整個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比例還是占農民工總量的比例都呈現下降趨勢。2008年至2018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平均年增長率為-2.84%。這在一定程度說明，低中端制造業在萎縮。

表2呈現了不同所有制類型的制造業就業人員的分布。

注：1.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制造業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制造業城鎮集體單位就業人員+制造業其他單位就業人員。其中，其他單位包括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外商投資單位等。各統計值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網站，網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由于統計局注“城鎮單位數據不含私營單位”，并且統計局提供的鄉村就業情況只分類為私營企業鄉村就業人員和個體鄉村就業人員。依據此全國的制造業就業人數合計=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制造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員（含城鎮與鄉村）。

從表2數據可以看出：其一，國有和城鎮集體單位就業人數逐年減少，2013年減少幅度非常大，2018年相對2017年減少幅度也很大。2018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僅為73.3萬人，僅占整個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0.74%；集體單位就業人數更少，僅為38.4萬人，占就業總人數的0.39%；兩者相加僅為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1.13%。其二，與國有和集體單位相反，私營和個體企業單位是吸納就業的主力，就業人數逐年上升，到2018年為5775.8萬人，占總就業人數的58.02%。其三，從2008年到2014年，其他單位（主體為港澳臺資和外資）的就業人數逐年上升，然后開始下降，到2018年就業人數為4066.5萬人，占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比例為40.85%。

將上述數據歸納一下，制造業在不同性質單位的分布格局大體如下：國有和集體單位在制造業就業人數僅為百分之一，私有和個體則占近6成，以港澳臺資和外資為主體的其他單位占4成。制造業的地區分布怎么樣呢？詳見表3。

注：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2011年和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全國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全國農民工總數×全國制造業占比。東部地區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輸入地）東部地區農民工數量×東部地區制造業占比，東部地區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比=東部地區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全國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數量×100%，中部和西部地區計算方法相同。

從2011年和2012年的情況來看，東中西部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就業人數的比例大約是80:11（12）：7。也就是說，超過80%的制造業集中于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到20%。③

注：2006年僅針對珠三角農民工進行調查，回收有效問卷3086份；2010年針對長三角和珠三角農民工進行調查，獲得有效樣本4152份；2014年針對全國7省13市（區）的農民工進行調查，回收有效問卷2017份。

我們將以往在珠三角、長三角和全國7省13市對農民工的問卷調查有關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的相關數據總結，詳見表4。

從表4可以看出，與一般農民工相比較，在制造業就業的農民工一般年齡更輕一些，女性更多一些，教育程度更高一些。

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收支狀況

在制造業工作的農民工的生存狀況怎么樣？他們有什么樣的訴求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我們從如下方面進行分析。

工資和工資拖欠。工資收入是評估農民工生存狀況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指標，詳見表5。

注：本文若有表格未注明數據來源，均為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報告。

表5顯示，從2011年到2018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月收入逐年增長，從1920元增長到3732元，八年間，月收入平均年增長率為10.04%。而且，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月收入僅低于交通運輸（含倉儲和郵政業）和建筑業，高于其他行業。2012-2018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GDP年均增長率為7.14%，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增長率為2.04%。顯然，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收入超出了GDP的增長速度，更遠遠超出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增長速度。

不過，當我們將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進行比較時，對比就較為強烈，詳見表6。

數據來源：“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源自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計算說明：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月平均工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12。

表6說明，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的增長速度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略低，但前者的工資僅為后者的56.75%，最高的2014年也剛剛超過60%，而2018年則降低至54.34%。

工資拖欠一直是農民工面臨的重要問題。我們將相關數據總結為下表。

從表7可以看出，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拖欠比例遠低于建筑業，與交通運輸業相當，但高于其他行業。總體來說，農民工工資拖欠比例是下降的。我們以往的調查表明，在珠三角，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比例是很高的，2006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別為8.9%、5.6%和7.0%。

工作時間是評估農民工權益狀況的重要指標。由于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報告缺乏分行業的勞動時間數據，我們使用自己的調查數據來予以說明，具體情況見表8。

在上表8中可以看到，在2010年和2014年，無論是制造業還是非制造業的農民工，每周工作時間都超過了6天，每天工作時間都超過了9小時。到2018年，工作時間有所下降，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開工不足。

勞動合同是表現勞動關系正式化和法制化的重要形式。勞動合同的簽訂率具有重要意義，下表描述了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的基本情況。從表9中可以看出，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合同簽訂率在所有行業中是最高的，超過了50%。這表現了制造業勞動關系的正式化程度較高，勞動合同法在制造業落實較好。當然，盡管合同簽訂率較高，也只是相對而言，而且，還有近一半的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這不能不說是很大的問題。

說明：因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農民工生活消費支出數據沒有分行業，我們只能使用總體數據。

社會保險的購買率直接體現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程度。從2009年到2014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在參加五險一金的比例上，逐年上升，但增長幅度緩慢。其中，工傷保險比例最高，2014年超過了三分之一（34.2%）；其次為醫療保險，2014年為22.1%；第三是養老保險，2014年為21.4%；第四是生育保險，2014年還不到十分之一（9.3%）；最后是住房公積金，僅為5.3%。橫向比較，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參保率則明顯高過其他行業，尤其表現為2014年數據。

基本生活消費同樣是反映農民工基本生活狀況的重要指標。表10顯示，從2013年到2015年，農民工的月均生活消費支出接近和超過了1000元，其中東部地區更高一些。生活消費支出占了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

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面臨的困境

根據上文的數據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結論：

第一，從2008年到2018年，中國低中端制造業就業規模在萎縮。2018年中國制造業就業人數總量為9954萬人。從2008年起，制造業就業人數總體增長，到2016年達到頂點（10318萬人），2017年和2018年則呈現下降趨勢。2018年，在制造業中就業的農民工（主要從事低中端制造業工作）總數為8045萬人，占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80%。總體來看，無論是制造業就業的農民工占整個制造業就業總人數的比例還是占農民工總量的比例都呈現下降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低中端制造業在萎縮。

第二，制造業就業人數的結構可以分為所有制結構、地區結構和人口特征結構。就所有制結構來說，國有和集體單位在制造業就業人數僅為百分之一，私有和個體占近6成，以港澳臺資和外資為主體的其他單位占4成。就地區結構來說，東中西部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就業人數的比例大約是80:11（12）：7。超過80%的制造業集中于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不到20%。就人口特征結構來說，在制造業就業的農民工一般年齡更輕一些，女性更多一些，教育程度更高一些。

第三，2018年，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月工資收入達到3732元，僅低于交通運輸（含倉儲和郵政業）和建筑業，高于其他行業農民工收入。工資收入逐年增長，從2011年到2018年，年平均增長率為10%，超過了7.14%的GDP年均增長率，更遠遠超過了2%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均增長率。但是，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比較，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的增長速度略低，而且2018年僅為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的54%。

第四，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在勞動權益保障方面盡管比其他行業要好，但還存在較多問題，表現為：工作時間較長，每周一般工作6天，每天工作近9小時；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大約為50%；社會保障程度低，在五險一金中，參與工傷保險比例最高，但也僅有三分之一；醫療保險不到四分之一；養老保險剛過五分之一；生育保險不到十分之一；住房公積金僅為5%。

第五，在生活消費方面，基本生活消費支出占了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工資收入的三分之一。

從以上結論出發，我們做進一步的討論。

毫無疑問，制造業（主要是低中端制造業）在中國四十多年改革開放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作用具體表現為：第一，促進企業發展。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期，個體、私有經濟基本消失。改革開放后，發展個體、私有經濟，在制造業只能從低中端起步。其原因顯而易見，低中端制造業技術門檻低，對工人的素質要求相對較低。與此同時，最初珠三角引進外資也基本上集中于低中端的制造業。第二，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制造業對于世界經濟增長貢獻良多。當然，制造業直接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大量的稅收。制造業還直接影響了地方經濟增長。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凡是低中端制造業集聚的地區，經濟發展就比較好。比如，順德樂從的家具、中山古鎮的燈具、東莞虎門的服裝，等等。有研究表明，低中端制造業的集聚有助于創新和地方經濟增長。還有研究表明，制造業對于城市發展平穩轉型作用巨大。第三，促進就業。除了制造業本身所制造的就業崗位外，它還對服務業就業具有巨大的作用，學術界一般將這種作用稱為“乘數效應”，許多研究已經證明了“乘數效應”在中國的作用。

但是，在中國低中端制造業的發展過程中，從與工人（農民工）的關系來說，遇到了幾個矛盾或困擾。

其一，增加收入和成本增加的矛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增加工人以及國民的收入。如前所述，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收入的增長速度并不慢，它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更遠遠超過了消費價格指數的增長速度，但是，由于基數過低，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收入還不高。如果不增加農民工的收入，經濟發展就失去了意義，并且會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如果農民工收入大幅提高，那又意味著制造業成本的提高，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又會喪失。近年珠三角一些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反映了由于工人工資增加給制造業成本增加帶來的壓力。

其二，產業升級與工人素質偏低的矛盾。一般來說，中低端制造業的利潤空間有限，制造業只有向高端發展才能滿足工人增加工資的要求。但是，如前所述，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教育程度并不高，他們中超過70%的人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加之，農民工接受的培訓非常簡單，他們也缺乏足夠的動機去接受培訓。很難想象，在教育程度較低和培訓不足的條件下，制造業可以向高端發展。

其三，嚴格管理與工人自由發展的矛盾。一般來說，制造業的工作主要是與機器和流水線打交道，具有單調、重復和乏味的特性。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就以“異化勞動”概括了資本主義體制下工業生產勞動的特征，并對此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異化勞動的確打擊工人的個性和自由發展，并影響工人的精神健康，2010年富士康工人的跳樓事件就是一個證明。如果說，老一代農民工較能接受工廠流水線作業和嚴格管理的話，那么更具有發展型動機的80后、90后農民工則有可能發生改變。近年來，大量農民工涌入快遞、外賣等行業，可能就是這種改變的跡象之一。

這三個矛盾或困擾是中國實際狀況的表現和反映。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面對的基本國情是在近14億人口中還有5.6億農村人口（2018年），他們中外出打工者被稱為農民工（2018年為28836萬人，其中制造業8045萬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實際上就是讓農村人口大幅度減少變成城市人口，讓農民成為工人。但是，這不是一個短時期可以完成的任務。解決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產業升級，低中端制造業向高端制造業轉型、發展，但是這需要資本、技術、市場和人才的匹配和共同推進，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單就工人來說，8千萬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不可能一夜之間脫胎換骨，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高端制造業需要高技術工人，高技術工人需要接受過較高程度的教育與培訓。因而，從長遠考慮，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讓大量農村學生在初中畢業后繼續接受中專、技校和職業技術學院的教育，成為制造業和其他行業工人的主體。與此同時，要建立國家引導，市場調節，企業為主，社會力量為輔的有效的培訓體系。當新一代高技術工人成長起來后，上述矛盾或困擾就有解決的可能與希望。而在目前，根據我們多年的調查，農民工（包括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他們對未來的期望是不確定的，他們不斷地轉換工廠、行業和地區，以高流動性去應付工作困擾，用腳投票，卻難以落地生根。

（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付雙樂、楊博文、錢俊月、任美娜和碩士研究生葉辰宸對此文亦有貢獻）

【注釋】

①《改革開放鑄就工業輝煌 創新轉型做強制造大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六》，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4_1620676.html。

②數據來源是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官網中《國家統計簡報》（Statistical Country Briefs），https://www.unido.org/resources/statistics/statistical-country-briefs。

③有研究認為，現階段我國制造業布局的基本特征有：“胡煥庸線”兩側制造業布局形成明顯的產業梯度，東南半壁呈“馬太效應”的空間極化模式（孔令池，2019）。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