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尚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

隨著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其基礎設施也需要相應轉型。新基建有助于培育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有利于穩增長，也與高質量發展相兼容，促進產業升級。

新基建需要新的建設模式。政府應加快規劃、標準和相關法律等宏觀環境的完善，當好引領者，而新基建的投資建設應主要讓市場來發揮作用。這既需要廣義的政府與市場兩只手的協調協同，也需要具體的承載模式，如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

江西鷹潭市高新區水晶光電有限公司車間內生產制造場景。彭建攝/光明圖片

加快新基建，要轉變觀念。不要一想到“基建”，就認為市場失靈，只有政府能干，這是“老黃歷”了。新基建的數字化特征，決定它與市場需求是直接耦合的。因此，發展新基建，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有效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傳統的基礎設施對于產業而言是外生的，只是外部條件，一旦建成，主要是功能維護；而信息化基礎設施科技含量高、技術迭代快，是市場化和創新驅動內生出來的，這與傳統基礎設施有著本質的區別。目前，新基建幾乎都被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看待，如5G、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數據存儲等，這需要政府為之創造條件，但不需要政府去替代，要靠市場主導、企業推動。如果還是按傳統基建模式，進行大規模投資刺激，既緩解不了經濟下行壓力，還會帶來更大的風險隱患。故而，加快“新基建”不能走老路，要慎防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數字化基礎設施投資更應該朝著新型的政企合作方向走，這樣既能緩解地方債務的風險問題，又能優化資源配置。

“新基建”在堅持市場主導、“扶持不替代”原則下，更要注重政府與企業的分工協作，形成合力。政府應加強規劃引領、政策扶持，提供更好的規劃、監管服務，更好地促進數據的互通、規范使用。對于公益性項目，也應改變政府主投、主建、主維護的老套路，而是通過（一次和分期）“購買”的方式來實現公益性。政府要以包容審慎的態度優化“放管服”，更多通過營商環境優化、政策引導、政府采購來激勵企業投資和創新。

與傳統基于單個項目的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不同，開發性政社合作是一種全新模式。具體做法是，基于片區整體的綜合開發運營，社會資本方提供一體化的綜合開發服務：包括以產業開發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城市運營等，社會資本承擔主要的投資、建設、運營管理責任，投資回報與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增長掛鉤，形成了一體化的開發性新機制。

基礎設施仍是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開發性政社合作則可更好地協同、融合傳統基建和“新基建”發展，更有效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目前，我國新型城鎮化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實踐中已形成的開發性政社合作模式，可以更好地把政府與市場積極性調動起來，更有效地推進新、舊基建投入，對地方政府以發展方式擺脫債務困境提供了新路徑。開發性政社合作是以一定空間區域的綜合開發為標的，以提升區域價值、自我造血、促進城鎮發展為目標的新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別于傳統的基于單體項目的PPP，開發性政社合作的關鍵是推動人口集聚、產業布局和空間開發的有效匹配，實現區域價值的提升。政府可以引入高能社會資本，在片區或新城的科學、整體規劃下，協同投入公共屬性強的新、舊基建。同時，注重改善營商、育商環境，促進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產業導入與發展，打造經濟與財政良性循環的產業新城。

在從工業社會轉向信息社會的過程中，加大新基建的力度是必要的，但如何加力需要我們高度關注。走老路，解決不了新問題。新基建的數字化屬性以及開發性的政社合作，無論是對地方政府，還是對市場來說，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市場共同創新才能應對。其中，新基建項目具有鮮明的技術迭代快、市場競爭激烈特征，也存在部分應用場景的商業化程度不高和不確定性風險較大等問題。需要政府跟上數字產業發展的步伐，及時就相關法律、規章和政策進行清理，完善營商環境，并提供動態升級的技術標準，使新基建有章可循。同時，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新舊結合，進行數字化升級，為智慧城市、智慧社區打下基礎。

開發性政社合作助力新基建，需要政府創造相關條件，如需要科學的區域規劃、有效的市場甄選機制和適用的運營模式。政府應引入規模實力強、社會責任感強、綜合能力強的高能社會資本進行合作，確保社會資本能持續經營。在空間布局上，應具有前瞻性，做到有序推進；在產業布局上，做到產業、環境、人口和城市協同發展，真正實現產城融合。應加緊研究制定針對“新基建”、開發性政社合作的新政策、新規定，填補政策空白，為創新發展鋪路。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