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促使人們從生態哲學高度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關系進行討論與反思，將生態主義的發展置于社會關系層面進行探討。同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再次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生態政治思想的深刻性和合理性。就長遠來看，一些生態社會學思潮從日常生活層面提出的解決生態問題的主張只是治標之策，只有深入吸取馬克思主義生態政治學關于社會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論述，深度融匯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觀點，才能真正引領生態主義思潮的未來走向。

【關鍵詞】全球防疫 生態主義思潮 自然環境 生存方式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抗擊疫情斗爭，目前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疫情仍在世界多國蔓延，防疫形勢依然嚴峻。在這場源起于公共衛生領域的疫情中，生態主義思潮的回潮成為必然之勢。基于不同的學科背景和理論范式，生態主義思潮對各種生態問題的根源及解決之道進行全面審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生態問題的相關理論，為我們準確把握生態主義思潮走向提供了豐富資源。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們從生態哲學的高度展開關于人與自然的大討論

同以往很多次瘟疫和病毒產生一樣，很多人一直關注引發此次新型肺炎的冠狀病毒是如何產生并傳播及人的？這一問題引發人們從生態哲學高度開展關于人與自然，尤其是人與其他自然物種包括野生動物關系的大討論，并產生了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

關于人與自然關系、以物為本和以人為本的爭論。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出現了一種“深層生態學”思潮。這種“深綠”色彩的生態主義思潮強調自然界優先于人類而存在，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具有獨立的價值，其中包括“生物中心主義”“動物解放論”等流派。與之相對的是“人類中心主義”觀點，認為并不存在一個“未被觸碰的自然界”，主張“人化自然論”，自然總是“打上人的烙印”。基于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不同立場，引發關于“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的爭論。自然中心主義者主張，各個自然物種都具有獨立于人類的感知能力和物種權益。人類中心主義者則認為，離開了人來談論自然物種的“權益、價值、意志”等問題是荒謬的，因為這些都是“屬人的”范疇。一些學者將自然中心主義批評為“萬物有靈論”的現代復活，是“詩意的神秘主義或東方宗教的方式”。

中國古代生態哲學觀具有悠久的自然中心主義傳統，無論是道家的“道法自然”，還是儒家的“民胞物與”，都強調應該尊重、順應自然，實現“天人合一”。在西方社會，一直盛行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傳統。這種哲學觀把人視作目的，把其他自然物種作為手段。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明確提出，“天生一切動物應該都可以供給人類的服用”。到了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工具理性的支撐下，“人類中心主義”大行其道。

就現有的研究證據來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產生，很大可能來自于人類撲殺食用的野生動物，如蝙蝠或穿山甲等，這為自然中心主義者批評人類中心主義提供了很好的論據。自然中心主義者從哲學角度這樣指責人類中心主義：在人和自然關系層面，如果自然沒有獨立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人可以主觀任意驅使自然。那么，人類對付自然界的各類病菌就應該游刃有余了。但人類的疾病瘟疫史，包括此次新冠肺炎卻一再以殘酷現實否定了這種論調。當然，人類中心主義者并不會因為一次新冠肺炎就理屈詞窮，放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目的這一基本主張。人類中心主義者抓住自然中心主義的一些極端思潮，譬如對具有“深綠”色彩的“動物解放論”者反戈一擊：立場極端的“動物解放論”者也不可能在現實行為中去保護危害人類的自然物種，比如傳播病菌的蚊子。所以，我們根本無法把自然物種放到和人一個層次來討論平等的物種權益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將生態主義思潮置于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層面，對生態問題與社會生產、政治系統的關系進行了探討

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生態主義思潮不僅局限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層面的討論，一些生態政治學思潮也將其拓展到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層面進行探討，側重探究生態問題與社會生產以及政治系統的關系。近年來，生態政治學思潮不斷延展和深入，出現了“生態資本主義”“生態帝國主義”等思潮，涉及一系列廣泛話題的討論。

其一，關于社會組織形式與政治架構的討論。當前，很多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此次新冠肺炎為何蔓延得如此迅速？一些生態政治學流派在探討這個問題時，將之深入到社會組織形式和制度架構層面。他們指出，新冠肺炎在中國乃至全球快速蔓延的原因，不能單純停留在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這個生物性特征層面，還應涉及當今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形式和資源配置方式：一是都市化的區域發展戰略帶來的人群高密集分布問題；二是大規模人員流動及其背后的經濟社會資源非均衡性問題。

都市化是人類工業文明發展的副產品。都市化發展戰略的必然結果之一，就是出現像武漢、首爾這樣的超大規模都市。城市化中心圈的發展戰略，帶來城鄉經濟社會資源的不均衡性以及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等問題。從“空間政治”的角度而言，都市化戰略弱化社會發展的多極化方向，損害鄉村等非中心空間應有的自主性地位和正當權益。中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大壓力，一度來源于春運期間人員（特別是農民工和大學生這兩個群體）大規模的跨區域流動。拋開春運背后中國人春節家庭團聚這個傳統的文化因素，農民工的大規模流動反映的是城鄉、區域間經濟社會資源的不平衡性問題，大學生的大規模移動則是教育資源的不平衡問題。

其二，關于生態問題背后的國際政治關系討論。新冠肺炎在國際社會蔓延后，一些國家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采取的類似“封城”等果敢措施，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但卻為世界其他國家爭得了防疫抗疫的寶貴時間和窗口期。這些爭論，已經進入區域政治和國際政治領域。實際上，近年來很多全球生態問題都引發了類似的討論。一是關于“碳政治”等問題的“氣候資本主義”討論。隨著氣候變暖成為全球生態難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試圖通過碳排放交易等市場化手段解決氣候問題，并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與自身發展權益不匹配的責任。在不平衡的世界體系中，看似平等的市場手段無益于解決世界生態問題，甚至會加劇這一難題。二是關于“生態帝國主義”的討論。這個問題與上述氣候資本主義有相關性，西方國家借助先發優勢和自身強大力量，將自身面臨的生態問題、環境問題力圖實現空間轉移。比如，將工業垃圾外運到非洲、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生態災難。

從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視野審視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清晰看到資本主義勞動觀和馬克思主義勞動觀的價值目標差異，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生態主義思潮發展的政治方向

有人將馬克思主義歸入“人類中心主義”陣營，其依據就是馬克思關于“人化自然”的論述。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中提出了“人化自然論”。但是，馬克思并沒有否認自然的客觀實在性和優先地位。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哲學思想內涵豐富，我們必須加以完整理解。

第一，自然界是人類實踐的前提和對象，擁有客觀實在性。自然有兩個類別，即“原始自然”和“人化自然”。即使是“人化自然”也有其獨立的自然性質，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第二，人類對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為目標。“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美的規律必須是合乎自然的規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制造人與自然的對立，不符合人類自由解放的目的。第三，解決人和自然對立的正確途徑，在于人的現實的實踐活動。德國古典哲學思考的核心話題之一，就是調和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矛盾。康德在“物自體”基礎上提出“人為自然立法”，黑格爾提出“絕對精神”外化的自然觀。馬克思提出了實踐基礎上的“人化自然論”，致力于實現“人道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統一。這種統一，不同于康德和黑格爾等人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思辨統一，而是克服了舊社會弊端的共產主義實踐。這種實踐，具有變革舊的生產方式的革命性特征，最后導向現實社會的政治變革和人類文明的進步。

從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視野出發，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人與自然的關系，妥善解決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各種爭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和人類歷史上的很多瘟疫疾病一樣，最初都源于人和其他自然物種的緊張關系：人吃蝙蝠、果子貍或穿山甲等野生動物，作為對人類野蠻行為的報復，野生動物將病菌一并傳播給人。最后，人和自然之間通過互相懲罰的方式，在相互退讓中再一次獲得一種平衡。但這一過程付出的代價，無論對人（大規模的病亡、社會停擺等）還是對自然物種（物種滅絕等）都太過高昂。

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將人和自然視為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在本體論層面消融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分歧，在實踐中真正實現“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統一。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生態文明領域旗幟鮮明提出了“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等生態哲學理念。其先進性在于其用整體論、系統論的哲學思維深刻揭示出人與自然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生命系統。這樣，生命共同體理念徹底終結了自然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各執一端的偏執，矯正了生態哲學思潮的發展方向。

馬克思主義生態政治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其始終把自然問題現實化和歷史化。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理解，應當避免將其同歷史唯物主義割裂開來而單純視為學院體制下一種價值中立的知識論范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深刻揭示了自然異化、城鄉對立等問題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根源，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勞動者和自然的雙重危害：“資本主義農業的任何進步，都不僅是掠奪勞動者的技巧的進步，而且是掠奪土地的技巧的進步，……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生態政治學流派主張的自然物種和人類平權論，缺乏現實性和歷史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無產階級和其他自然的物種都是資本力量控制下的被剝削者，但是他們卻分處這個復雜生產鏈條的不同環節和層級。人和自然的解放，是一個宏大、長久的歷史進程。平等的政治權利，是以特定的經濟基礎條件為前提的。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把人的解放進程區分為“政治解放”和“人類解放”兩個不同階段。今天，在人的“政治解放”尚未完全實現的情況下，卻要求賦予動物同人一樣的權利，這是違背歷史條件的，只能流變為溫情脈脈卻缺乏現實性的抽象倫理主義者。正如恩格斯所言，“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還從勞動理論入手，批判了資本主義的非人化特征和反生態本性。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勞動理論認為，勞動的根本目的是發展經濟、創造財富；馬克思主義的勞動理論卻認為，真正的勞動是人的實踐存在方式，是在對象化活動中實現人自身全面豐富的本質。兩者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以擴大生產為核心內容，其價值目標是推進資本積累，實現資本無限增殖；后者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核心內容，其價值目標是推進人類文明進步，實現勞動者的解放。人類面臨的很多公共衛生事件，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檢視器，檢視出資本主義勞動觀和馬克思主義勞動觀的價值目標差異。

中國防疫抗疫的終極目標，就是保障最廣大人民的權益（包括生命安全等），為此可以付出重大努力和一定代價，包括暫時的生產停擺等；反觀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譬如美國優先考慮的是防疫抗疫措施是否會沖擊股市，帶來金融資本受損，影響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等。顯然，民眾在疫情中可能面臨的權益受損、生命安全等，不是其考慮的首要價值目標。馬克思主義生態政治思想，深刻看到了資本邏輯的反生態、反人性的特征，要求拋棄資本邏輯以及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這代表了生態主義思潮發展的正確政治方向。

對新冠肺炎疫情中生態主義思潮的探討不應局限于日常生活和消費方式的轉變，而是應深入到生產方式層面，融匯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觀點

新冠肺炎疫情在社會中掀起了一場關于日常生活和消費方式的討論。同2003年關于SARS病毒來源的討論一樣，一些人將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的來源歸結為部分人吃野味的消費方式。有的人認為野味具有更高的營養價值，有的人則認為昂貴的野味可以彰顯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對此，從政府到民間越來越形成一種共識：要通過一系列手段，包括生態教育、嚴苛立法等來保護野生動物，改變一些特定群體長久以來吃野味的陋習。還有一些討論將日常生活中的消費方式與商品生產結合起來，力圖揭示一些畸形消費方式背后的資本邏輯根源。隨著資本邏輯的深度推進和演化，其表現形式越來越具有隱蔽性，甚至具備了將自身帶來的生態問題轉嫁給他人的意識形態建構能力。

處于生態危機時代的人們四處尋求破解之道，資本力量的操控者深諳將“危機”轉化為“商機”的能力，他們開出的藥方是帶著有機和生態標簽的商品。馬克思當年批判的商品拜物教，在生態危機時代卻以生態捍衛者的新面孔出現。資本力量的操控者通過強大的意識形態建構和媒體宣傳能力，讓人們相信通過在消費領域進行生態消費，就能促進生態危機的解決。人們在生活中消費所謂有機產品，在道德上獲得拯救自然的優越感，在現實中忘卻了資本邏輯主導的生產方式才是罪魁禍首。

對此，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社會思想有助于我們把握各種生態社會學思潮的實質以及未來走向。首先，要正確區分“合理需要”和“虛假需求”。需要分為多個層次，有生存需要，也有發展需要。自然界各種物種的需要，是維持生命的生存需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需要被下降到維持生存的層次，人的需要異化為動物的需要；真正的“人的需要”不僅包括維系身體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實現自我的發展需要。馬克思主義認為，自由自覺的勞動是人的自我實現的方式，自我實現是人的需要的核心。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是刺激消費，擴大生產，實現增殖。資本的意識形態建構能力在消費社會主要體現為制造“虛假需求”，塑造“異化幸福”。在資本主義社會，消費主義價值觀消解工人的革命意識，引導人們到勞動之外的生活消費中尋找滿足和幸福。馬克思主義強調，要擺脫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異化，真正實現人的本質和幸福，必須付諸于創造性勞動。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生態社會學思潮譬如動物平權論者，希望通過提倡素食主義等生活方式的變革來實現物種間的平等權利。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種日常、具體的生態問題解決方案，背后卻反映出一種抽象、倫理式的平等權利觀。素食主義作為一種個人生活選擇，無可非議，也有其積極意義。但我們卻不能忽略這樣一個事實：當前人類面臨的物種滅絕等生態危機，其根源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社會生產方式。野生動物的市場化銷售，一些動物皮草被包裝為社會地位的象征并成為規模化商品，這些都是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這不是通過改變人的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就能根本解決的問題。應該看到，即便是一些生態主義者提倡的有機產品，背后也是資本邏輯在發揮決定性作用。生態主義者消費打著生態標簽的昂貴有機商品，而資本在這場所謂的生態主義盛宴中再次賺得盆滿缽滿。在總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有機產品被塑造為稀缺商品，進一步加劇了資源緊張和社會不公。

就長遠來看，一些生態社會學思潮從日常生活方式層面提出的解決生態問題的主張只是治標之策。我們只有深入吸取馬克思主義生態政治學關于社會生產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論述，深度融匯馬克思主義生態哲學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觀點，才能真正引領生態主義思潮的未來走向。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眾化與國際傳播中心常務副主任）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責編/孫垚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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