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大學傳媒學院院長 陳 龍
【摘要】中國的網絡民粹主義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政治學的理論加以認識和闡釋，這是由中國復雜的國情決定的，其產生的社會土壤是集體焦慮，戾氣發泄成為其基本表現形態，話語勾連與借題發揮是其輿論生成模式，其追求的目標是立即解決，而實現的途徑是“鬧大”，其問題解決方式是廣場審判，其輿論消弭途徑往往是政府出面解決矛盾。這與西方民粹主義政治有所不同，由于其政治表達常常與反社會情緒糾纏在一起，民生訴求多于政治訴求，短期目標訴求多于長遠目標訴求，而一旦這些訴求獲得實利性滿足，輿論就會瞬間消失。這是非典型、初級階段的民粹主義。這一中國特色的政治現象，需要我們從政治理性高度予以重視。
【關鍵詞】社會焦慮 網絡民粹主義 政治理性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09
引言
當前，民粹主義已成為席卷全球政治的風潮，從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到法國“黃馬甲”運動都表明，無領導層、無行動綱領的街頭抗議已成為一種典型的西方民粹主義政治運動，其價值在于表達各種對政府的不滿，強化自身的政治訴求。與西方國家民眾政治表達方式不同，中國民眾更習慣于在網絡空間表達意見。中國當下絕大多數的負面情緒與危機話語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中看到，這些負面情緒是實體社會壓抑結構的轉移。在當前復雜的社會環境下，信息真實性甚少人關心，不論何種信息，只要能承載負面情緒，就能為大多數網民所認同，只要具備所指的批判性張力，就能激發起網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演化為一種民粹主義輿論。近年來，網絡輿論的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大小輿情跌宕起伏，各種輿情都牽涉某種社會焦慮情緒。
社會焦慮是一種彌漫于社會不同階層的緊張心理狀態。它不會輕易消退，不容易通過心理的調適而化解。[1]有學者指出，社會焦慮是公眾面對社會諸多不確定性而產生的焦躁、不安全感，它培養的是一種防御性的生活態度，容易滋生偏見、分化、對立和沖突，帶來社會融合的困境。按照社會學的解釋，社會焦慮易引發越軌行為、加重人們不切實際的心理期望和短期行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種社會焦慮是長期積累而成的。就中國國情而言，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滯后、價值觀念混亂、社會道德滑坡等問題逐漸演變成了全民性的社會焦慮，逐漸彌漫于社會各個領域，具體表現為就業、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期待焦慮。弱勢群體心態的泛化蔓延以及社會安全感缺乏、社會歸屬感的失落，容易引發社會偏見、不信任、不妥協甚至社會沖突，而網絡技術的生活嵌入，為內隱的焦慮情緒提供了宣泄的出口，生成網絡輿情狂歡的景觀。[2]焦慮情緒已成為中國網絡空間民粹主義生成的土壤。在此土壤上誕生的民粹主義也形成自身獨有的一些特色，例如，其輿論生成往往是話語勾連和借題發揮，其追求的目標是“立即解決”，而實現的途徑是“鬧大”，其問題解決方式是廣場審判，其輿論消弭途徑往往是政府出面解決矛盾。這迫使各級政府疲于應付，進而轉身為一種防守型政府，最終綁架了大量的社會資源。這一中國特色的政治現象，需要我們從政治理性高度予以重視，從制度層面加以設計、治理，防患于未然。
網絡民粹主義土壤是社會焦慮
中國網絡空間的民粹主義與西方民粹主義有著很大的差異。2016年以來，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大選上臺，標志著民粹主義在西方抬頭并成為社會主流思潮。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民粹主義受到許多西方右翼政客的重視，在法國、意大利等國家，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因提出超越傳統左右分野、反建制的政策主張而發展迅速，他們把“改變”作為自己競選的口號和政策核心。歐洲經濟的疲軟、失業率的攀升和社會安全的喪失，導致人們的不滿情緒上升，從而引導民眾朝政治“拒絕”方向聚集。在當前的形勢下，民眾對歐盟模式、政黨治理效能、移民問題以及全球化保持懷疑甚至排斥態度，就自然成為一種新的民意。歐洲左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將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他們宣稱與人民有深厚的情感連接，采用直接與民眾聯系的方式，承諾通過提供“繞過哲學紛爭和瑣細制度這樣一條捷徑”，使政治變得透明。[3]西方的左翼、右翼（極右翼）民粹主義產生的土壤，通常是精英代議制政治出現問題引發中下階層的不滿，因此改變政治現狀成為他們最直接的愿望。由于本國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政府部門適應形勢需要的公共產品缺乏，傳統媒介規制管理的思維定勢在互聯網時代仍然保持著某種慣性，這客觀上造成社會缺少多元化的情緒出口，主流媒體作為社會“減壓閥”的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從而造成了某種輿論的被動局面，傳統媒體的出口窄化導致言論洪流流向了新媒體領域。
為什么我國網絡空間的輿論容易演化為民粹主義的輿論？與西方國家不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革節奏加快，社會轉型、利益調整和觀念變革，方方面面都宣示著社會轉型期的到來，尤其是近年來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商業模式轉換都給社會相當一部分群體帶來了不適應，部分群體心理出現了失衡，這在社會底層群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本質上說，轉型期心理失衡的根源在于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相比計劃經濟時代的普遍貧困，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的加大，甚至兩極分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集體無意識使得社會中下層群體感到從未有過的失落，這是從計劃體制到市場體制的失落，是從組織社會到無政府狀態的失落。這種失落日積月累，就漸漸演化為一種社會焦慮。這種社會焦慮心理表現為廣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不定，是一種彌漫于社會不同階層的緊張心理狀態。現實生活中的焦慮表現為“住房焦慮”“就業焦慮”“身份焦慮”“子女教育焦慮”“就醫焦慮”等，具體說就是面對工作機會、戶口身份、房價過高、學位緊張等引起的對機遇公平、公正性表示出的普遍擔心。近年來，由食品安全、疫苗安全、環境安全、暴恐襲擊等惡性案件頻發，也引發了公眾對人身安全的焦慮。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部分是現實空間確實存在的問題，而有些則是虛擬空間引發的恐慌。網絡空間的信息傳播已由早期的告知性傳播轉化為現在的勸服性傳播，即由信息單純傳播已轉化為一種意見生產。
在現實空間，僅僅因為自己所得沒有期待的高，或所得沒有別人的高，有人因此心生怨氣和不滿，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這種相對剝奪感與實際剝奪具有同等的效力，它會激發人的極端情緒，網絡空間不滿情緒是現實社會不滿情緒在網絡虛擬空間的延伸和體現，反映了社交媒體環境下傳播主體的特殊精神狀態。近年來諸多網絡事件引發的輿情表明，網絡不滿心理已經在廣泛程度上的擴散，并且已成為當下社會常態。美國學者羅伯特·韋伯認為，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形成，完全是因為“不滿者遇到了不滿者”[4]，社會各階層多種多樣的利益和欲望強勢匯聚，導致社會認同危機由表及里點爆。在虛擬空間“不滿者”相遇，因共同的際遇，彼此形成無原則認同，焦慮情緒在彼此相互印證中得到強化，于是在網絡空間中不斷發酵，最終形成鞏固的觀點、立場，形成表述的刻板印象。
某種意義上說，“社會焦慮”是一種特定的社會心理和精神狀態。轉型期之所以會產生社會焦慮，這是因為：首先，中國的改革正在經歷一個自上而下的變革時期。社會經濟利益結構正發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調整，在這個調整過程中，部分利益群體成為受益者，必然也會有一部分人群成為利益受損者。大多數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被重新調整。而且，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相比，這種經濟利益結構的大幅度調整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就要完成。[5]經濟利益地位的變化，往往是不可控的，這某種程度上給社會成員產生了不穩定的、動蕩不居的感覺，因而形成很大的精神壓力。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同經濟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部分民眾的社會獲得感不強，社會保障明顯滯后，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積壓的問題較多，社會保障制度明顯缺位。底層群體基于對現實生活保障缺乏的切身感受，因而對未來可能的不利處境產生了程度不同的焦慮甚至是恐慌。凡此種種，都使底層群體面對未來有一種不安全感，人們對于自己的未來前景難以預期，唯恐錯失機遇。底層群體在人生不確定性和對未來不可預期的基礎之上，必定會形成大面積的社會焦慮現象。[6]
再次，經濟的下行壓力日益明顯，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經濟摩擦日益加劇，尤其中美貿易戰讓大眾普遍擔憂未來社會經濟走向的不確定性，給中國的發展和民眾的基本生存狀況帶來空前的變數，進而加重了社會焦慮。
信息傳播的公信力逐漸喪失，民眾的不安全感上升，由此產生真相焦慮。真相焦慮，常常表現為信息不平衡的恐懼，在網絡空間當所謂事件的“黑幕”被一一披露后，真假難辨。群體性事件爆發后，網絡空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眾的視線和思維被許多假消息攪亂了，混亂的輿論狀態根源是政府聲音的缺失，如一些政府部門出于“維穩”的考慮，對真相不敢如實披露，或者滯后披露，造成輿情極化。
大眾的過度敏感和焦慮造就了病態社會情緒，這也自然而然地在書寫行為中表現出來。“成都七中食堂事件”就是對食品安全焦慮的典型案例，該事件一度引發全國關注，形成民粹主義輿論聲浪。雖然這起事件被證實是肇事者故意擺拍制造假新聞引發網絡輿情，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下社會的不安、焦慮情緒。民粹主義產生于司法不公、貧富差距大、官民矛盾深的社會狀態中，不平則鳴、不均則怒在現代社會已經是一種普遍的集體無意識，對于社會財富，人天然地具有一種均貧富的愿望，這種愿望難以實現的時候，就會演化為一種情緒，而這種情緒經常被表述出來。[7]這種不良社會情緒日積月累就會形成暴力反抗的潛意識。這種極端社會心態是日積月累形成的，是多年來壓抑的怨憤情緒得不到有效紓解而逐漸產生的，也是民眾缺少制度化政治參與途徑的必然結果。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呈現出一個特點，即無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加：參與暴力活動的絕大多數人與事件并沒有直接的關系，并不是因為自身的利益受損才引發暴力抗爭行為的，他們對于事件的來龍去脈往往并不了解，而是簡單地將事件認定為強勢一方欺壓弱勢一方。網絡怨憤心理擴散，貧富差距與相對剝奪感促成了另類精神狀態。
戾氣發泄：民粹主義輿論癥候
因焦慮而造成長期的心理淤積得不到宣泄，就容易產生戾氣，這種戾氣很難用“道理”講清，通常我們會發現有些網民的行為有些“莫名其妙”，殊不知，其正是怨氣積累的結果。
戾氣發泄是中國網絡輿論一個最為突出的現象。戾氣很顯然與社會焦慮有關，一方面，隨著現實生活中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中下層民眾產生諸種不如意因而對現實不滿，需要尋找空間發泄；另一方面，民眾遭遇到各種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由此產生怨恨。最根本一點是，社會無法化解彌漫于現實中的相對剝奪感。經典相對剝奪感理論認為，個體主要通過與他人的比較來評價其地位和處境，弱勢群體成員經常體驗到基本權利被剝奪的感覺。[8]因此，在網絡輿論空間里，話語已由溝通和商榷功能，轉變成了傷害他人的話語武器。“義憤填膺”“同仇敵愾”只是戾氣發泄的形式，并不代表戾氣的發泄體現為正義。但民粹主義者卻用聲勢浩大的網絡輿論奇觀營造了一種正義的假象，致使這種發泄具有迷惑性，對“沉默的大多數”影響十分深遠。意見表達的個體化、自由化使得個人情緒相互感染，個體化表達的內容大相徑庭，但情緒氣質是相似的。這種群體性的反精英、反權威、反體制的民粹主義批判情緒引爆點很低，瞬間就會在社交媒體空間大規模傳播，成為洶涌澎湃的“民意”狂潮。
不難發現，以戾氣發泄為特征、以意見訴求為目標是民粹主義輿論的出發點，即中國網絡空間的這種民粹主義很難歸結為一種政治學意義上的運動，雖然表達非常激烈，卻不追求類似西方左翼或右翼政治運動的目的。批判色彩更強烈一點，這是民粹主義的一種初級表達。在意見表達過程中，每個人的內心變得十分強大。誠如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指出的那樣，一個被群體情緒傳染的人會感覺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強大。他的行動完全聽憑于另一種陌生的力量，此時他心里籠罩著一種悲愴的情緒。這種感情讓他表現得完全像是另一個人。[9]社會不滿者在輿論高潮到來時，為了在話語表達中占據主動地位，隱藏自身的怨恨實質，通常借助網絡空間的虛擬完成自身形象的包裝，站在道德高地，標榜自己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公正立場，卻借機吐槽、謾罵、嘲諷。莫斯塞維奇認為，我們的時代正經歷著個人衰亡及民眾崛起的關鍵時刻，他們受到非理性和無意識力量的支配，而這種力量從他們潛意識的巢穴中顯現出來，并本能地表現出來。[10]
民粹主義發展得益于網絡Web2.0技術的賦能，即互聯網尤其社交媒體賦予了網民意見表達的自由裁量權。在“弱者的武器”和“天然正義”的潛意識暗示下，法不責眾的游戲規則，讓中國網絡政治帶有激進和盲動成分，網民在遇到許多重大關切問題，尤其遇到涉及個人權益、民生等網絡事件時心中集聚的怨憤情緒容易瞬間被點燃。無所顧忌、無所節制的發泄就成為一種特殊的輿情現象。在相互感染、情緒高漲的網絡民粹化的氛圍中，人們感受到的是一種自我本能的沖動力量和相互暗示的集體認同力量。在愛國、公平、正義、責任、道德等各種積極行動符號包裝下破壞性行為獲得了戾氣發泄的合法化、合理化。潛伏在人心中伺機而發的非理性破壞欲，獲得了付諸實施的機會。按照法國社會學家勒龐的解釋，這種破壞沖動都會找到貌似合理的理由，至少讓一些人或者一個社會群體都贊同，并使其成員認為是“真實”的、合理的。[11]非理性戾氣發泄是特定群體的激情迸發，社會戾氣長期存在，往往并沒有固定的發泄對象，只要有觸動輿情的導火索，發泄對象就可以變換。而并不太關心破壞的對象和理由。
從網民戾氣發泄的話語策略來看，二分法是一種典型民粹主義套路。民粹主義將社會劃分成“人民”和“他者”兩部分，通過“他者”的存在來團結“人民”。“他者”形象通常是官員、警察、城管、富人、專家等，一切強勢群體都是“人民”的對立面，一切以“人民”的名義行動，因此，“公平”“公正”“維護弱勢群體利益”等成為這個“心理群體”行動合法性來源。網絡民粹主義的破壞欲一部分是基于個體現實利益受損或者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合理性”敵視和報復，他們自認為底層社會天然純潔，而骯臟的則是官員、精英、富人，在他們的潛意識中，對這些具有“原罪”階層的批判具有天然合理性，怎么做都不過分。因此，通過粗魯的謾罵、嘲諷、詆毀等行為，獲得一種破壞后的戾氣宣泄。這種集體無意識中的破壞欲是現實中的個體力圖擺脫社會秩序無能為力感的符號性替代行為，它的目標是想要象征性摧毀一切比他強大、讓他感到壓抑的對象，即權貴精英階層和與之相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權力結構，其產生的根源在于處于中下層的社會群體在現實中遭遇的種種挫折和壓迫感。相比社會的精英階層，普通民眾在現實生活中遭遇了更多的挫折，積累了更多的焦慮情緒，急需情緒出口。網絡新媒體及時提供了情緒出口的模式和范本。
民粹主義為網民制造了一種底層表達天然正義性假象，其做法是從大多數人的模糊認知心理出發，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站在道德的高地，虛構事件細節并對事件進行簡單化的評判誘導。其本能的破壞欲就會更強烈，其破壞對象則理所當然是他們認為侵占他們資源的體制內既得利益階層。在網絡民粹主義的心理群體中，有相同類似經歷和感受的網民圍繞著相關“官權富事件”互相交流和共振，客觀上會放大這種情緒，網民個體在群情激憤的互動中，忘卻自己的真實身份，拋開現實的理性，而屈從于群體熱烈的感性氣氛中，反精英、反權威、反體制就成了網絡民粹主義心理群體的群體無意識和本能破壞沖動。
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很顯然，網絡空間無節制的戾氣發泄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現代性癥候問題，這種民粹主義癥候標示著社會矛盾集聚過快，已造成普遍的社會心理問題。從社會群體心理學角度說，民粹主義的這種批判情緒在于集體無意識和本能沖動的破壞欲。當大多數網民拋開現實中個體的異質身份，抱著法不責眾的心態，加入“狂吠群體”時，就會形成彼此激勵的輿論格局。在網絡空間，這個基于“不滿者相遇”共鳴的群體具有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烏合之眾”的種種特征。
話語勾連與借題發揮：民粹主義輿論的生成模式
廣泛的社會焦慮促成了一種網絡空間的話語生產方式——勾連式話語生產方式的誕生，勾連式話語生產成為一種網絡輿論的生成規律。勾連式話語生產其通常結構是由A事件聯想到B事件然后對A、B事件中的社會腐敗、不公等社會負面問題進行批判。如“北大校長事件”（A事件）中讀錯字也許不是什么大事，但網民卻可能聯想到深層次的社會腐敗問題。在互聯網空間，即使不存在具體的B事件，但網民確信，類似B事件那樣的總體性、趨勢性的現象客觀存在。例如，“刺死辱母者案”“張扣扣案”中，勾連的是對地方惡勢力橫行、官官相護、司法不公等的負面社會印象批判。勾連式話語生產是當下中國社會心態與中國特色輿論的反映。從具體事件輿情發酵，到形成軒然大波，再到后期，就會發現，話語與事件本身關系并不是很緊密了。人們會長時間糾纏某個事件，并不是為了探討某個事件的是與非，而是要勾連、發揮，聯想到總體性的社會不公、總體性的社會腐敗。“夏俊峰案”“郭美美事件”等都是典型，在經久不息的評論背后，都存在借題發揮的傾向。由對B事件批判的合理性推導出對A事件進行的批判也具有合理性。[12]
英國政治學者E.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C·墨菲（Chantal Mouffe）在他們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邁向激進的民主政治》一書中提出了“勾連”（articulation）的概念，他們指出，“我們把在元素之間建立關系的任何實踐稱為勾連，這樣它們的身份就因為勾連實踐而被修改了。清晰的勾連實踐產生了結構化的整體，我們稱之為話語。不同的立場，只要它們出現在勾連話語中，我們就稱之為時機。相比之下，我們把未經話語勾連的元素叫做差異性事實”[13]。網民現實社會權力關系的記憶，是碎片化的，且已經形成刻板印象，這些記憶基本都是負面的。這些碎片化的記憶可以看作是散在的話語元素，在意義的爭奪和生產過程中，它們被勾連起來，形成一種民粹化的政治話語。由“北大校長讀錯字”事件聯想到官員腐敗，由成都七中的食品安全事件聯想到政府不作為造成的道德滑坡，由“畢節兒童餓死事件”聯想到政府官員的冷漠。
勾連實踐則嘗試從話語修辭策略意義上重新爭奪并賦予事物以新的意義，這在西方政治學實踐中是一種常見手段。另一位政治學者伊安·安格斯（Ian Angus）則認為，勾連意味著一種特殊的意義建構方式——“勾連實踐抵達的是一個權力概念，它不單單指向不同旨趣階層之間的意見分歧或對話行為，更為關鍵的是指向深層次上的共識構造過程。”[14]在網絡空間所發生的具有勾連價值的事件，可以成為民粹話語生產者手中有價值的引子，盡管現實中缺少具體事件，但“也許有”成為共識，因為這是現實存儲在網民心目中的刻板印象。話語勾連的關鍵在于連接能指與所指的意指過程。在網絡空間網民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勾連具有某種隨意性，依靠約定俗成而產生的“意指”，這就為不同的社會主體爭奪話語意義創造了機遇。實際上，意義的生產過程就是話語權的爭奪過程。因此，話語勾連是網民利用網絡技術的賦權機制，從而對權力結構的現實進行批判。
基于這種話語勾連，在中國的網絡空間，民粹主義輿論的生成，通常有自身特有的途徑，民粹主義話語與輿論的表現則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借題發揮式的發泄。很多研究發現，一些網絡事件與網民自身利益并沒有直接的關聯，但網民卻表現出極高的參與熱情。以“張扣扣案”為例，兇殺案發生后，許多網民參與了“故事”書寫，諸如“王校軍是鄉長，有權有勢”“王家是村中惡霸，張家是弱者”“宅基地糾紛導致王正軍犯罪”“王正軍沒有坐牢/坐牢時間短”“王富軍犯罪，王正軍頂罪”“張扣扣在部隊時是特種兵”，等等。這些虛假、不實信息將事件導入“官員腐敗、富人為富不仁、官官相護、錢權交易”的敘事框架，各種書寫熱鬧非凡，為事件提供了許多可讀性很強的“猛料”。張扣扣被描述成行俠仗義、為民除害的“英雄”，而王家父子則被描述成“壞人”。這種將普通民事糾紛案件簡化為“人民”與“他者”的沖突，本身就是民粹主義的話語修辭策略。網民積極參與書寫的內容多半是借題發揮的產物，無非是將自己胸中的淤積情緒借機發泄出來。值得注意的是，網民對事件進行評論時，往往不考慮事件的是非關系，直接接入自己的“故事書寫”，他們直接將事件中的雙方當事人劃分出了“弱者”和“強者”，這些接入的“故事”體現了清晰的二元對立關系，是非、善惡、美丑……便于適應網絡時代的淺閱讀規律，易于動員網民圍觀。應當說，民粹化的敘事框架早就存在，這個框架是按民粹邏輯建構的，借題發揮就是發揮話語勾連功能，努力將事件導入到預設的故事框架。
網民的簡單書寫依據的往往是身份標簽，出現“官員”“城管”“寶馬”等暗示身份的標簽，有人就會自動開啟民粹化書寫模式，引起網民“想象與情緒的糾結”，激起他們條件反射般的反對和批判，卻少有熱情和耐心去梳理思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黑白對錯。那些無從稽考的信息，有時卻被轉發、點贊、吐槽評論極多。事件當事人的“階層身份”成為網絡民粹主義者是非批判和褒貶揚抑的邏輯起點和支持或討伐的依據，借助符號“標簽化”策略，成功將事件納入“人民”與“他者”的對立敘事框架。
借題發揮體現了中國特色民粹主義的風格，本質上說，這種借題發揮是一種政治表達策略。隨著勾連話題的漂移，網民可以看到其政治訴求的多元化，有些則是典型的犬儒主義式的宣泄。即對事件保持冷漠態度，認為事情于己無關，雖是“路過”，卻要狂吠一番，借機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河北交通肇事案”或許是個典型。當案件發生后，網絡空間迅速形成對李啟明的譴責浪潮，各種嘲諷、謾罵鋪天蓋地。有網民接力書寫各種“李剛故事”，借這個事件來表達個人的情緒和個人訴求。網民深知，現實難以改變，他們不敢公開表達來源于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因而所表現出來的便是不得不接受現實的戲謔、調侃或嘲諷、質疑。于是，這種犬儒式的表達就成為中國互聯網空間的一種風景，多數情況下這種表達容易發展成為網絡狂歡。政治理念的“空心化”，導致了民粹主義形象多變、難以捉摸。塔格特不得不無奈地說，“民粹主義總像變色龍似的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它是一種陣發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著危機旗號的變色龍”[15]。中國網絡空間的民粹主義也具有這樣的特征。作為情緒發泄的民粹主義，通常都有一個預設的話語，多半來源于現實社會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印象。
立即解決：民粹主義的訴求目標
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網絡空間，不管輿論聲勢如何浩大，一旦訴求的問題得到解決，輿論很快消失。因此，我們可以將網絡民粹主義輿論歸結為現世性、實利性輿論。通常它是現實困境下的無奈之舉。民粹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即表現為這種現世性和實利性。這也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在現實生活中社會問題越積越多，卻長期得不到解決，部分群眾積怨很深，因而通過網絡表達訴求往往不顧現實可能性，急切要求跨越現實時空，超越司法、行政、歷史等一步到位解決問題。簡單化的政治邏輯和樸素民主訴求，“立即解決”就成了我國網絡民粹主義當下現實目標。
聲勢浩大的網絡輿情醞釀，或泄憤、或“圍觀”、或“動員”，旨在借助“民意至上”形成話語權力，營造絕大多數人“意見”，從而對政府組織施加壓力，其目標并非政治綱領性訴求，而是要求解決當下階段性問題，或不滿政府某項決策，或批判某種做法，或譴責某人某事……輿論話語已經形成一種簡單的游戲特征。“立即解決”成為網絡輿論訴求的重點。具體表現為：要求迅速公開真相，要求迅速懲處犯罪嫌疑人，要求迅速罷免事件中的官員……這些都嚴重沖擊著法治社會建設的底線。在這種民粹化輿論壓力下，一些地區政府出于“維穩”的需要，息事寧人而違心作出直接承諾，完全僭越了法治的神圣。
從某種意義上說，焦慮化解是網絡空間民粹化輿情產生的根本動因，“立即解決”就成了化解焦慮最直接的手段。近十年網絡輿論生成與發展的特點均是如此。必須指出的是，“立即解決”與網絡民粹主義“鬧大”策略密切相關。為了實現“立即解決”，網民總是希望把事情“鬧大”從而試圖包裝成民意或公共輿論，這就是民粹主義偽輿論制造的套路。通過網絡動員，可以有效形成網絡空間群體事件的聲勢。相較于底層群體性事件的“鬧大”，民粹主義的“鬧大”是一種傳播策略。當前中國社會群體性事件中的矛盾沖突，是利益訴求或利益博弈的表現，通常不是針對政權的政治性活動，也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經濟性大于政治性；對于公民群體利益表達過程中的困境，“鬧大”有時具有一定的道德震撼力，常常成為“弱者的武器”，帶有濃厚的網絡怨恨極限抗爭的色彩。但是，焦慮和怨恨情緒驅動下的“鬧大”邏輯使網絡輿論走進了一個“怨恨批判”陷阱與死胡同，即并非是以一種正視與解決社會問題的姿態作為輿論抗爭的出發點，多數情況下更多是一種仇富、仇官、仇體制情緒的狂歡，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不分事實是非的犬儒式批判。網民或許是為了維護個人的合法權益，或許是為了支持弱者抗議強權，但也可能是為了宣泄不滿情緒甚至出于其陰暗的目的，以至于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造成錯綜復雜的輿論局面。由此可知，焦慮、怨恨驅使下的情緒宣泄并非真實民意，它導致矛盾升級，局面失控，也會加劇社會心理的失衡和扭曲。因此，每一起網絡媒體事件都成為網民的情緒狂歡的難得機遇，這已成為中國獨有的一種亞文化現象。圍繞具體事件而出現的各種嘲諷、謾罵、戲謔，是一種典型的民粹主義的表達，這也正是中國民粹主義特色之所在。
著眼于“立即解決”的輿論“鬧大”在基層“維穩”中總是輕易得手，這往往形成惡性循環，嚴重破壞法治建設的環境。民粹主義政治認為“政治應該是人民的普遍意愿的表達”。[16]糾結于具體事件的輿情是否是人民普遍意愿的表達呢？“鬧大”作為中國式民粹主義輿論路徑，已成為中國網絡政治的棘手問題。
結語
對當下中國網絡空間的民粹主義，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政治學的一些理論來加以認識和闡釋，這是因為網絡民粹主義的生成是由中國復雜的國情決定的，其產生的社會土壤是集體焦慮，也正是因為這種集體焦慮，才培植了其諸種特色。網絡民粹主義表現為主體敏感。中下階層網民對現實中的事件高度敏感，極容易從“人民”與“他者”對峙思維來理解事件。在中國，“啞鈴型”社會極容易形成仇官、仇富、仇知的話語母題，由于底層網民整體素養不高，其中不可避免地夾雜著犬儒主義、反智主義成分。中國特色的民粹主義活躍在網絡虛擬空間而不是現實空間。網絡空間轉帖多、吐槽多、嘲諷多、謾罵多，總體體現為一種情緒發泄，缺少周密的政治訴求，因而觀點極端、意圖簡單，容易極化。其復雜性在于，網民的合理訴求與反社會情緒常常糾纏在一起，民生訴求多于政治訴求，短期目標訴求多于長遠目標訴求，而一旦這些訴求獲得實利性滿足，輿論就會瞬間消失。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網絡民粹主義是一種非典型的民粹主義，或者說是民粹主義政治的初級階段。
中國網絡民粹主義政治通常沒有具體的政治綱領，不呈現為政治運動，更多地是著眼于現實目標的實現。然而，其政治行為風格也具有某種特色，即通過“鬧大”形成輿論壓力，進而吁求迅速解決問題，而當輿論形成后通常進行“廣場審判”對“原罪”一方進行批判。狂歡活動則常常逾越法律界限，迫使政府從“維穩”角度息事寧人，教育、司法、宣傳等公共資源被迫大量卷入，久而久之政府淪為輿論防守型政府，這已成為社會治理的一個“頑癥”，解決這一問題，還需要從社會善治角度多做文章，政府應在為民紓困解難上多下功夫，緩解民眾的焦慮情緒，徹底消除民粹主義產生的社會土壤。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當代民粹主義思潮最新發展動態及其社會治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6AZD034）
注釋
[1]賈立政等：《全民焦慮癥問診——當前中國人為何焦慮？焦慮程度幾何？》，《人民論壇》，2013年第6期。
[2]于建嶸：《社會焦慮：當代中國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鄉音》，2016年第10期。
[3]M.Canovan, "Taking Politics to the People: Populism as the Ideology of Democracy", in Y.Mény, Y.Surel,eds, The Constitutive Ambiguity of Populism, Democracies and the Populist Challeng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 34.
[4]Robert H.Wiebe, Businessmen and Reform: 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6.
[5][6]吳忠民：《社會焦慮的成因與緩解之策》，《河北學刊》，2012年第1期。
[7]陳龍：《納入母題框架敘事：一種網絡傳播的修辭策略》，《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8]Mummendey,A.,Kessler,T., Klink,A., & Mielke, R,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Vol.76, pp. 229-249.
[9]［徳］伊麗莎白·諾爾-諾伊曼：《沉默的螺旋：輿論——我們社會的皮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96～98頁。
[10]［法］塞奇·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許列民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頁。
[11]［法］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3頁。
[12]參見拙作《民粹化思維與網絡空間底層敘事的天然正義性話語修辭》，《社會科學》，2018年第10期。
[13]Laclau, E.,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 105.
[14]Angus, I., "The politics of common sense: Articulation Theory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Deetz, S.(eds ),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5, Newbury Par, C.A.: Sage, 1992, p. 535.
[15]［英］保羅·塔格特：《民粹主義》，袁明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頁。
[16]Cas Mudde, "The Populish Zeitgeis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4, Vol.39, No.4, p. 543.
責 編／張 曉
陳龍，蘇州大學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導，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傳播與社會治理”優秀創新團隊負責人，中國傳播學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新媒體輿論、媒介文化。主要著作有《當代傳媒中的民粹主義問題研究》《傳媒低俗化問題研究》《傳媒文化研究》等。
Social Anxiety and the Idiosyncrasies of Online Populism
Chen Long
Abstract: The Chinese Internet populism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or interpreted by simply using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theory due to China's complex national conditions. Its reason at the societal level is the collective anxiety; its basic form is rage-venting; it influences public opinion by special wording and sensation-making; its objective is to fulfill desires quickly by making the trouble "bigger"; its problem-solving method is square trial; and the way to stop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s is to rely on the government.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opulist politics in the West, because its political expression is often entangled with anti-social sentiments where the people's demands are more related to their livelihood rather than politics and their goals are mainly short-term rather than long-term so that once their demands are satisfied, the simmering public opinion will disappear instantly. This is the atypical, incipient populism. This is also a political phenomen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merits our high at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Keywords: social anxiety, China-specific, internet popu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