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柴尚金
【摘要】近年來，美國及西方國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蔓延，政治極化、社會分裂、制度困境日益顯現。社會主義國家穩中有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處于新的歷史方位，非執政共產黨在大變局中加快自身變革，世界社會主義思潮流派和力量結構出現新變化。美國及西方國家圍攻打壓社會主義力量的態勢趨緊，民粹主義崛起擠壓左翼力量空間，百年大變局拓展了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發展新空間，但也給一些共產黨和左翼力量變革增加了不確定性因素，短期內難以改變“資強社弱”格局。
【關鍵詞】大變局 左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世界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D03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6.004
西方國家在大變局中陷入制度性困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發展不平衡加劇，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不穩定因素交織，美國及西方國家“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蔓延，政治極化、社會分裂、制度困境日益顯現。
貧困化和社會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盛行，國家間激烈的經濟競爭加劇了各國勞動者之間的生存競爭，全球財富不斷向最發達的少數國家集中，一些國家和民族利益受損。技術革命引發產業結構的變化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和新貧困化現象，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一度擴大的中產階級人口數量下降，貧富和地區差距拉大，貧困人口不斷增多，弱勢群體生存狀態進一步惡化，特別是很多老人、婦女、兒童飽受饑餓和貧窮的折磨。2018年美國智庫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頂尖1%人群的收入，是剩下99%人群的26倍，而在貧富差距最大的紐約、佛羅里達和康涅狄格，前1%富人的收入分別為剩下99%大眾的44.4倍、39.5倍和37.2倍。[1]貧困化和貧富懸殊激化了社會矛盾，要求改變不平等、不公正現象的呼聲日高。
黨派政治極化加速社會分裂。長期以來，西方有保守派和自由派政黨相互“糾偏”傳統，政治鐘擺效應特征明顯。近年來，西方多黨民主開始演變為缺乏理性包容的“否決政治”，政治極化、民意分裂明顯。一些國家將政治難題訴諸“全民公投”，不僅難以彌合民意裂痕，反而帶來更大的政治紛爭和社會分裂。2019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是“挺歐派”與“疑歐派”、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黨派對決。意大利和波蘭執政黨積極打造“意波軸心”，率領歐洲各國民粹政黨，復興“本國第一”的民族主義價值觀，抗衡“德法軸心”。歐洲一些國家的極端政黨與民粹主義融合聚變，演總統的“政治素人”當選總統的“黑天鵝”怪象頻現，網絡輿論和“民意”領袖為吸引眼球走極端，激化各方矛盾。特朗普上臺簽署的第一個總統令就是立即廢止前總統奧巴馬的“醫保法案”。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限制移民、修建邊境隔離墻、提高關稅搞貿易保護主義等極端做法引起民主黨的強烈不滿，共和、民主兩黨斗法勢同水火，極化政治撕裂美國社會。
西方制度吸引力弱化。美國日裔學者福山在他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一書中論證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機制的衰敗失靈，他認為，否決型政體而導致美國的“政治衰敗”。21世紀初資本主義危機的一個最為集中、最為突出的表現，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效和衰敗。[2]《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托馬斯·皮凱蒂通過對當今西方廣泛存在的收入和貧富差距擴大現象的透析，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已走進死胡同。還有許多西方理論家從不同角度論述了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平等這些長期以來被視為“永恒法則”的價值信條的破滅和衰敗。當今美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盛行以及“后西方”“后真相”“千禧社會主義”等思潮升溫[3]，彰顯美國方向迷失、道路迷茫、信心迷亂。“社會主義”在美國掀起一股旋風，已成為吸引選票的“金字招牌”。資深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旗手自居，主張清除金錢腐敗政治，改革民主黨使其“重新成為工人、老人和窮人的基層黨”。2018年贏得美國紐約州民主黨國會議員提名的拉丁裔年輕婦女奧卡西奧-科特茲同樣自稱為民主社會主義者。歐美國家的千禧一代深感資本主義危機四伏，更傾向于接受社會主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非洲普及多黨制民主，結果引發一些國家政權更迭和政治動蕩；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卻帶來新的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矛盾激化；在東歐中亞頻繁制造“顏色革命”，推動所謂民主化轉型，導致一些國家解體和民族分裂；在西亞北非推出“大中東民主計劃”，發動伊拉克戰爭和一系列“街頭革命”，結果“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很多國家并沒有因政治轉型而變得更好，相反卻引發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也門等國長期內戰，戰爭至今沒有結束。美國等一些西方還以民主失范、選舉不公為借口，大肆對伊朗、委內瑞拉等進行干涉和武力威脅，充分暴露其“假民主、真霸權”面目。最近，美國及西方國家敵視社會主義的本性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表現得更為露骨。特朗普甚至在聯合國公開指責“社會主義帶來深重災難”，呼吁世界各國“抵制社會主義”。然而，美國及西方國家鼓噪的自由民主并不是解決廣大發展中國家問題的靈丹妙藥，其長期引以為傲、并不遺余力向別國推銷的制度光環日漸黯淡，吸引力越來越小。許多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制度從“心儀”到“心疑”，開始拋棄過去照搬西方的一些做法，非西方發展模式的探索如春潮涌動。
越南、朝鮮、老撾、古巴在大變局中穩中有進
在百年大變局中，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繼續推進政策調整和經濟革新進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同時積極應對外部環境挑戰，頂住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打壓和制裁，為國內政治社會穩定發展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越南、朝鮮、老撾、古巴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不變，強調要探索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各國有不同的國情，各國執政黨對本國目前所處的階段及當前的任務看法各異，因而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解有差別，對經濟政策的調整也各有側重。
越南躋身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經過30多年的革新開放，越南擺脫了貧窮落后面貌，經濟和民生問題都有很大改善，2007年1月，越南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越南經濟連續十多年保持7%以上的增長，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2206億美元，人均GDP翻番，達到2385美元，人民生活持續改善，一躍成為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2018年在世界經濟形勢總體復雜多變的情況下，越南進出口貿易總額突破4750億美元，順差77億美元，經濟增長7.08%，躋身世界經濟增速最快國家行列。近年來，以阮富仲為總書記的越共十二屆中央狠抓黨的作風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重拳懲治腐敗，以空前決心和力度“打虎拍蠅”，依法依規處理了一批省部級現任和退休高官，先后處理了數百起貪腐和經濟案件，查處數千名違紀干部，其中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志明市市委書記丁羅升、原貿工部黨組書記、部長武輝煌，峴港市委書記阮春英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黃德詩等高官。為防止黨內政治思想、道德、作風蛻化的“自我演變”“自我轉化”，進一步鞏固越共執政地位，越共中央對越南政治體系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整頓和糾偏，嚴明黨規黨紀和黨的政治紀律，強化黨對檢查監督工作的領導，增強黨對政府經濟工作的指導，突出黨對軍隊和公安系統的直接領導。
越共著力開展干部隊伍特別是能力優秀、品質高尚、德高望重、堪當大任的戰略級領導干部隊伍建設。嚴把干部選拔任用關，注意民意評價，突出以德為先。越共十二屆中央出臺《關于推進建設能力、威信和品德過硬的各級干部特別是戰略級干部的決議》《關于朝著更加精簡、運作更有效的方向推進政治體系組織機構改革有關問題的決議》等系列文件，對各級領導干部職務評價標準作出了具體規定，做到有章可循，不斷完善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管理體制機制建設，加大干部工作的巡視力度，查處用人不正之風。要求各級黨組織努力建設純潔、穩固的黨，不斷提升越共領導力與戰斗力。
朝鮮路線方針政策出現新變化。進入21世紀后，朝鮮以“實利”為中心，在計劃經濟框架內進一步調整一些經濟政策，如對部分企業實行“社會主義企業責任管理制”，[4]擴大獨立核算及經營上的自主權，以增強企業生產積極性；農業領域繼續推行“責任田制”，農民可單獨或以生產小組方式進行承包經營；進一步放松對農貿市場的限制，個體經商蔚然成風，農貿市場交易活躍。同時，設立自由經濟貿易區和工業園區，積極尋求對外合作機會，借外力發展經濟。朝鮮勞動黨七大提出“2016～2020年國家發展五年戰略”，核心任務是解決能源問題，實現國民經濟先行部門和基礎工業的正常生產，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在朝黨七大和最高人民會議第十三屆四次會議上，金正恩先后就任朝鮮勞動黨委員長和國務委員長，正式集黨政軍最高權力于一身，完成由“接班人”向“最高領袖”的轉變。金正恩強調要永遠繼承金日成、金正日的先軍之路、自主之路、社會主義之路。
近年來，為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形勢，朝鮮積極謀求改善同美國的關系，2018年6月在新加坡，朝鮮與美國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首腦會晤，2019年2月，金正恩赴越南出席第二次美朝首腦會晤，就美朝關系進行建設性對話。近年，朝鮮和韓國首腦多次會晤，雙邊開展了一系列交流合作。雖然朝鮮內外政策有所調整，但美國仍不放松對朝制裁，朝鮮所處國際環境依然嚴峻，國內經濟建設仍存在諸多困難。
老撾同步推進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2016年1月召開的老撾人民革命黨十大，總結了老撾革新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功經驗：堅持黨的有原則的全面革新路線并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凱山思想；堅持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發展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要作用；堅持基層政權建設和農村全面發展；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堅持提高各級黨組織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能力；堅持提升黨的領導作用和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堅持和平獨立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老撾人民革命黨認為，以上七點體現了人民革命黨對老撾自身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理論成果。2017年初，老撾人民革命黨出臺了《關于抵制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的決議》，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重點加強對腐敗易發多發領域的監督檢查力度，改善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狀況，解決黨的執政能力不足和官員腐敗問題。
老撾逐步革新農村和農業經營模式，農業、畜牧業和其他副業生產迅速發展起來，糧食基本實現自足有余。老撾農業生產被納入市場經濟軌道，長期處于自然、半自然經濟的農村面貌有所改變。老撾還積極推進城市和企業改革，除電力、郵政、自來水、公路橋梁建設、采礦和軍工企業由政府控制的公有企業經營外，其他企業均陸續通過承包、租賃、合資、股份制等不同形式進行經營。企業按市場機制自主經營，政府加強對信貸、貨幣的監管，對物價、匯率和通貨膨脹實行有效控制。改善投資環境，鼓勵外商投資電力開發、農林商品生產和加工業、養殖業、手工業、礦產業和服務業等領域。成為東盟成員國后，老撾同周邊國家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日益增多，進出口總額逐年上升。近年，老撾重視完善財政預算，穩定貨幣體系，改善營商環境，實現經濟年均增長7%以上。2018年，老撾國內生產總值179億美元，人均GDP2599美元，人民生活狀況得到很大改善。
古巴在內外困境中保持穩定。古共六大后，古巴加快經濟社會模式更新步伐，啟動國有企業改革，興建經濟開發區，出臺了各種吸引外國投資和外國游客的優惠政策。古共七大對古巴過去經濟模式更新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行了理論總結，引入“中小私營企業”概念，強調“能者多勞，多勞多得”分配原則，首次提出了古巴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理論。古共七大重申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將古巴建成一個主權、獨立、民主、繁榮、可持續的社會主義國家。[5]古共七大后，古巴個體經濟發展迅速，截至2016年底，古巴共有53.5萬名個體從業者，占古巴勞動人口總數的10%左右，個體經濟已成為古經濟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古巴經濟社會模式更新進展緩慢，未能完成預期目標。從國際看，美國對古巴封鎖制裁是首要原因。特朗普上臺后，不斷加強對古巴封鎖力度，嚴格限制美國企業同古巴進行貿易往來，將多家古巴企業列入制裁名單，降低古裔美國公民向古匯款額度，限制美國公民赴古巴旅游，暫停對古巴提供領事業務等。近期又宣布《赫爾姆斯—伯頓法》全面生效，“長臂管轄”對在古投資興業的第三國企業形成威脅。從國內看，古巴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導致許多官員和群眾存在等、靠、要的依賴思想，要真正實現解放思想、轉變觀念還比較難。黨和政府推行模式更新，但相關配套改革沒有到位，模式更新難落地。當前，古巴能源、交通及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對糧食、水、電、藥品、教育等仍實行政府補貼，遠不能滿足實際需求，如取消補貼，普通老百姓是負擔不起的。如何解決短缺經濟、實現真正的發展，是古巴黨和政府面臨的重要挑戰。
多年來，古共重視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廉政建設，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古共鼓勵人民群眾參政議政，提高人民在人民政權中的參與程度。黨和政府出臺的重大措施，特別是直接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舉措，都事先通過黨、政、工青婦等系統，提交全黨、全民討論，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以凝聚社會共識，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近年來，古巴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平穩交替，古共重視對年輕干部、女性干部的培養和使用，領導體制出現了積極變化。古共在選拔和任用各級領導干部時，規定要征求群眾意見，群眾不信任的人堅決不用。對有違紀違法、腐化墮落的干部，不管職位多高，嚴肅處理。2018年4月，參加古巴第九屆全國人民政權大會的605名代表，全票選舉迪亞斯-卡內爾為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古巴國家權力由卡斯特羅兄弟轉交到革命后出生的新一代人手中。隨著模式更新進程深入和古“革命一代”領導人逐步退出政治舞臺，古巴1976年憲法內容難以適應當前形式，古共七大做出了修憲的決定，經過兩年多全民討論和修改，新憲法在2019年2月舉行的全民公投中獲得高票通過，并于4月10日正式生效。古共領導干部生活簡樸，不搞特殊化，即使在食品和生活用品嚴重匱乏情況下，也沒有特供，高級干部同群眾一樣憑證按規定數量購買商品，許多領導干部騎自行車上班，不坐公家配給的轎車。當前，古巴政局保持穩定，國家發展方向明確，經濟社會模式更新漸漸進入深水區。
非執政共產黨在大變局中加快變革與發展
自《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多年以來，共產黨始終是國際共產主義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6]當今世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共產黨有130多個（不包括非法或冠以其他名稱的共產黨），其中有30多個共產黨或在國家和地方參政，或擁有議席。國際金融危機后，多數共產黨在譴責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堅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力量趨于穩定并有一定的發展，也有一些黨在右翼和民粹政黨的夾擊下，影響下降，處境艱難。
發達國家的共產黨順應時代變化積極開展民主斗爭。西方發達國家共產黨盡管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影響有限，力量微弱，但基本上度過生存期，站穩了腳跟。日本共產黨保持黨的特性不變，拒絕政府補貼，以各種方式為勞動者和社會弱者說話，大力抨擊資本家剝削年輕勞動力的行徑，吸引了許多年輕人入黨，在日本政壇中的地位穩固。歐洲國家的共產黨為更好地以民主的力量與當今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作斗爭，紛紛加入歐洲左翼黨。作為歐洲政壇的一個跨國聯合政體，歐洲左翼黨現有27個正式成員黨，8個觀察員黨和3個伙伴黨，在歐洲議會擁有51個議席，為歐洲議會第六大黨團。目前，歐洲左翼黨中有一定影響的共產黨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法國等國的共產黨。歐洲左翼黨在經濟政策上反對新自由主義，抵制各國政府的緊縮政策，要求對歐洲經濟的戰略性行業實行公共和民主控制，建立能滿足社會需求而非資本主義利益的全新經濟模式，強調堅持社會公正、男女平等、生態主義、人道主義等價值原則，為反對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各項緊縮政策而不懈努力。[7]面對英國“脫歐”、難民移民危機、民粹主義思潮泛濫等挑戰，歐洲左翼黨主張尋求一種開放且進步的解決方案來扭轉歐洲的不利局面。西班牙共產黨近年來聯合各方左翼力量，發動民眾開展抗議活動，黨的影響逐漸擴大，現有黨員4萬多人，是西班牙第三大政黨。葡萄牙共產黨目前參與左翼執政聯盟，并在38個市單獨執政，其斗爭目標是促進社會公平、公正和改善民生。德國左翼黨現有黨員人數約6.2萬，在德國聯邦議院中占69個席位，主張通過民主斗爭和社會變革實現“制度更迭”。
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在合法斗爭中擴大影響。亞洲、非洲、拉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在經過20世紀90年代初短期的組織分裂和思想混亂后，力量趨于穩定，有的力量上升，影響擴大。大多數共產黨采取議會內外斗爭相結合的和平方式，并同其他左翼力量結成統一戰線，主張通過合法斗爭方式實現社會主義。南亞是共產黨和左翼政黨比較活躍的地區之一，近年來，印度、尼泊爾的共產主義力量出現加強團結合作甚至聯合的趨勢。尼共（聯）同尼共（毛）[8]于2018年5月合并成立尼泊爾共產黨，成為尼泊爾執政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同印度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馬列）、印度前進同盟、革命社會黨等左翼政黨組成左翼陣線，共同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印共（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失去執政地位后，黨員人數不減反增，已突破100萬，是世界上黨員人數最多的非執政共產黨。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南非共產黨始終堅持與非國大、南非工會大會結成政治同盟，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近年來黨員人數迅速增加，由10年前的幾萬人增加到迄今28.5萬人，在非國大領導機構和南非各級政府中任職的南非共黨員人數增多，有10人擔任南非政府部長、副部長職務。拉美現有20多個共產黨，巴西、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秘魯等國共產黨穩定發展，均是本國政壇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巴西共產黨現有黨員34萬人，在巴西政府部門和一些市鎮都有巴西共黨員擔任部長、市長職務。智利共產黨現有黨員4.7萬人，是該國唯一黨員人數不降反升的傳統政黨。
俄羅斯東歐中亞國家的共產黨重新得到勞動人民的肯定和支持。該地區重建的共產黨都聲稱是前共產黨的繼承者，影響較大的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擁有黨員15萬人，在2016年9月第七屆國家杜馬選舉中贏得42席（現43席），為杜馬第二大黨。捷克—摩拉維亞共產黨是捷克國家議會的第三大黨，現有黨員3.7萬人，在全國13個州的9個州執政或參政。哈薩克共產人民黨現有黨員人數10萬，在議會下院擁有7個席位。塔吉克斯坦共產黨和吉爾吉斯共產黨人黨的黨員人數續有增長，發展勢頭看好，在本國議席都有席位。目前，該地區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和探索實踐重新獲得勞動人民的肯定和支持。
非執政共產黨開始重視自身建設。在資本主義國家多黨民主體制下，共產黨影響力大小主要是通過支持者和同情者多少體現出來的，如果要在政壇上發揮作用，必須要有一定數量的民眾支持，也就是要爭取到一定的選票。因此，非執政共產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爭取民眾支持和贏得更多選票作為實現執政目標的重點。過去一段時間，一些共產黨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形式“扁平化”，活動方式“民主化”，導致黨內派別林立，紛爭分裂不斷，黨員人數不斷減少，傳統選民持續流失。近年來，西班牙共產黨等吸取“民主化”的教訓，恢復和加強民主集中制，健全黨的組織結構，特別是重視黨的基層組織作用，強調共產黨應在左翼聯合陣線中發揮核心和引領作用。[9]為突破發展困境，法國共產黨改變以往偏重上層控制的黨建模式，重新加強支部堡壘作用，強調要把法共的集體行動建立在充分發揮基層作用的基礎上，讓基層組織成為黨的思想的傳播者和主要行動者。當今各國共產黨都注重引入信息網絡技術，轉換基層組織活動方式和影響社會的方式，成立基層網絡黨支部，加強與民眾溝通聯系，吸引年輕人參與黨的日常活動，基層組織活力和作用開始恢復并不斷增強。
大變局助推新興社會運動和左翼思潮逆勢而上
新興社會運動得到中下層民眾的響應和支持。當今世界，“治理赤字”“發展陷阱”此起彼伏，貧富分化、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問題層出不窮，資本主義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弊端叢生，經濟危機不斷向社會文化等領域滲透，各種新興社會運動和抗議活動不斷。2011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2018年法國的“黃馬甲”運動及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發生大規模社會風潮，實際上就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向社會領域傳導而引發的抗議活動。方興未艾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倡導綠色環保等新興社會運動得到民眾的廣泛響應和支持，吸引眾多年輕人、非政府組織和左翼人士參與其中。一些環保主義政黨如綠黨等在各國政壇獨樹一幟，并成為重要的參政黨。各種左翼力量和新興社會運動開展維護中下層民眾利益及反資本主義、推動歷史進步的斗爭，不僅為共產黨擴大生存和發展空間提供了機遇，也是共產黨可以借重和合作的重要力量。多數共產黨已認識到，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化進程中，必須加強共產黨與各種左翼力量及各種新社會運動之間的聯合與合作，將各種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團結起來，形成合力，建立一個替代資本主義的廣泛陣線。
西方學者的“馬克思熱”再次升溫。在《資本論》出版15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年和馬克思誕辰200周年之際，西方社會再次掀起“馬克思熱”。左翼學者“重新發現”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理論價值，認為全球化和科技進步推動商品和資本雙重過剩，導致資本與勞動關系失衡，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西方資本主義陷入民主危機、治理危機的制度困境。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學者、專欄作家認為，要探索人類社會發展前景，必須向馬克思求教，馬克思學說仍具有現實意義，人類社會至今仍然生活在馬克思所闡明的發展規律之中。“讓馬克思主義活起來”，已成為西方左翼人士的共識。國際金融危機后，許多左翼人士和社會主義者頻頻舉行各種國際研討會，如在法國巴黎召開了多屆馬克思大會，在美國紐約連續舉辦世界社會主義學者大會，一致譴責和批判資本主義，主張未來世界屬于社會主義。
世界社會主義在大變局中挑戰與機遇并存
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同人類文明進步的時代潮流和當今世界大變局緊密聯系在一起。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新興大國和傳統大國之間，圍繞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展開激烈較量，其中充滿不同價值觀念和不同社會制度之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世界上開辟了一條成功道路，對世界社會主義未來發展將產生重要引領作用。
（一）百年大變局短期內難以改變“資強社弱”格局。美國等西方國家圍攻打壓社會主義力量的態勢趨緊。在世界百年大變局的形勢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發展和深化，世界經濟“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資本主義雖遭遇危機，但敵視社會主義的本性并沒有改變，反而表現得更加露骨，社會主義國家仍在世界資本主義包圍中生存發展，左翼力量不斷遭到右翼勢力的打壓和圍攻。美國和西方國家高舉“民主和平”[10]的旗幟，憑借科技、經濟優勢，在輸出資本的同時，不遺余力地輸出西方價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在各地搞“顏色革命”，以“教師爺”身份鼓動發展中國家搞私有化、自由化，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去遏制“非西方陣營”的國家的發展，甚至不惜發動一場又一場針對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戰爭，武力推翻這些國家的政權。當今美國政府仍固守“冷戰”思維，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前總統顧問班農等公開詛咒社會主義，表示要加大制裁封鎖古巴、委內瑞拉，對左翼政權勒緊絞索，徹底鏟除拉美共產主義的最后遺產。歐盟領導人聲稱要根據《里斯本條約》第七條，停止向違反西方共同價值觀的成員國提供歐盟資金。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越南、老撾的輿論攻勢和文化滲透不減，鼓動“持不同政見者”起來鬧事，以達到和平演變越南、老撾之目的。特朗普上臺后，依照美國自訂的“長臂管轄”法，嚴格限制第三國同朝鮮進行貿易往來，對朝鮮強化制裁封鎖。不同意識形態和文明特性刺激了西方國家敏感神經，他們不僅揮舞自由、民主、人權大棒，利用網絡輿論，丑化污名化中國，而且發動貿易戰、科技戰、人才戰，全方位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打壓。“后冷戰時代并不是一個全球高唱《歡樂頌》的美好時代，而是一個意識形態斗爭仍然深刻存在的艱難時代，是一個以文明沖突、社會緊張、人權矛盾為表象的鍍金時代。”[11]百年大變局引發不同文明和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以2017年1月特朗普總統首次發布《國情咨文》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為標志，中美關系發生深刻變化，意識形態和制度模式開始成為中美之爭的最后高地。在美國極端人士看來，中美貿易戰的背后實際上是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明之戰，如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主任斯金納聲稱美中博弈不是國家間的，而是一場長期的“有關信仰、意識形態和文明之間的較量”，美正“與一個真正的不同文明和意識形態作戰”。[12]此番言論表明美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零和博弈”思維根深蒂固。面對新一輪“反社會主義”逆流，一些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產生懷疑，對共產主義理想動搖，對世界社會主義能否走出低谷、何時穿越黑暗隧道盡頭仍憂心重重。另外，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弱小還表現為國際話語權貧乏，正義呼聲很難轉化制度話語力量。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把持著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金融機構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獲取了由科技力和經濟力帶來的規則制定權和話語優勢地位，這一“強者更強”趨勢進一步固化了“資強社弱”格局。
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與共產黨長期執政面臨更多風險挑戰。馬克思主義認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13]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是極為復雜、艱巨的長期任務，社會主義改革和發展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作為政治制度相同、發展道路相近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長期面臨執政、改革開放和西方和平演變的嚴峻挑戰。如何維護共產黨執政地、確保國家政治安全、推動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是當今社會主義面臨的共性問題和頭等大事。從越、老、朝、古的探索和發展歷程中看到，如何既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除弊鼎新，又堅定不移維護基本制度、堅持正確方向，是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面臨的嚴峻考驗。執政的共產黨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還需不懈探索，民主、法治和黨的自身建設都需進一步加強。如何在兩種制度的共存、交往與合作中保持社會主義特色，如何在不同制度和發展模式競爭中保持制度優勢，在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上，逐步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發展過程中著力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仍是社會主義國家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民粹主義崛起擠壓左翼力量空間。雖然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客觀上為社會主義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外部環境，但應清醒地看到，社會主義力量并沒有抓住機遇實現逆勢而上，民粹主義力量反而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獲利者”。民粹主義打著反精英、反體制旗幟，贏得眾多民眾支持，異軍突起。民粹主義這一當代國際政治格局變化的伴生品，將在歐美和許多發展國家常態化，同左翼爭奪支持者的趨勢更加明顯。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信息網絡技術和自媒體快速發展，網絡式、扁平化、無中心的平等參與政治模式開始形成，西方反資本主義思潮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領，正加快向民粹主義轉化，助推民粹政黨崛起，結果擠壓了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的生存空間、政策空間和民眾基礎。各國共產黨除了繼續受右翼的排斥打壓外，現在還受到來自民粹主義的挑戰。在傳統右翼和民粹政黨夾擊下，多數共產黨、社會黨陣營中的“中左派”以及發展中國家一些左翼政黨，處境更加艱難。傳統勞工階層身份認同“碎片化”，在現實壓力和民粹主義蠱惑下，很容易從一個陣營轉投另一個陣營，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力量“天然”的社會基礎。一些共產黨去傳統、去意識形態化，導致黨的思想和組織混亂。創新不足，很少能提出有吸引力的政策主張和替代模式，行動能力弱化，主觀條件滯后是世界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
（二）時代潮流推動世界社會主義力量開拓前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潮流推動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發展壯大。從大變局趨勢看，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世界文明的多樣性與發展模式的多樣化更加明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1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不同文明（包括制度文明）有差異，有時也會產生沖突，但可以和平共處、交流互鑒。通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把各國國情差異性和文明多樣性轉化成為促進互補發展、互利共贏的源頭活水。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契合各國人民共同期盼。它超越了國別、黨派和制度的異同，匯聚起各國都認同的最大公約數，蘊含著人類都接受的共同價值，對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民族、各文明共生共存具有普遍借鑒意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的先進思想，它所追求的消滅剝削、實現社會公正平等、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實現人類徹底解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等理念和價值，永遠占據人類道義的制高點，這是社會主義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的根本原因。特朗普上臺，推行“美國第一”的戰略，頻頻對一些國家包括其盟國發動貿易戰。美國“毀約退群”，大搞單邊主義和霸凌政治，“盟主”風光不再，其鐵桿盟友也開始各掃門前雪，西方同盟關系出現裂縫，西方主宰世界的地位開始動搖。在西方民主國家，由于政府表現不佳、政治兩極分化、經濟不平等加劇，民眾對民主制度運轉失望和不滿情緒上升，美國民眾對美政府及民主進程的信任度處歷史最低點。西方思想界在世界大變局背景下對西方民主運行的失望及對民主制度何去何從的茫然，表明西方政治制度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西方社會發展的需要。革新調整使社會主義國家煥發生機，各國左翼力量在低潮中不斷調整，思想理論、組織力量和活動方式發生積極變化，努力從低潮中探尋未來的發展與復興之路。
各國左翼力量呼吁加強國際聯合與斗爭合作。總體上看，當今世界“資強社弱”基本格局未變，資本主義雖遭遇危機，但仍有一定的調適余地和發展空間，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各國社會主義力量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首要任務就是積蓄力量、凝聚民心、擴大政治影響，從而為實現世界社會主義新發展打下堅實基礎。許多左翼政黨意識到，必須創造性地對時代特征、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路徑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做出有說服力的回答，實現理念突破與創新，同時要在戰略上重視左翼陣線聯合與合作，有效吸引、領導各種力量開展反資本主義的偉大斗爭。一些有利民生、推動歷史進步的新興社會運動拓寬了當今政治實踐領域，不僅為共產黨擴大生存和發展空間提供了機遇，也是共產黨可以借重和合作的生力軍。加強與各種新社會運動合作，團結各種左翼力量，培育新優勢是共產黨未來發展的主要途徑。近年來，各國共產黨利用每年召開一次“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這一多邊合作平臺，彼此交流思想和看法，對促進共產黨之間團結合作產生了積極意義。迄今為止，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共舉行了20次，歷屆會議都貫穿了“團結世界共產主義進步力量，反帝反資、建設社會主義”的宗旨目標。2017年11月，為紀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俄共在圣彼得堡主辦了第十九屆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來自77個國家103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300多名代表與會，會議分析各國共產黨左翼力量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號召各國共產黨弘揚共產主義理想、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捍衛和平及實現社會主義。2018年5月，中國在深圳舉行了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理論研討會，中方邀請50個國家和地區的75個共產黨和左翼政黨的領導人參會。邀請發出后，反響熱烈，踴躍報名，大多數都是黨的主席、總書記作為代表參加會議。與會代表一致肯定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呼吁中國應進一步要利用自身優勢和影響，在社會主義國際團結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多數共產黨都認識到，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形勢下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目標是一個長期過程，必須要實現廣泛的左翼聯合陣線，特別是要加強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合作，調動和利用各種積極因素，制定正確的戰略與策略，擴大左翼統一戰線，以達到凝聚隊伍和爭取自身發展的目的。但應看到對于是否及怎樣建立共產黨國際聯合，各國共產黨內部及共產黨之間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歧，共產黨的團結聯合任重道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社會主義失敗論”“歷史終結論”一度甚囂塵上，“中國崩潰論”不絕于耳，但中國沒有在這一“多米諾骨牌”的劇變中倒下，堅持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不變，并以中國式道路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雖然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呈現出種種曲折性、復雜性和艱巨性，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大方向不會改變。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在總體上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規定性，沒有解決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也不能最終改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仍然是當今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鄧小平同志在上世紀90年代針對有人說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失敗了，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經過長過程的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1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成功彰顯，充分驗證了鄧小平提出的“只要中國社會主義不倒，社會主義在世界將始終站得住”[16]這一論斷的正確性。
作為一種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一般性，它在回答和解決中國問題的探索中，為其他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如何發展，積累了經驗，提供了選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東方文化的歷史底蘊和馬克思主義的基因特質，中國特色并不是中國特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顯示出的個性和特色，通過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可變成可復制、可分享的共同經驗而得到普遍認可。許多外國共產黨和左翼人士指出，通過總結吸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創新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和管黨治黨經驗，可為深陷思想迷茫、理論困惑、政策匱乏、行動失措等多重窘境的國外社會主義及左翼力量提供有益參考借鑒，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振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獲得巨大成功，“給人們指出了一條擺脫全球資本統治的破壞性進程的出路”，開辟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新前景。[17]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旗，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廣交天下朋友，成為動蕩世界中的穩定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成為振興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引領中國不斷走向世界的征程中，必將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進入新階段。
注釋
[1]“美國議員提議對富豪征稅70%”，彭博社，2019年1月24日，https://www.sohu.com/a/291225691_334198。
[2]楊光斌：《福山政治觀點的轉變說明了什么》，《北京日報》，2014年11月4日。
[3]參見《美國千禧一代轉向“社會主義”》，《參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
[4][5]聶運麟、余維海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年鑒（2016年）》，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8、100～102頁。
[6]柴尚金：《當今國外共產黨發展變化的五大亮點》，《當代世界》，2018年第8期。
[7]王家瑞主編：《當代國外政黨概覽》，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1115～1117頁。
[8]尼泊爾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歷史上曾有多個派別，主要有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尼泊爾共產黨（馬列）等，其中尼共（毛）曾改名為尼共（毛中心）、聯合尼共（毛）。
[9]于海青：《重新轉向列寧主義——西班牙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其重大變化與影響》，《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
[10]張勝利：《理論與現實的雙重困境—后冷戰時代“民主和平論”再審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第36～43頁。
[11]參見Glenn J.Antizzo,U.S.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w to Win America's W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2-28。
[12]朱東陽、王超：《美多數專家認為中美“文明沖突論”實屬荒謬》，《參考消息》，2019年5月6日，第3版。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頁。
[14]《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頁。
[15][16]《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346頁。
[17]《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月5日，第1版。
責 編／張 曉
柴尚金，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天津科技大學特聘教授、天津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名譽院長。研究方向為國外社會主義、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政黨政治。主要著作有《變革中政黨：國內外政黨建設的經驗與教訓》《政黨與民主新論》《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與“第三條道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