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窮忙族”即勞動貧困人口逐年攀升，造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自身的低收入不能滿足最低生活需要，但除自身原因之外，還存在技能提升渠道不足、男女薪酬分化、勞動雇傭惡化、低保政策不到位等多重社會根源。日本解決勞動貧困人口問題還需要多方形成合力。

【關鍵詞】日本勞動階層 貧困 雇傭環境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貧困人口是發達國家面臨的普遍問題，在日本尤為突出。近年來，日本的貧困人口逐年攀升，其中，“工作貧困階層”是困擾日本的一大社會難題。這一群體為18歲至65歲的勞動力人口，有工作和收入卻長期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被日本學界稱作“工作貧困者”“勤勞貧困階層”“窮忙族”等。根據（OECD）2009年對日經濟審查報告顯示，80%以上的日本貧困人口屬于這類工作貧困人口。

工作貧困層對日本的影響深遠，首先是加劇少子化問題。對于單身貧困者而言，居無定所、捉襟見肘的生活和對未來的不安，使很多人選擇晚婚、不婚。已婚率持續低下最終使得少子化問題雪上加霜。其次，工作貧困層極易造成貧困世襲。經濟的入不敷出使得貧困家庭沒有余力提高子女的生活水平、提升學歷、做出長遠的職業規劃。再者，工作貧困層還將加劇日本老年貧困問題。此外，醫療問題、養老問題都將是工作貧困階層面臨的難題。

自由打工族缺乏職業競爭力和職業上升空間

日本的自由打工族最早出現在1987年，這個群體的特點是追求自我價值，注重自我滿足。出生于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的自由打工族們，在富足的物質生活中成長起來，比起正式員工刻板的通勤生活，他們更向往無組織、零束縛的自由職業。日本厚生勞動省2001年日本總務省調查顯示，30%的人失業的原因是目前暫時沒有找到自己想做的工作，35%的人主動放棄正式就業而選擇自由職業是為了“實現自我價值”“不愿受到某個單位的約束”。

這個人群的另一個特點是低學歷、年輕化、低技能。按照日本厚生勞動省1991年對日本自由打工族的定義，他們是15至34歲的以打零工或小時工形式就業5年以內的男性或未婚女性。日本總務省2001年公布的數據表明，68%的自由打工族只有初中或高中學歷，而日本文部省統計的2002年高中畢業生中，有62%的人選擇了以自由打工的形式就業。

隨著勞動雇傭環境的逐漸惡化，越來越多的人被迫成為自由打工族。2018年的日本厚生勞動省調查顯示，日本86.95%的失業人員是緣于公司破產、人事調整、雇傭解約，僅有12.5%是在等待更高薪的工作。30.6%的人選擇非正式就業是因為找不到正式工作、需要貼補家用、需要賺取學費。僅有約2.2%的人選擇現在的工作是因為可以用到學過的專業知識。

自由打工族多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零售業和服務業，工作內容和工作時長不固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職業技術培訓，無一技之長，學習能力弱，學歷低等諸多因素限制了其職業上升空間。越來越多的自由打工族在工期結束后因無法再就業而淪為“窮忙族”，NHK調查顯示，日本的自由打工族一旦年齡超過35歲就幾乎找不到工作了，而“窮忙族”的平均年齡僅為37歲。

日本勞動者派遣法的變革加劇了勞動力市場的動蕩

日本政府于1999年、2004年、2010年三次修訂勞動者派遣法，將非正式雇傭從業人員的適用行業由原來的26種放寬至幾乎全行業（除7種特殊行業外）。日本勞動者派遣法的變革改變了終身雇傭的穩定模式，使非正式就業成為常態，受此影響，日本非正式就業人口激增，僅1999年一年就增加了50萬人，而這一年的正式就業人數減少了100萬。整合日本厚生勞動省歷年數據統計可以看到，日本非正式就業人口已由2010年的1763萬人激增至2018年的2120萬人。

非正式就業人口成為了日本貧困的重點人群。有數據顯示，近8成的“窮忙族”是非正式就業人口。日本學者石井加代子研究分析證明，非正式就業人口極易陷入貧困，一旦陷入就很難擺脫，而夫妻雙方無業或非正式就業的家庭，其貧困率遠高于夫妻一方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因此，正式就業是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受到經濟下行壓力的影響，日本企業對員工的培訓量呈下降趨勢，很少有公司對非正式員工進行職業培訓。日本厚生勞動省“能力開發基本調查”顯示，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70%-80%的日本企業開展了員工培訓，而進入2000年以后，這一比例就降至40%，并呈逐年遞減的趨勢，其中，面向非正式員工的職業培訓不及正式員工的一半。在這樣的情況下，非正式工想要轉正就更為困難了。

大面積雇用非正式從業人員使企業可以隨時按需獲得人才，節約了員工培訓、福利待遇、人工費等，有效削減了成本。但日本最低時薪并沒有提高，企業產生的利潤并沒有通過提高福利待遇和薪酬等方式回饋給非正式員工。2002年至2008年日本經歷了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期，比1965年至1970年的經濟擴張期（57個月）足足長了16個月。然而，18歲至65歲勞動人口的貧困率不降反升，2006年的貧困率比1995年反而增加了3.9%。此后，日本勞動人口的貧困率呈現出逐年攀升的趨勢，新的貧困人口正是由這種不穩定的雇用關系不斷產生出來。

政府扶貧政策收效甚微，提高女性薪酬是關鍵

一直以來，日本政府都在通過增加社會福祉來降低貧困率，但收效甚微。OECD數據顯示，1995年至2012年，盡管日本政府通過社會福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貧困問題，貧困削減率由15%增加到了29.6%，但這一數據仍遠低于法國（67.5%）、英國（55.3%）和德國（52.8%）。日本每年的貧困人口，尤其是工作貧困階層人口都在逐年攀升。這顯示出政府的干預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日本勞動貧困階層問題。

長期以來“男主外、女主內” 的家庭模式支撐著日本工薪階層的生活，“安居樂業”的小家庭生活也為戰后日本經濟飛速發展提供了堅強的后援。在這種模式下，父親們外出工作，母親們做專職主婦，女性婚后辭去工作回歸家庭是普遍現象。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和日本總務省“全國消費實態調查”顯示，2000年至2015年15年間，日本雙職工家庭顯著增多，由1999年的52.5%上升到2014年的61.0%。然而，雙職工家庭的貧困率卻一直高于單職工家庭。全國消費實態調查顯示，1999年至2014年的15年間雙職工家庭的貧困率始終高于80%，而單職工家庭的貧困率始終低于18%。也就是說，即使母親外出工作，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家庭的貧困狀況，日本的貧困家庭無法通過增加家庭就業人數來脫貧。這與日本女性的低薪酬有關。

日本單親母親的就業率居發達國家之首，而單親母子家庭的貧困率也居發達國家之首。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和總務省統計，日本單親母親的就業率2011年為80.6%，到2012年增長至83.2%，2015年為79.9%有所回落，但2016年又增長到了85.7%，可以看到，近5年來始終保持在較高水平。而從單親母子家庭的經濟狀況來看，其貧困問題非常突出。以2012年為例，日本單親母子家庭的貧困率高達56.0%，是OECD平均值的2倍，遠超美國（32.2%）、法國（19.2%）、德國（13.9%）和英國（9.8%）。日本女性薪酬低廉直接導致單親母子家庭的貧困問題。

日本式貧困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征，一是雙職工家庭的貧困率高于單職工家庭，即使是母親新增就業的情況下，仍然不能改變家庭的貧困狀況。二是日本單親母親就業率和單親母子家庭的貧困率雙雙位居發達國家首位。以上兩點綜合反映出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雖然比戰前有所提高，但全面實現男女同工同酬還需要漫長的過程。三是政府干預手段對解決貧困問題效果甚微，提高勞動力就業能力、增加正式就業崗位、增加女性勞動報酬雖然是有效途徑，但真正實現還需要企業、勞動人口和政府三方形成合力。

（作者為廣東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日本厚生勞動省：《勞動力調查（基本集計）2019年（令和元年）9月份速報》（日文 ：労働力調査（基本集計）2019年（令和元年）9月分），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網站，2019年11月1日。

②日本厚生勞動省：《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日文：國民生活基礎調査），日本厚生勞動省網站。

③日本厚生勞動省：《全國消費實態調查》（日文：全國消費実態調査），日本總務省網站。

責編/谷漩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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