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年輕人的壓力既來源于經濟發展不景氣等客觀因素，也來源于其心理文化等主觀因素。平成時代經濟不景氣的現實改變了日本企業的雇傭形態，給日本年輕人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雇傭形態的改變導致了日本職場人際關系的不和諧，進一步加大了處于弱勢地位的派遣職員的壓力；根深蒂固的“罪己”意識，使得急于建功立業的年輕人難以承受工作失敗的壓力。

【關鍵詞】日本 年輕人 壓力 【中圖分類號】D58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日本年輕人過勞死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一些人對日本房價相對低廉、車子也便宜，年輕人卻依然感到壓力大乃至不堪忍受去自殺這一現象感到費解。根據日本政府2018年發布的《預防過勞死等對策白皮書》，從1998年到2011年，日本連續14年每年自殺人數超過３萬人。2010年以后，自殺總人數有所減少，但因工作問題而自殺的人數卻呈現出增長趨勢。2017年，日本因工作自殺的人數甚至達到了自殺總人數的9.3％。鑒于日本即將進入人生百年時代的超老齡化社會，自殺人數的增多無疑是一個十分嚴峻的社會問題。筆者在日本經濟發展狀況等客觀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心理文化等因素，從而對日本年輕人的壓力來源進行分析。

平成時代經濟不景氣的現實改變了日本企業的雇傭形態，給日本年輕人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在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諸多企業為了削減人力成本減少正式員工，增加非正規雇傭人員。2001年，松下、富士通、索尼等電子公司相繼宣布裁員計劃，日本的終身雇傭制受到了沖擊，加速了瓦解的態勢。于是，非正規雇傭的派遣職工越來越多，而成為公司的正式員工也越來越難。根據日本2018年版《青少年白皮書》中關于年輕人第一次就業情況的數據，現在已經就業的人員或者過去曾經就業過的人員的第一份工作的雇傭形態，正規雇傭占57.8％，非正規雇傭占34.2％。其中，在25歲至29歲人中，正規雇傭占68.3％，非正規雇傭占26.4％。在16歲至19歲人中，正規雇傭占30.6％，非正規雇傭占53.1％。

所謂“派遣職員”，就是臨時合同工。企業為“正社員”提供的優厚福利待遇，合同工不能全部享受。合同工雖然工作量大，但前途不穩定，收入比正式員工少，甚至經常受到正式員工的歧視。此外，日本勞動法規定，外派職員雇傭年齡不得超過40歲。這意味著合約到期后，合同工就會面臨失業的風險。此外，每當經濟危機來臨或者企業陷入困境，首先被裁減的便是合同工。因此，日本年輕人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派遣職員。但是無疑，現實是很嚴峻的，當前的日本年輕人還無法擺脫這種命運。

總之，作為派遣職員，無論是所負責的工作內容、薪金待遇，還是雇傭的穩定性等，都與正式員工有著較大的差別。諸多社會需求得不到滿足，長此以往，其內心所要承受的壓力之大也足可以推知。

雇傭形態的改變導致了日本職場人際關系的不和諧，進一步加大了處于弱勢地位的派遣職員的壓力

所謂終身雇傭制，是日本企業戰后的基本用人制度，即從各類學校畢業的求職者，一經企業正式錄用直到退休始終在同一企業供職，除非出于勞動者自身的責任，企業一般不會輕易解雇員工。終身雇傭制促成了日本企業人際關系融洽、重情重義的氛圍。可以說，日本的終身雇傭制是發展了的家族制度。從精神層面上看，終身雇傭制對塑造日本人的團隊精神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歷史事實亦證明，終身雇傭制度為二戰以后的日本經濟騰飛作出了巨大貢獻。

因而，終身雇傭制的逐漸瓦解，必然會導致日本企業擬血緣家族式體制的崩潰。日本人的基本人際狀態屬于“緣人”型。從自我認知層面看，日本人是在一個關系密切的人際圈子中進行自我認知，其社會生活不是趨于個體，而是趨于與他人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根據投入感情的多少形成了三個較大的交際圈：最內一圈是由親人組成的，中間一圈是由熟人、朋友、同事等組成，最外一圈則是由生人組成的。“緣人”型的人際交往特點是：對于感情最濃的“親人”適用“嬌寵”法則；對于半感情半算計的熟人、朋友、同事等適用“義理”法則（“義理”是一種促使人們維護交換平衡、人際關系穩定的規范。它既是一種責任也是履行責任的禮儀，還是償還欠情的義務）；對于完全不需要投注感情的生人，則適用公平競爭法則。終身雇傭制度下的日本企業本來是一個由親人與伙伴組成的擬血緣大家庭，是沒有“生人”存在的。但是，在正規雇傭與非正規雇傭混搭的形態下，派遣職員作為短期的臨時合同工，有意無意地被當成了“生人”，使得本該彼此積極合作的關系總是難以順暢地進行。不和諧的人際關系，無疑進一步加大了處于弱勢地位的派遣職員的壓力。

根據日本人才派遣協會201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派遣職員中，有80.4％的人感到有壓力。而給其造成壓力的首要因素是“工資待遇”，其次便是“被派遣單位的同僚”以及“被派遣單位的上司”。換言之，正是職場人際關系的不和諧，造成了日本派遣職員的壓力。

根深蒂固的“罪己”意識，使得急于建功立業的年輕人難以承受工作失敗的壓力

有日本社會學家曾稱，擁有“罪己”意識“是日本人的才智聰明之處，是作為成年人的條件”。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多有不同，如果罪己的主體是個人時，主要有如下四種方式：一是對自己處以社會聲譽上的責罰，比如在新聞媒體上進行公開道歉等，這是最為普通的一種罪己方式。二是對自己處以經濟上的責罰，比如自行削減工資、獎金待遇等。三是從社會地位層面對自己進行責罰，比如主動辭去公職等。四是對自己處以身體上的責罰。采取這種罪己方式，輕者，或是一頭秀發剃光，或者是參拜廟堂百次；重者，則會以命謝罪，比如自殺，這也是最為嚴厲的罪己方式。而行為主體采取哪種罪己方式，主要視外部情境的壓力大小而定。

由于經濟長期不景氣，日本企業不僅極力削減正式員工的數量，增加臨時雇傭人員，而且對新入職員工的要求也不斷提高。比如，要求其一入職就能發揮獨當一面的作用，賦予其與工作經驗和能力極不相符的任務。因而導致年輕人身心疲憊，健康狀況嚴重受損。作為一個年輕人，特別是經過激烈競爭后得以進入心儀公司的年輕人，滿腔熱忱想報答知遇之恩而拼命工作者自然不在少數，為了自身未來的發展想建功立業者也不在少數。然而，欲速則不達，被委以超乎個人工作能力的重任，每天處在高強度的工作環境中，長此以往，不僅不能很好地完成上級交辦的工作，失誤也會頻發。而每當這種情況出現時，總得有人出來承擔相應的責任，不同程度的“罪己”也就在所難免，最為嚴重的便是自殺了。

2019年，日本改元，實現新老天皇的交接，開啟了令和時代。對于剛剛過去的平成時代（1989-2019年），很多日本人認為這是一個經濟長期低迷、自然災害以及天災人禍多發的時代。而筆者所言的“當代日本年輕人”，都是這一時代刻骨銘心的親歷者、見證者，其沉重的壓力，可謂既是平成時代社會發展的客觀環境與日本人獨特的主觀心理文化特點所致，也是“罪己”意識等獨特的國民性格使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尚會鵬：《“緣人”：日本人的“基本人際狀態”》，《日本學刊》，2006年第3期。

②尚會鵬：《論日本人的交換模式》，《日本學刊》，2009年第4期。

③《日本公布首部預防過勞死白皮書》，新華網，2016年10月8日。

④《防止“過勞死” 日本無人機“唱歌”催下班》，新華網，2017年12月13日。

責編/孫渴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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