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發現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制度相互適應的過程即社會轉型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并不是簡單地用現代替代傳統，而是一個由傳統性主導向現代性主導過渡的過程，也是一種文化傳統在新的情景中不斷豐富內涵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傳統—現代性觀念的結構、內容既體現了個體在社會中的心態調適，也體現了市場邏輯與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融合，更是我們尋找政治經濟平衡點、預判新興產業發展方向的重要依據。
公眾現代性均分（72.97）高于傳統性（68.31）均分，通過比較兩個維度的10個指標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前3個指標分別是積極進取（74.24）、工具理性（74.00）、獨立自主（73.54）；得分最低的3個指標分別是男性優越（62.80）、關系取向（68.53）、遵從權威（69.57）。
個體的傳統—現代性與公眾生活密切相關，在公眾生活方式選擇和價值理念接受上，適應型、傳統型、混亂型、激進型四類群體在養老、就業、婚育等多領域表現出顯著差異。
適應型群體對當前生活滿意度及社會未來發展預期最高，混亂型群體生活滿意度最低，保守型群體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期相對較低。進一步加強公眾與現代性制度的相互適應，應著眼于以下幾點：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堅定“四個自信”，實現公眾的現代化；提高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和社會發展預期，有效引導不同群體全面健康發展；完善制度建設，提高治理能力，在傳統—現代的雙重超越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并不是全然對立、此消彼長的關系。每個人身上既有傳統性因素，也有現代性因素。現代性是指在現代社會中，個體所具有的一套認知態度、價值取向、思想觀念、氣質特征以及行為模式等；傳統性是指個體在傳統文化等因素影響下所形成的認知態度與行為模式。現代性形成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產生活，構成一個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
馬克思認為：“社會不是由個人構成，而是表示這些個人彼此發生的那些聯系和關系的總和。”人們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探索伴隨著對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這必然是個體與制度相互適應的過程，但并不是簡單地用現代替代傳統，而是一個由傳統性主導向現代性主導過渡的過程，也是一種文化傳統在新的情景中不斷豐富內涵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公眾傳統—現代性觀念的結構、內容既體現了個體在社會中的心態調適，也體現了市場邏輯與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融合，更是我們尋找政治經濟平衡點、預判新興產業發展方向的重要依據。
持續了解公眾的傳統性與現代性觀念，有助于深化我們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從而更好地針對公眾訴求，為實現更平衡、更充分的發展提供方向。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開展此次調查①，旨在剖析公眾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群體特征、類型，傳統性與現代性如何影響公眾的態度和行為等，并進一步研判發展趨勢、提出相關建議。
公眾對自身現代性特征的接受程度高于對自身傳統性特征的接受程度
本研究根據已有文獻資料，重新修訂了個人傳統性（圖1）和現代性（圖2）量表。傳統性包括遵從權威、敬親孝祖、男性優越、關系取向四個維度，現代性涵蓋自由平等、獨立自主、積極進取、工具理性、消費取向、婚戀開放度六個維度。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的每個項目之下均設置五個選項，分別是“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一般”“比較同意”“非常同意”，以此來評估公眾對傳統性和現代性的直觀認識，并根據人口學變量進行差異分析。
具體來看，公眾現代性均分（72.97）高于傳統性（68.31）均分，通過比較兩個維度的10個指標可以看到，得分最高的前3個指標分別是積極進取（74.24）、工具理性（74.00）、獨立自主（73.54）；得分最低的3個指標分別是男性優越（62.80）、關系取向（68.53）、遵從權威（69.57）。由此可見，公眾對自身現代性特征的接受程度要高于對自身傳統性特征的接受程度。進一步分析傳統性與現代性及各個維度之間的差異，可了解公眾對傳統性與現代性認知的分布狀況。公眾對現代性的認知主要體現在獨立自主、積極進取、工具理性、消費取向、婚戀開放度等方面，對自由平等的認知趨同度并不高。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公眾在價值觀念、生活理念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均發生了變化。例如，此次調查顯示，公眾對新型職業、新型養老表現出一定的青睞。在調查中，受訪者向往職業領域排名第一的是自由職業，其次是高新技術產業；而對于未來理想的養老方式，62.18%的受訪者選擇獨自養老，不依靠子女。
公眾對傳統性的看法差異較大。其中，公眾對男性優越的看法差異最大，遵從權威次之，對敬親孝祖的認同相對一致。公眾對傳統性看法的不一致，也從側面展現出社會變遷對傳統價值觀的沖擊和影響。例如，中國傳統社會素有男尊女卑的思想觀念，但在調查中我們發現，當今社會，人們對男性優越的認知已不同于以往，當問及“女兒長大終究要嫁人，生女不如生男”時，43.28%的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較同意”，39.95%的受訪者表示“非常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表現出一定的差異。
代際、性別、學歷、地區分布、社會階層等因素對公眾傳統—現代性認知的影響
就代際因素而言，受訪者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在代際間均存在顯著差異。從總體得分看，“80后”群體傳統性得分最高（72.89），“90后”群體次之，“50后”及以前群體得分最低（58.89）；“80后”群體現代性得分最高（77.56），“90后”群體次之，“50后”及以前群體得分最低（63.70）。在傳統性方面，相對于“70后”“80后”“90后”群體對傳統認知的整齊劃一，“00后”群體的傳統性認知具有一定波動，尤其表現在對“遵從權威”和“男性優越”的認知上。在現代性方面，“95后”“90后”“80后”群體對現代性的認同更加一致，主要表現在獨立自主、工具理性、婚戀開放度等方面；其他群體對現代性的看法相對分散，尤其表現在自由平等方面。不論是傳統性還是現代性，“00后”群體的認知均表現出較大差異，具有鮮明的個性化特征和較強的主體意識，且自我表達、民主意識、社會參與意識更強。
就性別因素而言，不同性別群體的現代性差異不大，但對傳統性的影響較大。總體來看，男性（69.20）在傳統性得分上高于女性（66.45），女性在現代性總分（73.91）上略高于男性（72.53），而且在獨立自主、工具理性、積極進取、婚戀開放度四個維度上均高于男性。
就學歷因素而言，本科（含大專）學歷的受訪者傳統性最高（70.03），其次是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受訪者（69.75）；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受訪者現代性最高（75.08），其次是本科（含大專）受訪者（74.79），且現代性得分隨著學歷的遞進而增長。進一步分析不同學歷受訪者的認同度可以發現，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受訪者對傳統性及現代性的認同最不一致，本科（含大專）學歷的受訪者對于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認同度趨于一致。從分項指標看，在學歷方面，傳統性的各項指標相較于現代性的各項指標具有較大差異，這尤為明顯地體現在公眾對敬親孝祖、遵從權威、自由平等、男性優越等方面的認知上。可見，教育是促進個人現代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就地區分布而言，東部地區的受訪者傳統性與現代性均有較高得分，西部地區的受訪者傳統性與現代性得分均較低。新一線城市的受訪者傳統性得分最高（70.26），一線城市的受訪者現代性得分最高（73.93）。從城鄉地區看，外地農村戶籍受訪者傳統性得分高（69.21），本地城鎮戶籍受訪者現代性得分高（73.88）。從日常居住地來看，一線城市受訪者對于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看法最不一致，認知方面呈個性化趨勢，其次是新一線城市。居住在鄉、鎮、村的受訪者對于傳統性和現代性的看法比較趨同，尤其表現在敬親孝祖、獨立自主、婚戀開放度、工具理性等方面。
就社會階層而言，認為自己屬于社會中上層的受訪者傳統性與現代性得分均較高。進一步分析發現，公眾對傳統性認同的差異性大于現代性，尤其表現在對男性優越、遵從權威、敬親孝祖、積極進取等方面的認知上；認為自己屬于較高階層的受訪者對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認知差異較大；認為自己屬于中下階層的受訪者對于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看法比較趨同。
公眾傳統—現代性的四種類型：適應型、保守型、混亂型、激進型
在現代化過程中，公眾傳統—現代性心理與行為的變遷速度和程度可按照群體差異分為四種類型：適應型（傳統性與現代性皆高）、保守型（傳統性高而現代性低）、混亂型（傳統性與現代性皆低）、激進型（現代性高而傳統性低）。根據調查數據，我們可對各個類型的個體心理和行為特質進行如下分析：
第一，適應型。適應型是指個體傳統性和現代性程度皆高的一類群體，他們能夠很好地面對和適應社會環境變化，這一群體占總體的比例最大（66%），個人的生活態度在四類群體中表現最為積極。具體來看，這類群體以“80后”（29.07%）“90后”（27.17%）以及學歷為本科（47.62%）的人群為主，此類受訪者多認為自己屬于社會中層（37.42%）。通過數據分析，該群體主要包括那些生活在一線城市之內的居民，他們的生活相對穩定，對于社會多元價值接受度較高。整體而言，該群體能夠以開放的心態接納新鮮事物，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傳統的優良品質，遵循社會規范。該群體對于“公平正義”等相關議題十分關注，能夠以積極的生活態度迎接各種挑戰，在遵循社會規范的同時力爭實現個人獨立。
第二，保守型。保守型是指個體傳統性高而現代性低的一類群體，其中以男性、“70后”及“60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訪者為最為典型。這類群體多以本地城鎮（52.58%）、本地農村（28.87%）居民為主，自評社會階層多為社會中層（37.11%）和社會中下層（28.87%）。相對于適應型群體，保守型群體正在經歷現代性轉型，對現代性持有一定批判態度，固守傳統。具體來看，這類群體大多經歷過中國數次重大社會變革，見證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更具傳統的務實精神和責任感。他們往往在敬親孝祖、遵從權威等方面表現出更高的認同；其缺點是思想相對保守、創新性不足，對新鮮事物的接納速度較慢，在生活中更加注重對傳統精神的繼承和弘揚。
第三，混亂型。混亂型是指個體傳統性與現代性程度均較低的一類群體，他們對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認識較為模糊。調查數據顯示，該類群體以“90后”為主。在這一群體的發展軌跡中，個體層面的認知受到來自傳統與現代、社會與自我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其“改善生活、追求自主人生”的主觀意愿十分強烈，但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下，他們的焦慮感越來越強，由此產生了關于自我、他人、社會和未來的擔憂、壓抑、煩躁等復雜心理，在思想上出現了“空心病”“軟骨病”等問題。面對壓力，一些人選擇以“佛系”的生活態度進行自我排解和自我減壓。就其文化本質來看，選擇“佛系”是“90后”“00后”群體（尤其是部分高校學生群體）在競爭激烈、階層分化的社會環境中尋求自我發展的一種探索。無論如何，“佛系”終究有其消極的一面，一些青年人安于現狀、不愿奮斗、逃避責任等心態是需要進一步關注、引導和改變的。
第四，激進型。激進型是指個體現代性高而傳統性低的一類群體，他們更看重現代而相對輕視傳統。這一群體以女性、“95后”居多，學歷程度中等偏上，年收入在5萬元及以下，多居住在東部地區（以新一線城市、其他省會和地級市為主）。不同于“佛性青年”，該群體在競爭激烈、階層分化的社會環境中探索并形成了一套追求個性、發掘自我潛能的生活方式，他們崇尚自由平等、傾向于超前消費、婚戀開放，相較于其他群體，該群體表現出更強的“自我決定”傾向。現代性高是現代化進程加快進而對其產生影響的必然結果，但一些年輕群體同時也忽略了傳統的重要性，或者在情感上對依托傳統的生活方式產生了隔閡，容易走向極端。例如，有些年輕人盲目崇尚洋節，熱衷于西方的“舶來文化”，甚至心態浮躁、急功近利，形成了物質上的利己主義和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
公眾傳統—現代性變遷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會變革及發展新趨勢
人們對發展的思考和探索、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展現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公眾傳統—現代性結構變遷，折射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轉型，針對這一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對于尋找政治經濟平衡點、穩定社會人際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現代性發展程度是評估當前人與制度相互適應的重要依據，現代化制度的發展與當下個體意識的覺醒、萌發相伴相隨，從公眾的傳統—現代性特征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的發展趨勢。
公眾的傳統—現代性與我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諸多問題都能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找到根源。同樣，傳統性與現代性對個人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影響也受到社會變遷的制約。當前，中國發展正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社會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復雜，公眾思想的獨立性、差異性顯著增強。在這一背景下，影響公眾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因素有很多：宏觀層面包括社會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等；微觀層面包括性別、年齡、學歷、戶籍、工作、家庭、社會階層等。同時，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也滲透到社會生活中，影響并轉變著公眾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以上述適應型、保守型、混亂型、激進型四類群體為研究對象，本文重點就個人傳統性和現代性所帶來的公眾行為特征及其價值差異進行分析。
一是評估公眾的養老、職業、婚育等行為選擇。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影響著公眾的養老預期，適應型、保守型、混亂型、激進型四類群體的養老預期存在顯著差異。現代性較強的群體偏向于獨自養老，傳統性較強的群體則傾向于居家養老。具體來看，對于“養兒防老不再可靠，養老還得靠自己”這一說法，四類群體態度不一：68.93%的適應型受訪者“非常同意”或者“比較同意”，激進型受訪者的認同度位于其后（55.97%），保守型（15.46%）和混亂型（8.14%）受訪者認同度比較低。從養老方式來看，適應型受訪者最青睞獨自養老（23.15%），其次會選擇社區居家養老（20.53%）；保守型受訪者首選居家養老（25%），其次是機構養老（17.19%）；混亂型受訪者最青睞獨自養老（27%），其次是機構養老（20.90%）；激進型受訪者最青睞居家養老（21.23%），其次是獨自養老（20.36%）。可見，現代性得分較高的適應型群體在養老方面傾向于獨立自主，傳統性得分較高的保守型群體偏好傳統的居家養老或機構養老。
自由職業受到公眾的普遍青睞。從公眾最向往的職業領域來看，適應型、混亂型、激進型群體均看好高新技術產業，保守型群體則偏向于機關及事業單位。具體來看，適應型群體最向往的職業領域是高新技術產業、自由職業、機關及事業單位等；保守型群體偏向于機關和事業單位、自由職業、網絡主播等；混亂型群體多傾向于高新技術產業、自由職業和電子競技等；激進型群體青睞網絡主播、高新技術產業、自由職業等。
在婚育方面，公眾表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共存的特點。在結婚和生育意愿方面，適應型和保守型群體對婚姻和生育持積極態度，混亂型和激進型群體態度相對消極。具體來看，對于“結了婚人生才圓滿”這一說法，72.20%的適應型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較同意”，64.95%的保守型受訪者認同這一說法；相比之下，混亂型和激進型的受訪者認同度較低，分別占比38.05%和30.87%。對于“婚后要生小孩，多子多福”這一說法，69.51%的適應型受訪者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較同意”，62.89%的保守型受訪者認同這一說法，混亂型（32.06%）和激進型（43.59%）的受訪者認同度低。
二是評估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及社會發展預期。通過分析發現，公眾的傳統—現代性認知與生活滿意度及社會發展預期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適應型群體對當前生活滿意度最高，對社會未來發展較為看好；混亂型群體的生活滿意度最低，保守型群體對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期相對較低。在適應型群體中，受訪者對生活的滿意度和社會未來發展預期均位于四類群體之首，77.91%的受訪者對當前的生活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69.29%的受訪者表示“非常看好”或“比較看好”未來的社會發展。保守型群體對當前生活的滿意度及社會未來發展預期相對較低，48.49%的保守型受訪者表示對當前生活“滿意”或“非常滿意”，45.36%的保守型受訪者對社會未來發展“非常看好”或“比較看好”，對社會未來發展預期在四類群體中最低。混亂型群體在生活中容易產生心理困境和價值沖突等問題，對當前生活滿意度較低，但其對社會未來發展態度較為樂觀。具體來看，35.44%的混亂型受訪者對當前生活“滿意”或“非常滿意”，36.75%的受訪者對當前生活“很不滿意”或“不滿意”；53.81%的混亂型受訪者對社會未來發展“非常看好”或“比較看好”。激進型群體對當前生活的滿意度較高，65.24%的受訪者對當前生活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生活滿意度居于適應型群體之后；68.52%的激進型受訪者表示對社會未來發展“非常看好”或“比較看好”，持樂觀態度。
此外，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收入水平、家庭關系、健康狀況是影響四類群體生活滿意度的關鍵因素。具體來看，影響適應型受訪者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居前三的是家庭關系、收入水平、健康狀況；保守型受訪者受收入水平、家庭關系、健康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影響混亂型受訪者生活滿意度居前三的因素是收入水平、家庭關系、健康狀況；激進型受訪者受家庭關系、收入水平、健康狀況的影響。可見，公眾對生活提質、家庭幸福、身體健康的期待和追求是普遍性的。在此前提下，傳統性高的群體更加看重收入水平的高低，而現代性高的群體認為生活滿意度更加受到家庭關系的影響。
對于社會未來發展的預期，四類群體分別表達了實現現代化的主觀訴求。具體來看，適應型受訪者認為，高質量發展（37.21%）、創新發展（35.31%）、經濟轉型升級（34.25%）是實現現代化的突破點；保守型受訪者認為，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需從創新發展（37.11%）、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35.05%）、教育現代化（34.02%）三個方面發力；混亂型受訪者比較關注經濟轉型升級（35.70%）、高質量發展（32.55%）、保障和改善民生（32.02%）等方面；激進型受訪者認為，可重點從創新發展（47.12%）、經濟轉型升級（44.44%）、推動科技進步（44.24%）等方面發力。
進一步加強人與現代性制度相互適應的幾點建議
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實現人的現代化。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實現人的現代化。不同群體都嘗試建立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方式，這一過程既受社會整體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又受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交相影響，并反過來適應和促進整體社會的現代化發展。然而，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例如，隨著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利益不斷分化，個人主義蔓延、社會道德滑坡、拜金主義盛行、社會責任感弱化等問題開始出現，這些因素無不影響著公眾的生活滿意度，使意識形態領域面臨更多未知風險和挑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逐漸深入人心，使主流意識形態陣地不斷擴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價值目標，體現了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價值取向的有機統一，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要求相契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尤其是在當前價值觀念日益多元的背景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為實現人的觀念現代化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提高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和社會發展預期，以高質量發展助推現代化的實現。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我們要實現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因此，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要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協調發展。此次調查發現，提高公眾的生活滿意度和社會發展預期，可有效平衡公眾傳統性和現代性的關系，從而使其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
現代化的實現需要更加注重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和社會發展質量的提升。更高水平的現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與人民對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更高社會發展質量的期待相輔相成。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除了物質文化需要，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也呈現出多樣化、多層次等特點，而制約人民實現其美好生活向往的因素主要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混亂型群體中，有19.69%的受訪者是城市外來人口，這部分群體的生活滿意度和對社會的發展預期普遍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身上能夠反映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社會面貌也將隨之不斷變化，對此，我們應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通過堅持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保障制度等，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縮小城鄉差距、提升居民收入水平。
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的高質量發展，能夠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調查顯示，很多受訪者認為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創新發展（36.69%）、經濟轉型升級（36.17%）、推動科技進步（34.59%）、高質量發展（34.00%）、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31.48%）、保障和改善民生（30.32%）等方面，且從適應型、傳統型、混亂型、激進型四類群體對社會發展的預期來看，創新發展、經濟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等方面受到普遍關注。因此，我們應當在積極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的同時，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把改革創新尤其是科技創新貫穿于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環境治理、文化建設等各個領域、各個環節，注重經濟與社會、經濟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努力改善民生，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強化制度意識，提高治理能力，在傳統—現代的雙重超越中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之路中，現代性的核心觀念是人的主體性，強調主體和客體的矛盾對立，把征服與被征服作為主客體關系的實質，把工具理性作為主體行動的根本邏輯。西方哲學的思維模式決定了其現代化以主客體二元對立模式為基礎，由此造成人和科學技術同自然的對立。而中國現代化則開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的新時期，使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發生了新的轉折，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歷史貢獻：中國的現代化超越了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開拓出一條新路徑，豐富了現代化的內容和精神，同時也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現代化的全球發展過程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是合作而不是對抗，是共贏而不是零和。
公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全方位的，不僅僅有個人層面、物質層面，還有國家和社會環境、家庭和人際關系層面。我們的現代化應當脫離技術中心主義或經濟中心主義，回到現代化的制度主題和道德主題上來。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僅僅是制定合理的戰略規劃，更重要的是付諸實踐，使現代化成為黨和國家及社會各界共同追求并為之努力的目標。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繼續完善頂層設計，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具體落實；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構建與治理現代化相符合的價值體系，營造健康的社會文化環境，引導公眾形成價值認同，提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硬件”與“軟件”配置。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劉春霞）
【注釋】
①【問卷發放】此次調研面向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共回收問卷3203份（包括人民論壇微信公眾平臺和其他網絡推送問卷），有效問卷2856份，有效回收率89.2%。
【樣本構成】男性受訪者占67.65%，女性受訪者占32.35%；受訪者以城鎮居民（66.42%）為主，農村居民占33.58%；30.53%的受訪者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27.03%的受訪者年收入在5-10萬元，10-15萬元占22.41%，15萬元以上占20.03%；55.81%的受訪者位于東部地區，31.09%的受訪者位于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受訪者占12.82%，其他地區（港澳臺地區及海外）受訪者占0.28%。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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