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疫情的爆發無疑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損失。在數次重大疫情演變和防控的歷程中，我國由最初的閉關作戰、手足無措逐漸轉變為積極應對、主動出擊。不可否認，對于此次武漢疫情，我國在應對和處理上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輿論宣傳不到位、領導干部不作為、官僚主義作祟等。面對重大公共危機，政府應及時發布相關情況，掌控輿論宣傳陣地，引導民眾理性應對。

【關鍵詞】重大疫情 公共危機 國際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C913.4 【文獻標識碼】A

人類史與疾病史始終相伴相隨，人類的進化及社會的發展實際上也是與各種疾病不斷進行斗爭的歷史。在人類文明史正式誕生后的數千年間，世界著名文化圈及主要民族所經歷的各種傳染病，不僅對當地民族產生了巨大影響，甚至影響了區域發展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走向和趨勢。譬如中世紀的黑死病奪走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人數高達2500多萬；而天花曾經是令全人類恐懼的重大傳染病毒，上億人為之喪命。

問題的提出：我國應對重大疫情的歷史回顧

對人類造成巨大傷害的傳染病在歷史上曾爆發過多次。即便是最近幾十年也從未消失，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的沖擊。20世紀以來，全球有過數次重大疫情，其中有四次被世界衛生組織加以確定，期間數億人感染，死亡人數高達數千萬。

國際方面來看，首先是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非源于西班牙，而是因為該國約有八百萬人感染，因此而命名）。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了大約千萬人死亡，然而“西班牙流感”導致的死亡人數卻遠超于它。作為一種流行性感冒，“西班牙流感”最早誕生于美國堪薩斯州的兵營。全球大約有10億人（當時世界總人口數約為17億）在1918年到1919年間感染“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數在2500萬—4000萬之間。這場高致死率的瘟疫，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二致命傳染病。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場瘟疫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提前結束（因為疾病，參戰的各國都缺少兵源）。其次是埃博拉病毒。1976年，在蘇丹南部還有扎伊爾（剛果）的埃博拉河地區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埃博拉疫情。當時，埃博拉病毒在埃博拉河沿岸附近的55個村莊中傳播，導致數百人死亡，更有家庭無一幸免。2018年5月，埃博拉病毒突然在非洲中部國家剛果（金）爆發，造成近千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因此再一次拉響了疫情的警報，并稱“這次的埃博拉疫情正在成為史上第二大的規模”。埃博拉病毒目前已經對世界各地產生了聯動性的影響，且至今仍沒有徹底消除。

國內方面來看，首先是1957年的“亞洲流感”（H2N2亞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規模疫情。1957年2月，貴州省出現流感，且迅速蔓延至我國其他省份，乃至其他國家，最終導致數百萬人（100萬—400萬）死亡。其次是2002年末至2003年爆發的非典型性肺炎疫情（SARS）。據原衛生部統計數據，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10時，我國內地累計報告非典型肺炎臨床診斷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應對重大疫情，我國逐漸從閉關作戰、手足無措轉變為主動出擊、積極應對

在百余年之前，人類面對黑死病、鼠疫、天花、流感等重大危機幾乎是無能為力的。然而20世紀以來，人類終于能夠研制出消除病毒的各種藥物，逐漸走出陰霾。

1957年的“貴州流感”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現的嚴重疫情之一。在那個物質匱乏、缺醫少藥的歷史時期，應對和解決規模如此之大的流感疫情無疑是十分艱難的。首先，對外而言，當時我國并沒有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加之在冷戰的背景下，我國與西方國家缺少及時的溝通，因此使得全球性的預警延遲了兩個多月。其次，對內而言，我國衛生部門只能夠依靠報紙和廣播對人民進行最基礎性的介紹，使得群眾的接受度有限。此外，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我國衛生部門對疫情的相關數據統計并不完整。雖然當時曾經對電影院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進行強制性停業、歇業，但流感仍在我國北方部分省份蔓延，農村地區尤其嚴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經濟環境，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使得我國在防疫工程方面取得顯著成績。比較典型的案例便是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應對。2009年4月25日，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墨西哥和美國暴發甲型H1N1流感疫情這一“具有國際影響的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后，我國政府在第一時間成立由衛生部牽頭、33個部門參與的應對聯防聯控工作機制：最初數月，系統性地隔離疑似患者及其接觸者；對可能性的輸入型病例嚴防嚴控；建立、擴充病例哨點醫院和實驗室網絡；全面加強主動監測；立即啟動并迅速完成疫苗研發。同時，中國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有關國家和地區通報自身疫情最新情況……上述的應對措施最終遏制了甲型H1N1流感疫情在我國的流行和傳播。2019年底武漢重大疫情爆發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果斷決策，集中力量應對挑戰，體現了我國的體制優勢、全國人民的團結一心、科技的力量以及科學的統籌調度等。

面對重大疫情，我國發揮了顯著的制度優勢

第一，國家應急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體現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首先，國家應急管理制度的高度統一和集中統一。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及時召開緊急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隨后，李克強總理受習近平總書記委托親赴武漢；二是從上到下進行全民動員，堅持群防群治、群防群控，人民群眾的力量獲得了充分發揮；三是強化底線思維，以最嚴格的措施控制疫情的蔓延。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我國堅持“全民參與、全員防控，打一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必將會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終勝利。

其次，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力。堅定理想信念、堅定制度自信，是戰勝此次武漢疫情的關鍵。從上到下、從中央到基層、從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到內地各個鄉村、從機關到學校……必須嚴格執行黨中央的決策及決定。比如，全國民眾盡可能地待在家中不外出，是本次疫情應對的主要措施，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科學可行的措施。這一舉措是經過專家們迅速論證并且得到國家決策部門同意發布的，這種自上而下的決策部署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大家基本上都能夠自覺地執行。自覺執行的內容還有外出一定要佩戴口罩等。實際上，這些方面的部署并不具備法制性，而是以道德和人文關懷為基礎。

第二，“打一場人民戰爭”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的人民性原則。將此次武漢疫情的應對視為“全民動員”亦不為過。回顧歷史，中華民族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并且自始至終地依靠人民群眾，才能夠歷經風險挑戰、克服艱難險阻，穩步向前。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兵民是勝利之本”。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確指出，“誰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誰放在心上”。可以說，人民性原則是我國應對重大公共危機的首要原則。回顧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發展史，其之所以能夠不斷壯大、戰勝強大敵人、克服艱難險阻，最終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諸多成就，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是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應對、防控武漢疫情的戰場上，只要各級政府全面遵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貫徹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要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重要指示，讓黨心民心緊緊相連，就一定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

第三，面對重大公共危機，黨的領導是最可靠的保障。既要充分認識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又要切實增強黨員干部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是打贏這場“對疫戰爭”的重要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要在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都在一系列抗疫事例中不斷凸顯。比如，自從疫情發生以來，從醫療部門到基層組織，廣大黨員干部堅持帶領人民群眾戮力同心、攻堅克難；不斷強化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領導責任，有效發揮黨委(黨組)的領導作用；把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貫穿疫情防控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在疫情防控第一線考察、識別、評價、使用黨員干部，把黨員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的實際表現作為考察其政治素質的重要內容；以黨支部、黨小組等為核心，堅持黨建引領，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由省市到區縣、由鄉到村的自上而下的層層防護網絡，堅持進行疫情監測、排查、預警、防控等工作。

應對重大公共危機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值得反思

武漢疫情的大規模爆發暴露出我國應對重大公共危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亟需我們進行反思。

首先，存在“扭曲”的心態甚至是“惡念”的社會心理。一般而言，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人性會遭受嚴峻考驗。理性和志向、堅信和堅守都有可能會在危難面前土崩瓦解。在這場令人恐懼的疫情面前，許多人的人性陰暗面突然裸露出來。比如，一些人在互聯網上大肆傳播制造社會恐慌、引發負面情緒的虛假新聞。大災大難之時是最能夠看清人的本來面目、看清謊言本質的絕佳時機。在疫情擴散之初，很多人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在被拷問這種行為時則以“運氣”回應（此種心理等同于把責任推給別人，缺乏真正的自我反思）。在明確疫情之后，一些宣傳部門不敢擔當、不敢宣傳，甚至是瞞報真實數據（這是扭曲心態的典型表現）。至于疫情期間的哄抬物價、搶購浪費等行為，更是暴露了一些人的心理陰暗面。

其次，輿論導向存在欺上瞞下等問題。在武漢疫情爆發初期，一些領導干部存在知情不報等問題，或者不敢報，或者瞞報。對此，在2020年2月3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疫情防控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體制的優勢讓廣大人民群眾擁有了可靠的保障以及安全的“港灣”。但需要注意的是，疫情防控初期出現的問題值得我們進行反思，所暴露出的薄弱環節值得我們進行探討：其一，早期處置的失誤；其二，不嚴不實情況的存在；其三，個別地方的統籌調度低效，等等。

再次，出現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明明是同一件事情，卻有六七個部門要求上報六七個不同的表格”“走訪用了2個小時，填表卻要花費6小時”……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出現的這些現象，暴露出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等問題，給身處疫情防控一線的黨員干部帶來了嚴重的困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典型表現是：表面上責任人是在落實責任，實際上卻是在裝腔作勢。這些領導干部不了解真實的情況，照著稿子稀里糊涂地“背誦”，照著要求不明就里地“執行”。這不僅背離了初心和初衷，而且加重了基層工作的難度和強度，消弱了疫情防控的效果。

最后，存在失職失責、不擔當、不作為等現象。“制度是人使用的，是人活動的舞臺……同樣一個制度平臺，不同的人使用會產生不同的效果”。要想發揮制度的最大功效，最關鍵的是領導干部的擔當與作為。典型案例便是疫情發生源地的湖北省紅十字會。針對反映湖北省紅十字會在捐贈款物接收分配中的有關問題，湖北省紀委監委迅速開展調查核實工作。經調查，省紅十字會有關領導和干部在疫情防控期間接收和分配捐贈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違反“三重一大”規定、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題。

面對重大公共危機，政府應及時發布相關情況，掌控輿論宣傳陣地，引導民眾理性應對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當前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遠超于當年的“非典”疫情，但此次我國應對疫情的方式、效率、醫療水平也同樣遠超于當年。因此，我們應有著足夠的自信、堅定的信念。

面對重大疫情，政府要有預見性和預警性。當前，新冠肺炎依然在持續蔓延，這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但疫情肯定會過去，而如何使應對策略和實施方案做到及時而有效，是最關鍵的問題。對此，首先，應建立更加高效的應急組織與預警機制，以便提高疫情管理水平。其次，應建立軍隊與地方的溝通渠道。實踐證明，在這次武漢疫情中，軍隊發揮了重大作用。再次，應建立重大緊急疫情通報制度。最后，要汲取2003年“非典”疫情給我們留下的教訓。一是面對重大疫情，要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比如，在“非典”疫情期間，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研究“非典”防治，決定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并召開新聞發布會。疫情通報從最初的5天一報改為后來的每日一報，并對瞞報疫情的高級領導問責，穩定了社會公眾的情緒。二是開展醫學科學攻關。2003年4月9日，軍事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與中科院北京基因研究所完成新型冠狀病毒全基因測序，為科學應對疫情奠定了基礎。三是多部門聯動與協同。比如，衛生部、財政部、鐵道部、交通部、民航總局共同發出通知，嚴防“非典”通過交通工具傳播。中央財政設立20億元的“非典”防治資金，保證了抗擊“非典”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四是建立應急管理制度。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同志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建設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反應機制，并將其描述為“中央統一指揮，地方分級負責；依法規范管理，保證快速反應；完善檢測體系，提高預警能力；改善基礎條件，保障持續運行”。五是社會群防群治、群防群控，公眾被動員起來，并形成了人人講求衛生的良好社會氛圍。

面對重大疫情，政府要注重對網絡輿論的掌控，及時準確發布疫情最新情況。沒有穩定良好的經濟政治環境，沒有對重大疫情的科學宣傳和準確掌控，是無法有效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的。因此，必須要堅定制度自信，加強統一領導、統一組織。只有這樣，才能夠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如前所述，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是我國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家、地區通報疫情的例證，同時我國也通過媒體在第一時間準確地、有效地通報疫情最新情況。這既有助于防范社會恐慌，促進個人防護，同時也使得廣大公眾的知情權得以保障。早在“非典”疫情期間，我國就非常重視疫情信息發布的透明度和及時性等。而這一點，也在此次的武漢疫情中得以體現，從而避免了各種恐慌情緒產生，有利于穩定城鄉民眾的心理。

面對重大疫情，民眾應理性應對。對于網絡謠言或者未明信息，發帖者或當事人一定要理性應對，以理性壓制沖動。簡單粗暴的行為和方式，比如采用溝壑、沙石和泥土把來往和進出的所有道路封掉，是不可取的；喝酒、熏醋、嚼大蒜、用淡鹽水漱口以及服用雙黃連口服液等未經科學驗證的方法，是不能夠預防新冠肺炎的，是不宜輕信的；將防疫變成“防鄂”，簡單地把武漢返鄉人員以及湖北返鄉人員置于社會對立面，是非理性的行為。

“抱有科學、理性和進步觀的現代人，是這個社會的基礎。”理性應對，倡導科學和文明理念，是此次應對武漢疫情的一大關鍵。作為一個理想的公民，要對國家、對社會有擔當。當每個人都對社會有擔當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會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就可以減少內耗、增進團結，克服各種困難。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上海市教衛系統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資助項目、2020年度上海學校德育理論研究課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文化自信研究”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科研創新重大培育項目“中國紅色文化發展史研究”（項目編號：2019ZDPY02）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新華網，2020年2月3日。

②《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習近平給出四個關鍵詞》，央視新聞客戶端，2020年1月28日。

③《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習近平強調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人民網，2020年1月26日。

④高淵、鄭永年：《疫情檢驗一切，也在拷問一切》，《解放日報》，2020年2月5日。

⑤《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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