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發揮制度優勢，做好自己的事情，是要做好全部事情，大大提升綜合國力，在國際比較和競爭中爭取主動靠前。而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在全面發力的基礎上，突出重點、抓住大頭，在關鍵領域、核心部位集中力量打攻堅戰、殲滅戰，形成萬箭齊發陣勢，務求取得大勝全勝。依據國際國內當前形勢和中長期發展趨勢，我們應舉全國之力加強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保持安全穩定、強化國防力量、掌握輿論話語權。

【關鍵詞】制度優勢 科技 經濟 安全 國防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聚焦堅持和完善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確了各項制度必須堅持的根本點、完善和發展的方向。《決定》著眼于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體現了高度的制度自信和能力自信。這次全會，是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召開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會議。深入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極為重要的是，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集聚全黨全軍全國的力量，只爭朝夕，不負韶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不會倒轉，但在一定時期內會出現徘徊迂回。目前，國際形勢異常復雜，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更加張狂，民粹主義蔓延肆虐，逆全球化傾向明顯，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以新“炮艦政策”、新經濟殖民主義為主要特征的“新干涉主義”再度橫行，大國較量空前激烈，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給世界和平、國際安全造成威脅。與此同時，因種族、宗教、領土等問題引起的地區沖突此起彼伏，國際犯罪、環境惡化等跨國問題依然突出，全球治理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和考驗。在此特殊時刻，我們既要勇于直面這種復雜國際局勢，積極應對來自外部的各種壓力和挑戰，更要眼睛向內，立足自身把事做好，以強大自我應外部萬千之變。實踐證明，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持續發展、防御外侵、廣受尊重。

發揮制度優勢，做好自己的事情，是要做好全部事情，大大提升綜合國力，在國際比較和競爭中爭取主動靠前。而實現這一目標，則需要極高的智慧和策略。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在全面發力的基礎上，突出重點，抓住大頭，在關鍵領域、核心部位集中力量打攻堅戰、殲滅戰，形成萬箭齊發陣勢，務求取得大勝全勝。依據國際國內當前形勢和中長期發展趨勢，我們應在這些方面舉全國之力把事做好。

抓住機遇，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先機，大力促進科技創新及其成果轉化，盡快實現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跨越

目前，以智能、綠色、可持續發展為特征的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已經到來，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正在重塑全球經濟和產業格局。國際間特別是大國之間的競爭，最終在于誰將引領未來的創新和技術。當今中國，科技創新已成為支撐國家發展、保障國家安全的關鍵力量，扮演著現代化建設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發動機的角色，我們正在實現由跟跑向并行乃至在一些領域領跑的重大轉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創新價值鏈和科技體系，取得了大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大成就。高鐵、特高壓輸變電、高難度油氣田、核電、超級水稻等領域的技術逐漸成熟；載人航天、深海探測、超級計算、通信技術、人工智能等不斷突破，帶動了相關科學、技術和工程的迅速發展。僅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我們就取得了嫦娥四號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登陸月球背面、長征五號遙三運載火箭成功發射、雪龍2號首航南極、北斗導航全球組網進入沖刺期、5G商用加速推進等重大成果。中國科技創新正在深刻改變世界創新版圖，正以趕超者的姿態，加快邁向世界創新前沿。

但我們不能因此而驕傲自滿，必須充分認清差距和短板，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國際上普遍認為，美國、德國等20多個國家是創新型國家，他們創新綜合指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科技進步貢獻率在7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一般在30%以下，獲得的專利數位居全球前列，而中國相關指標卻有明顯差距，綜合創新能力居世界20位左右，科技進步貢獻率低于60%，對外技術依存度高于40%。總體上看，中國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存在著創新路徑依賴問題。特別是技術供給與需求的結構性矛盾突出，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不足，這已成為中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的短板和軟肋。

中國的科技創新，主要重擔長期局限在科研院校身上，企業所承擔的比重很小。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構建創新引領和支撐發展的技術和產業體系，大力推動信息網絡技術與制造技術、材料技術、農業技術等的融合，著重發展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網絡制造、柔性制造，促進制造業、農業、現代服務業等產業升級，特別是在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生命科學、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要全力趕超，務求走在世界前列，盡快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跨越。中國正處于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全球搶占創新和發展制高點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們要抓住機遇，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先機，實現從大到強的轉變。中國的科技創新，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還要引導和推動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目前看，以華為為代表的公司做得很好，但多數企業做得還不夠，需要特別多的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突擊隊、先鋒隊。

教育是創新的基礎和源泉，我們要對教育進行整體的系統的改革，更新改進教育思想、觀念和方式，優化教育結構，加快基本公共教育科學均衡發展，極大激發青少年學習和創造興趣、動力、潛能，極力營造其想象力、創造力洪流般涌現的美好環境，培養造就一支全球最宏大的創新人才隊伍，并充分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優勢、旺盛的需求優勢、特有的人文優勢，以特別開放、特別包容、特別呵護的胸懷和姿態，廣聚天下英才，充分釋放人才的價值作用，讓中國成為全球最能吸引人才、最具創造活力的沃土，在科技創新上盡顯中國本色、樹起中國品牌、承擔中國使命、創造中國奇跡。

扎實做好自己的功課，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增強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確保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經濟發展是我們抵御外部風險的基石，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條件和基本標志。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四中全會對基本經濟制度的重大創新，必將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加速體制機制變革，激發生產要素活力，提升各類市場主體信心，激發各方面創業創新創造熱情，促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繁榮。

要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就是要推動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放緩，這與中美貿易摩擦不無關系，但這并不是問題的全部，中國經濟面臨更深層次的、更根本性的挑戰，是較長時期積累下來的問題，其中包括過度投資、高儲蓄和較弱的消費支出、高債務率和低生產率；資產價格尤其是房價上漲過高，成為重要的民生難題；地區間、城鄉間、行業間的差距還比較大，再加上中國正步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力出現萎縮，社會壓力有所上升而短期內難以降下來。特別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好的營商環境、平等保護企業的法治環境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要想克服這些問題，需要進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經濟組織方式的重大調整、重大變革。未來中國經濟最根本、最關鍵的問題是生產率落后。從長遠來看，生產率是每一個經濟體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驅動因素，而中國的生產率相對較低。因此，我們要著力提高生產率，這意味著向價值鏈上游的轉移。而與此相關的是，我們需要從投資拉動型增長轉向消費拉動型增長。目前，中國仍是全球最大的經濟增長引擎，同時中國的發展又對世界經濟有著較大的依存性。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也帶來巨大風險，但利用機遇、防止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要扎實做好自己的功課，不斷增強抗擊外部影響和風險的能力，確保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形勢下，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以獲得新的增長點，已成為世界各國實現經濟繁榮的戰略選擇。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很重要的是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環節，事關中國經濟的未來。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促進國資監管職能轉變，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夯實。與此同時，40年多來，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變強，在推動發展、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擴大開放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次全會再次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將會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共同發展，既是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又是中國國家制度的顯著優勢，一定要使兩者攜起手來，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形成巨大的合作力和國際競爭力。當前，尤其要進一步完善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政策體系，劃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使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迎來更加光明的發展前景。發展經濟的重要目的和持久動力均在于改善民生。從分配方式來看，中國城鄉居民收入來源正日益多元化，工資性收入占比下降，經營、財產和轉移性收入占比不斷上升。在這個時間節點，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上升為基本經濟制度，確保了這一分配方式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使得股權、知識產權等收益得到了制度保障，讓廣大居民特別是企業家群體吃下了“定心丸”。這對于培育社會消費能力、提升消費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都將產生積極影響，將大力促進中國內需市場鞏固發展壯大，使中國經濟沿著更均衡更穩定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立足國際秩序大變局和國家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完善國家安全體系，牢牢掌握戰略主動權，有效應對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風險挑戰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進入新時代，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非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近代以后，中華民族復興進程曾多次被打斷。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接近奮斗目標，前進阻力和風險壓力就越大。在新征程上，還有許多艱難險阻需要我們征服，我們要像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那樣，“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樂不忘憂”。越是在取得較大成績的時候，越要保持格外的謙虛謹慎，防范出現戰略性、顛覆性錯誤。

新中國成立70多年及改革開放40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和長期保持穩定是中國制度優勢下創造的兩大奇跡。這兩大奇跡的繼續鞏固和擴展，毫無疑問是我們做好自己事情的必然要求。從世界大變局的情勢看，在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保持安全穩定應是做好自己事情的重中之重。在這方面，我們既有良好的基礎、寶貴的經驗，又面臨嚴峻形勢與挑戰。我們不僅依然面臨著政治、軍事、外交等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而且面臨著恐怖主義、網絡問題、環境污染、自然災害、嚴重傳染性疾病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可以說，中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安全風險挑戰前所未有。

因此，必須充分認清國家安全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從整體上戰略上考慮和把握國家安全，立足國際秩序大變局來把握規律，立足防范風險的大前提來統籌，立足中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大背景來謀劃，牢牢掌握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以滿足和確保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社會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和長期安全的重大戰略需求和根本利益。其中，首要任務是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特別是堅決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把維護制度安全、政權安全放在國家安全的首位，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有效應對敵對勢力搗亂破壞活動，不斷深化反滲透反顛覆反分裂反恐怖斗爭，確保我們黨永不變質，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確保歷史機遇不錯過，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不被打斷。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斷增強人民的安全感，為人民安居樂業、幸福生活提供安全保障。要把維護國家利益作為安全穩定的準則，不回避矛盾和問題，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以發展促安全，以安全促發展。科學統籌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國土安全和國民安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堅持立足當前與著眼長遠相統一、整體推進與突出重點相統一、重維護與重塑造相統一、原則性與策略性相統一，不斷豐富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安全政策，健全國家安全保障體制機制，加強國家安全工作組織協調。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提高國家安全法治化水平，充分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國家安全。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顛覆性風險的底線，從最壞處著眼，爭取最好的結果。牢牢掌握主動權，既要有防范風險的先手，也要有應對和化解風險挑戰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風險的有準備之戰，也要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提高風險防控能力，嚴防風險傳導疊加升級，善于解決復雜問題、處理復雜矛盾、駕馭復雜局面。全面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增強全黨全國人民國家安全意識，推動全社會形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合力。

安全問題是事關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中國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穩定休戚相關，建設普遍安全的世界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也是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價值取向。我們要引導國際社會摒棄冷戰思維，打破弱肉強食的傳統邏輯，為建設普遍安全的世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不論國家大小、強弱、貧富以及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存在多大差異，都要尊重和保障各國人民合理安全關切。面對安全威脅，單打獨斗不行，各國只有加強合作，統籌維護傳統和非傳統安全，以合作謀安全、謀穩定，以安全促和平、促發展，才能共同應對安全挑戰，實現世界持久和平安全。

圍繞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戰略目標，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促進軍事變革，做好軍事斗爭準備，保障中國和平發展的權利和成果

中國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各國合理關切，謀求本國發展時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維護本國安全時尊重各國安全，無論發展到什么程度，中國都永不稱霸、永不擴張。恪守尊重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等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積極推進全球安全治理。支持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發揮積極作用，支持其他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廣泛平等參與全球安全治理，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推動全球安全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方向發展。

但必須看到，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和平發展并不意味著沒有戰爭，也不意味著可以放棄武力。和平發展與實施強軍戰略兩者并不矛盾，兩者統一于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和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之中。目前，中國在發展中仍面臨著諸多挑戰和威脅，實施強軍戰略符合自身發展現實和長遠需要，具有最為充足的理由，即強軍是中國應對現實和長遠威脅的重要保障。屈辱在昨天，隱患在今天。中國迫切要求強軍，既源自悲慘恥辱歷史的警醒，更源于當下外來軍事威脅和壓力的倒逼。1999年，美國在科索沃戰爭中公然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緊接著又在中國南海發生撞機事件。近些年，美國政府和軍方領導人及學術界毫無顧忌地向中國放出狠話，在南海一再向中國進行軍事挑釁，在中國周邊肆意制造緊張和不穩定氣氛。美國還在世界各地頻頻發動戰爭，武力干預別國內政。這期間，“臺獨”勢力也不斷抬頭、日益囂張，臺海局勢一度非常緊張。最近，美軍又空襲殺害了伊朗高級將領蘇萊曼尼，引發美伊更加嚴重的軍事對抗和中東地區更加嚴重的動蕩不安。這一事件再次警醒世人，國力軍力不強就會挨打、被欺，沒有強大的國防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安全發展。當前，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加，國家安全面臨的風險增大。值得高度關注的是，隨著美國退出《中導條約》和《伊核協議》，國際核秩序的松動風險和重構可能正在突顯出來。與冷戰時期美蘇兩極主導的核秩序不同，現時大國戰略競爭取代了協調與合作，有核國家和無核國家之間的默契被打破，國際核秩序出現了松動。這些都給世界發出了強烈信號，我們務必對加強國防建設具有更加強烈的緊迫感和使命感。

現實是最生動的課堂，對手是最好的老師。“忘戰必危”，中國應開啟新一輪強軍征程。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既是中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正當訴求，也是保障中國和平發展權利、保衛和平發展成果的需要。當國家安全與發展利益受到阻礙，并將觸碰國家安全發展底線時，軍事力量的強弱將決定國家建設與發展的前景。中國不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損害別國利益基礎上，但絕不允許別國損害中國利益。國家的核心利益是國家生存發展之本，是國家的生命所在，是不可讓渡、不可交易的。走和平發展道路必須以維護國家利益與核心安全為底線，否則，各國之間就沒有和平、合作、互利共贏可言。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核心安全問題上，中國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中國不希望發生戰爭，但必須具備防止別人把戰爭強加于自己的軍事能力。中國軍隊必須做到能打仗、打勝仗，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如果誰敢危害中國的核心利益，侵害中國的主權和安全，中國將毫不手軟地采取必要的軍事行動，予以堅決有效還擊。中國強軍是對世界和平的巨大貢獻。中國強軍與世界和平深刻關聯。中國走強軍之路，不僅是自身和平發展的根本保證，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的現實和長遠需要，必將為人類和平發展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巨大貢獻。

在國際關系中，競爭各方的軍事力量對比差距越大，發生對抗、沖突、戰爭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則會大大降低風險。二戰后的局部戰爭基本反映了這一規律。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美難免會有競爭，但合作能造福于兩國，也能造福于整個世界。若中美兩國出現沖突，會讓整個世界陷入動蕩。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認為，“中美之間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中美之間如果發生沖突將會產生災難性的后果”。由于中美軍事力量對比還有明顯差距，因而存在較大軍事沖突風險。隨著中國強軍目標的實現，世界軍事格局將總體均衡化，從而使軍事沖突和戰爭風險降至低點，美國也不得不放棄冷戰思維，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將真正確立起來。然而，以往多年中，出現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一些國家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這是一種畸形狀態，加大了有關國家的發展成本和難度，常常迫使他們選邊站。中國軍力強大起來之后，這種“兩張皮”的尷尬局面將不復存在，進而各國無需左顧右盼，可以聚精會神發展經濟。目前中國軍力還沒有那么強大，國際社會還意識不到這種作用，待到中國軍力與強國軍力相應均衡時，各國就能深切地享受到由此帶來的和平、安全紅利。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軍事實力弱小，美國不愿與中國開展合作交流。經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之后，美國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密切與中國的關系。可以肯定地預見，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強大，不僅中美關系，甚至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系將會越來越好。

當前，做好軍事斗爭準備是我軍最重要、最現實、最緊迫的戰略任務。我們應確立在復雜情況下有效捍衛祖國統一的戰斗力標準，以此指導、推進和衡量各項準備工作。同時，還要把解決現實威脅與應對未來挑戰結合起來，圍繞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戰略目標，把軍事斗爭準備放在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戰略構想中來運籌，確立不同階段、不同層次和不同類別部隊的戰斗力建設標準，確立軍兵種部隊和各種武器裝備的發展戰略，以軍事斗爭準備實踐檢驗軍事變革成效，以軍事變革成果提高軍事斗爭準備質量，不斷把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引向深入。堅持以軍事斗爭準備為龍頭推動軍隊建設整體發展，重點發展新型軍事能力，核心是增強打贏信息化條件下戰爭的能力。要緊緊抓住制約戰斗力增長的深層次矛盾和瓶頸性問題，積極推進軍事理論創新、軍事技術創新、軍事組織體制創新、軍事管理創新，使作戰指揮體系、作戰力量構成、武器裝備發展、部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建設不斷取得突破。大興軍事訓練熱潮，進一步加強針對性訓練，積極穩妥地推進一體化訓練，努力推動我軍軍事訓練向更高層次發展。在戰略上，我們既要關注戰爭的籌劃和實施，做好遏制戰爭、打贏戰爭的充分準備，又要注重預防危機，通過有效運用軍事手段，努力懾止危機，及時化解危機，有效控制危機，以適度的軍事斗爭行動達成戰略目的。要善于從政治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局觀察分析安全形勢、思考處理軍事問題，不斷拓寬國家安全視野和軍事戰略視野，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戰略意識，確保軍事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發揮更大作用。根據我國安全形勢面臨的新情況新特點，加快發展我軍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包括抗擊各種重大災害的非戰爭軍事行動的能力，更全面更充分發揮軍隊職能作用。

構建新時代中國對外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闡釋中國特色，在全球治理平臺上掌握輿論話語權

輿論博弈近似戰爭。輿論以其特殊的權力形態，影響著國家的長治久安。鴉片戰爭后，中國國際活動空間被徹底擠壓，以至完全喪失國際話語權，中國人的自信降至冰點。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告別了屈辱的歷史，重新奪回了說話權，但國際話語權仍長期被西方操控，中國話語的分量及影響力始終處于弱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運籌帷幄，圍繞重塑國家形象、贏得國際話語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一系列關于輿論說話權的重要論述，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新時代對外話語體系，以富有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的對外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闡釋中國特色，建構中國話語體系，在全球治理平臺上掌握輿論話語權。隨著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高，中國越來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其主導的規則制定權得到明顯增強，而著眼于人類發展的中國倡議、中國主張正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為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社會注入了強大的正能量。但是，西方世界還沉浸在遠遠滯后于中國發展現實的語境中，部分西方媒體不斷發出“妖魔化”中國的論調，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世人視聽、損害了中國形象。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有足夠的底氣和理由進入“中國話語”的新時代。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燦爛文化，為把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我們必須不斷創新中國話語傳播途徑和方式。由于西方傳播手段的先進，因而在話語傳播中西方總能占據制高點。盡管數字化傳播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的話語壟斷，但數字化虛擬空間的出現沖擊了傳統的國家安全疆界，擊碎了諸多物理層面的區隔，也使輿論相互滲透和拓展具有了可能。因此，我們要充分利用數字化傳播工具和途徑全面講好中國故事。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我們要勇于發聲、主動發聲、善于發聲，充分運用中國話語特有智慧和魅力，增強話語表達的說服力、穿透力、親和力，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大幅提升，在全球興起中國熱。《決定》強調，“完善堅持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我們要堅持黨對輿論工作的領導，牢牢掌握輿論話語主動權、主導權。互聯網技術時代的到來，深刻改變和影響著輿論引導格局，以網絡、微信、微博為主的新媒體，具有非凡的動員、引導、滲透及顛覆能量，新媒體在世界各地的顏色革命、街頭政治中發揮著極為強大的瓦解、顛覆作用，掌握網絡輿論話語權日益顯現出極端重要性。中國已擁有近9億網民，如果不能有效掌控新媒體，則存在輿論話語權旁落的風險與危機。因此，我們不僅需要關注主流媒體，還應深入研究網絡空間下的國際傳播渠道。要堅定不移推動媒體深度融合，堅持一體化發展方向，積極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和5G等新技術，加快推進融媒體中心建設，在全媒體語境下牢牢掌握輿論話語權。

【參考文獻】

①《國家主席習近平二〇二〇年賀詞》，新華網，2019年12月31日。

②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③《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19年11月5日。

責編/張忠華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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