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現代社會大多數新出現的傳染病，都被確認起源于野生動物，包括引發本次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當前，我國野生動物非法經營利用及貿易形勢嚴峻，對國家生態安全和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造成嚴重危害。遏止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從源頭上阻止疫情再爆發需要從國家層面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各相關職能部門權責劃分。

關鍵詞:野生動物非法貿易  新冠肺炎  生物多樣性

【中圖分類號】D60               【文獻標識碼】A

當前，源自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帶來巨大影響。科學分析顯示，這場病毒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一樣，大概率來源于野生動物。

2020年2月3日，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強調“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與之前1月27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等三部委下發的緊急通知宣布“在疫情期間實施最嚴厲的野生動物管控措施，全面禁止人工繁殖場所野生動物轉運販賣，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有所不同，中央對打擊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和管控公共衛生安全態度非常堅決，在本次會議通報中使用“堅決”“嚴厲”等字眼，要求“從源頭上控制”，并且沒有為取締和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設立“疫情期間”的時間限定。

自人類誕生以來，野生動物就在人類生存和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工業革命前，野生動物是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工業革命后，人為原因導致的野生動物滅絕速度，比歷史記錄過的要快1000倍。現代社會，人類最重要的疾病與野生動物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據統計：目前共有1700多種病原體困擾著人類健康，約一半病原體表現為人畜共患。在這其中，150多種新興疾病的病原體中，更有七成以上是人畜共患。而大多數新出現的傳染病，都被認定起源于野生動物，包括引發本次疫情的新型冠狀病毒。

中國野生動物非法經營利用及貿易形勢嚴峻

中國野生動物非法經營利用及貿易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問題：

野生動物非法獵捕在全國范圍內、全年普遍存在。據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下文簡稱中國綠發會）全國各地的志愿者反饋，粗略估計有數百個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市場散布全國各地，即使在疫情爆發期，仍有很多隱蔽的線上非法交易在進行。而為這些市場提供“野味”貨源的非法盜獵行為，更是在全國各地廣泛存在。張懸在田間地頭、河溝池塘邊的粘網，讓飛行中的鳥類只要撞上就無法逃脫；林間設下的獸夾、圈套等，導致大量的野生動物喪亡。解救這些野生動物，成為中國綠發會志愿者和全國各地的野生動物保護志愿者們，在常年環保巡護工作中需要清除和舉報的重點內容，這一工作又尤以每年候鳥遷徙季和冬季春節前為甚。

網絡交易為野生動物非法貿易提供了更加隱蔽的途徑。中國綠發會曾多次收到國內和國際志愿者舉報、反映網絡售賣瀕危野生動物的問題。經我們調查后發現，網絡渠道具有隱蔽性、監管困難，常常難以追蹤，使得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非法貿易通過網絡達成。

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胡亂頒發、監管不嚴。在中國，各級林業部門身兼野生動物馴養繁殖、經營利用等職責，同時也是此類經營利用許可證件的核發及監管部門。這種情況容易導致證件頒發及后續審核管理不嚴格。與此同時，社會監督的缺乏，為證件濫發、以權謀私提供了便利，也使得持證野生動物馴養繁殖單位超限經營，借合法許可證件行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的情況較為普遍。

相關職能部門對動物源疫情缺乏深刻認知，履法不嚴。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國家野生動物管理部門未能站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的高度上認真總結、吸取重大教訓，中國野生動物保護管理工作未能從根本上改觀，自身存在履法不嚴情況。比如，按照《動物防疫法》規定，野生動物也應依法實施檢疫。但在實踐中，不少地方的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卻疏于檢疫。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發現高致病的野生動物病毒卻不上報的現象。例如中國綠發會在向廣西林業部門申請公開穿山甲救護信息時，當地曾明確回復從穿山甲身上發現高致病性病毒，但該林業部門卻未依法上報，反而要求中國綠發會不得公開。

此處需明確和強調的一點是，由中國人或者華裔催生的野生動物非法獵捕、交易等行為，并非僅在中國形勢嚴峻，而是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的嚴重問題。2019年2月21日，世界動物保護協會發布野生動物異域寵物全球貿易報告，稱目前已有超過500種鳥類及500種爬行動物在全球交易。全球野生動植物貿易年交易額高達300至420億美元，其中非法貿易額估計高達200億美元。

遏止中國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建議

基于全球野生動物非法貿易的嚴峻事實，及其在中國所呈現出的典型問題，為落實中央會議精神，現提出以下建議：

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立足于嚴格保護，修改、完善包括刑法、民法等在內的涉及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法律，加重懲戒法律責任，大幅提高違法成本。野生動物的生命保護，應當提升到與人類生命同等重要的位置。如《野生動植物保護法》無法覆蓋當前的需求，可抓緊設立《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法》。

二，充分發揮中央生態環保督察的追責與威懾作用，在野生動物保護管理全領域，查處一批政府官員失職瀆職典型案例，管住“關鍵少數”，打斷“利益鏈條”。

三，國家野生動物管理部門停止發放馴養繁殖許可證。在停止之前，應加強野生動物保護、馴養繁殖等相關工作的信息公開，特別是許可辦證信息全公開。社會關注度高和我國特有珍稀瀕危物種的許可證辦理，應建立聽證制度，讓社會力量參與到監督中來。

四，將野生動物獵捕、馴養繁殖、經營利用等許可工作從國家野生動物管理部門職能中剝離，避免“運動員兼裁判員”現象，實現社會化運作。實行行政執法部門專職監管，強化其生物多樣性保護職能，全面做好我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履約工作。

五，國家市場監管部門對全國市場進行嚴格排查與管理，將捕捉、販賣野生動物的行為，情節嚴重的，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進行論處。嚴禁任何違背《動物防疫法》和《食品安全法》的經營行為，全面杜絕非法野生動物交易行為；同時加強網絡監管，實行電商平臺銷售審核責任制，避免讓網絡成為野生動物非法貿易的避風港。

六，國家野生動物管理和市場監管部門應共同組織、全面開展野生動物保護與社會公共安全宣傳教育，并將其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讓公眾充分認識到非法獵捕、販賣、食用野生動物對公共衛生安全的危害。

珍惜和重視民間野生動物保護力量的作用

中國綠發會自成立以來，一直非常關注民間的野生動物保護力量。在我們三十多年的工作實踐中，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規律，即民間的環保和野保力量，可以在我國當前政府、市場、法律存在不足的狀態下，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阻止疫情從源頭爆發，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

但我們在實踐中也發現，全國各地的一些政府部門、執法機關，對野生動物保護志愿者、民間環保行動者的重要性和公益性價值認識不足，對他們主動發起的工作，要么是采用消極無為的方式來應對，要么是以懷疑甚至迫害的方式來控制，這都非常不利于中國野生動植物的保護，不利于預防新的、潛在疫情的再爆發。

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民間生態環保人士，是非常珍貴的“守夜人”“吹哨人”，他們往往最先察覺到生態被破壞、環境被污染，他們也往往最先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試圖力挽狂瀾。因此，我們強烈建議，應當更加珍惜和重視這些民間環保公益人士的作用，給他們更多的信任和支持，給他們更多的表彰和鼓勵。

中國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可以說是諸多疫情的“源頭”，要改善這個被動局面，需從國家層面進行統籌管理，包括完善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明確各相關職能部門權責劃分等諸多方面。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雖然給中國帶來嚴峻考驗，但同時也是全面吸取經驗教訓，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重要契機。正如習近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所強調的，這次疫情是一場大考，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要對公共衛生環境進行徹底排查整治，補齊公共衛生短板。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要加強法治建設，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

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約方大會將于10月在云南昆明舉辦。加強野生動物非法貿易打擊力度，有助于中國踐行履約責任，對扭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國際負面影響也具有積極作用。

【本文作者分別為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聯合主任，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宣傳部主任；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1]葉謙：《地球氣候演化小史》，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18年。

[2]《首個野生動物異域寵物全球貿易報告在京發布》，中國日報網，2019年2月21日。

責編：周素麗 / 羅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