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是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命題。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展示出的“新治理”與“舊工具”交織的治理效能轉化特征。政策工具在疫情防控中發揮出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著諸多不完善的地方。以現代化治理手段促進社會治理政策工具效應的發揮，就要實現“新”與“舊”的有機結合和互相促進。

關鍵詞:新治理  舊工具  治理效能轉化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國上下積極響應，社會力量得到極大動員，展示出了中國制度強大的治理效能轉化能力。在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新治理”要求不斷提升創新，也要面臨諸多現實挑戰，既需要“舊工具”來補位，又要不斷提升和改進“舊工具”。

疫情防控政策工具展現出“新治理”特征，效果顯著

“新治理”是指在治理中采取與現代化治理要求相適應的政策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量政策措施，體現出“新治理”的特征，發揮了積極明顯的政策效果。主要有：一是注重發揮聯防聯控的互動機制。針對疫情爆發時期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政府部門間建立起聯動機制，確保醫療資源的有效整合應用，國家提供財政、技術和科學應用，建立疫情應對的強大基礎。針對傳染病蔓延迅速的特征，及時整合力量進行區域防控。二是注重新技術性工具的應用。大數據、新媒體等大量新技術性工具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充分使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在篩選確診接觸人員中作用明顯；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在宣傳疫情防控措施、防止謠言擴散方面效果顯著；新聞發布會、12345熱線等成為連接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重要平臺。三是注重人文關懷。注重以人為本，制定政策以保障疫情防控區群眾的衣食住行，在防疫同時注重保民生，確保物價不出現大幅度上漲，極大地保證應急物資需求和人民生活的穩定。四是注重超前應對。在積極應對疫情防控的同時，對可能遇到的經濟增速下滑挑戰做了充分的政策考量，并迅速頒布出臺支持經濟發展的稅收減免、財政支持等產業政策措施。五是注重精準施策。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對疫情防控提出的“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要求，隨著防控形勢的推進，及時調整政策聚焦重點。針對不同地區疫情狀況，提出重點與非重點地區的分類施策，強調對非疫情防控地區實行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齊頭并進。

疫情防控中的“舊工具”也有新表現，但仍需提升

“舊工具”主要指在以往的行政管理中，政府采用的傳統的、習慣性的政策方法。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尤其是在基層農村社區防控中，一些“舊工具”得到廣泛運用。這些傳統工具表現出了積極的效果，能夠在短時期內進行有效的動員，但也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一些基本做法體現在：

一是沉淀到底的基層動員。防控在基層，基層社會和民眾的動員是疫情防控的重點環節。本次疫情防控中，各級政府積極動員，以市縣、社區、村居等為單位，采取了斷路、封村、懸掛宣傳標語、喇叭廣播、入戶調查、電話訪問等一系列傳統政策措施。這些被稱為“簡單粗暴”“硬核”的政策措施，也存在合法性不足、越界使用問題，飽受爭議。

二是超額激發的工作強度。不僅社區人員、物業人員參與一線防控，也號召了大量的基層公務員下沉社區，發動群眾，盡管措施簡單，效果卻十分明顯，起到了迅速遏制疫情擴散的作用。當然，也存在著人浮于事、實質輕于形式等問題。例如，大量從疫區流到各地的人員在病發時才被發現，就證明了簡單排查方式存在漏洞。對一線人員的保護措施也不到位，多地已有多名民警、輔警、公務員、社區工作人員等在工作崗位上不幸殉職。

三是相對簡單的應對裝備。戰斗在一線的許多“非醫”工作人員在物資保障、專業知識等方面處于明顯劣勢。疫情期間，“非醫”工作人員承擔著繁重的防控任務，事情繁多且工作強度大，加之防控初期保障條件較差以及專業知識的缺乏，一線“非醫”工作人員的自我防護能力較差。動員大量人員參與疫情防控的同時，對一線人員的防護裝備的配置存在不完善的情況，如物業人員在簡單口罩保護下執行體溫測量任務的情況引起關注。

四是執行與落實中的錯位與形式化。疫情防控中，各地紛紛響應，迅速投入到防控工作中，卻表現出缺乏制度性安排、各自為戰的特征。例如，啟動一級響應后，各地采取的政策措施呈現出多樣化特點，并沒有制度化、統一化、精確化的有序展開，政府、社會、公民分別要采取什么行動，都不是很明確。武漢捐贈物資分配的失控和地方政府之間試圖扣押防疫物資就是很好的證據。基層防控被“重復填表、扎堆檢查”所累的狀況也一定程度存在，等等。

此次疫情防控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新治理”的理念和政策工具的綜合應用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在突如其來的疫情面前，一些新的挑戰也顯得更加急迫。如“新治理”工具使用中也存在著諸如“信息孤島”阻礙大數據工具作用發揮，大數據工具使用并不充分，一線人員個人素養阻礙新技術效應發揮，人文關懷對部分人群還存在缺位等一系列問題。如很多武漢流出人員在病發時才被發現，未被大數據等新技術監控到；基層人員缺乏專業知識，網格化治理手段作用未充分發揮；在關懷本轄區居民的同時，個別地區存在拒絕外地租戶返程的情況，等等。

如何更加充分地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完善治理格局，也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此次疫情防控中政府占主導，發揮了關鍵性作用。疫情防控需要社會整體動員、同舟共濟，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社會公眾的愛心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仍舊存在缺少參與途徑、參與不夠規范、協調性不足等問題。同時部分公眾社會責任感差、公共意識不足等也有比較多的呈現。社會組織、公眾的參與度相對不高，社會力量廣泛發動性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系列政策效果的發揮。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應對，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的考驗，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思考。面對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新治理”和“舊工具”交織的特征，要實現制度優勢到治理效能的轉化，以現代化的治理手段促進社會治理政策工具效用的發揮，既需要創新政策工具，探尋新治理的方向，又需要分析“新治理”和“舊工具”的優缺點，不斷優化，實現“新”與“舊”的有機結合和互相促進，最終達到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本文作者為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安百杰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王茂磊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