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突發事件應對  社區治理  基層治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基層社區是人們居家生活的重要場所，隨著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的不斷深入，做好基層社區的疫情防控十分重要，同時也充滿了挑戰。1月24日上午，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專門發出《關于加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區防控工作的通知》，目的就是要充分發揮社區動員能力，實施網格化、地毯式管理，群防群控，穩防穩控，有效落實綜合性防控措施，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診斷、早治療”，防止疫情輸入、蔓延、輸出，控制疾病傳播。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社區防疫工作中遇到的各類新問題、新挑戰，在全國各地的實踐中，基層不斷激發創造性，在無比艱難的防疫工作中實現了“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小巷總理”們不僅推動了基層治理的不斷創新，也通過創新最大化地解決實際問題。

基層防疫的幾點啟示

國家治理和基層社會治理必須有機聯動。例如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由國家統一調配，并調動部隊參與其中，其重要性可見一斑。為使防疫工作得到更有效的執行，在國家治理和基層社會治理之間必須形成有序、連貫、高效的機制、流程，否則必將造成國家指向和社會行動之間連接斷層、運行不暢。針對疫情應對，國家有倡導、有方向，社會就要廣泛動員起來。如春節期間，河南、山東等地絕大多數村社區主動實行自我管理，依靠當地公職人員或志愿者，對進出當地的行人、車輛形成有效管制，控制疫情的進一步擴散；又如很多社區制定了如何封路，什么樣的車如何進來，什么樣的人能進來，如何登記，如何購買物資，如何組織志愿者等等“土辦法”，這些都是本次疫情應對中鮮活的基層社會治理案例。這既是政府廣泛宣傳、積極引導的結果，也是社會充分動員、良性發展的結果。

國家治理改革和基層治理創新必須緊密結合。基層治理創新是治理創新的重要環節與基礎，鼓勵、保障基層治理創新是實現科學治理機制的關鍵。疫情發生以來，醫用口罩的需求量激增，上海市推出居（村）委會預約登記指定藥店購買的方式供應口罩。而筆者所在的上海市江橋鎮嘉怡社區、靜安臨汾街道等則通過與居民協商，主動改變了向廣大居民供應口罩的方式，改為采取線上預約。這種方式減少了中間領取預約憑證的環節，盡量讓居民只跑一趟、一步到位，受到群眾一致好評。在社區創新的帶動下，上海市也開始推廣這類做法。“基層出經驗”，在突如其來的挑戰面前，體現得淋漓盡致。

突發性應對和常態化治理必須良性循環。面對這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國家明確了應對策略，但是社區基層的應急反應能力與實際需求還相差很大，也體現出社區常態化治理的水平。國家治理的重心向基層下移，就要變基層的運動式治理為常態化的治理，這樣也能使社區面對重大突發公共事件時有更充分的響應。如常熟市虞山街道西涇岸社區是一個連物業公司和任何封閉式裝置都沒有的老社區，社區工作人員充分發揮自身環境熟、人頭熟、情況熟的特點，帶上喇叭和宣傳單走街串巷，用地毯式宣傳走訪的方式引導群眾做好防護，并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這就是常態化治理成效在突發性事件中的顯現。

基層治理如何更好應對突發事件

隨著全國人民萬眾一心共同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我們必將迎來此次戰役的勝利。而在此之后，社區治理如何創新，如何在今后可能面對的各項風險挑戰中發揮應有作用是未來治理創新的重中之重。筆者也根據自身經驗以及在這次抗疫過程中得到的啟示，對未來社會治理需進一步努力的方向進行了思考：

制度設計需考慮差異性，更強調自下而上的創新。制度設計更加重視基層創新成果的運用，更加注意激發基層的創造性，并不刻意強調“自上而下”的制度約束，而是更加重視“自下而上”符合人們利益、基于公眾意愿的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實施主體在強調政府為主導的同時，需考慮企業、社會組織參與。從幾乎完全由政府主導，逐步轉變到政府、居民、企業、社會組織等共同參與。在這次疫情應對中，黨和政府全面領導，全中國人民全力支持，企業在物資、物流、員工等各方面的巨大投入，以及各類社會組織的積極響應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缺一不可。

管理方式逐步擺脫“運動式治理”窠臼，應對重大事件策略融入到日常生活方面。這次管理排查過程中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收集到的數據和建立新型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應該擇其優而進行保持和提倡，比如分餐式聚會、在線培訓等等。

組織模式既強調科層式管理，又需要強調阿米巴式自我管理。在中央-省-市-縣-街鎮-社區的傳統科層制模式基礎上，依托互聯網等新興工具，社會治理的組織結構將更加扁平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多元協調的新型機制。在這次抗疫過程中，自我隔離、鄰里互助、在線辦公等都展現出社區自治的重要性，需要進一步梳理和挖掘。

資源配置方面。規范統一的資源配置機制難以滿足現代化治理的需求，多元化、市場化、個性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將使治理內容更富有針對性，治理資源使用更富有效率。

評估手段方面。模式單一的政府統一評估難以反映實際問題的解決程度，而以公眾滿意度為主的評估方式將成為主流。社會治理將公眾視為“顧客”，提出公共部門中的“顧客至上”原則，對公共服務質量的提高將起到積極作用。

加強科技的支撐作用。正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在此次疫情的應對處理中，我們對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治理中的進一步應用有了更充分的認識。今后如何更有效利用好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應用，不僅是實現治理創新的重要途經，也是我們更好處理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的重要手段。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19年11月5日。

本文作者分別為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上海嘉定區江橋鎮副鎮長

責編：李 懿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