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應急管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漢市爆發，旋即迅速發展并擴散至全國范圍，甚至在全球其他一些國家也出現確診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對此高度重視并將其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疫情爆發又恰逢春運這個一年一度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時期，使疫情擴散風險呈幾何級增長，并對疫情防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公共安全體制機制”，“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優化國家應急管理能力體系建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能力”。在此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場突發危機，為國家治理帶來挑戰，為應急管理體制的優化提出了新課題。

其中，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在疫情防控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是否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疫情防控中，他們是否有思路、資源、能力和手段來防控疫情，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疫情防控的格局和效果。然而從武漢市和湖北省地方領導干部的工作來看，其應急管理能力距離現代化應急管理體制的要求還很大。

澎湃新聞在1月29日發布的一份公眾調查報告顯示，受訪者對武漢市和湖北省當地政府的防疫表現打分不及格，特別是對個別領導干部的表現不滿。調查顯示，滿分10分，評分最低的是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分別只有5.92分和5.61分；一線醫護人員和醫療衛生系統評分最高，分別為9.52分和8.74分；中央政府的評分也較高，為8.63分。民眾對地方政府的評分如此之低，主要是因為部分領導干部的應急管理能力不足。

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因此，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來看，需要在以下五方面加強和提高應急管理能力。

加強常規性的應急演練，提升黨政領導干部的應急管理意識和能力

新冠肺炎在暴發初期被稱作“不明原因肺炎”，此后在病原體被判定后卻仍未得到足夠重視并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疫情擴散并導致防控工作面臨被動局面。武漢市領導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從來沒有遇到過如此重大的挑戰，在疫情發生后對應急響應的決策也不夠果斷，說明黨政領導干部的應急管理意識與能力有待提升。

黨政領導干部應急管理意識和能力的提升離不開應急演練與培訓。目前各級政府雖然編制了各個領域的應急預案，但是應急演練卻往往是走形式，預案的更新和調整也不夠及時。特別是關鍵崗位的“一把手”，時常會因為工作繁忙而缺席應急演練。此外，在關注應急管理相關問題和掌握應急管理知識方面，針對領導干部的培訓也比較欠缺。存在雖然經常進行培訓，但是培訓內容卻鮮有應急管理方面，即使有也通常是專門針對應急管理部門培訓的現象。為此，可以考慮強制規定黨政領導干部每年要有一定的工作時間用于應急演練和應急培訓，提升黨政領導干部的應急管理意識和能力，使其能夠在預防、預警、響應和恢復的應急管理各階段應急有方和管理有術。

未雨綢繆地做好應急規劃和物資儲備，使城市能夠充滿韌性地抵御危機

由于一些城市的建設缺乏長遠眼光和應急管理觀念，短視思維盛行，城市的應急避難空間規劃和應急物資儲備嚴重不足，在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疫情沖擊下便顯得脆弱乃至不堪一擊。

當前，中國城鎮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數量的60%左右，大多數人生活在城市，新型城鎮化進程將進一步擴大城市人口規模。對于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而言，只有未雨綢繆地從大型復雜性系統的角度做好應急預案規劃和物資儲備，才能在應對危機時泰然自若。否則，這些體量巨大、結構復雜和高度依賴外部資源的城市就會缺乏足夠的“韌性”，并難以適應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的后工業化社會。

為此，城市要有仰望星空的未來意識，能夠認識到城市自身的脆弱性，并不斷增強其韌性。海綿城市、低碳城市、立體城市等城市理念的提出，就同增強城市韌性有關。比如，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城市試點地下綜合管廊建設，使過去錯綜復雜、年久失修和反復開挖的管網能夠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維護。此外，很多城市在疫情防控時發現口罩緊缺，也反映出應急物資儲備不足的問題。這些都意味著城市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而是要把應急管理落實在日常工作當中，真正做好應急預案的科學編制和應急物資的足量儲備。

更好地利用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加強跨地區、跨層級和跨部門的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能力

 地方政府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時準備不足，在跨層級、跨地區和跨部門的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方面，存在很多信息不對稱、數據不一致、業務不協同等問題。例如一些地區在疫情防控時采取了類似于精準扶貧等工作的做法，各個部門都要求基層反復報送同樣的表格，致使基層陷入“表海”之苦，導致大量內部空耗并貽誤疫情防控工作。

這些問題可以通過“互聯網+”得到較好的解決。以定位疑似病例、感染人群和密切接觸者為例，如果采取拉網排查的人海戰術，不僅成本高，而且可能收效甚微。但是，如果通過各類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和物聯網等所反饋的數據進行精準定位和提前預測，那么就會極大地縮小排查范圍，并提高疫情防控的精準性和前瞻性。

實際上疫情發生前各地政府都已開展了多年的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放管服”改革，在“互聯網+政務服務”方面取得了較大成績。無論是“最多跑一次”改革還是“不見面審批”“秒批”，亦或是一刻鐘政務服務圈和自助政務服務，都是“放管服”改革的集中體現。依托這些改革成果進行疫情防控功能和應用場景的開發，可以有效提速防疫工作，并使其能夠更加精準和有效。因此，應加強信息技術的應用并推動數字政府建設，特別是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應用于防疫等應急管理工作中。

提高黨政領導干部的信息溝通能力，更好地同媒體和民眾打交道

應急管理既要有效協調政府內部相關部門，也要動員全社會的關注、理解、配合和支持。特別是對于新冠肺炎這樣會引起民眾恐慌并致使其可能采取過激行為的傳染病，更需要信息的及時透明披露。民眾在危機時期更期待獲取更多的相關信息，如果政府在權威發聲方面缺位，那么就會為謠言興起創造條件，并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侵蝕。

從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媒體互動和公共關系表現來看，一些地方領導干部對媒體的提問要么答非所問，要么“一問三不知”，說明其在同媒體打交道時缺乏足夠的信息溝通能力，致使民眾無法獲得有效信息，甚至難以對當地政府的應急管理能力建立信心。

為此，要為黨政領導干部提供必要的媒體素養培訓，使其能夠掌握融媒體時代的溝通話語。要增加媒體溝通的頻次和信息量，滿足民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通過權威信息擠掉謠言的傳播空間。同時，疫情防控是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可以多請公共衛生和醫療領域的專業人士參與媒體互動，以增強民眾對防疫工作的信心。

加強疫情防控的知識管理，加快優秀做法和典型經驗的復制推廣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都拉響了警報，投入到緊張有序的防疫工作中。但是，很多地區在應對疫情時方寸大亂，采取了過激、過當乃至違法違規的做法。比如，一些地區通過簡單粗暴的封路、封閉社區、封門等方式，期望避免疫情擴散。還有一些地區將涉及武漢市和湖北省的人員信息廣而告之，導致個人隱私被侵犯，并誘發武漢人的“污名化”。盡管這些做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采取的手段卻有待商榷。

更令人痛心的是，上述一些錯誤做法并沒有減少或消失，反而在很多地區反復出現。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地區的創新做法行之有效，但是卻并沒有得到更大范圍乃至全國的推廣。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應急管理過程中的學習能力不足。為此，可利用學習強國等平臺建立和完善疫情防控知識庫，避免各地重復犯錯。要加強對疫情防控工作的督查，既要真正查出問題，也要將督查中發現的地方創新典型案例，加以普及和推廣。

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各級政府和領導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終將取得成功。對于這場舉國動員、代價高昂和影響深遠的危機，我們必須深刻反思和警醒。唯有不斷提升應急管理能力，才能適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真正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并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文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責編：司文君 / 董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