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新冠肺炎  應急管理  制度優勢  治理能力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制度優勢在疫情防控中的體現

在疫情防控阻擊戰中，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得到一次集中的實踐檢驗。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確保防控疫情反應迅速。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及時全面啟動中央與地方的應急管理體系，全國上下齊心，動員力量步調一致，人力物力快速到位。二是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確保防控疫情的所有施政都以人民健康為核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配合。從城市到農村的各級社區、各企事業單位自覺動員起來，協同各級政府做好工作，居民、村民也自覺響應號召，主動居家隔離、主動報備、主動接受醫院隔離和治療，大大縮小了疫情擴散范圍和傳染速度。三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確保防控疫情的有序性和合法性，從而保證物資的順利供應和交通的正常運行，避免引發社會混亂和恐慌。四是堅持黨管媒體原則和正確導向的輿論引導工作機制，確保防控疫情的公開透明，疫情通報渠道暢通，及時戳穿各種謠言，避免出現規模化的“病急亂投醫”。五是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制度，確保軍隊快速響應號召，抽調軍隊醫療力量支援武漢。

面對疫情地方干部應提升應急治理能力

 在防控疫情的過程中也暴露出部分地方干部在應急治理能力上所存在的短板，應當增強以下幾方面的應急治理能力。

疫情信息的性質研判能力。疫情第一個信息出現之際，就是考驗一線地方干部對該信息性質的研判能力之時。所謂辨別謠言與非謠言的研判能力，是指當社交媒體上出現疫情信息時，領導干部能夠迅速作出判斷，并且及時對非謠言的疫情信息進行調查研究，而非簡單以“這個信息是謠言”來進行收尾。這樣一來，一旦發生疫情，就有利于從源頭治理抓起。辨別謠言與非謠言的關鍵要素有三個：首先是信息發布者身份的真實性，即信息發布者是否使用了真實的人名、隸屬于真實的單位；其次是發布信息的內容，如表達事實時，是帶有積極的心態表述，如“冷靜應對”“避免被傳染”等，還是帶有消極的主觀感情色彩，或幸災樂禍的符號和語言，亦或是含糊其辭；最后是信息轉發者的評論，是質疑還是認同，是簡單重復還是傳遞消極，又或是直接辟謠，等等。從此次疫情最早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信息看，發布者用的是真實的單位和真實的人名，沒有任何隱瞞身份的現象，信息內容也只是陳述事實并提醒周邊朋友注意。基于這種情況，當局者不應該簡單做出是謠言的判斷，而是應該盡快找到信息發布者了解更詳細的情況，并組織專業醫生和專家團隊迅速進入出現病人的醫院調查研究，以避免錯過疫情源頭治理的最佳時間。

疫情傳染的切斷決斷能力。錯過疫情源頭治理的最佳時機，意味著傳染源已經開始擴散。如何避免傳染源出現幾何級數的擴散增長，需要一線領導干部具備果斷的決策力和不折不扣的執行力。畢竟領導干部的決策立場直接影響決策導向和執行效果：是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群眾著想，還是以自我為中心，為了自己的政績、臉上有光、出名出彩。倘若站在前者的立場，一定會快速做出關閉傳染源頭、終止和禁止各類集群活動，并要求不折不扣執行的決策；而如果站在后者的立場上，則會猶豫不決、考慮再三，最終還是選擇不改變原有計劃，甚至不惜以群眾生命安全為代價來獲得一時的“喜慶”和“榮光”。   

疫情防控的法治運作能力。應急管理只有引入法治化軌道才能有效運行，突出法治思維是應急管理的關鍵一環。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法治思維”是需要在各級領導干部中快速強化并轉化為行為習慣的。我國已經出臺的有關應急管理的法律法規及其標準多達四百多個文件，也就是說，我國并不缺法律文本，缺的是一線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及其運作能力。首先，出現不作為的失職和違法的瀆職現象，表明一些領導干部既缺乏應急法律法規等方面的知識，又不具備起碼的責任心。其次，《傳染病防治法》規定，“對乙類傳染病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這說明武漢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事態開始惡化時就應該馬上將早期實行的二級應急管理升級為一級應急管理。此外，運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要恰當、符合實際需要。在應急危機狀態下，行政自由裁量權在保證“第一時間處置權”情勢下很容易被任意擴大，以至采取不必要的應急措施，給群眾增加不必要的麻煩和障礙，甚至損害公眾的利益。在疫情并不嚴重的地區也一味封城封路斷交通即為典型案例。最后，雖然法治是國家治理的關鍵，但在充滿各種不確定的應急危機狀態下，難免會有法治及其法律方法觸及不到的地方，需要一線領導者大膽運用法律外的手段，如道德手段、政治動員等，最大程度減少群眾的損失，保障社會大局穩定。

疫情防控的綜合協調能力。武漢市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異常復雜和艱難，一線指揮官不僅需要具備強大的心理素質和沉著的定力，更需要具備系統的綜合協調能力，快速建立起不同機構、不同部門間流暢的合作機制，以及時全面地處理一系列疫情防控事務，如封城的前期工作和后續工作的銜接；根據病人癥狀的不同程度分類收治，確定不同類型醫院的分工以及重點醫院的擇定；政府不同職能部門的配合和協調一致；醫療物資運輸的分類指導和統籌調配，把有限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等等。

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絕大多數一線領導干部都盡心盡力、任勞任怨、全力以赴，辛苦和貢獻有目共睹。如果所有的領導干部都能具備更高更強的應急治理能力，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優勢就會發揮得更充分，應急治理效能就會更好，遺憾就會更少，損失就會更輕，一線醫務人員就會受到更好保護，救治效果也會得到更大提高。另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應急治理能力的培訓絕不是單靠課堂傳授就能勝任的，而是要通過“實戰”演練把課堂的知識轉化為熟練的實踐技能和思維習慣。

參考文獻

[1]鄭會霞：《領導干部應急管理能力探析》，《領導科學》，2013年第35期。

本文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責編：羅 婷 ／ 楊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