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群防群治、上下同心，打響保衛人民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阻擊戰。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無疑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場“大考”。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存在哪些問題和短板？當下開展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重點把握哪些方面的工作?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哪些啟示?《國家治理》周刊邀請多位知名專家，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訪談嘉賓：

陳   升   重慶大學地方政府治理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陳   潭   廣州大學特聘教授、南方治理研究院院長

杜寶貴   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副院長

李迎生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系教授、中國社會工作學會副會長

張   歡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趙   豐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教授

祝小寧   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萬人計劃”領軍人才

《國家治理》周刊：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哪些明顯短板，暴露出哪些問題？

李迎生：疫情爆發初期存在多種治理問題

這次疫情事發突然，事件重大，在治理應對上，有些問題比較尖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對疫區政府及公共機構的質疑批評。歸納起來，這些批評、質疑主要包括：1月23日封城前約500萬人離開武漢，其中相當一部分屬于事先得到消息的恐慌性逃離，這加劇了疫情的擴散和后續治理的難度；封城前后，疫區醫療資源固然十分緊張，但管理更加混亂，各大醫院人滿為患、管理失序，病人及疑似感染者在公共場合穿梭往返，加劇了疫情的傳播、擴散和民眾的恐慌；疫情應對及防護設備嚴重不足，不少一線醫護人員缺乏安全的防護服及醫用口罩，承擔了巨大的安全風險；普通民眾特別是困難群體在封城后一個時期由于各種條件限制就醫無門、求助無門；一些不良商家、企業趁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以次充好，發災難財；行政及業務主管存在一定的官僚主義，對一些本應十分清楚的基本信息如確診病例數、病床數等“一問三不知”；官辦慈善機構，如這次廣受詬病的武漢紅十字會存在一定的官僚主義問題，甚至違規操作，使得各地捐贈抗疫物資難與疫區對接，甚至出現抗疫物資通過非正常渠道進入未接收病患的醫療機構甚至商家非法牟利的現象；基層社區三社聯動機制形式主義嚴重，臨陣乏力，以人民為中心在基層難以落實；等等。

陳升：疫區政府信息公布不夠及時準確、疫情研判能力有待提高、社會動員能力不足

疫區政府在疫情防控與應對中存在三大問題：一是信息公布沒有及時準確。在未有充分證據排除“人傳人”的風險下，武漢衛健委通告里就提出“未發現人傳人現象”，使人們放松了對疫情的警惕，導致大量潛在感染人群在不知情及放松警惕的情況下向全國流動，進一步加大了疫情擴散的嚴峻性與防疫的難度。二是對新型不明疫情研判能力有待提高，醫療體系建設不完善。疾病監測研判能力薄弱，疫情未能在初始階段得到有效防控，便進入了之后的廣泛傳播階段，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應急響應、現場組織等操作規范和流程不明晰，應急處置和物資調度能力不足，一方面防控治療一線醫療物資嚴重告急，另一方面捐贈物資管理混亂，出現了急缺物資積壓倉庫等現象。三是社會動員能力需要提升。當前《突發事件應對法》等還是主要集中在政府的應對職責和義務上，而關于動員市場和社會力量的內容則分散在諸多文件中，需要進行整合。

祝小寧：地方政府形式主義問題嚴重

首先，部分地方未能擺脫“形式主義”的“文山會海”，會議上的貫徹成為了實際的貫徹，口號上的落實替代了工作的落實，嚴重耽誤了合適的防控時機，加大了疫情的危機程度。其次，出現了各部門信息發布口徑不對稱，主管部門未能確保信息發布的時效性，監管部門職能缺位，監管體系薄弱及專業化不足等問題。最后，政策導向模糊。具體表現為：在未對或者說缺少對市級轄區疫情形勢深入研判的情況下，將省級政府部署安排直接套用在屬地單位，加大了基層執行單位的壓力。部門分工部署一把抓，給部門實際執行帶來較大的困難，聯防聯控機制的橫向層面動能受限。帶有各類不準確用詞用語的政策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公眾行為取向產生了誤導。

《國家治理》周刊：當下的疫情防控工作需要重點把握哪些方面的工作？

李迎生：使社會力量更廣泛地參與危機治理

一是要完善國家層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增加引導社會力量有序參與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條款。二是要加強對社會力量，特別是社會組織的培育和能力建設。這就需要盤活存量資源、適當擴大社會組織的數量、加強業務培訓，提升社會組織的專業性。三是要強化社會力量的公信力建設。公信力即社會信任的力量或社會信任度。這次武漢紅十字會等社會組織的工作飽受爭議，說明強化社會組織公信力非常緊迫。四是要建立有效的社會力量參與危機治理、公共服務的執行機制。民政部近年來推動建立的“三社聯動”機制在推動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服務方面切實有效，但目前尚不具備運用于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極端危機事件治理中的條件。五是要建立有力的社會力量參與危機治理、公共服務的管理協調機制，使社會力量在政府引導和社會監督下依法依規有序參與公共危機治理和公共服務工作。

陳潭：透明高效的疫情信息公共服務對于疫情治理至關重要

在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治中，我們可以看到，及時充分的疫情信息公開和精細通暢的疫情信息公共服務對于疫情治理至關重要。因此，要充分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人工智能技術，提高疫情信息的透明度和傳播效率，打通疫情治理所需公共信息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同時也要注意到，謠言往往伴隨著重大災難而產生，謠言得以謠傳會引發公眾難以預料的焦慮與大面積的社會恐慌，從而對防災、減災、救災造成難以估計的阻礙和損害。因此，對于散布疫情謠言、謊報疫情者需要嚴格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規定從重處罰。

祝小寧：地方政府要強化決策執行權威，加大對主要領導干部的考核監察，做實中間層級，增強政策導向精度

一是推進“國家在場”，強化決策執行權威。利用好中央派駐地方的防控工作指導小組，“借勢成事”，保證政令一出，執行邁腿。二是強化逆向激勵，推動實際工作進展。對各部門主要領導干部和負責同志加大考核力度，尤其對于疫情防控期間不作為、怕作為和亂作為的個別情況加大問責懲戒性的威懾力度。三是做實中間層級，增強政策導向精度。防控工作必須杜絕行政體制中間層級邊緣化問題，做實中間層級，增強政策導向的精度。四是落實宣傳教育，推進輿論引導和信息公開工作。責任部門要在實踐中提升應對能力，統籌網上網下、大事小事，將所有的輿論都引導到戰勝疫情防控的目標上來。

趙豐：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需要萬眾一心，共同努力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創新與發展，網絡輿情在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然而，網絡在發揮自身的社會功能的同時，又因本身固有的管理缺陷，成為滋生謠言、虛假信息、負面新聞報道的溫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輿論導向正確，就能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推動事業發展；輿論導向錯誤，就會動搖人心、瓦解斗志，危害黨和人民事業”。開展疫情防控輿論宣傳，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根據疫情防控進展，對不同地區、不同群體進行差異性宣傳、分層化傳播，增強疫情防控正面宣傳的吸引力、感染力。同時，要繼續加大信息發布力度，增強發布權威性針對性，及時回應社會關切和輿論關注，形成多層次持續釋放權威信息的格局。

《國家治理》周刊：此次疫情防控工作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有什么啟示？

張歡：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建立有效的容錯機制

有必要在建立有效的容錯機制方面進行深刻反思。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應當考慮如何不犯錯，也應當考慮如何應對犯錯，就是要建立容錯機制。容錯機制需要承認決策存在風險，從而不僅要從決策正確獲得收益的角度進行決策，更要從決策錯誤遭到損失的角度進行決策。應急管理體系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面臨更多高風險決策情景，更需要立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風險建立有效的容錯機制。

陳升：需要轉變治理理念，強化信息透明公開，建立科學研判體系，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加快社會共同體建設，充分發揮科技支撐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

首先，各級政府要切實轉變治理理念，特別要樹立“服務、責任、協同”的理念，實現從管理到服務的轉變。從傳統“堵”的思路轉移到“疏”的思路；強化屬地責任，守土有責、守土擔責、守土盡責；強化部門協調，加強政府部門間的交流協作，進一步完善治理主體。其次，及時、客觀、全面、準確發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強化信息公開透明。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清單管理和政府信息定期披露機制；及時回應網民質疑，謹慎對待“謠言”；在充分論證的前提下，進行法律法規修訂。第三，建立科學研判體系，研判預警疫情發展，并及時防控。提升科學研判能力，有針對性地制定防控策略，建立穩定的“首席科學家”體制，長期支持若干個團隊進行深入系統研究；完善傳染病監測網絡。整合不同渠道、不同部門間的疾病監測信息；經常性評價現有裝備、防控網絡、應急響應機制，填補或加強存在的空白點和薄弱環節。第四，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強化衛生體系縱向、橫向的聯系、合作、協同。落實醫院、疾病控制機構、衛生監督機構應急工作預案和規范；強化醫共體或醫聯體建設；建立物資運作體系，實現多源多流的物資分配，減少物資錯配。第五，強化社會協同、公眾參與。要強化政府在動員和引導市場和社會的角色和作用，通過立法明確他們在應對突發事件中的角色、定位及權利、義務，支持社區民眾的自救行動，調動各層自主應對突發事件的積極性。第六，強化互聯網、大數據等科技支撐。開發疫情防控公共服務管理平臺，將醫院、專家、公眾及相關醫療資源充分整合，同時開發主動申報與疫情線索提供、網上智能問診與人工服務、居家醫學觀察服務與管理、信息發布與健康教育等功能。

杜寶貴：未來應急治理要充分發揮制度優勢，提升“社會資本力”

一是出臺基于疏解爆發式流動性人群的政策。中國人口眾多，各地發展不均衡，這對疫情的有效防控提出了新要求。應在諸如春節、國慶節等人口流動顯著的時期采取“逆周期”“反結構”“去規模”等流動人群治理模式，出臺基于“導流”的社會政策，以達到錯峰、分流的人群疏散效果，最大限度減少基于可控人口流動的傳染危險。二是剛性增加基于日常學習與行動導引的大疫情科普課程。教化民眾應是化解問題的長久之計，而更新與改變教育理念，應該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持續滲透重大疫情防控的相關知識。三是大力常態化支持醫學衛生類公益組織的發展。應把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與現代基于市場機制的第三部門激勵機制有機融合起來，將公共資源在國家、非政府組織（NGO）、企業和個人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發揮舉國體制的制度優勢，提升中國本土的“社會資本力”。四是激發意見領袖的網絡聚合與情感互動的效應。基于中國龐大的網民基礎，在恐慌彌漫的疫情爆發期，積極引導與有效動員“意見領袖”就變得尤為重要，因為其無論在網絡情感溝通還是準確真實信息的有效傳達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應急治理參與主體。

整理：楊 陽 ／ 羅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