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既有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追求與適應，又有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實踐經驗與教訓的汲取，還有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關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揚棄與借鑒，是基本適合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本經濟制度。更充分發揮基本經濟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要使國有資本走出去，還要謹防資本進行有利于自身的制度重塑。

關鍵詞:基本經濟制度 治理現代化 制度優勢

【中圖分類號】D61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其中之一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

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自覺追求與適應

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機器大工業的發展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與發展，雇傭勞動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和市場競爭的壓力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在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作用下，勞資矛盾的發展使得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不可避免。

周期性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生性的痼疾，其愈演愈烈說明了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會走向滅亡，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并實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之上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是其基礎。社會主義制度下資源配置實行的是“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分配”；消費品的分配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個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在其第二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實行按需分配制度。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眾所周知，現實中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起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其生產力基礎都相對薄弱。因此，就其生產力發展的落后性，我們可以將這一段時期看作整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一個特殊的歷史過渡階段，這個歷史過渡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盡快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未來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奠定經濟基礎。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將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長期共存，直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能夠滿足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才能整體上步入馬克思所說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

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建立起以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和單一所有制結構為特征的經濟制度，相應的，個人消費品分配制度實行平均主義傾向的按勞分配制度。這種經濟制度因其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有利于實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就鞏固新生政權和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國民經濟體系的目標而言，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但由于其超越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當鞏固新生政權的階段性任務完成后，其不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弊端就顯現出來。因而，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堅持市場化改革趨向，最終建立起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體制，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實踐經驗與教訓的汲取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能夠保證傾向于重工業的資源配置，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能夠保證傾向于重工業的資源配置得到有效地貫徹執行，單一公有制的微觀經濟主體保證了生產者在生產中能夠體現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國家意志，平均主義傾向的低水平的按勞分配為維持高積累提供了可能性。同時，實行這種基本經濟制度的原因在于要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擺脫資本主義“中心—外圍”的殖民體系對我國產業結構演繹變遷的束縛，實現所謂的物質產品制造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的實行，促進了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軍事工業的發展，以及建立起了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解決了新生政權的生存問題，并為改革開放后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質技術基礎。

但是，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歷史選擇。其最核心的問題是微觀經濟主體缺乏效率激勵，最根本的問題是社會生產關系不適應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沒有解決掉資源的稀缺性問題時，資源的競爭性使用便成為必然。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的配置方式為效率相對低下的行政性配置，從生產單位到個人都缺乏效率激勵，“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當勞動還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只是謀生的手段時，勞動效率的提高就需要物質激勵；當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還沒有充分涌流時，市場配置資源的手段就更具備社會經濟效率。

我國現行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對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實踐經驗與教訓的汲取。它一方面實現了勞動者生產資料占有上的平等，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另一方面保留了國家經濟平衡發展的微觀有效主體。在國民收入宏觀分配中，公有制經濟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計劃性的長遠戰略意志，因為不完全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所以不會將市場供求的失衡推向極致。

迄今為止，我國國內還沒有出現過西方意義上的經濟危機，這與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有著直接關系。另外，多種所有制的共同發展，催生了大量產權邊界清晰的微觀主體，有利于構建資源配置更有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改革開放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釋放出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同時，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催生出了大量市場主體。民營經濟的經濟效率，倒逼國有企業進行產權結構改革，使得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通過股份制改造獲得了新生。各種產權清晰的合格的市場主體的產生與發展，建立起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主體基礎，從而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構建。

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借鑒與超越

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不斷演變，其演變的直接原因與資本的經濟績效有關。

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結果導致私人壟斷的出現，勞資矛盾愈益激化的供求失衡導致其經濟危機愈演愈烈。兩次世界大戰、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結束了無政府狀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從而宣告了馬克思所批判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滅亡，資本主義由此進入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壟斷資本和國家政權密切結合的資本主義，其中國家作為經濟主體之一參與市場經濟行為，在多個方面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進行有利于市場穩定運行的制度修補。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為：國家頒布反壟斷法以防止過度競爭；以某些經濟領域的國有化來保持經濟相對穩定發展的條件和國家資本全體競爭力的基礎；以短期的宏觀調控來謀求市場的相對平穩；實行社會福利制度以緩解市場經濟系統性風險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動蕩等等。這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本質上都是為了提高市場經濟績效而采取的緩和勞資矛盾的措施。在國家資本主義種種修補型制度、政策的約束和干預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其貧富差距趨于縮小、勞資矛盾趨于緩和，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自由主義又以新自由主義的面貌開始返潮，愈益激烈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又開始回來，這反映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局限性。

現實地說，西方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能繼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說明現如今世界所能達到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所決定的生產社會化程度還沒有高到需要全社會生產資料單一公有制的水平。因此，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追求單一公有制所建立起來的基本經濟制度是超越了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經濟制度，阻礙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關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借鑒與超越，但它們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我國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相應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它是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服務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經濟發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具有低水平的按需分配的特點。而西方混合所有制經濟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相應以私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為資本賺取利潤服務的經濟制度；西方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一定程度上降低勞資矛盾而進行的自我調適，它是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服務的。我們借鑒西方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維護市場均衡運行的一些具體做法，是因為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有效率的經濟運行的相似性。但是，我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手段是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奠定經濟基礎服務的；而西方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手段是為資本賺取利潤服務的。

更充分發揮基本經濟制度優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一個連接點就是國有企業的改革。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結果，又“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馬克思所謂的股份公司“過渡點”的性質，使我國國有經濟經過股份制改造后，不僅依然具有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而且成為了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合格的市場主體。同時，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加強公有制控制力的社會不同所有制財產權聯結點的社會生產組織形式。

我國國有經濟產權制度的分類改革，大體上與生產的社會化程度相適應，提供公共產品的國有企業選擇國有國營模式，壟斷性國有企業選擇國有國控模式，競爭性國有企業一部分進行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實行民營化。我國之所以能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則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因為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經濟進行了成功的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從而創造出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質的合格的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為了使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真正活起來，我國又進行了競爭性國有資本四層授權經營模式。而在四層授權經營模式里，真正重要的是第二層授權的效率效應。國資委授權經營國有資本的控股公司應該是以私有資本為基礎的投資公司，使其有能力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真正實現國有資本運營的政企分開，從而提高國有資本的運行效率。競爭性領域的國有資本應該遵循效率原則，以利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使國有資本走出去，產生廣泛的世界影響力

2008年經濟危機的發生對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和美國的做法大相徑庭。美國基本上實行了一套“美國優先、轉嫁危機”的零和博弈策略，彰顯了美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性。然而，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各個經濟體經貿聯系愈益緊密，誰都不能獨善其身。看似在短期里美國獲益，經濟增長表現良好，但其執行的“美國優先”的各項國際經貿政策，卻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埋下了伏筆。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的做法不僅不利于世界經濟均衡可持續的發展，最終也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相反，中國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出發，在國內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以短期經濟增速放緩換取長期經濟增長動能的釋放，著力挖掘國家潛在競爭優勢，提高國家潛在競爭能力；在國際上通過“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開辟新的國際市場，同時助推破解沿線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發展瓶頸，實現危機共克、互利共贏，并為未來世界經濟長期穩定增長與發展夯實基礎。我國推行的“一帶一路”建設，是以國有資本為引領，帶動民營資本走出去，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出發，讓世界相關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為自身，同時也為人類謀進步與發展的本質特性。

謹防資本進行有利于自身的所謂資本俘獲

改革開放后，中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相應的分配方式基礎上構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是基本符合中國現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經濟制度，推動了中國經濟持續創造奇跡。與此同時，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和按要素分配制度的存在，我國現行的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引發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個人收入上的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問題。特別是隨著各種形式私有制經濟力量的壯大，需要謹防資本進行有利于自身的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種制度的重塑，即進行所謂資本俘獲的努力。同時，還需要警惕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的意圖，要與形形色色想搞垮我國的反動勢力做堅決斗爭。

因此，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應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推進黨的建設，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思想、組織、治理能力等全方位保障，確保國家治理現代化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勝利前進。

【本文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本文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實踐特性及效率效應研究”（14BKS033）資助】

參考文獻

[1]《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新華網，2019年10月31日。

[2]王閣：《關于對馬克思“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深刻認識及其意義》，《福州黨校學報》，2019年03期。

責編：賀勝蘭 / 楊 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