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階技術時代的來臨，促使技術與人類之間的關系經歷更為深刻的變化。層出不窮的高階技術引發國家治理領域的發展變遷：治理對象不斷拓展、治理區域日趨擴大、治理內容持續擴充、治理難度日漸增加、治理結果逐漸公開透明等。基于新技術溫床的國家治理，應塑造剛柔并濟的靈活治理理念，建構注重能力提升的治理模式，建立公開透明的治理監督體系，從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動中國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關鍵詞：高階技術時代 國家治理 治理能力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的日新月異，人類社會已然進入高階技術時代（advanced technology era）。這一時代與蒸汽機技術、電力技術、計算機及信息技術引發技術革命的歷史時期具有很大不同，因為在這一時期，不僅技術更替迅速、種類繁多，新技術與專利幾乎每天都在形成，而且技術與人類的關系日趨復雜。如果說傳統技術生產的物品是“人的延伸”，那么新技術制造的機器與人類的界限則日趨模糊。以人工智能為例，發達的技術不僅使機器在外形上與人類相似，而且使一些機器擁有了一定的學習乃至認知能力，從而逐漸取代了人類社會的某些崗位，2017年沙特甚至為人工智能機器人印發首例身份證，更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人工智能與人類關系的深刻反思。
技術與人類關系的理論思考
人類社會的重大進步與重要科技的創新突破具有緊密聯系。從瓦特發明蒸汽機引發產業革命和社會發展，到電力技術引發第二次工業革命，再到計算機及信息技術革命，每次技術的顯著變革無一例外地促進了人類社會的快速進步。高階技術時代，在技術帶動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人與機器的互動方式也產生了巨大變化。比如，基于大數據算法（algorithm）技術的機器和平臺能夠在諸多層面為人類做出精確決策，人類在技術面前時常無需思考，僅需輸入執行指令。凡此種種，均引發了對新時代技術與人類關系的深邃反思。
實際上，從人類社會發展史來看，關于技術與人類之間關系的爭論由來已久，這一爭論關乎“器”“體”之爭，“術”“道”之辯。樂觀論者倡導技術的正面價值，及其對人類的貢獻，悲觀論者則強調技術對人類的奴役，對人性的壓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馬克思將技術與其所在的社會形態、社會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技術的產生與發展由其所面臨的社會需求決定。這在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中得以體現，比如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呈現了其理論體系中的科學、技術和哲學觀點如何由資本主義異化的規范所塑造。在后期著作中，馬克思對技術的論述更是與異化分析緊密結合在一起（Wendling, 2009:2）。他指出，隨著機器進入生產，異化過程變得更為糟糕，工人甚至視諸如蒸汽等技術為強烈的競爭者。在馬克思看來，技術可以創造物質財富，轉變、改善人類溝通的形式，拓展人類的能力，但是無法產生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力量。當然，馬克思并非批判技術，而是對技術產生的社會形態尤其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市場理性進行批判，他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同樣需要技術，技術將使社會成員的生活變得更為美好。
受馬克思對市場理性批判的影響，馬爾庫塞同樣批判了資本主義“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對人性的壓抑。在《單向度的人》一書中，他把當時的美國社會描繪為一個由“技術理性”主導的高度整合的體系，認為技術理性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意識形態”，諸如愛欲、藝術、價值追求等人性成分均受到壓抑。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生存的抗爭以及對人和自然的剝奪更加科學與理性，技術對人的控制程度逐漸深化（Marcuse,2007:149），科學技術理性與控制緊密結合，產生了多種新形式的社會控制。但值得注意的是，馬爾庫塞并沒有排斥技術本身，而是倡導一種尊重自然和人類自身，而非對之奴役的技術。
法蘭克福學派的另一代表哈貝馬斯同樣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進行了反思。作為法蘭克福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人物，哈貝馬斯拋棄了第一代學者對現代性的批判與烏托邦式地寄希望于漸進式社會變革的企圖，而是嘗試將批判理論與溝通、系統理論有機結合（Feenberg,2017:42）。他將現代社會分為兩個領域：系統，由行政與市場的力量支配，工具理性成為主要支配方式；生活世界，溝通理性成為重要的支配性力量。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問題不是由系統中工具理性的內在缺陷引發，而是其對生活領域的過度拓展所致，比如家庭和政治生活本應由溝通理性支配，卻被工具理性左右。因此，需要在生活世界中重新引入溝通理性，并使之發揮作用，免受工具理性的侵蝕。雖然哈貝馬斯倡導減少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蝕，弱化工具理性對溝通理性的壓制，但是忽略了現代社會技術與生活世界已難以區隔的現實，在高階技術時代尤為如此。
福柯也對現代組織的科學技術維度進行了反思與批判。在福柯看來，權力與知識相互包容、彼此共生，基于技術的現代性創新基礎依賴于同時產生權力形式的知識構成。他批判了韋伯的工具理性概念，認為理性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維的，與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有關。技術只是諸多社會控制機制的一種，這些機制基于中立的知識，對社會權力產生非對稱性影響。相比馬克思將技術視為生產和市場理性的結果，福柯將技術與知識、權力生產進行關聯，由此產生了一種理解技術政治更為普遍的理論。
與很多學者將技術與人類的經濟生活進行關聯不同，西蒙頓對技術進步的界定忽略經濟標準，而是以技術標準展開，即基于技術本質而非其與社會的關系而設立。他認為，“文化與技術”，以及“人與機器”的對立是虛假的、缺乏社會基礎的對立形式（Simondon,2017:15）。在對技術的研究中，西蒙頓區分了技術的兩個屬性，即技術性與效用性。技術性涉及技術的本質，是蘊含其內在邏輯的技術思維；效用性則與人類的需求相關聯。西蒙頓認為，技術問題是一個將多重功能融合于單一結構單元，而非在沖突必選項之間的折中問題（Simondon,2017:28），因而，他倡導通過一種“具體化”（concretization）策略來設計技術，以尊重人類用戶，并滿足其多元化需求。具體化策略與抽象化忽視用戶體驗的設計相對應，強調通過技術具象化手段，使一個原初的人工制品能夠以類似自然品的客體存在，為用戶提供更為舒心的使用體驗；技術具象化的結果不僅是經濟性的，還包含著知識性的創造（Simondon,2017:50）。同時，具體化消除了理性與意識形態的虛假對立，為技術的政治理論提供了一種可能。
高階技術時代的來臨，使得技術產品日益充斥于社會生活之中。從其現實表現來看，當代技術的抗爭具有深刻的政治烙印，批判性的建構主義（critical constructivism）通過其社會關聯性和卷入程度的棱鏡看待技術。批判性建構主義者認為，技術設計的產品如果較為單一，或是只反映設計者的理念，未能融合用戶的多元化需求時，將會遭到抵制。為此，需要動員用戶對抗這種產品，使之轉向重視用戶需求的正確道路。
總體而言，盡管技術與人類的關系日趨復雜，不同學派的學者對其擁有相異的觀點，但都具有合理之處和內在局限性。針對高階技術時代技術與人類日趨復雜的關系，應當以馬克思主義技術論立場為出發點，分析技術產生的社會形態與用戶需求，辯證地看待技術與人類的關系。畢竟，技術不應成為異化人類的器具，而應為人類服務，基于技術設計的產品也應滿足人類的多元化需求，為社會進步貢獻力量。高階技術時代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興起，將帶動人類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與快速進步。進入新時代的中國，正在經歷著從高速增長向追求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同時，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也要求中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從國家治理角度把握高階技術引發的社會發展新議題和趨勢，制定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對推動中國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
高階技術時代的國家治理新趨勢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而高階技術時代的到來，在引發技術和人類社會關系深刻變革的同時，也會為國家治理帶來嶄新變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其重點在于提升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國家治理能力提升有多重維度，比如楊光斌（2017，2019）指出，衡量國家治理能力高低，至少有四個方面的指標，即政治認知力、體制吸納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執行力。針對國家治理能力的界定，學術界形成了三個主要視角，即治理主體角度，尤其是政府在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李景鵬，2014；李玲、江宇，2014）；國家權力角度（福山，2015；楊光斌，2017）；國家制度能力角度（宋世明，2019）。在多元化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若要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進而有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準確把握新技術變化引發的如下發展趨勢。
治理對象不斷拓展
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崛起，一些新的國家治理對象不斷出現。以人工智能為例，隨著其技術的日益成熟，這些智能化機器逐漸具備人類特有的活動甚至認知能力，其行為責任認定以及引發的倫理問題，都需要從國家層面介入并加以引導。又如，無人駕駛的汽車遇到交通事故時，如何認定責任；當車禍不可避免時，無人駕駛汽車如何選擇才是倫理上適當的行為，等等。這些事務都需要國家通過立法和相關文件來進行規范和治理。
治理區域范圍日漸擴大
國家治理的地理區域由相對簡單的民族—國家疆域治理演變成復合的地方性、區域性和全球性治理。現代社會是一個流動性不斷增強的社會，流動的生活（liquid life）成為流動社會的重要生活形態，該生活是一種不確定的生活，活動于連續不確定的條件之中（Bauman, 2005:2）。隨著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技術的更新升級，社會和生活的流動性程度日趨提高，跨越時空的事務，諸如氣候變化、環境污染、恐怖主義等不斷上演，國家治理的實踐范圍也在不斷拓展。
治理內容持續擴充
以往的國家治理，主要強調與國家緊密相關的事務，比如治國理政方面的業務。然而隨著技術的日益進步，國家事務與社會事務、市場業務的關聯日漸密切，更多傳統社會治理和市場治理的內容也需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并正式將其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中。同樣，在高階技術時代，市場領域的治理也需國家介入，比如與境外的技術和經濟糾紛，新技術的研發與推行等，都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
治理難度和復雜性日益增加
當今社會的風險性和流動性不斷增加，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對立亦被風險沖擊得更為尖銳（Adam, Beck and Loon, 2005:218）。新技術宛若一把雙刃劍，在為國家與社會帶來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以區塊鏈技術為例，作為一項擁有金融潛力的新技術，它主要具有如下優勢：多方共享機制下，最新發展狀況、業務信息和其他信息得以共享，有利于促進各方協作與統籌安排；直接掌握數據來源，減少對賬成本；數據的全面系統追溯，支持多元主體保持數據完整性并及時進行更新；可靠的審計追蹤，確保數據更改人身份透明。這些優勢使數據從“集中化”走向“去中心化”，具有巨大的商業潛力，但是其信息在參與者網絡內的公開透明和不可刪除性，也為傳統國家治理模式帶來挑戰。
治理監督層面逐漸公開透明
在以互聯網為主的新技術未出現之前，國家治理尤其是針對地方事件的治理實踐常常體現為地方性、行政性、非公開性等特征，治理過程的利益相關者可能避免將治理結果向廣大公眾披露。隨著技術的更新，無論是宏觀層次的國家治理實踐，還是中觀地方性治理事務，在日益成熟的自媒體和信息技術的助力下，其治理過程與結果都能在網絡空間中迅速傳播，對治理效果產生直接影響。這就使得國家在開展治理實踐時，不僅要面對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審視，還需接受社會大眾的監督，因此，治理過程需要做到更進一步的公平公開公正，以更好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與檢驗。
高階技術時代的國家治理啟示
當前高階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國家治理創造機遇的同時，也帶來諸多挑戰。面對治理對象不斷拓展，治理區域日趨擴大，治理內容持續擴充，治理難度日漸增加，治理結果逐漸公開透明等發展趨勢，全方位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運用新技術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著重把握以下幾點：
塑造剛柔并濟的靈活治理理念
成功的國家治理理念應遵循“權變”邏輯，即最好的治理是契合社會現實的治理模式。在新技術影響下，國家治理中的多元主體參與、治理對象拓展、治理內容擴充、復雜性治理范式、流動性治理、透明性治理轉向都為塑造國家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具體來說，針對違法犯罪、有損中國國民利益等問題，應采取剛性的治理策略，堅持底線和原則，堅決維護社會秩序，捍衛國民利益；面對需要民眾參與和溝通協商的治理事務，需要切實領會柔性治理理念，遵從協同參與式治理邏輯，擺脫傳統管控型邏輯，以引導、參與、互動、反饋等“關系”型思維基調面對復雜多變的治理現實，基于服務理念和互動邏輯應對新時代國家治理問題。
建構注重能力提升的治理模式
依托新技術優勢，將技術融合于政治認知力、體制吸納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執行力提升過程，持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通過技術手段與產品，提供各種學習與獲知平臺，不斷增強領導干部的政治“認知”能力，牢牢把握國家治理的正確方向；借助技術平臺大力宣傳國家制度優勢，將智能技術植入體制運行之中，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和效率，提高民眾、知識分子、企業家等不同社會主體對體制的認同和接受水平；鑒于國家治理的多維性，注重打造多層次、多維度的專業化制度體系，利用新技術手段，整合多維性制度，使之有效運轉；通過技術監督和公務員培訓平臺，打造一支高水平、專業化的人才隊伍，使之準確解讀并有力執行國家政策，進而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建立公開透明的治理監督體系
高階技術的產生與盛行，推動著國家治理監督體系的完善與成熟。技術為公眾參與國家治理插上“飛翔的翅膀”，戴上“放大鏡”，使國家治理實踐變得愈加公開透明。國家治理不應將公眾監督視為威脅，而應遵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充分利用技術創新驅動，調結構、促升級、補短板、惠民生，將國家治理各項事務放置于陽光之下，置之于群眾監督之中，進一步推進治理過程的公平公正透明，實現治理結果人民滿意、合法合規、國家受益，最終促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推動中國在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本文作者為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農村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網絡社會治理中的政府“互動型”角色轉向研究》（項目編號：15BSH07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新中國70年社會治理研究”（項目編號：18@ZH011-0320190405）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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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羅 婷 / 蔡圣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