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無論在何種語境下把握現實，技術、資本作為“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的“互動”都是一道繞不過去的“景觀”，但要正確理解兩者的“互動邏輯”卻絕非易事，它需要突破人類“底層思維”的局限，需要跨學科基礎上的另一場認識論的“哥白尼革命”。如果說人類社會的發展不會停留在某個階段，主體與客體的相互理解和塑造勢必要提升到更高層次，那么，突破認識論的難點，深入理解“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就要依托先進的自然科學，引入宇宙萬物相互關聯的大歷史視野，在更新人類學敘事過程中，辯證地發揮“政治權力”與“超級權力”的作用。

【關鍵詞】技術  資本  超級權力  政治權力  底層思維    【中圖分類號】B01    【文獻標識碼】A

理解“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關系的難點

從徹底反思的哲學視角看，理解兩種權力關系的難點首先來自對抽象概念的預設。探討“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意味著我們已經在邏輯上預設了兩個獨立的概念。然而，與獨立的邏輯預設不同，現實世界中既沒有獨立于政治的技術、資本，也沒有獨立于技術、資本的政治。沒有工業革命與市場經濟，就沒有以今日面貌呈現的現代化政治。馬克思曾指出，資本家只是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才受尊重，資本家不過是社會機構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這句話不但濃縮了相互滲透的技術、資本、政治等因素，而且表明了“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實際上不分彼此。

作為抽象的概念，“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實質上是以當代術語呈現的古老的二元對立問題，它一脈相承地表征著物質與意識、客體與主體、存在與思維、無機物與有機物、自然與社會、科技與人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一系列二元概念。古老的問題一再涌入現實，凸顯了概念思維的困境，人只能借助概念去認識世界，但概念既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工具，也是使人們與更廣闊的真實世界隔離開來的屏障。通常認為，語言和概念是文化的產物，但結合生物進化論、心靈哲學的研究卻表明語言更是一種心智器官，是DNA與環境的雙重產物。以語言為基礎的概念從根本上說是自然演化賦予人的生物本能，概念運行與物理世界的“力”同源，擴大自身、排斥外物是概念的固有傾向。符號學研究也提供了這方面的證據。達爾文與喬姆斯基都認為人的頭腦先天地配置了一套構詞法和概念系統，斯蒂芬·平克進一步指出，人類在生存與發展過程中，構建了以自身的體驗為中心的特定概念認知方式，人難以超越這個特定的“心智洞穴”。

理解兩種權力關系的難點還來自于對“互動”方式的預期。處于“互動”狀態下的“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其“互動”不但對現實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有需要調整之處。就像人體的某個器官，如果不出毛病，人們往往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有“調整”，就有“預期”。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預期”支配著對“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互動邏輯的理性探討。這種情形無疑增添了理解的難度，而如果避重就輕，對此采取回避態度的話，要深刻理解和正確處理兩者關系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按照流行觀念，理論話語與物理的、生物的因素無關，而且排除得越多越理論越純粹，這種觀念是站不住腳的。對神經系統的觀測表明，大腦的本能區域處于活躍狀態，遠古的“爬蟲腦”仍然有支配作用。理性來自意識，意識來自生命，生命來源于自然演化，從根源看，是物理定律“成全”了人類的理性。理性與物理、生物因素不可分割，人類的任何理性思考，都會受到物理環境的制約、本能和情緒的影響。當一些“左派”，尤其是盧梭的信徒們，信奉高尚的政治理念，主張“政治權力”應該施展人的“自由意志”和抱負，以“壓倒性優勢”去支配技術與資本時，他們并沒有審視自身理性的情緒；當一些“右派”，如美國的班農等人對高尚的政治理念不屑一顧，在低劣進化心理學驅動下，把群體性競爭奉為圭臬，勸說特朗普將美國從《巴黎協定》中撤出時，他們沒有審視自身理性中的本能；當一些中間派，自詡為“超越了左與右”，主張“調和”兩者，以“超級權力”為手段，以“政治權力”為目的時，他們同樣沒有審視自身理性的局限性。人類歷史上最不缺乏就是各種“左”“中”“右”周而復始地破產的遺跡，最缺乏的恐怕還是“自知之明”。

“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割裂源于“底層思維”

上述理解難點并非一般性理論難題，它集中而鮮明地暴露出人類“底層思維”的缺陷。支撐人類物種繁衍生息的“底層思維”是一個關于人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故事（人類學敘事），它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幾個時間節點：大約500萬年前，人類的生物基因開始出現了抽象功能；大約10萬年前，人類能夠使用語言符號，在大腦中虛擬地呈現事物，也開始有了自我意識；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即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人類的各大早期文明建立起來，“人”及其故事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一個由語言和概念構筑的“底層思維”確立起來。“底層思維”為人的生存構筑了一個“第二自然”——文化，文化可以幫助基因完成其無法單獨完成的進化任務，如有效地組織群體合作，以便在艱險環境中更好地生存，作為內部符號系統為個體“導航”，以便調動、協調它的各種能量，等等。然而，正所謂利弊相隨，這個有幾千年歷史，至今仍為人們“日用而不自知”的“底層思維”是有問題的，它所提供的“人是誰”的故事是前科學的，悖論地建立在“人不知道自己是誰”這一前提上。充足的科學事實對此可佐證：直到150年前，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人的自然起源才被提出；直到50年前，宇宙大爆炸理論才初步解釋了自然界所有物質和能量的起源；直到30年前，神經科學才證明了意識與大腦神經活動和環境的關系；只有在融合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以及神經生物學等跨學科追問中，人類才可能認識到自己處于不斷加速的宇宙中，是一個未完成的、中介性、過渡性的存在種類，人的“不自足”與世界的“不理想”是一種生存論的“給定”。

無論如何，與自然科學提供的新“人”相比，舊版“人”及其“底層思維”更強大，更有“群眾基礎”。借助文化與基因的雙重遺傳，“人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傳統故事作為“底層思維”已經“融入”了人的血脈，就像呼吸的空氣一樣給人以舒適感，很難被當作問題來對待，更別提去撼動和更新。“底層思維”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也是人類對自身起源遺忘的過程，一旦從動態的大歷史客體中孤立出來，虛幻的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主體形而上學”就產生了。在這一過程中，“人”從進化之產物和中介，變為固定不變的“高大上”的存在者，人的雙重性生物本能之“負面”始終不能被文化所正視，理性與非理性的一體性也始終被遮蔽。“意識”本來與宇宙相關聯，是進化的運動要素，依靠一個變動的物理世界支撐的算法系統，依靠過渡性生物的內、外促動來執行其功能，卻被放置于固化的個體大腦中，與物質世界相向而立，并認可對其進行“理想化”操縱。

伴隨語言的產生，編碼在大腦皮質中的神經回路使人對事物的知覺可以在無意識狀態下自動完成，身體也可以更加靈活地作用于世界，但代價是人們忽視了意識和概念的進化來源，以及環環相扣的復雜認知機制，只關注意識與物質、概念與對象之間的二元對應關系。隨著意識顛倒地凌駕于它的物質母體之上，概念也顛倒地凌駕于它憑借去抽象的具體事物上。古老的二元對立與虛幻“理想”成為困擾人類心智的永恒主題。當現實世界的政治越來越緊密地依托于技術與資本，且政治、技術、資本已經超越了概念化的“政治”“技術”“資本”時，人們難免還會在“底層思維”的影響下，片面而非全面、表層而非深層地理解技術與資本作為“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關系。在“以人為本”的“底層思維”支配下，把政治“神話”，當作高居于現實之上的“主宰”是其表現之一。除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歷史性荒唐邏輯，受“底層思維”束縛的政治“神話”也遭遇現實的“打臉”。例如，建造一座機場時，人們要遵循嚴格的技術邏輯，而不是政治邏輯，在諸多類似的社會物質生產中，技術和資本本身就有主宰力量，“政治權力”也要繞其旋轉。在復雜的、網狀的、加速變動的現實世界，沒有以技術與資本為中軸的“自組織”發展，國家繁榮難以保證，何來政治的安全和穩定？“政治權力”與“超級權力”的認知顛倒與割裂來源于“底層思維”，是后者構造的“現實”與真實現實之間關系的反映。

在所有的理解困境中，由“底層思維”帶來的困境是最隱蔽、最深重、最棘手的。由于一切思維的產物都要經過“底層思維”的過濾，翻來覆去地在感性、理性、神性中挪移的“人”是萬變不離其宗的“固定的人”，不但宗教、哲學、政治、歷史、社會、自然等觀念會在主體形而上學的“底層思維”中閉路循環，即使是對主體形而上學的反思也受到“底層思維”的制約，從德國古典哲學到后現代主義鮮有例外。有影響力的思想往往是重新包裝的“主體形而上學”，因為它們更容易得到“政治權力”和“廣大群眾”的認同。“底層思維”把人的眼界鎖定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且缺乏自知之明的“井底之蛙”狀態。“身在此山中”的集體無意識，以及人類自大自戀的本能加重了這一狀態。我們不斷地批判教條主義與個人崇拜，卻從未深挖其底層根源。面對層出不窮的人性之惡、自由民主平等不如意的悖論、民粹主義的抬頭等，我們傾向于從“底層思維”的二元論出發，把已經無法精確指稱現實的“資本主義”當作替罪羊，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GDP至上”等貶義詞來為“不馴服”的現實定罪，很少去反思我們對人的理解、對理想的設計本身是否有問題。囿于“底層思維”，承載進化內涵的科技新事物也得不到正確理解，“轉基因”與“合成人”等遭遇非理性對待。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社會治理、個體的生活方式還是建立在“人是自足與自主的”“人的意識可以支配一切”的“底層思維”之上。

作為宇宙大爆炸以來“進化之道”的片斷，“底層思維”中無疑有“進化因素”，但片斷畢竟是片斷，無論它持續了多少年。“片斷”的作繭自縛與“整體”的一往無前存在難以協調的“張力”，會造成破壞性。在歷史上，“底層思維”的大規模“松動”往往與某種災難相伴隨，出現在盲目的主觀理念及其實踐難以為繼之時。比如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迫使人們質疑長久委身其中的宗教權威和迷信，促使人們走出黑暗的中世紀。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發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是我們勇于承認自身的“不自足”，在實踐上突破了主體形而上學的概念框架，“大膽”采取了與進化大歷史的客觀規律相符合的做法，遺憾的是，我們的理論至今還沒有突破“底層思維”，還在舊概念框架中進行勉為其難的解釋。由于“底層思維”的局限性，在解讀“華為現象”時，學者們非但沒有把任正非對“底層思維”的突破從哲學上提煉出來，而且還把他的深刻理念降低了，某些解釋雖有感染力，但主觀化傾向明顯，難免存在曲解和誤讀。

引入大歷史視野，辯證運用“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

首先，正視“底層思維”存在的問題，避免在主體形而上學的概念框架中片面地理解“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當今時代最大的問題不是環境污染，不是貧富差距，而是“底層思維”，是在“底層思維”的束縛下，人類對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體形而上學”的偏差。要準確把握“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的互動邏輯，必須正視“底層思維”的局限性，否則就是“在籠子中談論問題”，從有問題的前提出發，無論多么費力地思考，衍生出的“思想”可能只是無用的信息垃圾。“正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需要引入“大歷史視野”，在兩個認知環節上下功夫。

第一，消除各種無謂擔憂。由于人的“尊嚴”，乃至法律法規、道德倫理等“上層建筑”與“底層思維”關系密切，人們擔心對“底層思維”的揭示會降低人的生存意義，會導致以之為基礎的政治權威下降、道德倫理滑坡等問題。各種隱或顯的擔憂阻止反思的深入，從歷史上看，一旦渡過危機期，生產力獲得某些發展空間，主體形而上學的“本能”又會卷土重來，哲學發展史也成為從批判唯心主義再回到唯心主義的重復史。

然而，貌似合理的擔憂實則經不起推敲。擔憂本身即是“底層思維”的產物，任何情感都是觀念的伴生物，“底層思維”不但建構了“自我”，而且也參與塑造了人的喜怒哀樂，如果說底層思維有虛幻的一面，那么，擔憂等情感也就有不真的成分，不足為訓。從大歷史視野看，人并非“底層思維”中那個“獨立自主”的人，人的能動性和文明的根源在于自然演化，“思維過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條件中生長起來的，它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對“底層思維”的揭示不是對高貴精神的“玷污”，而是精神走出其自設困境的必要步驟。二十世紀以來的社會危機實際上都與“底層思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無謂的擔憂則延長不合理現象的存在。哥白尼的日心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弗洛伊德的心理學都挑戰了“人”，都曾引起廣泛擔憂，但人類歷史恰恰因為這些挑戰而獲得了進步，可以說，“人”克服擔憂，無畏地“渺小”的程度與社會進步程度是成正比的。

第二，理性地接納“本能”。不能理性地接納“本能”，便不能清醒地正視“底層思維”的局限，這同樣源于“底層思維”本身攜帶的“阻力基因”。敵我、善惡等的二元對立使人們把自身的負向本能地投射到“他人”身上，在“替罪羊”心理支配下，“自我”的本能成為思維的盲點；文化與自然、理性與非理性等的二元對立則使思想、概念成為超然的存在，思想世界深處的本能驅力、觀念體同樣受物理規律“強制”的特點成為思維的盲點。“大歷史”清楚地表明，概念及其體系來源于“非概念”，是第二性的。概念越是“自洽”地運行在“合理”的邏輯空間，其中脫離現實的“本能驅力”就越強大。“本能驅力”使意識形態難免滲透著妄念和錯覺，包括對主觀意愿加以確認的渴望、歪曲事實來服務權力的沖動……當新聞正在直播柏林墻倒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卻仍在告知布什總統：“柏林墻是不會倒塌的。”理性地接納本能，意味著承認文化長期壓制的人性“陰暗面”存在于人類物種的每個人身上，同時還意味著要破除各種概念及其體系的神話。只有把“平等”“民主”等從“底層思維”中解放出來，放置在進化之道中予以運用，才能從根本上擺脫觀念“神話”帶來的亂局。對于大自然賦予的“本能”，只有理性地接納才會有理性地防范。

其次，辯證地運用“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在不斷地“修正循環”過程中科學地改造“底層思維”。如果說進化是以漫長的世代更迭為時間尺度，人類的大腦及其“底層思維”的更新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么，一方面，充分地利用“超級權力”，如以人工智能為輔助，深化和擴展反思理性的共識，以便科學地更新制約社會治理等各方面的“底層思維”；另一方面，明智地運用“政治權力”，在整合資源，創造規模效益的同時，動態地保持各種實踐的功能性協調，以便服務于開放的科技新文明，這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基本政治任務。由于“超級權力”與“政治權力”都受“底層思維”的轄制，都不得不在“底層思維”中去超越“底層思維”，這兩個方面實際上共處一個不斷“修正循環”的過程，唯物辯證法是它們需要秉承的共同原則。

在發揮“超級權力”的作用時要堅持唯物辯證法，始終把科技創新和生產力的發展放在中心位置。由于人類意識是進化過程的產物，作為運動要素，它沒有操縱整體運動的資格，而且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時空讓它操控。我們要牢記馬克思所說的：“‘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超級權力”的充分發展可以為“政治權力”步入科學治理新境界提供借鑒，使其較少地依賴強制性手段去限制人們的負向本能，更多地依賴鮮活的網絡化機制使人們有機會發揮各自能量。此外，“超級權力”帶來的科技新事物還能夠打開某些缺口，使人類的閉路生存狀態及其意識形態具有了開放的可能，正如當代人不同于原始人，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人類將重新塑造自己的新形象。概念與范疇都有時空前提，都需要隨事物的變化適時更新，“人”也不例外。“人”是“萬物之靈”的意義并非“封頂”了自然演化，或者說是自然界的“最終目的”，而是人作為自然演化之產物和中介，在“自我超越”的意義上被“調用”。

在發揮“政治權力”的作用時也要堅持唯物辯證法，只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才能讓錯誤觀念的死亡代替社會實踐的損失。要用高科技增強人類的智力，而不是將其限制在“底層思維”的俗套中。雖然在人類開始嘗試理解社會進程時，進化限制了大腦的結構。然而，“我們可以按照意愿設計新的機器，并為它們提供更好的方式來記錄和檢查自己的活動，這意味著機器有可能比我們具有更多的意識。”在人與機器的連接使集體智慧的躍遷成為可能的時代，要學習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賦予政府、教育等領域以“迭代重組”的能力，改變僵化模式和低效率現狀；要統籌兼顧，既為盤活“超級權力”提供有效的基礎設施，以及各種功能性實踐的協調，也要避免技術與資本中的短期行為，對抗“落后力”和“慣性力”對科技革命的阻撓。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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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銀冰瑤    美編/李祥峰  陳媛媛

作者簡介：

陳慧平，哲學博士。200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8—201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做博士后二年，2015—2016年在英國肯特大學訪學一年。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出版有《人·時間·辯證法——中國道路的哲學基礎探原》《擎起科學與真理的火炬——樹立正確的理想與信仰》《科學技術時代的人文精神反思：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深層探索》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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