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質量脫貧是做好新時代脫貧攻堅工作的基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脫貧既要看數量，更要看質量，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目前，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仍存在深度貧困堡壘待攻克、脫貧基礎欠穩固、后續發展乏力等問題，亟需“補短板”“再鞏固”，從而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關鍵詞:高質量脫貧 全面小康 社會保障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當前，脫貧工作進入到攻克深度貧困堡壘和鞏固脫貧成果的決戰決勝階段，脫貧攻堅戰勝利在望。然而，越是到最后時刻、緊要關頭，越需要檢視掣肘高質量脫貧的主要問題，不斷鞏固脫貧成果，確保如期實現高質量脫貧目標。

高質量脫貧的四個要義

高質量脫貧是做好新時代脫貧攻堅工作的基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脫貧既要看數量，更要看質量，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實現高質量脫貧，意味著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的終結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意味著補齊了鄉村振興的關鍵短板并開啟城鄉融合發展新局面；同時，意味著農民成為更加體面的職業，農村成為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的美麗圖景將要變成現實。高質量脫貧是脫貧攻堅工作的應有之義，在脫貧攻堅戰的最后階段更需要領會其深刻內涵。

高質量脫貧是“真”脫貧。高質量脫貧是脫貧工作質的規定性，體現“脫真貧”的價值旨趣。首先，高質量脫貧符合“兩不愁三保障”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標，是沒有降低國家脫貧標準成色十足的脫貧。其次，高質量脫貧是結合本地經濟社會實際和政府財政承受能力的脫貧，沒有隨意提高脫貧標準，不是吊高胃口、摻雜水分的“虛脫貧”；第三，高質量脫貧是效果“過硬”的脫貧，不是指標脫貧、算賬脫貧、虛假脫貧，也不是“盆景工程”，脫貧成果能夠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群眾的檢驗。

高質量脫貧是“低返貧”的脫貧。一直以來，返貧都是扶貧工作的頑癥、痼疾，甚至成為世界反貧困工作的通病。一些貧困人口的脫貧之日也是返貧之時，以至于一輪一輪的脫貧工作幾乎半途而廢、沒有善終，返貧人口出現的貧困問題甚至比脫貧前更加嚴重。高質量脫貧要兼顧短期和長期效應，在完善脫貧保障體系的基礎上，培養和提高貧困人口的可持續脫貧能力，確保貧困農戶遇病不返貧、遇困不返貧、遇災不返貧。

高質量脫貧是“不間歇”的脫貧。高質量脫貧嚴格規定了貧困人口占比、貧困發生率的底線，沒有達到標準則不能脫貧、出列、摘帽，需要繼續進行脫貧工作。即使脫貧摘帽了，也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四摘四不摘”要求，不能“撤攤子”“歇歇腳”，仍需要鞏固提升脫貧成果，保證脫貧攻堅有長久成效。扶貧脫貧是長期的、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在“貧困—脫貧—再貧困—再脫貧”的循環遞進中咬住脫貧不放松，筑牢兜底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線。

高質量脫貧是“有保障”的脫貧。農村地域范圍廣，人口眾多，脫貧、返貧與新生貧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進程中一定會交錯發生。高質量脫貧并非所有的貧困人口都實現脫貧，沒有貧困人口，也不是沒有返貧、致貧現象。關鍵在于有一套完善的脫貧預警保障機制，能夠防范貧困的發生，并對貧困進行全程跟蹤，保證每一個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的路上不掉隊。

脫貧決勝階段的主要問題

決戰決勝階段的脫貧攻堅戰，其社會情境已經不同于攻堅戰初期，與攻堅戰中期也有較大區別。在此階段中，大多數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已經脫貧，脫貧工作的壓力有所降低。但脫貧的深層次矛盾和新問題還有不少，需要在最后的沖刺階段加以重視。

返貧隱患依然較大，提質固效任務重。中國農村致貧、扶貧、脫貧情況復雜，即使已經脫貧的縣市，脫貧攻堅工作也不能高枕無憂?，F實中，不少脫貧戶的生存狀況還不夠理想，沒有達到小康水平，一旦失去脫貧優惠政策的扶持，極易在短期內返貧；尤其在深度貧困地區，多數脫貧農戶還不夠富裕，存在較大的返貧隱患。還有一部分人群，即貧困邊緣戶，他們的經濟能力原本就不強，加上沒有享受到脫貧幫扶政策，家庭的生產能力、經濟能力在脫貧攻堅戰中提升不明顯。如今，一些貧困邊緣戶與脫貧農戶處在同一層次上，甚至有些成長較快的脫貧農戶經濟狀況好于貧困邊緣戶。在最后階段的脫貧攻堅中，脫貧戶有可能返貧，更需要防范貧困邊緣戶滑向貧困，否則，極可能因貧困邊緣戶滑向貧困而導致脫貧戰果稀釋，出現新舊貧困問題疊加的情況。

民生保障不平衡，補齊短板難度高。“兩不愁三保障”是扶貧工作的焦點、靶心，但無論是“兩不愁”還是“三保障”，不同農村地區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發展不平衡、工作缺乏針對性的問題。即使在同一縣市，不同的貧困村、貧困戶也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兩不愁”已沒有多大問題，但貧困戶住房維修、重建還存在資金缺乏、時間緊迫的問題；在已經脫貧的地區，有的村飲用水安全保障還沒有完全到位，自來水接到每家每戶的工作尚在進行中。打贏高質量脫貧攻堅戰仍存在諸多不足、短板，查缺補漏工作量大且實施難度高。

一些脫貧產業生命力不強，發展不確定性大。受到農村地理、環境和農民觀念的限制，多數農村地區仍是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產，田地小塊、零碎，機械化、規?；潭鹊?，生產效率不高。盡管在脫貧工作中，政府開發了一些針對本地農業特點、增加農戶收入的產業項目，但新產業落地生根、產生效益仍需要一段時間。尤其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者年老、體弱，沒有能力承接新產業，多數脫貧戶依舊按照傳統的勞動方式從事傳統農業生產。此外，農村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成長緩慢，規模經營質量不高，沒有做大做強主導產業，難以發揮“帶頭大哥”作用。再者，一些地方扶貧開發項目的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投入成本高，但是效益非常有限，甚至處于虧損狀態。更嚴重的是，新開發的產業運行主要依靠扶貧工作人員，沒有真正落地到戶，扶貧工作人員一旦退出，這些新產業就難以為繼。

脫貧內生動力有待提升，部分人群退出的主動性較弱。國家采用“強力”方式推進脫貧工作，取得了很多可圈可點的驕人成就，為世界貧困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盡快脫貧，推出了令普通農戶羨慕的扶持待遇，使得一些貧困戶成為農村“光榮戶”。這些脫貧戶已經形成較嚴重的依賴心理，想長期享有貧困戶待遇，內生能力弱。同時，由于精準識別貧困戶需要采用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家庭共同開支的整戶識別方法，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子女把獨立居住的父母推給政府，以老人勞動能力弱，不能從事農業生產，以及住房破舊、生活困難等為借口，向政府索價脫貧。“光榮戶”“疑似貧困戶”與脫貧的利益博弈在短期內仍有市場，消除脫貧戶依賴心理、動員子女贍養年老父母需要一定的緩沖時間。

農村治理不到位，民生死角多。扶貧脫貧是經濟問題，更是事關民生的政治問題、治理問題。高質量脫貧需要提升農村治理水平，沒有有效治理就不可能實現高質量脫貧。但當前農村治理存在的錯位、缺位等不到位問題，影響著高質量脫貧的實現。如，一些農村為了環保達標，禁止農戶養豬養羊，甚至為避免鴨鵝等家禽糞便污染河塘，取締農戶養鴨鵝。農戶的農業收入全部來自種植業，致富的困難會更大，只能依靠外出打工的途徑增加家庭收入。再如，鄉村治理在大病醫療上缺位。雖然新農合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有的地方也為農民建立大病統籌保障制度，但統籌水平不高，大病致貧時有發生。當前農村返貧、致貧的最大隱患是家人生大病，無論是貧困戶、貧困邊緣戶，還是普通農戶，一旦遇到家人生大病，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致貧。

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著力點

高質量打贏脫貧攻堅戰仍存在深度貧困堡壘待攻克、脫貧基礎欠穩固、后續發展乏力等問題，亟需“補短板”“再鞏固”，推動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人民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

鞏固提升脫貧成果，防止脫貧人口返貧。當前，除個別地方需要繼續完成剩余貧困人口脫貧任務外，脫貧工作的重點正陸續轉移到鞏固脫貧成果、提升脫貧質量、對接鄉村振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上。在脫貧攻堅戰全面收官的關鍵階段，各級各類扶貧組織和相關工作人員要嚴把高質量脫貧關，不能有絲毫的驕傲自滿心理和大功告成的錯覺，更不能有松勁懈怠的表現；要以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為根本遵循，建立后續幫扶、致貧返貧預警機制，確保脫貧決勝工作務實、過程扎實、結果真實；要對照“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要求，“回頭看”“回頭幫”，查缺補漏，用“繡花”功夫鞏固脫貧成果，嚴防返貧、再致貧和貧困邊緣戶滑向貧困。

保持扶貧政策穩定，實現可持續脫貧。貧困人口是動態的，任何扶貧工作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已經脫貧的人口有可能因某種原因再度返貧。不僅如此，一些貧困邊緣戶和非貧困戶也可能因病、因殘、因災、因學致貧或滑向貧困。因此，扶貧、脫貧政策不能因為實現了脫貧目標而終止，脫貧的標準也不能因為國家不再實施“強力”扶貧而降低。高質量脫貧要求扶貧脫貧政策保持長期穩定，脫貧標準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提高，并且，要把“扶上馬”的脫貧戶再送一程，確保他們真正實現穩定脫貧。

建立大病救助保障機制，完善健康扶貧政策。高質量脫貧需要政府為農村居民建立大病醫療保障機制，讓所有農村居民都能享有大病救助保障。健康扶貧政策不能僅針對貧困戶，而是需要把所有農戶納入進來。大病統籌保障是消除因病致貧的重要舉措，政府必須保證生大病的農民敢看病、敢治病；加大大病醫療報銷比例，切實減輕農戶經濟負擔，切斷生大病農戶滑向貧困的通道。

加速新型城鎮化發展，減輕農村脫貧壓力。“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苦、農民窮、農民弱的問題已經在城鎮化進程中得到一定緩解，高質量脫貧有必要從城鎮化繼續發展中尋求更有效的辦法。高質量脫貧需要繼續拓展城鎮化就業渠道，鼓勵更多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增加農戶的非農收入。將高質量脫貧融入到城鎮化發展中，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組織城鎮力量參與農村脫貧工作，提高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借助城鎮化的強大勢能開發更多有助于脫貧的新產業、新項目和新的就業崗位，滿足農民就業和增收的需要。

壯大村集體經濟力量，支持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銜接。村集體要把有限資金用在發展農村公益事業、構建支撐產業上。新增的就業崗位要優先安置那些“無業可做”的勞動力，村集體公益崗位要優先照顧那些“無力脫貧”的弱勢農戶，確保農村弱勢農戶至少一人實現就地就近就業。此外，政府需要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組織，增強其服務能力，為小農戶提供勞動力、技術、管理、銷售服務，使其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銜接。尤其要扶持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發揮好它們的“龍頭”作用，支持小農戶搭上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發展的順風車，確保小農戶“兩不愁”。

堅持扶智與扶志并舉，激發群眾內生動力。針對脫貧攻堅戰中部分貧困戶出現的依賴心理和“等靠要”觀念，以及“逆向”攀比問題，高質量脫貧的下一步需要糾正“被脫貧”“強制脫貧”問題，讓脫貧工作順應貧困人口脫貧意愿；為貧困人口傳遞正能量，提供優質文化服務，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內生動力；因地制宜植入發展基因，強化“扶智”“扶志”工作，消除個別貧困戶的“壞習慣”和個別貧困村的“壞風氣”；阻斷貧困傳導，根除貧困戶缺文化、缺技能的“內傷”“硬傷”，徹底杜絕返貧、致貧隱患。

【本文作者為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好生活視域下鄉村民生新需求與公共服務提升研究”（項目號：19BSH157）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賈玉嬌：《論深度貧困地區的高質量脫貧》，《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第14期。

責編：蔡圣楠 / 臧雪文（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