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陳汝東

【摘要】新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視聽話語體系逐步完善并呈現新的發展態勢。梳理信息生產和信息接收方式的演化路徑，剖析媒介文明的新形態，探討我國視聽話語體系建構的方法和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我們不僅要繼續支持新技術、新媒介、新的傳播機制的發展，解放和釋放新媒介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生產力的無限空間，還要拓展新媒介發展帶來的公共空間，拓展公共意志表達、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賦予各級各類傳播主體充分的傳播權利，放寬社會階層流動的媒介空間，同時要協調好國家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雙重發展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國家傳播  視聽話語  媒介符號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8.010

人類媒介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視覺到聽覺，又從聽覺到視覺、視聽覺以及綜合感官的歷史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傳播符號、傳播形態不斷發展演化，逐步建立起了由廣播、電視和網絡構成的國家視聽傳播話語系統。進入21世紀后，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的視聽系統建構加速，逐步完善了以視聽為主的傳播話語體系，呈現出新的發展態勢。梳理我國的國家視聽傳播話語體系發展態勢，探討我國的國家視聽傳播話語體系的繁榮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我國視聽話語體系發展的新態勢 

“國家話語體系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學術、外交、貿易等實力的媒介表達形態，是一個國家作為話語主體在國內外乃至全球行使國家主權進行國家傳播的行為系統。……‘中國的國家話語體系’是中國國家意志和國家價值在當代的重新表達，是中華文化和文明在全球語境下的話語表達系統，是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實踐和表達形式。”[1]因媒介的類型差異，國家話語體系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國家視聽話語體系是國家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家話語體系在視聽領域中的具體體現。我們此處特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視聽話語體系，特別是新世紀以來建立起來的覆蓋了視覺和聽覺、視聽覺等綜合傳播的話語體系。新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年來，視聽話語體系發展呈現出的新態勢，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技術引領媒介空間發展，公共話語空間持續擴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視聽話語體系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以電話、手機、廣播、電視、網絡為基本構架的視聽傳播話語體系。這其中媒介技術是推動視聽話語體系建構的核心力量。媒介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不僅是媒介空間的拓展，還有公共話語空間的擴大。從廣播、電視到網絡，公共話語空間不斷擴大，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網絡的發展和普及，形成了新的公共話語空間。這種空間是雙向的、互動的，是全天候的。公共話語空間的形成和發展，為公共意志的表達、公共輿論的形成、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巨大便利。從2003年的“非典”時期的BBS，到2011年“7·23”甬溫線動車事故的微博，以至于后來的微信、直播等，網絡公共話語空間逐漸由視覺傳播發展到了視聽傳播、綜合傳播。這些都為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等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輿論保障。

社會結構方式不斷變革，知識生產與消費途徑持續演化。技術的發展，擴大了媒介空間、公共話語空間的拓展，也為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為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人員流動提供了巨大機遇。在以報紙、廣播、電視為主要媒介的時代，社會結構方式、建構方式和發展方式較為單一，其內部流動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的力量。但是，20世紀末以來，隨著網絡媒介技術的發展和進步，社會的結構方式、建構方式和發展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社會階層，比如以網絡為形態的新興社會階層。21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微信，特別是視聽直播形式的出現，社會階層的變革更加迅速。視聽直播為新的社會階層的涌現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技術支撐。

人類媒介技術的發展始終催生著新的知識生產方式與消費方式的變革。從非語言時代的口耳相傳，到文字時代的知識壟斷，再到廣播時代、電視時代的大眾傳播，再到數字網絡時代的全民分享與共享，這些都有賴于新媒介的不斷發展變革。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傳播方式、消費方式依然存在，新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消費的方式也不斷涌現。如果說在傳統媒介時代，學校、圖書館是知識的集散地、壟斷地，那么，在數字媒介時代，在新的視聽時代，網絡、直播間將成為知識信息存儲傳播的新載體、新渠道。

此外，知識的形態也在不斷演化。從最初的巖畫，到口頭形式，再到陶器、青銅器、竹木簡、莎草紙以及報紙、書籍、錄音帶、錄像帶，發展到了如今的計算機芯片、硬盤乃至“云端”。知識形態的變化為知識的傳播和消費提供了新的便利。新的網絡媒介，特別是視聽新媒介，成為了知識創新、分享、共享的新介質。學校、圖書館不再是知識壟斷的高地，知識也不再是社會階層分化的重要媒介。只要掌握了網絡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新知識的生產者、傳播者和消費者。

國家實體空間不斷濃縮，媒介文明形態不斷轉化。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國家的實體空間不斷濃縮，虛擬空間持續擴大。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以來廣播促進了國家聽覺媒介空間的壓縮，那么，80年代以來，電視的普及則加劇了國家視聽媒介空間的濃縮速度。20世紀末期以來，隨著網絡的發展和普及，出現了國家虛擬媒介空間。近年來，視聽技術和傳播方式快速發展，國家實體空間在虛擬領域進一步濃縮。而虛擬空間的發展，則促進了國家在網絡媒介領域的持續延展。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媒介的形態也在不斷轉化。我們認為，人類媒介經歷了刻畫文明、語言文明、印刷文明、電子文明和數字文明等五個時期。[2]目前，傳媒文明或網信文明的媒介符號形態，正在從聽覺文明走向視覺文明，從平面文明走向立體綜合文明，從空間文明走向時間文明，從實體文明走向虛擬文明，從單時空文明走向全時空文明。[3]據《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互聯網娛樂健康發展，短視頻應用迅速崛起……視頻行業構建起以內容為核心的生態體系，直播平臺進入精細化運營階段。”[4]因此，我們應充分重視和把握網絡視聽文明等媒介文明形態發展的歷史趨勢，占領網絡信息管理的新高地。

簡言之，我國的視聽話語體系呈現出了新的發展態勢，技術引領媒介空間發展，公共話語空間持續擴大，社會結構方式不斷變革，知識生產與消費途徑持續演化，國家實體空間不斷濃縮，媒介文明的形態不斷轉化。這些都為我國視聽話語體系的進一步發展繁榮提供了堅實基礎。 

我國視聽話語體系建構面臨的矛盾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視聽傳播發展迅速，特別是近年來，視聽傳播領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也依然存在許多矛盾和挑戰，需要詳加剖析。這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技術發展與媒介應用之間的矛盾。媒介技術的發展與普及為媒介的應用提供了巨大的物質支持，但是，新的媒介技術的推廣和應用，卻不盡如人意。有的新媒介技術在應用中遇到了來自體制、機制、管理和受眾等多方面的阻力，特別是一些新的視聽傳播技術應用。此外，有些受眾特別是中老年受眾，在掌握新的媒介技術應用軟件時，還存在技術障礙。比如在電子支付方面，有些實體商店中的自助電子支付還需要專門人員的協助，有的受眾還不適應電子支付，等等。

信息生產和消費方式之間的矛盾。新的媒介技術為信息生產提供了更為便捷的條件，傳播變得更為容易，但是，新的視聽信息的生產與消費領域也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比如，近年來出現的視聽傳播新方式——直播，目前存在較多問題。首先是信息生產的準入條件嚴格[5]，缺乏由正式組織參與的專業服務，比如交通信息、氣象信息、商品以及物流信息等領域，還缺乏快捷的直播服務。其次，信息生產主體的素質參差不齊，跟不上受眾需求的發展，大部分直播服務還停留在娛樂層面。再次，人們的信息消費習慣還跟不上媒介技術的發展，亟待培育良好的受眾群體。比如在直播領域，許多未成年人參與其中，缺乏足夠的辨識能力，存在“亂打賞”等現象。

公共空間拓展與傳播權利擴大之間的矛盾。隨著新的媒介技術的發展，我國公共空間有了巨大發展。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介時代，公共空間主要以黨政媒體為主。受眾的傳播權利主要以信息接受為主。但是，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尤其是視聽媒介的發展，公共空間領域的信息生產與信息消費，受眾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主流媒體信息生產中，受眾參與度大大提高，但力度和廣度還十分有限，尤其是信息生產與傳播的權利還不夠充分。在許多視聽領域中，受眾的信息消費依然是被動的。

社會結構發展與傳統管理方式之間的矛盾。新的媒介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改變了社會建構、結構、發展與解構的方式和方法。這一趨勢在視聽傳播時代更為明顯。比如在報紙、廣播、電視時代，我國社會建構方式主要是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的。但是到了網絡時代，尤其是網絡視聽傳播時代，社會的建構和發展速度大為提高。這種趨勢與傳統的社會管理之間構成了矛盾。媒介技術、傳播方式發展迅速，但是，相應的管理方式比較落后，相應的法律法規的發展滯后于媒介技術的發展，缺乏前瞻性。比如手機實名制的制定、網絡直播的管理規定等，都是在這些新的傳播方式發展后制定的，且跟不上新的傳播方式的發展步伐，有些甚至制約了新的媒介技術的發展。

國家虛擬空間擴展與實體空間固化之間的矛盾。國家虛擬空間的擴展與實體空間的固化之間也存在矛盾。媒介技術的發展，大大促進了我國視聽空間的建構，尤其是網絡虛擬視聽空間的拓展，目前該領域正呈現出無限延展的發展態勢。但是，與之相應的實體空間卻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倒退。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家虛擬空間的拓展速度。國家虛擬空間是建立在實體空間基礎上的，是實體空間的反映，同時也是實體空間的延展。因此，我國虛擬空間的擴展，需要突破實體空間的限制，需要實體空間的配合，否則，虛擬空間的發展將失去基礎，喪失依托。解決國家虛擬空間發展與實體空間固化之間的矛盾，是拓展我國虛擬與實體雙重空間的重要舉措，這需要切實提高國家空間建構和管理的水平。

媒介文明演化與實體文明固化之間的矛盾。我國媒介技術的發展為我國媒介文明的演化提供了充分的技術保障。我國的媒介文明正在從傳統的媒介文明向以網絡視聽以及綜合傳播為特征的智能文明發展。因此，很好地解決網絡文明、智能文明與傳統的實體文明之間的矛盾關系，也是當前促進我國媒介文明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總之，我國視聽話語體系的發展，還面臨著多重矛盾和挑戰。這包括技術發展與媒介應用之間的矛盾、信息生產和消費方式之間的矛盾、公共空間拓展與傳播權利擴大之間的矛盾、社會結構發展與傳統管理方式之間的矛盾、國家虛擬空間擴展與實體空間固化之間的矛盾，以及媒介文明演化與實體文明固化之間的矛盾。 

我國視聽話語體系建構的策略

 我國視聽傳播體系的發展繁榮，不僅需要繼續支持新技術、新媒介、新的傳播機制、新的傳播方式的發展，解放和釋放新媒介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生產力的無限空間，還要拓展新媒介發展帶來的公共空間，拓展公共意志表達、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賦予各級各類傳播主體充分的傳播權利，放寬社會階層流動的媒介空間，同時要協調好國家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雙重發展之間的關系，繼續繁榮我國媒介文明發展的新形態，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視聽文明話語體系。

釋放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生產力增長空間。要推動媒介技術的發展繁榮，完善我國的視聽話語體系，首先要釋放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生產力的增長空間，支持網絡信息生產力，特別是私營企業信息生產力的發展，給予其充分的發展權利、發展空間，提供充分的資金支持，使之享有與國有信息生產力平等的權利。在信息生產領域、消費領域，尤其是視聽話語信息領域，使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享有平等待遇，不歧視、不偏廢，使我國的視聽話語體系得到充分的發展。

拓展公共意志表達、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應給予公眾充分的公共意志表達權利，尤其是視聽表達權利，開放公共政策制定的輿論渠道，積極開發民智，促使公共意志表達更為充分，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為公平公正。近年來，我國視聽傳播途徑的拓寬，使民意的表達更為暢通，民智的開發更為徹底，公共政策的制定擁有了更為通暢的民間意見表達渠道。比如2018年個人所得稅法的修訂，就充分廣泛征求了民意，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征收辦法更為合理。這些都離不開新媒介的發展，尤其是視聽傳播話語體系的完善。

賦予各類傳播主體更為寬松的傳播權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各類傳播主體的傳播權利空間越來越充分。20世紀末期以來，尤其是近幾年以來，隨著視聽媒介話語體系的完善，國民的傳播權利實施渠道更為多樣，手機、網絡更為暢通。當然，在有些方面，比如網絡直播空間、國際傳播空間等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放寬準入條件，需要進一步改革開放，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這不僅是完善我國視聽話語體系的需要，同時也是完善我國國家話語體系的需要，是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需要。

放寬社會階層流動的媒介空間。媒介技術信息生產力的解放，公共意志表達、公共政策制定渠道的拓寬，各類傳播主體傳播權利的擴大，意味著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建構和解構方式的轉化，也意味著社會階層流動空間的釋放。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末期以來，我國涌現了許多以數字信息生產為主的社會新階層。當然，這一階層的發展以及其他新階層的產生，還有賴于新政策、新法律的誕生，有賴于國家對社會階層流動空間的釋放。

協調國家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發展之間的關系。發展新的媒介技術，釋放視聽信息生產力，需要提高對新媒介的管理水平，尤其是對虛擬國家空間的管理水平，這是新時代我國網信治理的重點之一，也是提高我國軟實力的方式之一。這就需要國家治理水平持續跟上，使國家對虛擬空間的治理比肩于對實體空間的治理，充分協調好國家實體空間拓展與國家虛擬空間建構之間的關系，更好地保衛國家安全，使國家話語體系，特別是視聽話語體系更加完善。

繁榮媒介文明的新形態。視聽傳播促成了媒介文明從單一媒介文明向綜合媒介文明的發展。近年來，我國“傳媒文明的形態正在從結構文明—→建構文明，從靜態文明—→動態文明，從專業文明—→業余文明”；正在從“傳者文明—→受眾文明，從責任文明—→權利文明，從集體文明—→個體文明，從政黨文明—→公共文明”。[6]目前，正在從視聽文明向智能文明發展。視聽不再停留在傳統的人工傳播層面，正在向智能化發展。新聞信息的生產與消費，正在變成一種智能行為。我們應順勢而為，加速媒介文明的演化與轉化，大力促進智能視聽文明的發展。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信息生產技術持續發展，視聽話語體系不斷完善，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態勢，但是，也面臨著許多新的矛盾、新的挑戰。為此，需要對此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方法和策略。這包括進一步釋放技術發展帶來的信息生產力增長空間，拓展公共意志表達、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賦予各類傳播主體更為寬松的傳播權利，放寬社會階層流動的媒介空間，協調好國家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發展之間的關系，不斷完善我國視聽話語信息生產和信息消費的體系，持續繁榮我國的媒介文明。

（本文系作者應邀在第三屆視聽傳播高峰論壇上所作的主旨發言和2018年國家社科后期資助項目“國家修辭·話語·傳播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FYY023） 

注釋

[1]陳汝東：《論國家話語體系建構》，《江淮論壇》，2015年第2期，第5～10頁。

[2]陳汝東：《論國家媒介空間的建構：挑戰與對策》，《江淮論壇》，2017年第1期。

[3][6]陳汝東：《新時代 新傳播 新氣象——傳媒文明與網絡強國》，《人民論壇》，2018年第26期，第126～127頁。

[4]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4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8年8月20日，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808/t20180820_70488.htm。

[5]2008年1月31日起實施的《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管理規定》，對從事互聯網視聽節目服務的條件作出了嚴格限制。

責 編／張 曉

陳汝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導，全球修辭學會會長、國家傳播學會會長。研究方向為修辭學、新聞傳播學、語言學。主要著作有《認知修辭學》《當代漢語修辭學》《傳播倫理學》《新興修辭傳播學理論》等。  

A Study on the Strategies of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Audiovisual Discourse System

Chen Rudong

Abstract: Since the entry into the new centur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audio-visual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has gradually improved and presented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ort out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to analyze the new forms of media, and to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udiovisual discourse system in China. We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dia and new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and liberate and unleash the infinite space of information productiv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but also expand the public space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expand the channels for expressing public will and formulating public policy, endow all kinds of communication participants at all levels with the full right of communication, relax the media space for flow of social stratums, and coordin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virtual space and physical space.

Keyword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udiovisual discourse, media symb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