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過兩年多的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完成了前期階段性任務，必須圍繞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基于主要目標、重點領域和推進方式探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厘清改什么怎么改的核心問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認識為什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才能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主要目標 重點領域 推進方式

【中圖分類號】F81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0.00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追求GDP規模擴張和高速增長，主要通過需求管理政策來實現，即著重強調擴大由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構成的總需求。但是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后，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漲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6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全面做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那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本文圍繞主要目標、重點領域和推進方式，探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要實現生產要素的有效配置，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1]2018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將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置于2018年政府工作建議的第一位，強調要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經過兩年多的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線，并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以真正實現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2]

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供給側改革是對需求側管理的糾偏，在需求管理政策中，政府傾向于刺激性政策和對微觀經濟行為的直接干預，而供給側改革則強調發揮市場主體的內生活力，落實簡政放權和放松管制，通過新制度的供給提高經濟增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從供給端入手，調整供給結構，為實現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尋求新路徑。應當以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為核心，依據市場規律、市場規則和市場標準推動要素配置，發揮市場在配置生產要素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由是觀之，必須打破壟斷行業的行政管制，消除資本、技術、土地、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障礙，建立健全由市場決定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市場體系，提高要素市場配置效率。按照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3]“破”是指要大力破除無效供給，把處置“僵尸企業”作為重要抓手，推動化解過剩產能。“立”就是要大力培育新動能，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培育一批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積極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降”就是要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加大對亂收費的查處和整治力度，深化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等行業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可見“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不僅在于有效市場的構建，更重要在于政府的改革，政府職能、機構設置以及權力模式的改革對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顯得尤為重要”。[4]

加快建設實體經濟，提高供給體系質量。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實體經濟，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這是因為高質量的供給體系在微觀層面能夠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不斷跟上結構升級的步伐，提供更多高質量、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在宏觀層面高質量的供給體系意味著國民經濟各領域有更高的素質和更高的效率，形成了一套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5]為此，必須深化生產要素層面的供給側改革，積極推進土地價格市場化改革，穩步推進利率、匯率市場化進程，有序推進勞動工資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企業家市場及其定價機制。必須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以提高投資質量和投資效率為導向，放寬投資準入，降低投資門檻，“增強市場主體以市場方式進行投資的力量與作用，通過投資活動的競爭性激勵與約束提升投資效率，擴展市場投資活動及市場決定供給的范圍、領域與空間”。[6]必須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改革政府機構設置，優化職能配置，既要遵循市場規律，通過放松管制引入市場競爭，也要通過強化監管維護公平競爭環境，改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

加大制度創新力度，激發市場主體（企業）活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以高效的制度供給和開放的市場空間，激發市場主體的潛能，讓市場主體更有活力，才能構建、塑造和強化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新動力。為此，必須貫徹落實《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給予企業足夠的空間和自由度進行生產活動。“對應該放給企業的權力要松開手、放到位，把負面清單以外的事項由市場主體依法決定，這有利于打破市場的人為割據，為市場松綁，給企業創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創新空間。”[7]必須把轉變政府職能與創新管理方式結合起來，精簡和優化行政審批，強化和創新市場監管，加快構建市場開放公平、規范有序，企業自主決策、平等競爭，政府權責清晰、監管有力的市場準入管理新體制，以制度創新釋放市場主體活力，這是從供給側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必須貫徹落實《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把國有企業打造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發揮國有企業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示范和引領作用。只有釋放國有企業的活力，通過自主創新在去產能中實現產能優化和產業轉型升級，才能實現國家創新驅動發展的戰略。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領域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8]從當前和今后很長時期來看，就是要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關鍵在于建設好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現代化經濟體系。[9]

農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業得到長足的發展，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農業發展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稟賦條件、要素相對價格和要素組合方式變動的約束。隨著消費結構的升級，城鄉居民對農產品的同質化、普遍化需求下降，個性化、差異化需求提高，農業生產出現了資本深化趨勢，農業收入對農民收入貢獻度下降，農業經營群體發生了明顯分化。但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其自身的特點，農業的生產環境和生產周期對其影響巨大，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在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方面的表現也相當敏感。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提升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也要通過改革加速農業轉型升級提高農民收入。一要加強政策引導與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綠色農業、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產業支持政策，完善農產品產地環境質量標準及食品安全標準，對農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全過程進行監督檢查，通過建設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把農業供給側的效益增長點由增加數量轉為提高質量。二要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農業補貼政策，推進農業生產性服務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規模化、專業化發展，尤其要將“互聯網+”應用到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環節及農產品生產的全產業鏈，提升農業生產的精細度和價值含量。三要結合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放松土地供給管制，降低用地成本，以用地結構優化引導和推動農業產業結構升級，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四要深化涉農產權和要素市場改革，引導土地、資金、科技、勞動力等市場化配置，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快培育農業經濟發展新動能，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10]但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國的農產品供給既要在數量上滿足13億人的消費需求，更要在質量上有所保障。[11]必須在穩定農業產量的前提下，推動農業生產結構改革，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在提高農產品供給質量的同時，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工業。歷經40余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制造業水平顯著提升，工業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但是工業經濟中存在突出的結構性問題。從企業層面上看，素質結構不合理，優質企業數量不足，存在大量的僵尸企業，企業產品結構無法適應消費結構變化，高品質、個性化、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能力不足。從產業層面上看，重化工主導的資源型產業、資金密集型產業占比過大，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技術密集型產業總量偏小，產業之間融合程度不高，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水平有待提升。[12]從區域層面上看，生產要素配置不合理，不能充分地利用區域比較優勢，“走出去”程度與中國的發展需要也還不適應，利用全球資源的發展戰略有待完善。企業、產業和區域層面的結構性問題，歸根結底是生產要素的結構性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被描述為低成本的快速工業化，這種低成本的要素驅動型增長的動力結構已經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面對要素收益遞減趨勢，深化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必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一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對產能過剩行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國企改革要有突破性進展，尤其是要通過對僵尸企業更為積極穩妥的處置，提升工業企業整體素質。二要堅持創新引領，對工業領域存在的短板和不足，通過政策支持與技術支持等方式發展新興產業、升級傳統產業。三要抓住新一輪產業革命機遇，推動“中國制造2025”與“互聯網+”的融合發展，依托工業云平臺推進企業創新，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加快從制造大國轉向制造強國。四要因地制宜，體現地區的差異化，尊重區域比較優勢，鼓勵地方通過差異化的創新將比較優勢轉化競爭優勢。五要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促進中國工業產能合作和企業“走出去”，實現工業生產要素在全球的有效配置。

金融業。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資源配置的樞紐，金融業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著引領和推動作用。金融業供給側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不能有效滿足實體經濟需求，投放的資金并未流向最高效的部分，資金供需失衡。深化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以問題為導向，促進金融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匹配，換言之“就是要減少無效、低效金融供給，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給，通過改善金融結構，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促進經濟金融持續健康發展”。[13]一要優化基礎金融環境，既要改革現有監管體系和制度，完善配套法律法規，進行適度監管，加強信貸資金流向的管理，及時化解和防范風險，又要為金融創新留出空間，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性，改善金融創新環境。[14]二要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既要有序推進資本市場的發展，提高金融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引導金融資源流向實體經濟，也要注重金融工具創新，以實際需求為導向，開發新型金融服務，為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方式和渠道。三要調整和優化金融結構，既要完善傳統的銀行機構體系，加強對銀行服務實體經濟成效的考核評價，提高資金供給效率，推動經營模式轉變，也要轉換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機構發展模式，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機構體系，以經營模式各異的金融機構匹配實體經濟有效需求。可以考慮通過降低民營資本的進入門檻，提升中小金融機構數量和規模，引入更多融資主體，滿足實體經濟差異化的融資需求。[15]簡言之，深化金融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完善金融制度、增強金融服務、健全金融機構，實現金融環境、市場和體系結構的優化升級，引導資金投向最有創造力的部分，實現提升資金效率的目的。

公共服務。公共行政就是關于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安排。公共服務供給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之間的矛盾，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公共服務領域的具體體現。公共服務供給側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公共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人民群眾對醫療、養老、教育和生態環境等還有諸多不滿意的地方，獲得感、公平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有待提升。二是公共服務供給短缺和供給過剩并存，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形成的二元供給體制，重城輕鄉取向明顯。三是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相對單一，公共部門改善公共服務質量以及提高效率的動機不強。[16]四是公共服務供給的精準性不夠，不能滿足不同群體的差異性要求。[17]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公共服務需求客觀上難以揭示，加上需求信息傳遞渠道不暢，政府公共服務職能轉變不到位，政績指揮棒扭曲了公共服務供給行為。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的匹配性是衡量公共服務供給有效性的標準，深化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要建立順暢的需求表達渠道，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總量，讓公眾的需求能夠體現在公共服務的決策中，使公共服務的決策從政府本位向“以人民為中心”轉變。二要完善公共服務供給多元機制，強調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之間的緊密合作，通過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來保障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從公共服務中退出，政府需要建立合作責任的分擔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對公共服務的供給實施有效的管理。三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樹立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理念，縮小城鄉公共服務供給差距。四要完善公共服務供給的法律保障，合理劃分不同層級政府間的財權和事權，明確不同層級政府的財政支出義務，建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財政支撐體系。

公共交通。公共交通不宜簡單地納入公共服務的范疇，除了滿足公共需要外，公共交通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領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共交通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但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過分依賴資源驅動而忽視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對供給增長的影響，公共交通服務與市場需求存在脫節，服務宗旨、經營體制、運力配置及組織方式等難以適應市場的差異化需求，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公共交通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適配關系難以建立和維系，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供給有效性以及社會公平性無法保障。[18]深化公共交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一要打破壟斷格局，降低準入門檻，引入適宜的競爭機制，為公共交通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二要推進事權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在公共交通中財權和事權合理配置的制度安排，兼顧公共交通的準公共產品屬性，為公眾提供優質的公共交通服務。三要補齊公共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以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為重點，改善交通環境，這是深化公共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四要提升運輸裝備的現代化水平，對于長期閑置且不符合未來運輸需求的基礎設施，要因地制宜，分類處理，減少后續不必要付出的維護成本。五要將互聯網技術應用于公共交通系統，借助互聯網的開放性、即時性、體驗性、集成性的特點，實現互聯網和公共交通的深度融合，滿足公眾日益多樣化、差異化的需求。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方式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妥善解決我國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和矛盾，就要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統籌外生與內生變量，調整與優化經濟結構，拓寬發展空間，促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19]

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體現了全面提升經濟增長質量的內在要求。從創新理念上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是制度變革，還是結構優化以及要素升級的核心都是創新，制度創新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通過改革形成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而科技創新是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要素效率提高的根本途徑，對推動產業升級、發展新興產業、培育新供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協調理念上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協調好供給側和需求側、穩增長與調結構、淘汰落后產能與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等之間的相互關系，實現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協調推進。從綠色理念上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必須通過嚴格的環境保護強化對低端供給發展的約束，建立供給側生態、環境、資源管理機制，形成綠色、低碳、環保的發展方式，矯正生態環境資源的扭曲配置，提高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從開放理念上看，要遵循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加快形成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互利共贏的制度體系，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供給能力，優化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從共享理念上看，就是要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強化共享機制，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實現公共服務一體化和均等化，形成供給側與需求側的良性循環和動態平衡，從而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釋放潛在消費能力，增強經濟活力，促進經濟發展動力轉換。

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升級是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的關鍵，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可以帶動產品結構、金融結構、城鄉結構、財政支出結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結構調整。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建立落后產能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和產業升級機制，通過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使企業不斷提高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和技術含量。一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對于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傳統產業，需要對傳統工藝和技術進行改造，通過技術創新和設備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提升資源使用效率，從而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二是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當前，全球范圍內新一輪的產業革命風生水起，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致力于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技術等前沿高新技術，以及具有高技術、高附加值、低排放等競爭優勢的高端制造業搶占經濟、科技、產業制高點。必須把握歷史機遇，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我國經濟的快速和持續性發展。三是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隱含著巨大的技術資本、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發展現代服務業會從供給側提升產業結構水平和效益，加快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產業鏈升級和產業集群升級。積極發展現代服務業對經濟轉型具有直接的決定性作用，有利于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釋放我國經濟增長的潛能。[20]四是發展新型農業。必須順應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大力發展新型農業，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通過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優化農業生產手段、改善農業生產管理的方法提高農業生產力，增強農產品對中高端需求的動態適應能力，拓展農業市場空間，提升農業產業的價值鏈。

打造創新驅動的引擎。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必須實現要素驅動型增長、投資驅動型增長向創新驅動型增長的轉換，讓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引領力量。由于創新驅動的本質是創新成為國民財富增長的主要源泉，發展的動力主要依靠知識積累、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升，因此打造創新驅動的引擎，一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改革創新治理體系、增加創新投入、推進開放創新，建立科學合理的創新激勵機制，構建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實踐載體和制度安排。二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改革和調整相關制度，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準和成果轉化機制，使創新成果更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發揮好科技創新第一動力的作用。因為無論是對傳統優勢的升級改造還是打造新的競爭優勢，都需要以堅實的科技創新為支撐和引領，才能推動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要提高產業技術創新能力，圍繞推動科技與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大限度釋放全社會的創新活力與潛力，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推動我國產業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在國際競爭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四要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形成創新驅動的強大動力。“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興起。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運用到各領域，以綠色、智能、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重大技術變革，正在引發國際產業分工重大調整，進而重塑世界競爭格局、改變國家力量對比。”[21]借助“互聯網+”的催化作用，能有效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實現經濟有質量的可持續增長。五要加強創新型人才隊伍建設，加大教育和人力資本的投入，既要激勵人們敢于創新并將創新轉化成商業利益，也要樹立踏實的創新文化，寬容創新挫折。六要完善創新驅動發展的法治環境，強化發明創造以及專利的保護機制，從制度上和法律上對創新的個人和集體予以保護和支持，保障和促進全面創新。

加快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考慮更長遠時期的發展要求，加快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發展方式”。[22]對于企業來說，不僅要提高產品質量，更應在生產過程中貫穿綠色、集約的理念，開發綠色產品，建設環境友好型企業。對于政府來說，既要簡政放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發揮自身作用，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積極推動創新發展。具體而言，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形成新的經濟發展方式，一要以振興實體經濟為主線，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調發展，提升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服務業，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格局，推動經濟向以節能、高效、綠色為特征的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23]二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三要將環境資源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把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目標，加快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消費模式，從需求側減緩對資源和要素的供給壓力，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取得新進展。四要建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適應的政績考核體系，以提高發展質量為中心，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指標納入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重點考核評價人力資本、創新驅動、經濟活力、結構優化和改革成效等方面，打破舊的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

強化體制機制保障。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好法律、法規、標準和政策，給企業和市場相對穩定的預期，并通過簡政放權，把原來政府掌握的權力下放給市場和企業，讓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從而“把該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該放的權放足放到位、該提供的服務提供到位，突出問題導向，向體制機制弊端發力，補齊監管和服務的短板”。[24]一方面，政府要在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職責，貫徹落實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的同時，“按照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總方向，科學界定政府職能范圍，優化各級政府組織結構，理順部門職責分工，突出強化責任，確保權責一致”。[25]只有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效推進政府治理創新，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才能為促進高質量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體制機制保障。此外，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重視轉變政府職能，也要體現市場作用，必須以市場體制機制建設為核心，從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創新、制度五個要素層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破除抑制供給的體制機制約束，[26]建立起一個能不斷適應市場需求的供給體系，形成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的經濟增長新的體制機制，才能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培育和增強發展新動力。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國家經濟治理政策變遷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6BJL078）

注釋

[1][13]胡曉寧：《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思考》，《中國金融》，2018年第3期，第93～95頁。

[2]周躍輝：《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紫光閣》，2018年第1期，第13～14頁。

[3]《推動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光明日報》，2017年12月21日，第1版。

[4]劉偉：《深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民政協報》，2018年3月13日，第6版。

[5]金輝：《高質量發展要求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經濟參考報》，2017年12月25日，第8版。

[6]王廷惠：《深化供給體系關鍵環節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南方日報》，2016年12月19日，第2版。

[7]林火燦：《破除利益藩籬 釋放企業活力》，《經濟日報》，2015年9月21日，第7版。

[8]《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光明日報》，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9]張占斌：《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1期，第31～33頁。

[10]陳映雄、楊玉民：《新時代背景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探索》，《現代農業》，2018年2期，第92～96頁。

[11]安蓓：《為結構調整營造穩定宏觀環境和更好制度環境》，《中國改革報》，2015年12月23日，第2版。

[12]黃群慧：《論中國工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工業經濟》，2016年第9期，第5～23頁。

[14]潘功勝：《新常態下的中國金融改革》，《金融論壇》，2015年第6期，第3～8頁。

[15]喬海曙、楊蕾：《論金融供給側改革的思路與對策》，《金融論壇》，2016年第9期，第14～20頁。

[16]劉窮志、范浩雯：《以PPP為契機啟動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監督》，2016年第9期，第15～17頁。

[17]張貴群：《精準服務：公共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行動邏輯》，《管理學》，2017年第3期，第81～86頁。

[18]全永燊、潘昭宇：《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城市交通》，2017年第5期，第1～7頁。

[19]付穎：《如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人民論壇》，2018年4月中，第88～89頁。

[20]劉志彪：《現代服務業發展與供給側結構改革》，《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第10～15頁。

[21]《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光明日報》，2018年1月9日，第1版。

[2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86頁。

[23]劉曉勇、魏靖宇：《推動文明類型、發展方式、發展思路全方位轉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帶來發展革命》，《中國產經》，2016年第12期，第58～61頁。

[24]《為高質量發展提供體制機制保障》，《珠海特區報》，2018年3月12日，第2版。

[25]《如何理解“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解放軍報》，2018年3月14日，第2版。

[26]任保平、劉鳴杰：《我國高質量發展中有效供給形成的戰略選擇與實現路徑》，《學術界》，2018年第4期，第52～65頁。

責 編／周于琬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hat and How

Huang Xinhua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practic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eliminary phase of task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round the new problems and new contradictions emerging in the reform, make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ore innovation-based, focus on quality rather than speed, and turning China into a strong manufacturer instead of a large world factory. Exploring the path of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nd clarifying the core issues of what to change and how to change based on the main objectives, key areas and methods will help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Only by focusing on developing the real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supply system, can we significantly enhance China's economic quality advantage.

Key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main objectives, key areas, methods

黃新華，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MPA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新）政治經濟學、政治學理論、公共政策、公共部門經濟學。主要著作有《政府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理論與實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