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對外政策實踐中的雙重標準在安全、經濟、政治等領域屢見不鮮，其動因在于追求絕對的單邊霸權利益、信奉“美國例外論”及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美國日益加劇的雙重標準正在破壞全球穩定，沖擊國際秩序，造成世界動蕩，成為世界分化和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雙重標準 國際秩序 霸權主義 【中圖分類號】D51 【文獻標識碼】A

2019年11月27日，美方不顧中方多次嚴正交涉和強烈反對，由總統特朗普正式簽署了經參眾兩院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此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將香港的示威游行稱作“美麗的風景線”，多名美議員和高官也公開發表了支持暴力示威者、譴責香港警隊執法的言論。然而，2019年5月以來，作為美國傳統后院的拉美地區國家洪都拉斯爆發反對教育和醫療私有化的大規模抗議，政府調動軍隊鎮壓，美國卻不但不譴責洪都拉斯政府，反而呼吁抗議者停止暴力，美國國務院西半球事務局發言人更是聲明稱這種暴力行為是“不可接受”的，將會“把肇事者繩之以法”。同樣是政府與暴力分子的對立，在美國的評價體系中，抗議者有時是“英雄”，有時卻是“暴徒”。這種以雙重標準對待類似事件的做法，在冷戰后美國的對外政策實踐中屢見不鮮，表現在安全、經濟、政治等多個領域。其動因在于追求絕對的單邊霸權利益、信奉“美國例外論”及以意識形態劃分陣營。美國日益加劇的雙重標準行為正在破壞全球穩定，沖擊國際秩序，加劇世界動蕩，成為世界分化和不確定性的主要因素。

美國在多領域肆意推行雙重標準

美國以霸權心態看待各國的軍事現代化發展。美國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本國的絕對軍事優勢。2018年美國軍費支出高達6490億美元，幾乎是全球軍費開支第二到第九名的總和，2019年美國國防預算更是高達7160億美元。美國宣稱，本國的軍事發展旨在“以實力促和平”，其絕對武力優勢和龐大軍事投入是世界和平的保障。美國鼓勵和幫助盟國的軍事現代化發展。2008年以來，美印已簽署超過150億美元的軍售合同，“印太戰略”出臺后，美國將印度視為地區安全合作支柱，美國時任防長詹姆斯·馬蒂斯于2018年6月表示，美國將提升與包括印度在內的盟友“在武器裝備平臺之間的互聯互通能力”。2017年，美國與沙特簽訂了1100億美元的巨額軍售協議，助力沙特常規力量軍備水平大幅提升，還為沙特提供改進的指揮和控制網絡，幫助沙特軍隊提高整體作戰效能。對于北約核心成員法國，美國更是多次敦促其增加軍費開支，以達到北約軍費標準。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發展則被美國視作“威脅”。在2019版《中國軍力報告》中，美國看待中國的軍事建設的方式明顯帶有“威脅論”基調。例如，美國擁有500余處海外軍事基地，卻在報告中強調“中國尋求建設海外基地”；美國選擇性地評價南海各國島礁建設的歷史事實，以維護所謂“自由航行權”為由屢次派遣軍艦進入南海海域，加劇南海軍事化爭端，卻大肆強調“中國在南海進行軍事化建設”。同樣，俄羅斯的軍事實力為美國所忌憚，美國不斷渲染其軍事發展對歐洲和美國本土的威脅。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2018年美國軍力指數》報告中，俄羅斯的軍力提高被稱為“攻擊性舉止”和“威脅”，并稱俄羅斯有能力“摧毀美國”。顯然，美國在看待其他國家的軍事現代化建設時帶有霸權心態，極力維護以絕對軍力為基礎的霸主地位，反對甚至遏制別國的國防建設。

美國以實用主義態度看待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人類社會的公敵，嚴重影響世界的安全和穩定。美國將恐怖主義定義為“亞國家集團或秘密代理人攻擊非戰斗人員的蓄謀的、具有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這種行為通常是為了影響公眾”。但在反恐實踐中，這一定義似乎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恐怖組織，美國判定“誰是恐怖分子”的標準常常令人困惑。例如，美國認定由土耳其庫爾德人組成的游擊隊組織庫爾德工人黨為恐怖組織。自20世紀90年代，庫爾德工人黨開始進行城市恐怖主義活動，包括汽車炸彈襲擊、射殺平民、暗殺、暴動、綁架等，2015年以來該組織已造成了1200多名土耳其安全官員和平民喪生。然而，與庫爾德工人黨性質極為相似、極端化趨勢明顯，并存在射殺戰俘、清除異見人士、吸收童子軍等極端行為的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不僅沒有被美國認定為恐怖組織，反而獲得了美國的支持和援助。“東突”組織是聯合國認定的恐怖組織，主導了2009年發生在烏魯木齊的“7·5”打砸搶燒暴力恐怖事件以及近年來在新疆發生的系列暴力恐怖案件，對當地各族民眾的生命、財產、正常宗教信仰自由等造成了嚴重破壞。顯然，這一集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暴力恐怖主義于一身的組織完全符合美國對恐怖組織的定義。然而，美國不僅沒有譴責“東突”勢力，反而長期對其進行資助，甚至對中國政府在新疆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橫加指責，篡改新疆歷史與事實，著意抹黑中國政府形象，為分裂中國炮制依據。

美國國內出臺大量補貼政策，卻反對他國補貼產業。在經貿領域，美國頻繁指責別國的產業政策，認為政府補貼違背市場經濟規則，對美國經濟造成傷害。2019年4月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表聲明稱，歐盟補貼空客給美國造成了超過110億美元的損失。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歐盟對空客的補貼對美國產生了負面影響，歐盟多年來一直在貿易上占美國便宜”。為此，美國正式對價值75億美元的歐盟輸美產品加征關稅，作為歐盟補貼空客的報復。在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也總是指責中國對高技術產業的政策幫扶，以加征高額關稅相威脅，要求中國放棄產業補貼。在反對他國補貼措施的同時，美國國內卻出臺了大量產業補貼政策。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曾推出“不良資產救助計劃”，用超過4000億美元資金直接救助金融業及汽車行業。2009至2018年，美國共實施了597項產業補貼政策，其中包括稅收減免、財政補助、優惠貸款等直接補貼，也包括公共采購本地化、勞動力本地化等間接補貼，以維持美國農業、高技術產業等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在上文提到的大飛機制造行業，美國反對歐盟補貼空客，自己卻也大力補貼波音。2004年美國以歐盟向空客提供非法補貼為由向WTO提起訴訟后，歐盟反訴美國補貼波音公司，統計出1992年至2004年間，美國政府向波音公司間接提供了230億美元間接補貼。由此看來，美國自詡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守護者，卻并不希望世界各國在市場經濟中平等地獲益，反補貼并非維護市場規則，而是遏制其他國家的產業發展的手段。

美國一邊熱衷干涉他國內政，一邊指責別國干預其選舉。互不干涉內政是現代國際法的基礎和主要原則之一。近年來，美國經常指責他國干涉本國內政。2016年美國情報系統指控俄羅斯對美國總統選舉進行了一系列干預操作，并以此為由在其后兩年制裁了多個俄羅斯實體和個人。2018年9月2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指責中國干預美國中期選舉，卻沒有出示任何證據。然而，美國以多種理由干涉他國內政的證據卻數不勝數。1993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人道主義”為由對南聯盟發動空襲；2003年美國繞過聯合國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利用非政府組織干涉中東政權更迭，煽動“阿拉伯之春”；資助和支持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2019年11月21日，針對中國指責美國干涉香港事務的聲明，美國國會參議院盧比奧在社交媒體上聲稱，國會通過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屬于美國內政，中國不應干涉美國內政。這一“中國指責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是干涉美國內政”的荒謬邏輯令人啼笑皆非。顯然，對美國來說，“互不干涉內政”的標準并不適用于美國自己。

美國大肆單邊修改國際規則，卻指責別國破壞制度。2019年6月1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了《印太戰略報告》，無視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作用和貢獻，指稱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正在“侵蝕國際秩序”“從內部破壞國際制度”。該報告同時批評俄羅斯“通過國家擴張和軍事現代化”攫取戰略利益，“破壞了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以來，美國也多次指責中國違背國際貿易規則，從而竭為美方主動發起的貿易戰尋求正當性。美國一向將自己視作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總能自動忽略本國破壞制度、違背規則的行為。冷戰后全球化浪潮發展迅猛，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雖然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和不穩定，但也起到了提高效率、促進發展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上臺后，“美國優先”原則指導下的經貿政策率先破壞國際經濟秩序，對全球價值鏈的穩定產生了極大沖擊。為了在5G技術競爭中取得優勢，特朗普政府日益把經濟問題安全化，史無前例地用國家機器全方位打壓中國企業華為，屢次以行政手段阻撓跨國公司的正常經營，嚴重違背了國際經貿規則。當對現行制度不滿時，美國還熱衷于“退群”，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氣候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萬國郵政聯盟。顯然，在尊重國際規則方面，美國并沒有以同一套標準要求本國和他國。

美國雙重標準背后的深刻原因

單邊追求霸權利益是雙重標準的核心動因。雙重標準根植于美國霸權利益和心態，既是“強權即公理”的霸權思維的產物，也是追求唯我獨尊的霸權利益的手段。作為霸權思維產物的雙重標準體現出美國的對外政策深受“強大不需要借口，弱小即是最好的理由”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叢林政治影響。霸權思維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美國以霸權邏輯下的傲慢與偏見看待其他國家，在世界上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倚仗強大實力欺凌弱小，肆意評判甚至干預別國事務。霸權思維也是“零和”思維，作為霸權秩序的最大得益者，美國將國際競爭視作“零和博弈”，狹隘地認為別國的發展就是對己方實力的削弱，抗拒共同發展。作為追求霸權利益手段的雙重標準體現出美國信奉弱肉強食的“霍布斯法則”和毫無原則的實用主義思維，政策目標是損人利己。為了維持霸權地位，美國經常顛倒黑白、搬弄是非，以截然不同的雙重標準對待不同國家，完全把是否符合單邊利益作為行為準繩。在反恐問題上，打擊“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符合美國的安全利益，資助“世維會”符合美國的政治利益，因此出現了有選擇地判定恐怖組織；在經貿問題上，貿易保護主義損害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提升美國的“相對實力”，美國為此不惜破壞全球經濟秩序的穩定。

“美國例外論”是其雙重標準虛偽的道德基礎。2019年11月25日，針對德國目前熱議的是否使用華為5G設備問題，美國駐德國大使格雷內爾發表聲明稱，“中國和美國無法在道德上相提并論”。此論調帶有可笑的“美國例外論”色彩。“美國例外論”來源于美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在美國建國者們看來，他們建造的國家注定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不同，而且比其他國家更完美，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人一直自詡為“上帝選民”，是矗立在渾濁黑暗的舊世界中唯一的一座純潔明亮的“山巔之城”，必然是全人類效仿的成功典范。“美國例外論”在國際領域表現為兩點，一是以榜樣自居，認為美國的制度臻于完美，其他國家只有以美國為榜樣才能達到同樣的繁榮和發達；二是有對外干預的使命感，認為應該積極作為，推廣美國的模式，改造其他國家，必要時不惜付諸武力。“美國例外論”實質上是將美國置于規則之上的“文明優越論”，是為其雙重標準提供辯護的借口。如果相信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總是更加道德、正義，且無論采取包括武力在內的何種手段都是為了實現正義的目標，那么美國的標準無論是否內外不一、變化無常，都必然具有先天的道義正當性。如果這一預設前提成立，美國行為的正當性將無法被證偽，這是邏輯上的詭辯，也不符合客觀事實。

意識形態是劃分雙重標準適用陣營的“有色眼鏡”。近年來，美國意識形態之爭越發強化，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國防戰略報告》等文件將美國的戰略競爭威脅明確為三類：“戰略競爭者”俄羅斯和中國、“敵對國家”朝鮮和伊朗以及“伊斯蘭國”等“跨國威脅組織”，以善惡為棱角的意識形態作為敵我分野的氣息不斷濃厚。如果說“美國例外論”解釋了美國的“一切皆對”，意識形態則可以解釋美國價值體系中一些國家的“一切接錯”。當一國被劃入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美國會先將其行為打上“不正當”的標簽，再為它量身定做能夠判決其不正當性的標準。因此，美國的對外政策中針對中俄等不同意識形態陣營國家采取雙重標準的情況尤其嚴重。值得注意的是，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是追求利益的手段，而非對外政策的目的，當有利可圖時，美國又會對沙特之類盟國的意識形態差異視而不見，展現出實用主義傾向。

美國的雙重標準嚴重破壞全球穩定，阻礙共同發展。作為超級大國，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本有責任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卻大搞單邊主義，破壞了國際秩序。同時，雙重標準加劇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使美國和其他國家間的猜忌、懷疑和不信任感增加，極易導致彼此的誤判、摩擦乃至沖突。另外，意識形態具有“零和”屬性，堅持以意識形態作為劃分陣營的標準，也就拒絕了妥協與合作的可能。

（作者分別為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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