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及其團隊主要成員，在言行及政策實施中表現出明顯的文明沖突論特征。特朗普當局的兩大政策目標，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和維護白人在美國的主導地位，大致都可以用文明沖突論來界定。特朗普當局偏愛文明沖突論的簡單易懂，實用主義地、有選擇地使用其中的一些元素。

【關鍵詞】美國 文明沖突 特朗普 對外政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明本來不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因素。在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期間，戰(zhàn)爭和競爭雙方或各方之間都不是以文明來劃界的。在通常狀態(tài)下，各國的外交決策層更關注的是國家安全、利益、地位和價值觀等要素。文明特征及其相互間關系，雖然經常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但大多處于比較低的位置上。與此相比，一些非國家行為體尤其是恐怖組織，在討論和實施一些非常規(guī)暴力活動，如恐怖活動時，往往會強調文明群體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但冷戰(zhàn)結束以后，情況開始變化。1993年，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認為文明間沖突將取代主權國家間沖突，將成為沖突的主要形態(tài)。2001年911事件的爆發(fā)，為文明沖突論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注腳。文明沖突論從理論向政策方向蔓延的動力也不斷增強。但是，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和后來的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都采取了明確措施來回避文明沖突論，壓制文明沖突論轉化為外交政策的沖動。這兩位美國總統(tǒng)之所以壓制文明沖突論，并不是因為他們對這一理論的態(tài)度，而是因為他們顯然認為：文明沖突論對美國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政策目標，是不利的。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tǒng)以后，在文明觀念和對待文明沖突論的態(tài)度方面，顯然沒有其前任們那樣謹慎。

特朗普團隊表現出顯著的文明沖突論形象

在一開始，特朗普及其團隊的文明沖突論調，主要是針對穆斯林群體的。早在2015年時，特朗普就呼吁要“完全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2016年11月，特朗普告訴CNN記者，“我認為伊斯蘭教仇恨我們”。他任命的相應官員，如弗林（Michael Flynn）、班農（Steve Bannon）、篷佩奧（Mike Pompeo）和博爾頓（John Bolton）等，在這一問題上都與他立場相近，認為“美國正處于與極端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文明戰(zhàn)爭之中”。弗林在其書中稱，“一些文明在道德上與美國社會不對等”（not “morally equivalent”），并鼓吹要實施一套軍事戰(zhàn)略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去攻擊伊斯蘭主義者”。2016年8月，弗林稱“伊斯蘭主義這個地球上17億人心中的一個邪惡的癌癥”。班農早在2014年時就稱，“我們正處于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全球戰(zhàn)略的開始階段”。弗林還稱，“我們正處于世界大戰(zhàn)之中，但只有很少的美國人認識到這一點，也只有很少的美國人知道如何記得勝利。” 2017年1月20日上臺以后，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只等待了一周時間就通過了“禁穆令”（全名為“阻止外國恐怖分子進入美國的國家保護計劃”）。

但是，隨著特朗普逐漸進入工作角色，特朗普團隊把文明沖突的范圍也逐漸放大了，逐漸把沖突的對象擴大到非穆斯林群體身上。2017年7月6日，特朗普在華沙的演講中稱，“為了家庭，為了自由，為了國家，為了上帝”，“我們的價值將會占優(yōu)勢，我們的人民將會繁榮，我們的文明將會勝利”。他不再像是在宣戰(zhàn)，而是已經像一位戰(zhàn)時總統(tǒng)那樣發(fā)言了。弗林認為，在世界上存在著一個反美國、反西方的聯(lián)盟，包括基地組織、真主黨和伊斯蘭國等組織，以及中國、俄羅斯、敘利亞、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guī)劃事務主任斯金納在一次采訪時稱，美國與中國之間進行的一次“長期的戰(zhàn)爭”，是一場“長期的競爭”，并且還有深刻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背景”，“同樣引人關注的是，這是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

因此，至少從表面上來看，特朗普及其團隊主要成員，表現出清晰的文明沖突論特征。

特朗普對外政策的主要特征

從目前材料來看，特朗普的文明觀念，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強調競爭，輕視合作；二是強調特性，輕視共性；三是強調等級，輕視平等；四是重視物質成果，輕視精神和制度成果；五是以個人為中心，并非真正地以文明為中心，是一種以個人為中心的同心圓結構。與此相對應，特朗普的對外政策，按照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guī)劃事務主任斯金納的話說，有四根支柱，分別是國家主權、對等（reciprocity）、責任分擔和地區(qū)伙伴關系。具體來說，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強調美國自身利益，輕視國際合作和國際機構。美國總統(tǒng)一定會維持美國國家利益，在這一點上特朗普與其前任們并無區(qū)別。以前的美國總統(tǒng)，也曾不時對聯(lián)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表達過不滿和失望。但是，以前的美國總統(tǒng)還是在實踐和話語層面，在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方面努力追求一種平衡。特朗普則對這種平衡不屑一顧，認為這是對美國的背叛或虛偽。

二是強調經濟利益，輕視戰(zhàn)略和政治利益。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主要是經濟領域的，并且主要集中在能夠產生大量中低端工作機會的制造業(yè)領域。所以，特朗普非常重視商品貿易不平衡問題。這種對貿易不平衡問題的過度強調，甚至突破了傳統(tǒng)的盟友與對手之間的界限。在特朗普看來，很多傳統(tǒng)的盟友，在貿易問題上要么是美國的對手，要么是美國對手的幫手，如日本和德國等。在這個問題上，特朗普又非常地不講“文明”。

三是重視身份和認同政治，輕視價值觀外交。特朗普非常重視認同政治，重視種族、宗教等能夠把人們相互區(qū)別開來的要素，而輕視民主、人權等非認同型、普世性價值觀。特朗普在歐洲之行期間強調，移民“對歐洲很不利，正在改變那里的文化”。這個文化指的就是種族和宗教。白人種族，是特朗普及其執(zhí)政核心團隊中最重要的元素。孤立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掩蓋不了白人至上主義的真面目。甚至特朗普對很多國際事務包括海外軍事行動不感興趣，真實原因不是因為他愛好和平，而是因為他在內心深處認為那些地方不值得消耗美國的財富和生命。

四是重個人獨裁，輕民主協(xié)商。現代通訊技術迅速發(fā)展，導致政治模式的迅速演變：一方面，民眾有了直接表達政治訴求的能力，從而導致大眾民主和民粹主義同時崛起；另一方面，政治家、尤其是非常規(guī)政治家也有了借助大眾媒體而迅速崛起的機會。2015年6月，從無政治經驗的特朗普正式參加總統(tǒng)大選，一年半后就成為美國總統(tǒng)，在美國是史無前例的。這使得他有機會走出自己的一條政治道路，而不是遵循傳統(tǒng)的政黨政治模式。與他相比，傳統(tǒng)型的政治家則面臨強大的壓力。德國總理默克爾長久以來代表著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優(yōu)模式，她的持續(xù)執(zhí)政保證了德國政策的連貫性，并且讓德國保持著歐洲領導者地位。在她14年多總理任期內，德國GDP持續(xù)增長，2017年經濟成長率2.2%，德國失業(yè)率從她接任時的11.7%，下降到2017年的5.7%。但是，在反對外來移民的民粹主義浪潮沖擊下，她所領導的基民盟選情如山倒，一些極端民粹主義政黨則迅速崛起。

總體來看，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與美國當前狀況、國際形勢及其個人的政治經歷息息相關。他本人并不一定遵循某種特定的理論與邏輯。

特朗普團隊偏愛文明沖突論的簡單易懂

在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中，把世界文明分為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7-8大類，并認為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對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戰(zhàn)最大。所謂文明觀，就涉及對這些文明群體間關系的認識。具體來看，涉及到以下問題：一是不同文明群體之間是和平的，還是沖突甚至是戰(zhàn)爭的？二是不同文明群體之間是平等的，還是有高低貴賤之分的？三是文明是獨特的，文明群體之間是相互孤立的、各自發(fā)展的，還是文明是普世的，相互之間可以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其實，特朗普陣營對文明沖突論，是采取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本身并無明確的文明觀念。

特朗普團隊之所以呈現文明沖突論的特征，主要是因為文明沖突論是一種高度簡單化的理論，本身并不追求理論的周延和完備。例如，文明沖突論并不能解釋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矛盾，也不能解釋沙特與伊朗之間的矛盾。但是，這些理論缺陷并不能掩蓋文明沖突論的魅力。越是簡單化的理論，觀點就越鮮明，就越易為民粹主義者和極端主義者所接受。其實，特朗普團隊喜歡的是文明沖突論中的差異、矛盾、競爭等概念。

特朗普當局的兩大政策目標，大致都可以用文明沖突論來界定：一是要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所以美國要與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力量進行競爭。中華文明恰好與美國所處的西方文明是明顯不同的。美國拉攏印度，既是國家戰(zhàn)略利益所需，也與印度與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的文明差異，有一定的聯(lián)系。二是要維護白人在美國的主導地位，所以要排斥其他族群的移民和難民。多數移民和難民，與美國白人是分處于不同文明類型的。但盡管如此，特朗普當局仍然只是選擇性使用文明沖突論，并非嚴格遵守這一理論的相關定義。例如，盡管特朗普認為自己與英國、法國和德國同屬于一個文明陣營，但由于外交政策和國家利益方面的差異，照樣對這些國家進行打壓。與此同時，在歐洲很多國家看來，特朗普反對的不一定是西方文明群體，反而可能是在挑戰(zhàn)西方文明的內核。

特朗普團隊只是實用主義地利用文明沖突論

不同的文明觀與不同的政治理論和外交政策相關聯(lián)。大致來看，文明觀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相信文明是普世的，不同文明群體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合作的；第二大類相信文明是獨特的，不同文明群體的關系是等級制的、矛盾沖突的。國際政治中延續(xù)最久的兩種政治理論就基于這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一種強調合作，強調國際機制和共同利益，以理想主義或自由主義為主要標志；另一種則強調競爭，強調國家甚至是文明群體間的競爭與矛盾，以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為主要標志。

但事實上，文明觀念與政治理論和具體政策的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是單線條的。普世的文明觀，并不一定導致平等與合作，反而有可能導致沖突與戰(zhàn)爭。獨特性文明觀念也不一定就會導致沖突與戰(zhàn)爭，如中國人經常強調的和而不同。事實上，基于普世文明觀的理想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的破壞，往往要比強調獨特性文明觀的現實主義要大的多。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少由于強調文明間的獨特性與不平等所造成的損害，如二戰(zhàn)時期的法西斯主義，催生了種族屠殺和世界大戰(zhàn)。但普世的文明觀也可能會對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造成嚴重的破壞。基督教文明群體在世界范圍內的殖民與侵略，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lián)所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長期對抗，都對世界和平與穩(wěn)定造成了嚴重的損害。

特朗普所強調的文明，其實更像是身份，并不包括價值觀等重要的文明要素。因此，從身份政治的角度，他的文明界線仿佛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從價值觀的角度來看，他的文明界線又是模糊的。他攻擊的很多東西，其實是西方文明的內核，或者是西方政治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成果。從1215年的《大憲章》（the Magna Carta）開始，西方用了800年歷史發(fā)展出來的憲政文明成果，似乎正是受到特朗普主義的沖擊。這已經不僅是文明間沖突，更像是文明內部的沖突了。

更重要的是，享廷頓雖然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但是他本人其實并不喜歡文明間的沖突，也沒有真正地鼓吹文明間沖突，反而對文明間沖突非常恐懼，致力于讓美國免于與其他文明群體的可能沖突之中。享廷頓雖然一方面主張北約東擴，但是同時又強調，“在一個多元文明世界中，西方干涉也許是全球不穩(wěn)定和潛在沖突的最大單一來源”。這與特朗普團隊正在做的和說的，有相當大的差異。特朗普團隊中的一些人，甚至是很多人，相信美國已經處于與其他文明的戰(zhàn)爭狀態(tài)之中，而不是致力于防止這種全球性沖突的出現可能。

（作者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印度經濟社會發(fā)展與對外政策研究”（項目批準號：19JZD055）階段性成果】

責編/于洪清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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