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我們應在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變、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不變、堅持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不變、立足本國基本國情不變的同時，博采眾長、兼容并蓄，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不斷推動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鍵詞:中國之治 治理效能 治理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唯物辯證法既肯定運動和變化的必然性，又承認事物的相對靜止。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革故鼎新、推陳出新的動態變化過程，但“變”中亦有“不變”，這是辯證法基本原則的具體體現。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變”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變”

從總體上看，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變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的因時而變。一方面，正如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團結帶領人民，“形成和發展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加強和完善國家治理，取得歷史性的成就”；另一方面，我國國家治理領域依然存在制度設計和體系搭建不夠完善、運行效能不夠高、系統觀念缺乏、短板突出等問題。基于此，國家治理現代化“三步走”總體目標對每一階段的工作重點都進行了詳細安排：第一步以推進制度定型為目標；第二步以推進各項制度的統籌融合、基本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目標；第三步以全面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來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目標。“三步走”的目標規劃要求我們尊重科學規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因勢利導調整國家治理體系，分析和解決每一階段的具體問題。

但同樣，作為工具理性的國家治理體系，如果動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價值理性的地位，就會失去國家治理現代化本身的邏輯緣由和內在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經過歷史與實踐檢驗的、最適合我國國情的制度安排，也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國內與國外、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等諸多關系，縱深推進“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領導體制、“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行政體制、“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體制的必要條件。因此，也要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變”。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不變”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久經實踐考驗，形成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一系列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堅實制度保障。當前，隨著制度框架的不斷完善，我們迫切需要在增強制度的理解能力、提高制度的執行能力、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依法治理水平，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實現從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變”。

但在堅持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變”的同時，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不變”。“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我國向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不僅是制度紅利和治理效能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推動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重要力量。面對那些認為國家治理效能提升所帶來的“變”勢必會導致“西方化”的聲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賦予人民主體地位的“不變”將是最有力的回擊。

堅持黨領導核心的“不變”與調動各方積極性的“變”

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始終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從上世紀確立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到今天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在黨的領導和科學決策下，社會主義不斷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創造性地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設計，解決了現代化進程中的諸多矛盾。由此可見，黨的領導是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依靠。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質就是“現代國家理念與政府管理模式的一種自主性調適”。從國家治理現代化“三步走”總體目標的階段部署可知，建黨一百周年之際，隨著制度定型的基本實現，需要在磨合調試的過程中通過調動各方積極性來更高效地釋放制度紅利，這是國家治理從側重治理體系搭建向側重治理能力提升轉變的關鍵，也是實現“制度定型”向“全面現代化”轉變的關鍵。

從當前治理效果來看，很多地方還存在治理過程中的越位包攬或撤出不管等突出矛盾；還存在城鄉間、區域間的現代化水平和經濟活力差距較大等治理困境，對此，需要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這個“變”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三步走”總體目標實現的客觀需求，但這個“變”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地位“不變”。

堅持根植本國國情的“不變”與借鑒他山之石的“變”

在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適當借鑒和學習西方國家的一些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是我國制定相關政策、調整治國方略的重要方法。國家治理的終極目標是服務于現代化國家的運轉。馬克思雖沒有直接探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相關問題，但他提出了大量有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的論述以及“社會有機體”的理論。另外，較早步入工業社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治理方面有著較為豐富的實踐與理論經驗，形成了治理理論多元化思想、國家社會關系理論等具有規律性的認識成果，對當代中國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因此，通過“三步走”戰略全面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變”，需要放活思想、靈活借鑒國外已有的發展經驗。

但同樣，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從古代社會開始，我國就摸索出了一系列關于國家治理的寶貴經驗。例如，中國在漢朝就建立了符合“現代官僚機構全部特征的現代國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設立了農村革命根據地法令、機構、條例，并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了統籌安排；等等。這些漫長歷史進程中總結和形成的治國理政經驗適用于本土，符合我國國情，是當今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寶貴財富。因而，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要在借鑒“他山之石”的基礎上堅持根植本國國情的“不變”。

【本文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陶卓睿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賀勝蘭 / 羅 婷（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