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法治化建設領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考察西方主要學術期刊可以發現，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化建設的成就評價越來越高，部分原因是中國共產黨推進法治化建設的成就顯著，部分原因是西方學者隨著對中國了解得更加深入，他們修正了過去的偏見，肯定了中國法治化建設的顯著成就。

【關鍵詞】新中國 法治建設 成就 西方視角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堅守初心使命，大力鞏固國家政權，以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為目的，推進國家建設法治化、規范化進程，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權利，建設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西方主要學術期刊《中國季刊》《中國研究》《近代中國》《當代中國》等刊文關注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加強法治化建設的措施與取得的成就，雖然中西方政治制度與文化傳統有著比較大的差異，一些西方學者囿于自由主義立場對中國法治建設不乏微詞，但是仍有相當多的學者秉持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對新中國法治建設成就進行了認真審視和客觀評說，他們在研究中肯定了中國共產黨是推動中國法治化進程的核心力量，他們肯定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推進主要領導人的年輕化的舉措，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職能、健全法律體系的努力，大大加強了中國法律制度的規范化，促進了中國法治建設水平的整體提升。

新中國成立初期，法律制度建設在探索中前行，引起西方學者關注

西方中國研究主要學術期刊刊文顯示，他們對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法律制度建設的研究局限于中國政治制度建設的范疇之中。西方學者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積極完善新中國制度建設的努力，認為中國共產黨通過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鞏固了新中國政權，健全了國家的相關法律，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為穩定國家政權，保障人民權利，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為了嚴肅地、謹慎地處理‘五反’運動中工商戶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案件以及其他應經審判程序處理的案件，為了保障‘五反’運動順利完滿的結束，凡工商戶違法案件較多之市，有設立人民法庭之需要”。

中國共產黨領導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過程中一直重視通過制度建設加強國家政權建設。毛澤東早在1931年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成立時就嘗試制定憲法大綱，保障工農民主權利，鞏固中華蘇維埃政權。新中國成立后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憲法理論，確立了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馬克思認為，憲法是法律的法律，是整個法律體系的絕對支撐和控制力量。國家要靠憲法來實現政權的鞏固，階級性是憲法的第一特性。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憲法的制定，毛澤東主持修訂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該憲法他傾注心血之多，給予的重視程度之前所未有”，范斯特拉滕（Van Straten）肯定了中國共產黨保衛革命勝利的成果，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成就。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副教授彭德（Pitman B. Potter）肯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制定社會主義法律的巨大意義，他承認中國共產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舉措鞏固了新中國的政權，維護了新中國建立初期社會的良好秩序，中國人民是新中國建設初期政權建設成就的最大受益者。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法律建設研究的持續關注，使他也注意到隨后的轉向，他遺憾地指出：到1959年，在反右運動和反對革命者的持續運動之后，黨對法律機構和人員的控制權受到削弱，這是新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的一個挫折，“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主題使正式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作用進一步邊緣化”，新中國建設初期法律制度建設的良好局面被打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國法制建設空白的十年，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建設的進一步關注則是到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了，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法制建設日漸完善，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建設關注程度明顯提升。

改革開放后，法治進程加速，西方學者關注和研究隨之持續深入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加強經濟建設，逐步完善了法制建設。西方學者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加強法制建設的各種舉措，美國密執根大學的莫里·斯科特·坦納（Murray Scot Tanner）考察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立法過程和組織演變，肯定了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下放立法權利，恢復法律制度建設取得的成就。莫里·斯科特·坦納考察了中國立法機關的職能和權力范圍，肯定了改革后在法治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的自信增加了，肯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人民法院職權的完善等，并對中國共產黨完善立法程序，實現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年輕化取得的成就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改革開放后不久，澳大利亞著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戴維·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研究了1985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的會議以及中共領導層的變化，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新老更替促進了中國共產黨干部的年輕化，這是適應經濟改革的一種積極、主動的變革。改革開放初期，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變更適應了國家開展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古德曼斷言中國共產黨推動干部日漸年輕化、專業化為改革的推進儲備了生力軍，也為進一步推進國家法治化建設提供了人事保障。

改革開放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視民主建設、法治建設，1986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之一，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表現”。針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要歷史教訓：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中共中央強調推進國家制度建設層面的民主化和法治化進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著手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民主化建設，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加強政治體制改革，改善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法治化進程的成就得到了西方學者的高度肯定。安東尼·迪克（Anthony Dicks）肯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系統推進，“大規模的立法工作涵蓋了實體法的主要領域，包括刑事，民事，經濟和行政領域。與之相輔相成的是，與法律有關的機構得到恢復和完善，這些機構包括法院、仲裁庭和調解委員會的等級制度、檢察官，以及司法部及其管理的公證人和國家管理的法律專業。所有這些機構的工作似乎都在穩步增加”。李芝蘭（Linda Chelan Li）討論了中國人民政府向法治政府轉變的問題。莫瑞·斯科特·坦納（Murray Scot Tanner）分析了中央與地方的警務權力平衡問題。歐博文（Kevin J.O’Brien）等肯定了農村基層選舉的意義，他們認為農村基層選舉的推進有助于加強黨的領導，提升政權的穩定。

針對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法治建設的成就，斯圖爾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指出，“無論如何，十年來，鄧小平成功地將國家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中間道路上。無論一個人對他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判斷，經過二十年的不斷斗爭和頻繁的混亂，這本身并不是一項平凡的成就”。彭德（Pitman B. Potter）贊賞中國法治建設的常態化和規范化，他認為中國制度建設的進一步完善則會進一步推進國家法治化的深入：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旗幟下，中國法律改革的努力代表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試圖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正式法律意識來增加國家管理的秩序，這種意識補充了政權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努力。韓國首爾大學助理教授楊南秋（Young Nam Cho）也持類似觀點，他認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推動了中國法治化進程。隨著市場經濟的出現和中國依法治國的實施，法律顯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它既是政府維護國家統治的工具，也是普通民眾維護自身權益的一種手段。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的法制體系日漸完善。在日漸規范的制度環境中，律師的重要性增加了，人們的工作熱情增加了，西方學者關注律師這一群體，對其中國法律工作地位的提高和社會影響的增強進行了深入研究，“法律改革所建立的機制往往需要采取行動。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可能會改變。負責任職位的許多法官和其他法律官員屬于年輕一代，他們充滿了改革的心態。此外，專業律師在整個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并不令人驚訝地增加”。

西方學者對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政治變革保持著高度的敏感，如谷梅（Merle Goldman）關注改革開放初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給予民眾言論自由的一些舉措。她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保障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權利，給科學家創造了更加自由的工作氛圍，這為民主制度的建設和法律制度的健全打下了扎實的基礎。西方學者關注中國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的過程和成果，他們關注中國依法治國的宏觀建構，關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變化，也關注中國法治建設中一些微觀的問題，如劉思達（Sida Liu）用共生交換理論來分析律師、基層法律工作者和其他人之間的競爭，展示了中國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中律師行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法制建設成就斐然，體現在公民權利得到保障。以婚姻法修訂為例，馬歇爾·帕爾默（Michael Palmer）探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法的演變，認為隨著針對修改婚姻法展開的激烈的公開辯論，中國婚姻和家庭計劃生育的法律制度更趨于完善。但是也有學者指出了中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中國地方政府與司法系統的關系會影響司法獨立的觀點。郭丹青（Donald C. Clarke）分析了中國公安系統的運作機制，認為公檢法的執法受地方政府影響較大。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加強了法治建設，堅持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注中國法治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西方學者能夠堅持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統一的原則，給出了相對客觀的評價。

新舊世紀之交，中國法治建設的長足進步，吸引西方學者研究范圍不斷拓展

改革開放后中國法治建設取得長足進步，中國日漸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建設成就的認識也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20年間，西方學者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設的成就給予了更多的關注，他們認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推進明顯，改革開放以來的法治改革，不僅使法律制度日漸完善，也構成了中國強大政治基礎，“這不是從“關系規則”到“法治”的線性過渡，而是在市場經濟結構前景下復制一個強大的中國國家”，郭丹青也表達了類似的主張，“自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改革開始以來，中國的發展超出了人們的預期，立法和行政機構在制定和通過各種主題的規則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勤奮和精力”。

部分中國政治研究的學者開始認識到，人民代表大會獨立性的增強，其意義不下于對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限制和領導權力過于集中的限制。因而，關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研究逐步推展開來。歐博文和坦納等學者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展開了系統性研究，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他們肯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他們指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決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成就：“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西方學者在肯定中國法治建設成就的同時，也指出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的漸進性特征。唐納德·C·克拉克（Donald C. Clarke）撰文指出中國法治體系的變化體現了明顯的連續性，“法律體系和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某些領域的快速變化與其他領域的連續性并存”，從法治建設的角度驗證了中國改革的漸進性。卜約翰(John P Burns)則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之間的錯位現象，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加強了領導，但是在政治經濟相互協調方面還存在很多矛盾，中國共產黨是領導經濟改革的領導核心，但是改革中各種力量的相互沖突與制約會影響到政府的執行力，因此中國共產黨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也不能掉以輕心。藏曉偉（Xiaowei Zang）研究了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尤其關注非漢族干部的成長歷程，研究發現非漢族干部的教育質量和專業經驗有了很大的提高等等。總之，西方學者肯定了中國政治和法治改革的成就，注意到中國政治改革和法治改革過程中的漸進性特征，肯定了中國法治改革穩步推進的策略。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論斷。隨后，英國《金融時報》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依法治國的決心和舉措，認為中共依法治國的探索，直接上升為中央全會的主題，這在中共執政65年歷史上是首次。中國共產黨將依法治國這個概念完整地呈現并上升為執政黨的意志和全黨的目標，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持續開放的中國為西方學者客觀研究中國法治建設提供了良好環境，而這也使其研究結論趨向肯定。西方中國研究主要學術期刊刊文顯示，雖然由于刊文作者多數生長于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環境中，他們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并不能深入理解，在最初的研究中，他們傾向于從自身的常識和知識結構中出發，對中國的法律體系提出判斷，對中國法治建設也曾批評，但是隨著對中國政治和法律制度了解的深入，他們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成就肯定性評價明顯增加了。1995年《中國季刊》刊發的法律專刊和2007年《中國季刊》刊發的相關文章，其結論就有著明顯的跳躍性，顯現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法律制度的了解進一步深入后觀念的轉變，他們所作結論出現戲劇性反轉，而就結論發生的變化，他們自己都感覺到很驚訝。比如，1995年3月，《中國季刊》發表了專門討論中國法律制度發展的特刊，該問題涉及廣泛的主題，包括立法程序、法院和行政機構的解釋實踐、實施立法，民事判決、人員配備系統、法律顧問、刑法和人權的作用、中國在國際法律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等，他們對中國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不乏微詞，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前景，當時西方學者并不看好。然而，到了2007年再度討論中國的法治建設時，西方學者承認1995年時對中國法治建設的某些預判過于悲觀。在1995年的特刊中，盧布曼（Lubman）指出，許多因素使中國法律改革的未來蒙上陰影，特別是“中國國家機器日益疲軟”以及中央政府相較于其他國家權威的下降。但是，從今天中國發展的現實考察則可以看到，中國國家的持久力量很難不讓人印象深刻。他們認為1995年后至2001年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就和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某些領域的快速變化與驚人連續性并存，中國法治建設日上軌道，并取得了顯著成就。

關注西方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研究需要注意宏觀審視與微觀研究相結合，堅持歷史與現實兼顧的原則，關注同一作者較長時段的研究。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段，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會有著比較大的變化，如馬若德（Roderic MacFarquhar）曾分析中國的政治體制，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處在系統性危機中，但后來他感嘆中國經濟的進步確實令人印象深刻。西方學者對中國經濟、政治特別是法治的研究出現相互矛盾的結論并不是個案。在西方著名的學術雜志中，這種現象很常見，所以長時間的、充分的研究就顯得至關重要。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在法治化進程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化進程的研究肯定了這一成就。研究70年來中國法治建設的成就，不能忽視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法治建設歷程的負面評價。種種跡象顯示，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化進程的認知是逐步推進的，在某個階段的評價會有悲觀的判斷，但是隨著中國法治化建設的推進，隨著西方學者對中國改革開放成就的進一步了解，他們的觀點會發生逆轉，部分原因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學術環境會讓他們在研究中國問題上產生先入為主的偏見，但是基于客觀公正的學術立場，這些學者在全面了解中國的發展進步后，他們也會得出客觀的結論。總體而言，西方學者對中國法治化建設的成就評價越來越高。

（作者為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22120190086），同濟大學精品課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②徐顯明：《人民立憲思想探原》，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③《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④Pitman B. Potter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ntinuing Commitment to the Primacy of State Powe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9, Special Issu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50 Years (Sep., 1999).

⑤Sida Liu Lawyers, State Official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Symbiotic Exchange in the Chinese Legal Services Marke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6 (June,2011).

責編/趙博藝 美編/陳琳（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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