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朝通過對外部世界主要是西域與中亞地區的涵育式拓展，在多渠道的中外交往過程中，物質貿易與文化交流都雙向展開，構建起了一個以長安、洛陽兩京為中心的具有良好國際秩序的世界性帝國，樹立了前近代國家對外交往的典范。唐朝對外交往世界格局的形成，主要取決于富足強大的綜合國力、開放進取的社會心態以及多元包容的社會結構。

【關鍵詞】唐朝 對外交往 雙向互動 世界格局

【中圖分類號】K242 【文獻標識碼】A

民富國強的綜合實力與對外交往的國際責任意識

唐朝在與世界各國交往的過程中，主動承擔起當時維護國際秩序的責任和義務，在大多數情況下贏得了交往各國民眾的信任與尊重。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基礎上的交往，使得實力強盛的唐朝能夠實現涵育式的拓展，即在軍事和政治控制向外發展的同時，建立起不同模式的超越零和博弈的混合體制，包括大量設置的羈縻州縣一類納入州縣體系但不改變其部落體制的羈縻制度、安西四鎮一類介乎州縣與小邦國之間的胡漢雙軌制，以實現一種相對和平的融合，構建了一種全新的秩序。例如，為了實現對行用不同體制的拓展區域的有效統御，尤其是對西北“諸蕃”的實際控制，唐朝從唐太宗開始依托“天可汗”的名號通過璽書對廣大西北地區的部族行使實際上的統治權。

相對于盛唐時代的綜合國力來說，唐朝前期的財政經濟還有一定的困難，很難說是民富國強。但是由于唐太宗君臣處置得當，態度堅決地攻滅高昌，還是比較順利地解決了打通西域進而連接歐亞世界體系的關鍵問題。唐高宗時期，隨著國力的加強，唐朝加強了在高昌以西的天山南北地區的統治力量，疆域也不斷拓展。顯慶三年（658）唐朝打敗西突厥汗國，包括蔥嶺以西廣大中亞地區在內的整個西域的宗主權從西突厥轉歸唐朝所有，唐朝把安西都護府從西州移到龜茲，并設安西（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安西四鎮”。

隨著阿拉伯大食帝國的崛起和伊斯蘭的東征，原本與中國有著密切交往的波斯薩珊王朝的生存空間被嚴重擠壓。在薩珊波斯被大食滅國后，逃到吐火羅（今阿姆河上游阿富汗北部地區）的薩珊王子卑路斯率領波斯流亡政府一直堅持與大食抗爭，并不斷向唐朝遣使求援。據《通典·邊防典》“吐火羅”條記載，“龍朔元年（661），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于吐火羅國立碑，以紀圣德。帝從之”。但是，唐朝支持下的波斯流亡政權和吐火羅等國家無法抵抗住大食的侵逼，卑路斯本人連同一批波斯貴族亦于上元元年（674）逃到長安，四年后病死在長安。唐朝又冊立其子泥涅師師為波斯王，并派遣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將波斯新王護送到吐火羅地區。泥涅師師在吐火羅地區堅持抗擊大食達二十余年，到中宗景龍二年（708）再次回到長安，被唐朝任命為左威衛將軍，不久病死于長安。

隨著安西四鎮的設置及其在武則天時期的最后穩定，蔥嶺以東的安西地區成為唐朝軍政體制內的疆域，而西域則指蔥嶺以西的包括吐火羅、粟特諸國在內的唐朝屬國范圍。甚至在蔥嶺以西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古城）也曾經作為“安西四鎮”之一。隨著“西域”范圍的西移，唐朝在中亞地區設置的距離長安最遠的羈縻州到達了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塔拉茲市），唐朝在7—8世紀的很長時間里掌握著中亞地區政治軍事的控制權和絲路交通線東段的主導權。

唐朝前期在西域的開拓無疑是以強大的綜合國力為依托的。從貞觀到開元年間，唐朝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包括軍事、經濟和文化實力在內的綜合國力迅速提升，進而支撐起其在歐亞大陸東部的大國和強國地位，并發揮著維護國際秩序的重要作用。

開放進取的社會心態與對外交往的內部原生動力

唐朝與外部世界加強交往的動因并非如秦漢帝國一樣源于軍事抵抗或征服的目的，而是具有強勁的內部原生動力。這種動力很大程度源自唐朝開放進取的社會心態。唐朝開展對外交往的背景是，此前南北朝多個政權的分立和隋朝的短暫統一，各個分立政權在世界舞臺上相對弱小；業已完善的連接拜占庭和東亞世界的中西貿易網絡，由中亞各粟特政權所主導。對于唐朝來說，一個繁榮發達的中西貿易網絡近在咫尺，只要控制了通往西域的交通主導權，就能夠進入到這個貿易網絡托起的世界體系之中。從種族與文化上都與突厥等北方民族進行了高度融合的隋唐時代的政權與社會，與中亞地區以粟特人為主的“胡人”社會之間并無大的隔閡，隋唐政權對于了解外部世界進而重組貿易體系具有強烈的愿望。

《隋書·裴矩傳》記載了當時西域諸國至張掖互市的貿易盛況和隋朝打通中西貿易道路的迫切愿望。“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裴矩在《西域圖記》的序文中明確記錄下了通過訪問周游歐亞諸國的富商大賈而描述的三條東西交通線路，“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裴矩能夠相對清晰地描述出從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到地中海、波斯灣和印度洋等海域（裴矩所謂“西海”）的歐亞國家之間的交通線路，其中的地名大都可以考實，正說明他通過訪談商胡得到的信息相當準確，證明當時以中亞為中心的中西貿易網絡完善而發達。但是由于突厥和吐谷渾分別控制著西域各政權，“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導致了中國與這個貿易網絡的隔絕。所以隋煬帝要巡行河西，在燕支山會見高昌王、伊吾吐屯設等及西域各國二十七國君長，進而攻打吐谷渾，拓地數千里，實現打通與裴矩描述的世界貿易網絡交往通道的目標。后來唐太宗時期攻打高昌、消滅吐谷渾及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對西突厥的戰爭，都是為了打通與維護同以中亞為中心的歐亞貿易網絡的有效聯系，建立起對這個貿易線路東段的控制權。

唐太宗同樣表現出了解西域和外部世界的強烈興趣。《資治通鑒》記載了唐太宗諷刺來自西域的胡商“剖腹藏珠”的愚蠢行為，正如同唐人小說中有眾多包括波斯、大食和其他西域胡人在內的所謂商胡（賈胡）身亡珠存的故事一樣，這個笑話本身正是當時大量西域胡商在唐朝經營長途貿易的生動體現。唐太宗張口即來的胡商題材故事，是其了解西域和外部世界強烈意識的表現。玄奘西行取經回到唐朝后，唐太宗表現出了高度的熱忱，在《答玄奘法師進西域記書詔》（《全唐文》卷八）中明確表示，雖然自己對佛教經文無法深入了解，但“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玄奘獲得的西域地理知識和交通狀況，令其掛懷。《資治通鑒》記載，貞觀三年，“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后，作《王會圖》，從之”。《新唐書·百官志一》記尚書兵部職方郎中之職，“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為圖奏之，副上于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職方司與鴻臚寺的這項職能，應是從唐太宗同意顏師古作《王會圖》之后開始成為制度的。不僅前來朝貢的蕃客要接受鴻臚寺官員的訊問并留下文字和圖像記錄，出使遠邦絕域的使者回朝也需要報告見聞及各地風俗，“使絕域者還，上聞見及風俗之宜，供饋贈貺之數”（《新唐書·百官志》尚書禮部主客郎中員外郎之職條）。唐高宗在打敗西突厥汗國后應逃亡在吐火羅的波斯王子卑路斯之請，遣使王名遠至吐火羅設置州縣，他在出使回朝后進《西域圖記》，證明了這個規定的有效執行。“天寶中，玄宗問諸蕃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以《西域圖》對，才十數國”（《新唐書·地理志下》）。一個長期在西部邊陲擔任軍事統帥的人只有對照《西域圖》才能說出十幾個外蕃國家的名字，說明到了天寶年間唐朝在西域和中亞的實際控制力已經由于大食的東擴而大為減弱。而唐玄宗任命王忠嗣為鴻臚卿并向其詢問諸蕃國遠近，其對外蕃了解和交往的迫切心情不言自明。

唐前期幾代君主對外部交往的強烈愿望，實際上是當時開放進取社會心態的集中反映。詩文創作和筆記小說反映的情況，以及大量出土的外來器物包括拜占庭和波斯的錢幣、玻璃器以及粟特金銀器等，都表明唐朝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對外來事物具有強烈的好奇心。正是這種開放進取的心態，使得唐朝迸發出強勁的對外交往原動力。

多元包容的社會結構與對外交往的世界主義胸懷

唐朝對外交往的繁榮，體現了一種世界主義的胸懷，不僅在交往的地域上跨越亞歐大陸和東西洋，在交往的原則上也能做到無論種族與文化，一視同仁，互相尊重。尤其在文化交流中做到有出有進，雙向互動，在輸出自身律令禮儀與文化典籍的同時，大量吸收世界各國的宗教與藝術。中外文化在唐朝交融互動，產生出絢爛奪目的時代光輝。中國之所以在唐朝時期出現如此博大恢弘的世界主義胸懷，與其經過長期民族融合和劇烈階層升降而形成的多元社會結構和包容社會心態密切相關。

唐朝君臣在對外交往和現實生活中能夠拋棄中華與夷狄的隔閡，尊重并吸收各國的文化習俗，尊重各國的法令，《唐律》對涉外案件的處理作出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唐人小說《御史臺記》記載，貞觀年間，長安金城坊發生了一起疑似案犯為胡人的盜竊案，雍州長史楊纂接到報案后的判決意見是“京城諸胡盡禁問”，即將全城的胡人全部抓起來審問。擔任雍州司法參軍的尹君表示反對，拒絕在文書上連署，理由是“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靴。亦須漢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覓”，他建議“請西市胡禁，余請不問”，縮小搜查盤問的范圍，不能對胡人打擊一大片。作為上級的楊纂要求尹君服從，簽字連署，在對峙中沉吟片刻后，楊纂最后簽署了這樣一行字：“纂輸一籌，余依。”表示聽從尹君的意見。唐太宗聞而笑曰：“朕用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伏得幾籌”（《太平廣記》卷249）。貞觀君臣之間的這個詼諧故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唐朝社會對外國人的包容與尊重。

《舊唐書·西戎傳》記載，開元初，大食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置罪。’上特許之”。擔任宰相之職的張說主張對四夷使者“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新唐書·張說傳》），同樣體現出對四夷使者與外國文化的尊重與包容。

文獻資料和出土文物都表明，唐朝對外來文化具有極大的包容心，在唐朝生活的外國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介入深廣，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帝國”。

考古文物資料證明唐朝與阿拉伯世界的海上貿易往來非常發達。在中世紀波斯灣著名港口尸羅夫（Siraf）港發現的陶瓷之中，長沙窯外銷瓷格外引人注目。“黑石號”沉船上裝載的6萬多件文物，大都是具有西亞風格的唐朝瓷器，這些瓷器應該是阿拉伯人在唐朝定制的。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記載，廣州南海舶“有蕃長為主領，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舶腳，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據出土墓志可知，楊良瑤在德宗貞元元年（785）曾受命出使位于阿拉伯半島的黑衣大食，他從廣州出發，泛舟大海，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完成了聯絡大食、夾擊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

唐朝前期對外關系呈現出相當宏大的世界格局，一個重要原因是唐朝對西域的有效統治，以及阿拉伯大食的崛起，兩個帝國內部的有效治理體系包括發達的交通系統，使得雙方的直接交往表現為對整個歐亞世界的涵蓋。而且，陸路交往促進了海上的交往。隨著城市和商業的繁榮、農業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南方地區天然港口在新的經濟地理格局中重要性的提高，到了唐朝中后期，海外貿易尤其是與東南亞、印度和波斯灣地區之間的新興海上貿易活動得到了長足發展，中國開始通過海上大宗商品貿易與一個新生的世界經濟體系發生關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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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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