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智利發生暴力騷亂的實質是左翼民粹思潮排斥 “新自由主義”的國內政策模式；在老牌發達國家美國，民粹思潮帶有更多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主要排斥“自由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模式。“美國優先”的逆全球化右翼民粹思潮對歐美總體政治生態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經濟上趨于擴大的貧富差距與選舉政治的發展，是民粹思潮盛行的根源所在。

【關鍵詞】民粹思潮 左翼 右翼 逆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082 【文獻標識碼】A

2019年10月，智利爆發自軍政府結束統治以來最嚴重的暴力騷亂。據智利司法部的數據顯示，截至12月上旬，全國范圍內的暴力騷亂已造成26人死亡，另有包括2792名警官在內的4903人受傷。就傷亡人數而言，此次騷亂的嚴重程度可謂近年來拉美國家之最，甚至超過了政局長期動蕩、經濟嚴重下滑的委內瑞拉。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智利此次騷亂的直接導火索并非任何重大的政治或經濟波動，而是首都圣地亞哥的地鐵公司決定將早晚高峰期地鐵票價上漲30智利比索（約合人民幣0.3元）。按常理，在地鐵漲價3毛錢能引發嚴重騷亂的國家，無論政治還是經濟形勢當屬相當嚴峻。然而，自199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以來，智利政局一直比較穩定，經濟發展也屬拉美國家中的“優等生”。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智利人均GDP為16143.4美元，居全球第56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2倍，遠超包括阿根廷（10667.1美元）、墨西哥（9614.3美元）、巴西（9126.9美元）在內的絕大多數拉美國家。

貧富差距擴大催生民粹思潮盛行

在整體收入水平并不低的智利，卻因地鐵漲價3毛錢引發嚴重騷亂，說明對地鐵票價高度敏感的低收入群體不在少數，由此折射出智利社會較為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6600美元（合人民幣46480元），與1.6萬美元的人均收入相距甚遠。事實上，從智利這樣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到美國這樣的老牌發達國家，從3毛錢引發騷亂到特朗普強勢推進“美國優先”，這些民粹現象背后引人深思的頭號社會問題當屬各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02年的民調數據顯示，大約72%的美國人認為，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中，即使有人富有、有人貧窮，但大多數人更加富裕。然而，時至今日，美國仍然是有人富有、有人貧窮，卻只有少數人更加富裕。據美聯儲2019年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10%最富裕的家庭已控制全國70%的財富，而十年前這一數字是60%。另有研究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0.1%人群和最貧窮的90%人群擁有同樣多的資產。近十年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在美國社會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廣泛不滿。盡管特朗普本人出身富裕階層，但為博取更多的民意支持，美國國內的利益分配不公成為其重點攻擊對象。這在特朗普2017年1月的就職演說中已展現無遺：“他們的成功與你們無關。他們的勝利也不屬于你們。當他們在我們國家的首都歡愉慶祝時，我們國土上許多掙扎著的家庭卻沒什么可以慶祝的。”

貧富差距擴大催生民粹思潮盛行，暴露出更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那就是相當一部分民眾在既有的政策模式中沒有獲得感。這一點無論在智利還是美國都有充分體現。此次智利騷亂中，示威者喊出了“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的口號，表達了對過去30年智利經濟發展模式的強烈不滿。而在美國，特朗普也將美國社會的經濟問題歸咎于聯邦政府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模式：“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我國首都的一小群人收割著政府的利益果實，而人民承受著代價。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有分享到財富。政客們盆滿缽滿，工作機會卻離開了美國，導致許多工廠倒閉。”不過，盡管智利與美國都面臨著日趨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但一個是新興發展中國家，一個是超級大國兼老牌發達國家，發展水平和富裕程度有很大差別，兩國基于貧富差距擴大而盛行的民粹思潮所排斥對象也有不同。

智利暴力騷亂的實質是左翼民粹思潮排斥 “新自由主義”的國內政策模式

在此次智利騷亂中，示威者手持“新自由主義在智利誕生，將在智利死亡”標語，明確宣示他們對過去三十多年來智利“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的強烈排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經歷一系列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后，智利經濟多年保持高速增長，在政治經濟學界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的典范。在“新自由主義”的“智利模式”下，國有企業以及養老體系實現了私有化，政府遵循低稅收低福利的政策原則，對市場與國民財富再分配的干預被降到最低限度。然而，三十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政策模式盡管提高了效率，但導致財富分配失衡、社會分化加劇。包括礦產、森林、教育、養老、醫療及交通等基礎設施在內的各類資源逐漸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而越來越多的人難以從社會總體財富的增長中實現獲得感。雖然“新自由主義”的“智利模式”為過去三十多年智利的經濟增長作出了重大貢獻，但物極必反，2019年的大規模暴力騷亂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民粹思潮在美國表現為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排斥“自由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模式

與排斥對象為“新自由主義”國內政策模式的智利左翼民粹思潮不同的是，在作為超級大國兼老牌發達國家的美國，民粹思潮帶有更多逆全球化的右翼色彩，主要排斥對象是被稱作“自由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模式。二戰結束前后，“自由國際主義”成為美國主要的對外政策模式，其在經濟領域的核心內容包括對多邊自由貿易的倡導以及通過國際協定與國際組織協調各國的貿易、投資與就業政策。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自由國際主義”遭遇美國國內右翼民粹思潮越來越嚴重的挑戰，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強勢推進“美國優先”的特朗普政府上臺，開始奉行所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這種轉變在經濟領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美國開始由倡導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轉向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用特朗普本人的話來表述：“我們幫助其他國家越來越富強，而我們自己的財富、力量和自信卻逐漸消失在地平線上。我們的工廠要么接連倒閉，要么搬到海外，一絲都不顧念被丟棄的千百萬美國工人。我們中產階級的財富從自己的家園被奪走，再被重新分配到世界各地。但這些都是過去式了，我們現在要著眼未來。”無論是特朗普本人的講話，還是美國政府近年來的對外政策實踐，都清晰地表明，當前美國國內右翼民粹思潮盡管源于國內的貧富差距擴大，但排斥對象卻指向了所謂“自由國際主義”。歸根結底，“自由國際主義”被認為與美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擴大存在因果聯系。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傳統制造業在美國開始呈現衰退之勢。一方面，隨著自由貿易的不斷推進，美國傳統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面臨越來越強大的國際競爭，美國經濟開啟面向高技術領域和第三產業的產業轉型。另一方面，出于對更低勞動力成本的追求，大量傳統制造業外移到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產業轉型與外移是美國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資本精英、技術精英與宏觀經濟作為一個整體因此獲得更大的盈利空間。然而，對美國的勞工階層而言，傳統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衰退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大量喪失，不僅未能在經濟增長中有效分享收益，反而進一步擴大了與資本精英、技術精英之間的貧富差距。美國勞工階層作為一個整體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沒有相應的獲得感，最終導致對“自由國際主義”對外政策模式的強烈不滿。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高調凸顯“買美國貨、雇美國人”（buy American, hire Ameirican），恰逢其時地迎合了這股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從今天開始，一個新的遠景將指引這片土地。從今天開始，只有美國優先—美國優先。每一個關于貿易、稅收、移民、外交的決定，都將以美國工人和美國家庭的利益為核心。我們必須保護我們的利益不受其他國家的戕害，包括代工本屬于我們來生產的商品，奪走我們的公司投資，毀掉我們的工作機會。保護才能帶來真正的富強和力量。”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美國優先”首先凸顯的是經濟利益，但民粹思潮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并不局限于經濟領域。“美國優先”已經體現于美國對外政策的方方面面，美國在國際組織、多邊機制和全球治理中越來越傾向于奉行單邊主義。2019年1月1日，美國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9年11月4日，美國正式通知聯合國將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而這一天是美國可以向聯合國發出此通知的第一天。2019年12月11日，由于美國不斷以存在“系統性問題”為理由，拒絕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批準新法官任命，導致該機構陷于癱瘓，世界貿易組織成立25年來爭端解決機制首次面臨重大危機。“美國優先”奉行的單邊主義不僅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正常運行構成嚴重干擾，而且在諸如北約這樣長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小團體”內部也制造了不小的分歧。就在2019年12月北約成立70周年峰會前后，美國與法國、德國等北約盟國圍繞防務費用分擔、安全威脅認知等問題不斷發生摩擦，法國總統馬克龍更是拋出了“北約已經腦死亡”的言論。

從美國到歐洲，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根源在于經濟上趨于擴大的貧富差距與選舉政治的發展

不同于智利，作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美國國內的右翼民粹思潮一旦體現于政策層面，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將產生深遠影響。更何況當前美國盛行的右翼民粹思潮主要排斥對象即為過去幾十年來的“自由國際主義”對外政策模式，具有濃厚的逆全球化色彩。這股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已跨越國界，對歐美總體政治生態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自2016年以來，過去很難躋身主流政壇的歐洲右翼政黨支持率顯著提升。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盡管未能贏得選舉，但仍獲得超過一千萬選民的支持，幾乎是她父親在2002年選舉中支持者人數的兩倍，這在以往是難以想象的。荷蘭自由黨領導人曾多次發表針對移民的極端歧視言論，甚至在選舉中提出“去伊斯蘭化”的口號，利用選民對外來移民的不滿心理擴大政治影響。這一策略獲得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支持，幫助該黨在2017年大選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2017年12月，奧地利人民黨與自由黨聯合組閣成功，極右翼的自由黨正式獲得聯合執政權。在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中右翼的歐洲人民黨以179個席位保持議會第一大黨團地位，而法國國民聯盟和英國新成立的脫歐黨等極右翼政黨得票率均超過本國執政黨位居第一。

從美國到歐洲，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思潮對經濟全球化乃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潛在沖擊不容忽視。究其根源，經濟上趨于擴大的貧富差距難辭其咎，這一點與智利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左翼民粹思潮有相當程度的共通性，左右兩翼民粹思潮殊途同歸。由此可見，無論在老牌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國民財富再分配，科學管控社會兩極分化，都是關乎社會健康運行的重大問題。“做大蛋糕”是經濟發展和民眾福祉的物質基礎，而“分好蛋糕”為民眾獲得感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除了經濟上趨于擴大的貧富差距之外，美歐諸國選舉政治的發展也為民粹思潮的盛行開拓了必要的政治權力空間。對于民粹思潮的盛行，貧富差距與選舉政治的作用可謂相輔相成。一方面，貧富差距導致經濟財富集中于少數人身上，成為引發社會多數公眾不滿的誘因。另一方面，選舉政治的發展盡管不能完全排除金錢政治的干擾，但或多或少賦予貧窮階層超越自身財力的投票權，迫使政治家為爭取最大數量的選票迎合承載多數選民不滿情緒的民粹思潮。如此一來，民粹思潮也就獲得了更大的政治權力空間。在智利這樣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針對“新自由國際主義”的左翼民粹思潮更傾向于國內政策模式調整。相比之下，在美國和歐洲等老牌發達國家，當前盛行的逆全球化右翼民粹思潮更多聚焦于對外政策模式變動，加之作為發達國家本身擁有的國際影響力，對于世界政治經濟進程的重塑作用將更為深遠。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學系主任、教授、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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