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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

【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一思想建設任務。“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對于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深刻領會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對于各級領導干部牢記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各項戰略任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初心 使命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6.009

黨的十九大確定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已經拉開帷幕。習近平總書記在部署和動員這場主題教育工作時強調指出,這次主題教育要努力實現“理論學習有收獲、思想政治受洗禮、干事創業敢擔當、為民服務解難題、清正廉潔作表率”的具體目標。[1]為達到這一目標,使得這次主題教育能夠取得扎扎實實的成效,我們在理論學習時首先要了解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的“初心”和“使命”。

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基本內涵

我們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首先要搞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內涵。

一是,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古人講過“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也說過“初心易得、始終難守”,從正反兩個方面說明了只有始終堅守初心,才能修成正果。我們今天講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有更深刻的含義。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最早提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要求時,曾經指出:“我們要永遠保持建黨時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精神,永遠保持對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2]在這次開展主題教育的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一次指出:開展主題教育,“其特別意義在于,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3]因此,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簡而言之,就是無論我們走得多遠,都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

二是,什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十九大報告講得很明白:“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4]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講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講的是為什么要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講的是整個黨的“初心”和“使命”,而不是某個人的“初心”和“使命”。即便是參加黨的一大的黨員,各個人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樣,其中有的人后來成為漢奸、叛徒,和他們黨性不純有直接關系。也正因為如此,今天,我們每一個黨員在入黨前都要上黨課,端正入黨動機;在入黨后還要繼續接受黨的教育和監督,鍛煉自己的黨性。

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我們都知道,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是黨的十九大在黨的建設部分提出的。需要指出的是,十九大在提出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這一思想建設任務時,用了“推動”兩個字,強調要“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推動全黨更加自覺地為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不懈奮斗”。[5]

為什么要大家注意“推動”這兩個字?因為,十九大報告指出:“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6]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在這次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后繼、英勇奮斗的根本動力。“根本動力”這四個字,意義非同尋常。我們講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講過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直接動力;講過創新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現在又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可見,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對于激發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繼續發展的動力,具有多么大的意義!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這項工作的意義時強調,這是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的迫切需要,是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的迫切需要,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迫切需要,是實現黨的十九大確定的目標任務的迫切需要。這就是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根本動力”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意義之所在。

意義之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推動我們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動力。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之源。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成功,都取決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尤其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優良傳統,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導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我們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可以推動我們進一步結合黨史特別是黨的創建史,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聲有色地入耳、入腦、入心,真正成為廣大黨員干部一言一行的指導思想。

意義之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推動我們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動力。我們知道,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遵循“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要求,堅持不懈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以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路,破除“四風”,克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雷厲風行反腐敗,取得了歷史性的黨建新成就。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們堅持“黨的建設永遠在路上”的理念,以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全面從嚴治黨不松勁,進一步推進依規治黨管黨。這次,按照十九大要求開展的“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是黨的思想建設的重大舉措,必將進一步全面加強黨的建設。

意義之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推動我們進一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根本動力。我們知道,“群眾路線”這個概念,是1929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的。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群眾路線已經成為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這一工作路線,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工作方法,其主要內容就是“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工作路線,不僅在思想理論上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而且在中國復雜的實踐環境中幫助黨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貫徹好民主集中制,密切黨群關系,保證革命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更好地堅持群眾路線,進一步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鞏固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解決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

意義之四,“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推動我們以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為實現十九大確定的目標任務而奮斗的根本動力。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已經強調“面向未來,面對挑戰,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7]值得注意的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八個字在十九大報告中,不僅寫在關于黨的建設的部分,而且首先是寫在“大會的主題”之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8]也就是說,完成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各項任務都要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根本動力來推進。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常常用“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樣的諺語來告誡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離我們越來越近的時候,更不能松勁。我們黨在十八大就已經清醒指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又重申了這個問題。之后,我們就把他提出的“偉大斗爭”和過去提出過的“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一起通稱為“四個偉大”。習近平總書記說,所謂“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就是“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因此,他在提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時候,告誡我們說:“歷史總是要前進的,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只有與歷史同步伐、與時代共命運的人,才能贏得光明的未來。”[9]

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

在我們認識到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意義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以及這一“初心”和“使命”是怎樣形成的。

為了深化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的認知,我們可以聯系黨成立時的歷史。這一“初心”和“使命”不是憑空而來的,更不是主觀設定的,而是反映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承擔的兩大歷史任務,順應了中華大地激蕩交匯的兩大時代潮流,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兩個先鋒隊”這一獨特性質的客觀要求。

首先,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反映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承擔的兩大歷史任務的客觀要求。中國近代史,中華民族救亡和發展史,一般都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起點。鴉片戰爭后,中國還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一系列戰爭,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特別是,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及其簽訂的《馬關條約》,不僅迫使中國向日本支付巨額賠款,中國還被迫割棄臺灣。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中國首都北京及其迫使清政府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不平等條約更加體系化。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機。

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結構伴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瓜分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主權國家。中國政府的內政外交被列強操縱和控制,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尤其是外國列強在中國獲得的領事裁判權,享有的治外法權,建立的租界,標志著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已經不再完整。在經濟上,外國在華資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壟斷了國民經濟,使中國一步一步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落后的傳統農業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但依然處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控制下。民族工商業雖然也有一定的發展,但比重很小,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多重壓迫下,十分困難。廣大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已經一步一步由封建社會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華民族瀕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國社會由封建社會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樣兩方面劇烈的社會動蕩中,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與封建主義的矛盾,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由此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以求得民族獨立并進一步實現國家富強,反對封建主義以求得人民解放并進一步實現人民幸福,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黨的十五大深刻地指出:“鴉片戰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后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10]

十五大報告概括的中華民族這兩大歷史任務,是從縱斷面即歷史層面講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先進行民主革命,以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在民主革命勝利后,要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推進改革開放,以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如果從橫切面即歷史任務的對象來說,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二要實現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或者說,一要為人民謀幸福,二要為民族謀復興。

這兩大歷史任務是一張大大的考卷。在中國,誰能夠在完成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這兩大歷史任務的考題上,考出一個好成績,誰就代表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根本要求,代表了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會獲得人民的擁戴。

中國地主階級的革新派、農民階級、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場大考。規模和影響大的,有太平天國運動、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但是無論是地主階級的革新派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農民的太平天國革命,還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戊戌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失敗了。地主階級的革新派的失敗,說明僅僅靠技術而不改變封建君主制度,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說明帝國主義不愿看到中國擺脫他們的奴役,成為東方強國;中國的封建統治者也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結束統治;而農民又不是先進的階級,擔負不起民主革命的重任。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說明僅僅依靠皇帝來立憲而不改變整個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中國也行不通。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作為完整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曾經取得偉大的勝利,結束了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這個革命也很快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客觀上是由于反動勢力的強大,主觀上是由于資產階級的軟弱。辛亥革命的果實與其說是袁世凱奪去的,不如說是資產階級拱手讓出的。但孫中山先生不愧為堅定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不甘心無數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革命成果的喪失,先后組織了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奮起與北洋軍閥作武裝斗爭,但屢戰屢敗。他不僅提不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來動員群眾,也組織不起能帶領群眾戰斗的堅強的政黨。歷史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一樣不能領導革命取得勝利。也就是說,在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考卷面前,中國地主階級的革新派、農民階級、資產階級改良派、資產階級革命派都考失敗了。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初年,資產階級也曾嘗試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一套,搞議會政治,政黨組閣。1912~1914年間各派政治勢力為了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席位,紛紛建立自己的政黨,一時竟有682個之多,形成中國近代史上黨派林立的局面。規模較大的有統一共和黨、共和黨、國民黨、民主黨。其中又以國民黨勢力最大。在參眾兩院870席中有392席,有望通過國會選舉由國民黨組閣。但是袁世凱是絕不允許資產階級掌權的。1913年3月,在國會召開前夕,袁世凱派人暗殺了熱衷于議會政治的國民黨人宋教仁,徹底擊碎了資產階級的共和夢。

最后一個走進考場的,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工人階級雖然和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一樣是同社會化生產力相聯系的先進階級,但它的產生又有著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特點。它不是和本國資產階級同時產生的,而是伴隨著外國在華設立的廠礦企業產生的,即是先于中國資產階級產生的,要比中國的資產階級更成熟。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工人階級受壓迫和剝削的嚴重程度,是世界各國少見的。中國工人階級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卻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最革命的階級。除了世界工人階級的這一共同特點外,中國工人階級還有自己獨特的優點:一是受壓迫最重、革命最堅決。工人階級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內部沒有工人貴族階層存在,整個階級都是革命的,易于接受馬克思主義;二是集中程度高,多數集中在幾個沿海大城市和為數不多的大企業,便于組織;三是與廣大農民有極為密切的聯系。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從上海開始,舉行“六三”大罷工,并迅速發展到全國,迫使北洋軍閥政府釋放了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的愛國學生。這次斗爭顯示了工人階級強大的力量,也標志著中國的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而中國工人階級一登上歷史舞臺,就顯示出他是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先進階級。

“五四運動”的中堅力量是初步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又展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因此,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后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工人階級。“五四運動”的領袖陳獨秀,變化最為突出。他自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雜志,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積極提倡民主和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1919年“五四運動”中,他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北洋軍閥政府軍警拘捕。在李大釗發起的全社會營救活動推動下,陳獨秀被關押98天,于9月16日下午被釋放。這以后他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并強調20世紀的民主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由于在北京受到北洋軍閥政府軍警的監視,1920年2月他南下上海,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向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在這樣的背景下,1920年五六月間,陳獨秀在上海同李大釗介紹過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見面后,開始籌備建立共產黨組織,并對黨組織用什么名字征求過李大釗的意見。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然后,他們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通過寫信、派人指導等形式,聯系各地馬克思主義者建立共產黨組織,并發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上海召開后又轉移到嘉興南湖完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

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是在整個中華民族為解決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因此,“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11]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是由歷史造就和決定的。

其次,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順應了中華大地激蕩交匯的兩大時代潮流的客觀要求。追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可以說是兩大時代潮流相結合的產物。這兩大時代潮流,一個是社會主義大潮,另一個是民族救亡大潮。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社會主義大潮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時代潮流;民族救亡是民族復興的第一步,民族救亡大潮就是“為民族謀復興”的時代潮流。上一世紀20年代,這兩大時代潮流在中華大地激蕩交匯,孕育和催生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就形成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民族救亡和復興的時代潮流。孫中山先生組織過一個革命團體,名字就叫興中會,即“振興中華”。可見,振興中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土地上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中國共產黨也是在這樣的時代潮流激蕩下誕生的。

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社會主義潮流的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使得正在尋找救國真理的中國人更深入地去關注和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常講:“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2]這意味著世界范圍奔騰急進的社會主義這一時代大潮進入了中國。李大釗是在中國大地上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第一人。在1918年7~11月,他連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通過介紹俄國革命開始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成為第一代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社會主義這個時代進步的潮流就這樣進入了中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以這些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為橋梁,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在這樣的歷史性結合中,1921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誕生,不是偶然的,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產物。由此也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心”和“使命”,一是為人民謀幸福,二是為民族謀復興。

最后,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兩個先鋒隊”這一獨特性質的客觀要求。在整個中華民族為解決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的背景下,在社會主義和民族救亡兩大時代潮流相結合進程中應運而生的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與眾不同,具有獨特的性質。關于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在我們的黨章中已經寫明白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這里強調的“兩個先鋒隊”,在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獨一無二就獨一無二在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像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那樣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且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本身就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建設問題上的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都是為了救國救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又從革命民主主義轉變為共產主義、從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無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還是創建中國共產黨后在黨內長期擔任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他們都是為救國救民尋找真理,找到馬克思主義,最后成為共產主義者的。特別是,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后,并沒有放棄救國救民的愛國主義,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結合起來,確立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從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長遠奮斗目標。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從來都是集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于一身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就是“兩個先鋒隊”的人格化代表。

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已經在斗爭中形成了體現“兩個先鋒隊”的行動綱領。黨的一大旗幟鮮明地把中國共產黨確定為工人階級的“革命軍隊”,制定了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把生產資料歸社會共有,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奮斗目標的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思想,就是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后來,黨的二大進一步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明確了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侵略、宰割中國的帝國主義和爭權奪利的北洋軍閥。在黨的二大召開前,共產國際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總結了遠東各國人民革命的經驗,貫徹落實列寧的民族殖民地理論,闡明了被壓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任務。列寧在會上抱病接見了與會的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和其它革命團體的代表,闡述了民族和殖民地理論,明確指出中國應進行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希望國共兩黨合作,聯合進行反帝反軍閥的斗爭。中國共產黨接受了列寧的民族殖民地理論和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因此在1922年7月召開的黨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指出黨在當前的奮斗的目標是:“(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個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宣言在提出民主革命綱領的同時,黨并沒有放棄最高綱領,仍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樣,中國共產黨就明確了中國革命要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來推進,而中國的“民主革命”中包括了“民族獨立”即“民族革命”的任務。也就是說,在黨成立不久,中國共產黨已經在綱領中確立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是由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中華大地激蕩交匯的“兩大時代潮流”,以及由此造就的“兩個先鋒隊”的性質,這“三個兩”決定的。

最重要的是要問一問自己入黨為了什么、當干部為了什么

我們了解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是怎么來的,就可以體會到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對于共產黨人來講是一個永恒的命題。

這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總要求,是“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這12個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堅守初心,牢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以真摯的人民情懷滋養初心,時刻不忘我們黨來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是我們勝利前進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識踐行初心,永遠銘記人民是共產黨的衣食父母,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永遠不能脫離群眾、輕視群眾、漠視群眾疾苦。”“擔使命,就是要牢記我們黨肩負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勇于擔當負責,積極主動作為,用科學的理念、長遠的眼光、務實的作風謀劃事業;保持斗爭精神,敢于直面風險挑戰,知重負重、攻堅克難,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和無私無畏的勇氣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在實踐歷練中增長經驗智慧,在經風雨、見世面中壯筋骨、長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對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對照黨章黨規,對照人民群眾新期待,對照先進典型、身邊榜樣,堅持高標準、嚴要求,找一找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懼、守底線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眾觀點、群眾立場、群眾感情、服務群眾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覺悟、能力素質、道德修養、作風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進行整改。”“抓落實,就是要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轉化為推進改革發展穩定和黨的建設各項工作的實際行動,把初心使命變成黨員干部銳意進取、開拓創新的精氣神和埋頭苦干、真抓實干的自覺行動,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推動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地生根,推動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3]

我們在按照黨中央提出的“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這12個字總要求開展主題教育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重要的是要問一問自己:入黨為了什么,當干部為了什么。

入黨是為了什么?我們每一位黨員在入黨前上黨課也好,接受組織談話也好,有一個問題,就是要端正入黨動機。我們要求每一位入黨積極分子對黨的認識要從樸素的感情上升到崇高的覺悟,要求每一位入黨積極分子能夠認識到入黨不是為個人謀利益、謀出路,而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斗。同時,我們也知道,在今天和平時期,和戰爭年代不一樣,端正入黨動機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也不是一次教育就能夠完成的。

這里一個大問題,就是要正確認識自己今天的本職工作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之間的關系。我們過去把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放到今天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來實現,刮“共產風”,犯過錯誤,因此,一些人認為共產主義只是遙遠將來的事情,和今天的工作沒有關系,久而久之,逐漸淡化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我們應該認識到,共產主義社會是遙遠將來的理想社會,但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不是和共產主義沒有關系的,都是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斗的共產主義事業在各個階段的崇高任務。今天我們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入黨為了什么?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而不是為了個人名和利。共產黨員不是沒有共產主義理想而徒有“共產黨員”之名的人,更不是通過入黨到黨內來撈好處的人。

對于黨員領導干部來講,不僅要堅定自己的理想信念,還要進一步搞清楚:當干部是為了什么?

我們知道,當了干部意味著手中有了權。于是,就發生了怎么正確認識權力、怎么正確用好權力的問題。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權力觀,是世界觀和價值觀在權力問題上的集中體現。習近平同志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權力觀,概括起來是兩句話: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前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來源和基礎,后一句話指明了權力的根本性質和歸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唯一宗旨,也是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同資產階級權力觀的根本區別。”[14]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領導著13億多人民群眾的執政黨來說,領導干部手中握有大權,更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并把權力觀教育納入世界觀、價值觀建設之中。

我們有些領導干部,總是把職務和權力的提升看作是個人奮斗獲得的,而不是看作是黨和人民賦予自己的,因此在執政實踐中總是為“自己”謀私利;特別是那些貪圖私利和情色享樂的領導干部,總是把爭權謀位作為做官之道;在我們一些干部中存在著“亂作為”或“不作為”等問題,究其根源,也在于沒有真正確立起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因此,今天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可以推動各級領導干部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

首先,在思想認識上,可以推動各級領導干部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權力觀,認識到“人民是共和國的堅實根基,人民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今年,是我們新中國成立70周年。習近平主席在2019年新年賀詞中,用兩句話對新中國70年經驗作了精辟的總結和概括。這就是:“人民是共和國的堅實根基,人民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15]我們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推動我們各級領導干部更好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觀,首先在思想上要正確認識人民與共和國的關系、人民與我們黨執政的關系。

“人民是共和國的堅實根基,人民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這樣的道理,在理論上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依據,不僅源于中國近代以來豐富的民主政治實踐,而且是從中國源遠流長的優秀政治文化中傳承和發展過來的。在中國,三四千年前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16]這樣的古訓。孟子也告誡過世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7]盡管這些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的有識之士,說這些話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帝王君主的統治,但都懂得“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又有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武裝,更應該懂得共和國的堅實根基是人民,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在人民。

也就是說,我們在思想認識上,要始終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的:“人民是我們執政的最大底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切成就,歸功于人民。只要我們緊緊依靠人民,就沒有戰勝不了的艱難險阻,就沒有成就不了的宏圖大業。”[18]

其次,在領導工作中,可以推動各級領導干部更好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群眾路線這一根本工作路線。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9]因此,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黨章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今天,我們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要解決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領導干部的擔當負責、主動作為的精神狀態問題。通過主題教育,使各級領導干部真正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更好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領導工作中集中體現在群眾路線上。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正如黨章所強調指出的:“我們黨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風問題、黨同人民群眾聯系問題是關系到黨生死存亡的問題。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20]

再次,在運用權力上,可以推動各級領導干部更好地堅持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處理好權與利、權與情的關系。在當今世界上,任何一種權力的背后都有一個利益問題。我們工人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區別,不在于謀不謀利益,而在于為誰謀利益。工人階級政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其他階級的政黨則不然,他們在口頭上講得很漂亮,實際上都是為自己謀私利。因此,共產黨的干部決不能謀私利,沒有權的時候不謀私利,有了權也不能謀私利。習近平總書記說過,共產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范圍內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所有共產黨員都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這個問題不僅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涉及黨和國家能不能永葆生機活力的大問題。要采取得力措施,堅決反對和克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他還說過,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任何人都沒有法律之外的絕對權力,任何人行使權力都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認真執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為公開制度,保證領導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因此,我們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為了在憲法和法律的陽光下,切實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使得我們的干部能夠始終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恪守清正廉潔的作風。

同時,還要處理好權力和親情、友情的關系。在中國,腐敗滋生的土壤,除了過于集中而不受監督的權力,還有以重關系為特點的中國傳統的人情文化。我們的傳統文化有精華,也有糟粕。一些干部,在處理公事的時候,遇到陌生人他會講原則,公事公辦,但當人們通過各種關系找到這些干部的妻子、兒子和其他親戚,或者找到這些干部的“哥們”朋友,他們就會在“親情”、“友情”面前違背黨性、喪失原則,濫用權力、為他人謀利。干部是人,有人情,有親情,有友情,這不是壞事。那些沒有人情味的干部,尤其是對人民群眾沒有人情味的干部,不可能成為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好干部。但是,決不能在親情、友情面前放棄原則立場,這是共產黨人的黨性所要求的;以人民賦予的權力為親朋好友謀私利,這是黨的紀律所禁止的。處理問題被以人情為紐帶的關系網所左右,是當今官場中見怪不怪的現象。這就是這種不好的人情文化、關系文化在作祟。因此,拒腐防變不僅要加強紀律檢查和懲治腐敗者,還要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文化土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格外強調要倡導馬克思主義權力觀,保持艱苦奮斗優良傳統,建設廉政文化,恪守為民、務實、清廉的好作風。

綜上所述,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深刻領會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對于各級領導干部牢記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完成十九大提出的各項戰略任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注釋

[1][3][13]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3期。

[2][7][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8、8、7頁。

[4][5][6][8][1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3、1、1、13頁。

[10]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江澤民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頁。

[12]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14]習近平:《領導干部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2010年9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9-01/2506268.shtml。

[15]《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9年1月1日。

[16]“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一名言,出自《尚書》所載《五子之歌》。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禹巡行東方,死于會稽,益即帝位。禹的兒子啟很賢明,受到諸侯的擁護,三年后取代益繼承帝位,史稱夏后帝啟(夏朝統治者在位時稱“后”,去世后稱“帝”)。夏后啟去世后,他的兒子太康襲位。太康是個昏君,耽于游樂,荒廢政務,民生凋敝。在他外出狩獵數月不歸時,有窮國君后羿發動政變,使他返回不了國都。此事史稱“太康失國”。太康的弟弟在洛水北岸等待他回來,作了五首怨歌,直陳太康失國的教訓,論述為政之本。這五首歌在《尚書》中就叫做《五子之歌》。其中,第一首就是:“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這句話不僅是這首歌辭的中心,也是全篇的本旨。其大意是:老百姓可以親近,但不可以輕視;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國家才能安寧。夏朝存在于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太康失國”大約發生在公元前20世紀50年代。可以說,距今三四千年前,中國古人已經認識到“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國家才能安寧”的道理。

[17]《孟子·盡心下》。

[18]習近平:《在二〇一九年春節團拜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2月4日。

[19]《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4頁。

[20]《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7頁。

責 編/趙鑫洋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Junru

Abstract: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launched the inner-Party education campaign of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ing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ause.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of the CPC is to "seek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rejuven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rming their minds with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deeply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Marxist concept of power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to the leading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in terms of keeping in mind the "mission" of the CPC and accomplishing the strategic tasks put forward by the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Keywords: Original aspiration, miss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李君如,原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研究員、博導,中直機關僑聯主席、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科學社會主義課題首席專家,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觀念更新論》《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時代大潮和中國共產黨》《民族復興和中國共產黨: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等。

[責任編輯:鄭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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