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理查德·保羅（Richard W. Paul）和琳達·埃爾德（Linda Elder）在《思考的力量》（Critical Thinking）一書中寫道：當我們面臨一個日新月異和危機四伏的世界時，更需要一種批判性的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工具能夠為那些吸收利用它的國家和文化作出特別的貢獻。”就網絡信息技術而言，“一方面，網絡系統能使得世界范圍內的貨物、服務和思想的交流變得更為自由；另一方面，監視系統使我們的隱私暴露無遺。對于這類革命性變更，我們應如何應對”？[1]自從互聯網技術產生并進行大眾運用之日起，人們就開始對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力圖把（社會）批判理論與網絡技術（與社會）研究結合起來。明確提出“網絡批判理論”這一概念的可能當屬澳大利亞學者印頓（Samuel M. Hinton），他2005年遞交的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就是《朝向一種互聯網批判理論》（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2]但就國內外研究的內容看，許多研究都可以納入到“網絡批判理論”這一范疇中來，如“信息社會批判理論”“賽伯空間批判理論”“信息批判”，以及種種關于網絡的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等批判反思的研究。西方技術批判理論創始者芬伯格為其所編的《再造互聯網》［（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一書所寫的導言，標題也是“朝向一種互聯網批判理論”（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美國學者李伏諾（Leah A. Lievrouw）在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大多數媒介研究者（包括新媒介學者）誤解了計算機通訊網絡的特征，他們實際上把因特網看作是自然而然出現的聯結平臺、運用、設備、可視性，以及社會/文化資源和關系的群集，一種根本不同的人類交往環境和架構。因此，他們往往低估甚至忽視了可以經由新媒介而獲得的抵抗、民主參與和解放的路徑和機會，進而夸大了權力機構阻礙或制約人們運用和重構技術的道路。[3]而從技術批判理論的角度看，正如芬伯格所指出的那樣：“因為現代霸權逐漸圍繞著技術來組織，這種關系已經變成政治權力實施的中心。計算機設計現在是一種政治的設計。”[4]因此，網絡批判理論就是（社會）批判理論與網絡技術反思的一種“鏈接”。

網絡批判理論的興起和演變

美國學者戴維·西爾弗（David Silver）把1990年至2000年間的網絡文化研究分為“三個階段或三代”：第一個階段為“網絡文化的大眾化”（popular cyberculture）階段，其特點是描述性的、好走極端，那時大家都把互聯網比做“蠻荒”（frontier）。第二階段為“網絡文化研究”（cyberculture studies）階段，這一階段主要關注的是虛擬社區和網上的個體身份認同。第三個階段為“批判性網絡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階段，這時的網絡文化研究擴展到四個領域：網絡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online interactions）、關于電子空間的話語方式（digital，discourse）、使用網絡的障礙（access and denial to the internet）及網絡空間的界面設計（interface design of cyberspace），人們也開始研究這個四個領域間的相互交織和相互依賴關系。[5]西爾弗所概括的僅僅是“網絡文化”的研究歷程，而網絡批判理論所涉及的內容不僅僅限于網絡“文化”的范圍，它涉及網絡所及的各種社會現象，包括文化、政治、經濟、教育等。因此，西爾弗的觀點是對網絡文化研究歷史事實的客觀描述和認識，我們贊同其對“批判性”網絡文化興起的關注，因為各種網絡文化研究理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并且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所以可以成為我們考察網絡批判理論的一個切入點。由于其研究的過程畢竟限于10年間，而我們認為，“批判性”網絡文化研究始終伴隨互聯網發展的全過程，即在網絡發展的歷程中，始終伴隨網絡的批判性思考。因此，從某種程度上看，用時間節點來劃分“網絡批判理論”的過程并不十分合適，主要原因是，對網絡的批判性研究一直貫穿在網絡研究之中，也就是說，自從網絡誕生或網絡的社會化運用開始，對網絡的研究就一直伴隨一種批判性的思考，或者說網絡批判理論與網絡本身的發展和運用如影相隨。當然，我們并不否認網絡批判理論有其發展的歷程，但這主要是從網絡批判理論主題的轉換和變化過程來看的。

網絡批判理論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網絡技術自身的發展。眾所周知，網絡對人類社會生活影響已經無處不在，用“一網打遍天下”來描述網絡的作用絲毫不為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多媒體實驗室主任尼葛洛龐蒂認為，“計算不再只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6]他進而把網絡時代人們的存在稱之為“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其次，各種“信息社會”或“網絡社會”理論的興起。網絡批判理論所針對的對象之一是那些“信息社會”鼓吹者和“未來學家”。加拿大學者文森特·莫斯可在《數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一書中，把這些觀念統稱為由互聯網帶來的各種“迷思”（神話）。就中國讀者而言，我們關于網絡社會的各種觀點和圖景，也許最早和受影響最深的就是來自這些信息社會學者和未來學家的理論。卡斯特指出：“中國人許多有關新信息社會的觀點，大都取自美國的意識形態專家——未來學家。這些人是商業作家，他們的觀點多半是沒有學術研究根據的臆測，以一種新版的文化殖民主義，將美國所發生的經驗推延至世界各地。”[7]再者，網絡技術社會運用中出現了許多問題。網絡在給人們帶來“進步”的時候，也出現了各種社會問題。可以說當今對網絡進行批判性分析的各種理論都從不同的方面指出了網絡的社會弊端。最后，社會批判理論對技術的進一步反思。傳統的社會批判理論的主題之一就是“技術批判”，從主要內容上看，包括技術的社會影響批判、技術理性（工具理性）批判、技術決定論批判，等等。卡斯特認為，在分析網絡社會的全部復雜現象時，把信息技術革命作為分析的“切入點”的這種“方法論上的選擇，并非暗示新社會形式與過程的浮現，乃是技術變遷的結果。當然，技術并未決定社會。社會也沒有編寫技術變遷進程的劇本，因為許多因素——包括個人的創造發明與企業的冒險進取——干預了科學發現、技術創新與社會應用的過程，因此最后結局如何要看復雜的互動模式而定。事實上，技術決定論的困境可能在于問錯了問題，因為技術就是社會，而且若無技術工具，社會也無法被了解或再現”。[8]因此，我們考察批判理論對技術的思考，尤其是批判理性對網絡信息技術的思考過程，可以發現其中有一個從技術“本質論”向技術“建構論”的轉向。

總之，各種批判性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都可以把網絡技術及其發展帶來的社會影響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擴展。網絡無疑是一種新事物，各種社會理論都力圖在分析新現象中表達自己的觀點，以期找到解決人類生存和社會問題的答案。這里既有原有理論方法的延伸和批判視角的轉換，也有構建“新批判理論”的努力。

網絡社會批判的多彩界面

網絡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和層面，而且以網絡為基礎也形成了所謂的“網絡社會”或網絡“虛擬世界”。因此網絡批判理論不僅關注網絡所及的各種現實社會現象，也直指網絡社會的各種新的社會現象，這就形成了網絡批判理論的極其豐富的內容。這里僅僅列出網絡批判理論家思考的主要內容。

“網絡社會”的整體審視。曼紐爾·卡斯特可謂是“網絡社會”理論最著名的理論家之一。其《信息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和文化》（包括第一卷《網絡社會的崛起》，第二卷《認同的力量》和第三卷《千年的終結》），嘗試把這種社會結構概念化為“網絡社會”。阿蘭·圖爾納（Alain Tourain）稱譽本書將成為21世紀的經典。第一卷《網絡社會的崛起》出版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書評中推崇本書之于信息化社會有如一個世紀前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濟與社會》之于工業社會。而吉登斯更是認為“現在應是社會科學更新的時候了”，是因為“信息時代的特征正在于網絡社會，它以全球經濟為力量，徹底動搖了以固定空間領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或所有組織的既有形式”。卡斯特指出：“網絡建構了我們社會的新社會形態，而網絡化邏輯的擴散實質地改變了生產、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因此，我們可以稱這個社會為網絡社會（the network society），其特征在于社會形態勝于社會行動的優越性。”[9]卡斯特認為，既然“網絡社會”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那么就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分析范式，因為傳統的社會結構分析范式或多或少已經不太適用，傳統的分析社會的諸如“西方/東方”“現代/傳統”等的社會理論在網絡社會中都需要重新加以審視。他認為在分析網絡社會時，像諸如從“原始認同”到“重新編組”等這種分析構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尋求新的社會意義的基本來源。

網絡社會的“數字鴻溝”（“社會裂痕”）分析。在網絡研究中，人們起初聽到的都是關于網絡帶來了廣泛社會平等的論述。的確，網絡的結構和技術性特征為人們平等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臺。但是，在對網絡批判性的反思過程中，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問題由此顯現。網絡批判理論既要厘清“數字鴻溝”的定義，又要研究產生數字鴻溝的社會根源。網絡批判理論所說的“鴻溝”主要是指由網絡技術引發的網絡社會運用方面的各種差距，它提醒人們要關注網絡技術的社會效應以及其社會性運用中形成的各種“鴻溝”，反思造成鴻溝的社會原因。由于網絡批判理論具有“實踐性”的傾向，它還要為解決由網絡技術運用形成的鴻溝問題提出建設性的政策和操作思考。既然“數字鴻溝”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因此它具有多種鴻溝類型。由于劃分的標準和研究重點的不同，學者們所歸納的數字鴻溝類型也各不相同。如美國學者皮帕·諾里斯曾把數字鴻溝分為三種形態（或認為其具有三方面的典型特征）：“全球鴻溝，指的是發達社會和發展中社會之間在進入網絡方面的差距；社會鴻溝，涉及每個國家中信息富足者和信息貧困者之間的差距；民主鴻溝，指的是那些使用和不使用數字資源去從事、動員或參與公共生活的人們之間的差別。”[10]網絡批判理論對數字鴻溝問題的分析融合并運用了多種理論，如把數字鴻溝與傳統的帝國主義論、依附論、發展理論聯系起來，提出了諸如“網絡/數字帝國主義”“技術殖民主義”“新世界體系論”等理論。事實上我們看到，幾乎所有的傳統批判理論和學說都可以用來思考數字/網絡鴻溝問題。數字鴻溝問題是由各種因素以及各種因素之間的“合力”綜合形成的，因此反思數字鴻溝產生的原因需要堅持批判理論所一貫堅持的“總體性”思維和立場。反思數字鴻溝問題能夠幫助我們構建一個更加合理公正的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數字鴻溝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

網絡社會運動的力量。“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是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隨著社會發展和形態的變化，社會運動的形態、內容、組織和動員方式等也在發生著變化，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新社會運動”。計算機網絡的出現，更是把社會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層面，賦予社會運動各種新的特點和形態，網絡為社會運動提供了新的平臺。在一些網絡批判理論家看來，當代社會運動新平臺的網絡技術本身的進展，實際上也是“社會運動”的結果。著名技術哲學家芬伯格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所寫的“技術批判理論”三部曲之一的《可選擇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一書就曾對此作過詳盡的分析。[11]他分析的對象是法國最初的信息網絡系統Minitel，這是一個原本按照政府、通訊公司思路設計的技術系統，但在公眾具有社會運動性質的行動改造下，演變成了一種新的技術架構，成了新的社會交往網絡平臺。曼紐爾·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一書中，曾經把“網絡社會”的社會運動的特點概括為“片斷化（fragmented）、地域化、單一議題取向，以及瞬間即逝的傾向”。[12]網絡批判理論者們認為，我們在關注網絡社會運動時，不能把“網絡”與“社會”分開，即用一種新的“網絡－現實”二元結構論的視角觀察今天“網絡社會”的諸種社會現象。我們應該把網絡視為社會系統本身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網絡自身就是現實社會型構的一種動力和組織機制。從這個角度看，網絡就不單是社會變化的獨立技術力量，而是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新型的“社會結構”。總之，網絡批判理論家們認為關注網絡社會運動具有重要的意義。傳統社會中所發生的社會運動受既有社會結構的影響而往往帶有“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色彩，網絡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舊的社會運動生態，使社會運動在一個更大的空間伸展。網絡社會運動的擴展，可以帶來社會組織形式的某種變化，社會生活的型構方式也日益從行政管理型、政府主導型、政治動員型向社會自組織型、草根型、公民社會型轉變，出現了現代公民社會的特征，這同時也對現有的社會治理和全球治理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13]

網絡社會的未來。總體而言，由（網絡）信息技術而引起的社會發展走向問題，目前學界大致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網絡社會（信息社會）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其中對“網絡資本主義社會”的定性大致又可以分為三種：網絡社會還是原來性質的資本主義；網絡社會是現有資本主義基礎上的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信息化資本主義（informational capitalism）或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網絡社會是一種社會性質出現較大變化的“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等等。而與上述觀點不同的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網絡社會（的未來）是社會主義、“信息社會主義”或“數字共產主義”。在對網絡社會定性問題上，如果說還有第三種觀點的話，那就是認為“信息時代的到來使當代社會出現了信息資本主義并行將出現信息社會主義”。持此種觀點的學者終究還是認為“信息資本主義”可以過渡到“信息社會主義”。綜觀網絡批判理論學者的各種觀點，可以發現他們論及網絡社會或一般社會形態的性質時常常運用的思維模式，即是用技術發展評判社會（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進程，認為科學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關系是辯證的。即一方面，科學技術革命推動社會革命；另一方面，社會革命又促進科學技術革命。[14]如卡斯特就明確指出：技術并未決定社會，而是技術具體化的社會；社會也并未決定技術發明，而是社會利用技術，社會與技術之間是一種辯證的互動。[15]

網絡的技術批判維度。荷蘭學者約斯·德·穆爾在《賽伯空間的奧德賽》一書中，把對（網絡）技術的批判觀念分為三種：“一種觀點認為，技術工具從來就不是中性的，而是永遠具有社會、政治的蘊含”。“第二種反對技術工具觀的觀點，是認為這種觀念促成了技術決定論的形式。”“可能還有第三種關于技術工具觀的批判，它賦予我們另一種理由以嚴肅地審視信息技術的社會效果。……信息技術是一種融合了異質技術、社會禮儀和專業設計的聚合體，會產生各式各樣的、有時甚至是互相對立的社會效果。……因此我們應當既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也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它。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面對這些技術的發展和處置這些技術時要始終保持警覺，為的是要理解技術能對我們干什么，而我們又能夠讓技術和想要技術干什么。”[16]

對網絡技術“歷史”的批判性反思是網絡批判理論的非常重要的內容，或者說，網絡批判理論所反思的各種現象，或許都與“網絡歷史”有關。“網絡歷史批判”具有豐富的內容，主要有：通過互聯網發展的歷程，揭示其可以引發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闡述網絡發展對人類社會歷史的影響；為網絡的未來提供一個可以“奮斗”或“構建”的方向。通過網絡歷史批判，批判理論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網絡技術的發展和演變除了具有自身“技術邏輯”，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建構”，網絡技術的發展并沒有帶來“歷史的終結”。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內容之一似乎始終脫離不開有關“歷史的終結”這一語境，同樣，網絡批判理論中的歷史批判也往往受到這一話語背景的影響。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其《數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一書中所指出的電腦網絡時代的三種“迷思”或“神話”中，就有所謂的“歷史的終結”。“在20世紀90年代末，電腦是非凡之物。那些曾經對電報、電力、電話和廣播的奇跡般的預言，都被加諸電腦上。……根據這些迷思，電腦傳播的力量將使得我們經歷人類經驗中劃時代的轉變，這種轉變將超越時間（歷史的終結）、空間（地理的終結）和權力（政治的終結）。”[17]因此，網絡時代人們的思考和行為范式仍然受控于卡斯特所說的網絡技術控制論，即“信息技術范式”論。如果按照傳統批判理論的說法，網絡社會仍舊存在并且普遍流行著“網絡技術工具理性”論，或者說實質上就是“工具理性”在網絡時代的表現和延續。此外網絡批判理論還涉及網絡技術社會運用的多個方面的問題，如網絡對人類和社會的“技術操控”、網絡技術未來的社會思考等等。

網絡文化批判。網絡文化批判也是網絡批判理論家們思考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他們也有大量著述，如吉爾特·洛溫克（Geert Lovink）所著的《黑纖維：探索批判的網絡文化》（Dark Fiber: Tracking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和《零度評論：博客和批判的網絡文化》（Zero Comments: Blogging and Critical Internet Culture）、西爾弗（David Silver）和馬沙拉瑞（Adrienne Massanari）編著的《批判的網絡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貝爾（David Bell）編著的《網絡文化理論家：卡斯特和哈拉維》（Cyberculture Theorists: Manuel Castells and Donna Haraway），等等。海曼指出：“沒有文化轉型，就沒有技術革命。”[18]網絡文化批判的主要內容包括關于網絡文化的特性的討論、網絡文化現象批判，等等。在網絡批判理論家那里，各種網絡文化現象（如網絡文學、網絡藝術、網絡語言、黑客現象等）都受到了批判性的反思和分析。他們中的許多學者得出的批判性結論是：網絡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新的社會和文化控制方式，而網絡文化控制的形態有各種各樣，其中就存在著諸如“網絡文化的國際統治”的現象。如美國學者哈吉泰指出：“美國文化的規則與信仰在網上甚為流行。文化統治有兩層意思：一是指一種文化的觀念比其他文化的觀念得到更多的傳播，因而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最大的關注，也影響著他人的觀念與信仰。二是指只有一類信息可用，進而限制了其他文化背景的用戶去獲得與美國用戶等重等量的信息，因為前者必須克服這些障礙去理解一些代表特定文化規則并只在一種語言中通行的數據。互聯網的內容大多來自美國，它反映了美國用戶的特定文化觀念。”[19]因此，顛覆主流文化網絡霸權就成了網絡批判理論的主要工作之一。

網絡哲學批判。一些網絡批判研究學者力求把他們的網絡社會和文化分析批判上升到哲學高度，對網絡技術和文化等涉及的哲學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這些主題非常廣泛，比如主要有：“信息崇拜”批判、賽博空間（虛擬與實在）分析、賽博“自我”分析等等。斯洛文尼亞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斯拉沃熱·齊澤克認為，“其一是以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層面上揭露資本主義左右公眾想象的方式”。[20]同樣，齊澤克也在這兩個層面上展開了對“賽博空間”和“虛擬實在”的反思。其對“虛擬實在”的反思具有哲學或形而上的意義，它能加深人們對網絡空間存在本質的理解，進一步形成對外部世界新的“世界觀”。齊澤克對“交互被動性”的顛覆性解釋賦予主體－客體、自我－他者、主動－被動等問題一種新的理解。網絡批判理論家們對網絡文化的哲學批判體現在網絡的諸多現象之中，而在這些批判反思中，有一種共同的傾向就是“人道主義”。也就是說，他們往往都是從人文主（道）主義立場來反思網絡技術這個“物化”客體以及“外在”“虛擬”世界對人類生存的影響，批判的目標就是建立一個更加人性化的網絡世界。

網絡政治批判。在網絡批判理論中，網絡技術與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關系無疑也是比較重要的話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只注意到網絡化、信息化的“經濟”意義，把信息網絡化僅僅看作是一種“產業”發展范疇之內的事情，忽略了網絡技術的重要“社會”和“政治”意蘊。事實上，從網絡技術演變的歷史看，它天生就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性。因為美國人發明的因特網技術開始就是為了應付蘇聯的軍事競爭。此外，蘇聯的解體在某些網絡批判理論家們看來，一定程度上也與缺少技術創新，尤其是缺少信息技術創新有關。在網絡的“政治批判中，我們依然能夠發現傳統批判理論對這些批判者的影響。如在思考未來網絡社會政治構建時，一些學者運用的不是西方自由主義觀念，而是法蘭克福學派（如哈貝馬斯等）的觀念。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一書中指出：“我要支持一種特殊的民主概念——商議的民主——并且評估擁有完全過濾力量的機制所帶來的結果。”[21]盡管他認為他對網絡民主、自由等問題的探討主要“取自于”兩位自由與民主的偉大理論家約翰·密爾和約翰·杜威，但這里的“商議民主”與哈貝馬斯倡導的“商談倫理”（學）也有共同之處。他認為“網絡是民主自治的大引擎”，他所想建立的“網絡共和國”，“最主要的因素是運作完善的自由表達體制”。

上面只是列舉了網絡批判理論涉及的主要內容，聚焦于具有“社會批判”特質的方面，還有許多內容這里沒有涉及。應該說只要網絡所及，都成了網絡批判理論思考的對象。除了我們提及的網絡批判理論之外，還存在其他各種各樣的網絡批判（理論）。我們認為，各種網絡批判理論的目的不是把業已取得的一切成就虛無化，而是從批判視角對網絡進行建構性的思考，以期構建一個更加合理的網絡社會。

網絡批判理論的類型和批判方法論

網絡現象豐富多彩，批判對象紛繁復雜，理論立場五花八門，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這些理論做一個粗略的分類。瑞典學者福克斯認為，“分析和厘清，對我們理解批判的網絡文化研究（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和關于網絡的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之間所體現的‘批判’背后指涉的意涵，有很大的幫助”。為此，“我們可以區別兩種自認為批判的因特網研究取徑，一是文化研究的背景。二是政治經濟學背景。第一個理論背景，在廣義的條件下算是后結構主義者，后者則是馬克思主義者”。[22]福克斯（Christian Fuchs）還有多種關于“網絡批判理論”的著述可供參考，如《交往批判理論：網絡時代重新閱讀盧卡奇、阿多諾、馬爾庫塞、霍耐特和哈貝馬斯》（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New Readings of Lukâcs, Adorno, Marcuse,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因特網與社會：信息時代的社會理論》（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等。

安德魯·芬伯格在其主編的《再造互聯網》一書的導言“朝向一種網絡批判理論”中指出，互聯網是一種正在發展中的事物，其可選擇的可能發展路徑大致有三種模式：信息模式（the information model）、消費模式（the consumption model）和共同體模式（the community model），每一種模式都代表了網絡未來可能的主導性特征。“信息模式”是指網絡已經成為信息時代最重要的平臺和工具，知識已經取代工業成為最重要的財富和權力資源。“消費模式”是指基于互聯網的市場是國家繁榮的原動力。“共同體模式”是指網絡成為人們社會交往的空間，它能夠為共同體的形成提供新的可能性，因此具有民主的意義。我們認為，盡管芬伯格說的是網絡“發展模式”，但從網絡批判理論的角度看，相應地也可以視其為批判理論“類型”，因為網絡發展的模式所確立的網絡社會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網絡批判理論的視點和思想指向。如果說“信息模式”突出了網絡的技術特征，“消費模式”突出了網絡的經濟特征，那么“共同體模式”則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學）分析批判，突出了網絡的社會政治特征。他認為只有“共同體模式”才具有網絡的“民主潛力”，這實際上也表明其為網絡理論中最具社會和政治批判的理論類型。[23]

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對網絡批判理論進行劃分，從中考察其主要理論類型和方法論特征。我們嘗試著把網絡批判理論分為以下似乎相互“矛盾”的類型：

第一種“正型”網絡批判理論，即對互聯網本身和由互聯網產生的各種新型社會現象進行批判性的思考。這里既用傳統批判理論也用“新”的批判理論進行網絡批判。如當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霍耐特就在其“承認理論”和“權利”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電子信息網絡對人們自由的影響。如他指出，信息技術革命不僅使私人生活方式的空間有了巨大的擴展，而且國家干預的可能性也有了持續的改善。在互聯網中形成的虛擬信息交流和角色模仿的文化性實踐，盡管都在相當強的程度上更全面地保護公民權利，但同時也有社會風險。因此，在以電腦為中介的信息技術新的層面上，有必要進行一種現實化重建：在使用互聯網時不被監視的公民權利，只是在一些極端的情況下才會受到國家的限制。[24]本文前述的網絡批判理論內容，大都屬于這種類型。

第二種“亞型”網絡批判理論，這是在對網絡信息技術所引起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礎上而產生的一種網絡批判理論類型，簡言之即對網絡技術本身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如安德魯·芬伯格從其開創的技術批判理論出發，認為要從“內部”，即技術發展本身的過程和邏輯研究網絡技術。他以法國的Minitel網絡為案例，研究了技術“代碼”的社會建構過程。由此，也可以根據這種網絡批判理論的基本理論傾向劃分為諸如“后現代的網絡批判理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網絡批判理論”“女性主義的網絡批判理論”，等等。

第三種“工具型”網絡批判理論，即用網絡（網絡邏輯）為工具對現實社會進行批判。人們注意到，網絡提供的平臺也是各種理論觀點交鋒的舞臺，在一定程度上，網絡形成的新的“社會樣式”和文化形態也是對現有形態的“顛覆”和批判。如有網絡批判理論家在對“加州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時，認為“加州意識形態”就是具有網絡霸權式的思維方式，如任何事物只有納入“互聯網思維”，才能在信息社會中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這本身就是應該加以批判的邏輯。當然也有人則是站在維護“加州意識形態”觀念的角度，認為現實社會的問題恰恰在于人們沒有形成新的網絡意識形態，而解決現實問題則需要網絡意識形態和互聯網思維，就如人們現在對什么社會現象都要標以“互聯網+”一樣。前面提及的“網絡社會運動”研究，無疑也可以看成是網絡自身具有的社會批判功能的體現。

第四種“反思型”網絡批判理論，即對“網絡批判理論”的再批判。批判理性往往關注于批判“對象”的不足，而批判者本身所持的政治立場和理論基礎各異，因此對各種網絡批判理論自身也有“再分析”的空間。尤其網絡技術是一種“流動”的、正在發展中的技術，隨著網絡新型社會現象的出現，網絡批判理論形態也必然會發生變化或出現新的理論，對網絡批判理論的“批判”和再思考也必然出現流動性、反思性的趨勢，這也是批判理論自身邏輯的進程。

由于“社會”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因此還可以把網絡涉及的社會方方面面加以歸納從而劃分出“網絡批判理論”的其他各種類型，如網絡社會批判、網絡經濟批判、網絡政治批判、網絡文化批判、網絡技術批判、網絡傳播批判，等等。正是因為網絡批判涉及的問題和理論太多，加之其他批判理論的論述（如傳媒批判理論中的“新媒體”批判、教育批判理論中的“教育技術”批判、全球化批判理論中的“國際交往”批判、性別批判理論中的“網絡身份”批判，等等）都會涉及網絡批判，因此我們在關注網絡批判理論時更要注重其對網絡的“總體”“社會批判”。

目前無論從哪個角度概括網絡批判理論的類型和方法論基礎，都有可能做不到全面和系統，因為現有各種社會、文化理論和政治經濟分析，“左”的“右”的思潮，等等，都會在網絡批判中有所體現。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能夠指出網絡批判理論的一個突出的方法論特征，即它除了批判對象是網絡“新現象”之外，在批判方法論上，社會建構主義思想可以標示這種批判的新維度。從社會建構主義出發，網絡批判著重的不是網絡技術自身發展的邏輯，而是把網絡技術和社會聯系起來進行分析，認為網絡技術本身也是一種“社會構造”。網絡批判就是一種“社會批判”，而改變網絡技術帶來的各種問題則與改革社會密切相關。

結語：批判與建構

網絡技術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樣式不僅給傳統批判理論提供了批判分析的樣本和對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批判理論的活力，也為各種“新”的批判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養分和催化劑。這種現象也可稱為“網絡的辯證法”。這里采用的是社會批判理論“啟蒙的辯證法”所指的“辯證法”的含義，即事物發展往往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一種初看起來好像“中性”的網絡技術在現實中卻帶來了人們預想不到的“負面”后果，如網絡從“文化反叛”的象征走向“社會操控”的工具等。因此，批判性反思對網絡、社會和個體發展都十分必要。

網絡批判是一種社會批判。網絡及其所伴生的“網絡社會”本身就可以被視為對“現實”社會的“解構”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網絡（批判性）思考已經成為我們離不開的一種思維“范式”。在網絡批判理論基礎上形成的新的網絡文化自身就具有挑戰正統文化、顛覆主流意識形態、抨擊社會現實等功能。

網絡批判也是一種社會建構。網絡批判理論比較關注網絡（社會）的未來，網絡究竟是把人類帶入“烏托邦”（utopia）抑或“敵托邦”（dystopia）？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同意技術批判理論家們的看法，認為網絡技術與其他技術一樣，不是“中性的”，也不存在純粹的簡單的“技術邏輯”，而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或結果。我們在研究網絡技術批判理論時要擺脫技術“樂觀派”/“悲觀派”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式思維，不是認為“批判”即是悲觀或懷疑，而是從技術理性批判的立場對網絡技術進行社會性的思考和反思，網絡技術批判理論在這方面可能往往是建設性和建構性的。我們不否認網絡技術批判理論在反思中可能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可能會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研究網絡技術批判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對網絡技術批判性反思的反思。網絡（社會）的未來毋寧說是取決于人們的社會“建構”，即是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社會之間各種主體相互交往和作用的結果。

要關注網絡批判理論發展中的“政治轉向”，分析網絡“技術邏輯”轉向網絡“政治邏輯”的趨勢。技術批判理論家芬伯格認為，技術發展在一個初創時期之后通常會穩定下來，“一旦穩定，其社會和政治意蘊將最終變得清晰”。[25]因此，今天的網絡已經不是單純的技術現象，事實上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強大力量。技術發展的“政治化”在網絡技術方面體現得更為突出。這就要求我們拋開單一的技術決定論，從多個理論視角來分析網絡，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網絡，把網絡建設的更加符合人類的意志。由此延伸，我們也可以運用網絡批判理論的一些觀點來分析近期出現的中國華為5G通訊技術被西方某些國家政客“政治化”地錯誤解讀。

構建網絡批判理論的中國話語。2018年11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致第五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賀信中指出，“我們支持構建網絡命運共同體，共享網絡社區，這也是互聯網最初的設計”。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由于世界各國歷史發展、國家制度、文化形態、尤其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對網絡的理解和政策也存在不同，有些甚至是截然對立的。網絡批判理論從起源上講是一種西方理論，但其所批判分析反思的網絡現象在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網絡批判理論能夠成為一種中國話語并運用于中國的網絡現象。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理論家們也要能夠提出自己的觀念與世界其他區域的批判理論家們交流溝通。

理論最終應該走向實踐，網絡批判理論初看起來是一種理論模式，但其與網絡技術以及社會現實密切相關，批判的目的最終也是為了實踐和“建構”一個更加合理公正的“網絡社會”。因此，網絡批判理論是一種實踐指向的理論。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西方‘新批判理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1BKS055）

注釋

[1]［美］理查德·保羅、琳達·埃爾德：《思考的力量》，丁薇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序，第2頁。

[2]Samuel M. Hinton, 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Internet,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2005.

[3]Andrew Feenberg &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p. vii.

[4]［美］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韓連慶、曹觀法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6頁。

[5]［美］戴維·西爾弗：《回顧與前瞻——1990年至2000年間的網絡文化研究》，參見［英］戴維·岡特利特主編：《網絡研究——數字化時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蘭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31～32頁。

[6]［美］尼古拉·尼葛洛龐蒂：《數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15頁。

[7]［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作者序。

[8]［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頁。卡斯特在注釋中寫道：“技術并未決定社會，而是技術具體化了社會；社會也并未決定技術發明，而是社會利用技術。”

[9]［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9頁。

[10]［美］皮帕·諾里斯：《數字鴻溝的三種形態》，參見曹榮湘選編：《解讀數字鴻溝――技術殖民與社會分化》，曹榮湘譯，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第2～3頁，第18頁。

[11]［美］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陸俊、嚴耕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71～196頁。

[12]［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571頁。

[13]陸俊：《論網絡社會運動》，參見《改革開放與理論創新——第二屆北京中青年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學者論壇文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6頁。

[14] 陸俊、嚴耕：《網絡社會：社會主義抑或資本主義》，參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5年第5期，第5期，第26～31頁。

[15]［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6頁。

[16]［荷蘭］約斯·德·穆爾：《賽伯空間的奧德賽——走向虛擬本體論與人類學》，麥永雄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5、36、39頁。

[17]［加］文森特·莫斯可：《數字化崇拜：迷思、權力與賽博空間》，黃典林譯，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頁。

[18]［美］派克·海曼：《黑客倫理與信息時代精神》，李倫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32頁。

[19]［美］艾斯特·哈吉泰：《網絡之洞：網絡和國際分層》，參見曹榮湘選編：《解讀數字鴻溝――技術殖民與社會分化》，吳丹譯，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第41～42頁。

[20]［美］麗貝卡·米德：《齊澤克：從天而降的第歐根尼》，參見［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實在界的面龐》，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2頁。

[21]［美］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網絡社會中的民主問題》，黃維明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3年，第9頁。

[22]［瑞典］福克斯：《邁向馬克思主義的網絡研究》，參見［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編：《馬克思歸來》（上下卷），傳播驛站工作坊譯、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500、503頁。

[23]Andrew Feenberg &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pp. 11-12.

[24]［德］阿克塞爾·霍耐特：《自由的權利》，王旭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23～124頁。

[25]Andrew Feenberg & Norm Friesen (eds.),  (Re)inventing the Internet: Critical Case Studies,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2,  p. 3.

陸俊，北京科技大學終身教授、博導，北京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原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網絡倫理和文化。主要著作有《理想的界限——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馬爾庫塞》《重建巴比塔——文化視野中的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