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馬克思對資本的系統研究和揭示，使我們對現代社會運行的核心驅動力量有了極為深入的認識。同時，我們也認識到，不關注資本以及資本的發展，就不能理解和解釋自馬克思以來的社會變革。正是資本和資本形態的不斷發展或拓展，現代社會從工業化以及后工業化到當代的全球化才有了可能。這并不是說資本決定一切，其他的驅動因素不重要了，而是想著重指出，資本發展到現在，已經具有了復雜的形態。本文意在結合社會的演變，對這個資本形態或者說“資本家族”作一個嘗試性的分析，以期對相關方面的認識探索出一條有建設性的路徑。

【關鍵詞】金融資本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文化資本  社會變革

【中圖分類號】 F01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6

引言

資本的重要性及其意義，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些。本文要聚焦的，是資本這個概念的發展和拓展問題。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本這個驅動著整個西方社會不停運轉和不斷震蕩的動力源，也經歷了多次蛻變，并逐漸形成了“資本家族”。更具體地說，本文將結合中國的國情，梳理這個資本概念的“家族”，并嘗試著展示它們之間的關系，討論它們的意義。最后，探索性地提出資本的發展方向。所以，本文的討論主要涉及原始意義上的資本或者說馬克思意義上的資本及其演進。這包括經濟資本、金融資本、風投和天使投資、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創意資本等，這些資本構成了“資本家族”。當然，馬克思原始意義上的資本是所有其他資本的母胎。這是首先需要明確的。

資本在不同領域的延伸，演變成了資本的不同形態，分別對各自生成的領域施加影響。但是，我們要清楚的是，“資本家族”的形成和發展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實現的。因此，也因為篇幅限制，本文首先梳理資本的發展與經濟的關系，接下來探索資本的發展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最后簡要討論各資本之間的關系及其意義。如果我們這樣做，就會發現，資本一直是社會經濟變遷的主要驅動力量。但是，資本在這個變遷的過程中，分別以經濟和社會及文化等形態，出現了維系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延伸。正是這些延伸，使得我們這個社會出現了西方曾經出現過的工業化及后工業化時代的震蕩，同時經歷著史無前例的全球化。

資本的發展與經濟

資本，不同于工業化社會之前的小農經濟社會的錢財或財產，它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源。沒有它，市場經濟不能運轉，也不可能發展。這里的意思是說，資本自身是有生命力的。資本有著天然的傾向向熱愛它的人聚攏，然后像鬼魂一樣依附在這些人身上，很難再分開。這些人過去一般叫資本家，現在也稱之為企業家。至關重要的是，無論資本家還是企業家，他們都展示出只有資本附身的人才有的特征，即人格化資本。[1]人格化資本，或者說具備了生命力的資本的人格化，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資本積累，并且越快越多越好。為此，人格化資本分階段先后啟動了工業化、后工業化、全球化這些進程，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協助資本積累。

經濟資本與工業化。既然人格化資本存在的意義就是聚攏財富或者說追求利潤，那么其聚財的方法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做什么聚財。[2]所以，在人格化資本的引導下，無論是經營農業還是工業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所進行的是商品生產，即所有的經濟活動的目的都是交易和利潤。而后來工業革命的發生及各種技術的擴散和應用，就是它們恰好在促進獲取利潤方面的效益非常突出。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我們熟知的農業機械化、工廠自動化（流水線）、火車等現代交通革命，等等。大型的機器進入農業生產，其本身就是資本。自然，工廠更是資本的聚集地。各種昂貴的現代生產工具的購置，是成為工業化資本家的必要條件。

啟動和驅動工業化的是經濟資本。以人格化資本的方式，經濟資本的使命通過資本家來完成。這個轉化，構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講究競爭。對于每一個資本家來說，他最大的噩夢便是被比他更強的對手消滅。因此，不斷更新的技術讓強者更強，資本更雄厚，成為生存的必要。在這個階段，正是對技術的采用，展示出工業化階段的非凡的特質。那就是，它生產出了自然界不曾存在過的東西。這些東西或許是農藥，或許是鋼鐵以及用鋼鐵制造的機車。總而言之，這些東西不曾在自然界存在過，不屬于自然的一部分。它們完全是被發明的，是被創造出來的。因而，也代表了過去自然界不能提供的財富。簡而言之，這個現代性展示出了工業化時代最為革命、最令人震驚的一面。這意味著，新財富出現，過去完全受土地制約的財富總量被打破，社會不再完全由零和游戲的法則來規范。這都要歸結于代表經濟資本的人格化資本的努力，當這種完全是創造出來的財富的比例不斷增加的時候，不僅僅是資本家個人資產的增加，整個社會的生活水準也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改善。當然，生存環境的惡化，特別是人類對壓迫勞工和污染自然界的放任，也使得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里想著重指出的是，對財富零和游戲的超越趨勢，是經濟資本的真正生命力和力量所在。這點對我們來說是意味深長的。翻看中國歷史，無論有多長、多復雜，我們總可以歸納出，自秦以后到滿清，所實踐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相同的，所運行的社會結構大致上是一致的，所遵循的意識形態主線或者說所倡導的文化也是數千年變化不大的，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也是大同小異的。帝王的朝代，講究的是江山社稷。這個江山社稷，雖然不同朝代疆域或有變化，但任何一個朝代所能生產的財富上限大致上都是有定數的，因此，任何財富的分配，都必須接受這個數目限制，這也就從經濟分配上決定了“零和游戲”的特性。零和游戲這個前提不變，其他也不會變。即便是改朝換代，社會運行的基本規則，也不會有實質性的改變。

雖然歷史告訴我們這兩千多年來相對靜止的經歷，但這并不是說中國沒有任何變革。比方說，中國瓷器的發明和應用，并不是一件“自然”事件。自然界中本無瓷器，是我們的先人創造出來的。雖然除了瓷器，還有一些其他產品，是中國古代的技術所致，都不是自然的，但它們一來從種類上說為數很少，二來在所應用的范圍內也并沒有對自然造成多么大的挑戰。很顯然，自秦以來，以土地為財富、以農業生產為生存手段的中國封建社會，其相關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深深扎入了自然中。因此，對任何“非自然”的事物都充滿了敵意，未能產生出超自然的經濟資本，從根本上失去了征服自然所需要的技術需求。人們習慣了生活在以自然為基本狀態的零和游戲中，一遍遍重復，并沒有產生變革的需求。

但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西方的大炮和火車發出的聲音震顫了北京的紫禁城。不僅僅是滿清朝廷，還有民間的一些士紳，都強烈感受到了西方資本的力量，也逐步意識到西方帶來了一套全新的游戲規則。之所以說這套規則新，是因為它完全基于新的科學技術，以完全不同的生產方式，生產出大量的非自然界所能提供的產品。而且，從政治上講，這個經濟資本和它所帶來的游戲規則，對皇帝的權威有著實質性的顛覆作用。對此，張之洞等人提出了“中體西用”的應對方式。這就是說，只能引進西方器具方面的商品。其他的都要遵循“中體西用”的準則加以馴服，直到它達到可以“用”的標準。這包括資本和“人格化的資本”。

馴服資本的辦法包括把資本轉化為官商的財富。在轉化過程中，我們把“人格化的資本”系統地清理掉了。當我們從近代史中讀到李鴻章死后為自己的后人留下了巨額財富后，[3]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我們的“經濟資本”沒有成為西方那種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原動力。因為在這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本已經被轉換為專制制度下官員的財富。當然，雖然財富可以提升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財富可以買到豪宅，財富可以買到嬌妻仆人，財富可以買到親情和友情，等等，但它不是資本，更不是“人格化的資本”，不會僅僅為追逐利潤而存在于世。也就是說，財富大體上可以滿足你所有的本能的欲望，也會讓你所能想象到的志向停留在滿足本能欲望的層面。至于成為“價值追逐狂”，那是不懂享福的表現。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有的人說中國民族資本家是軟弱的。[4]

金融資本與后工業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當我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早已完成了工業化階段的使命，并且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階段的后期。工業化的資本積累靠的是生產制造業，而后工業化階段則是靠服務業。制造業有幾個重要特征，第一是它能提供優質就業機會，使社會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升成為可能；第二是發生在車間的大規模生產為工人們聯合起來創造了條件，取得了相當的工作保障待遇；第三就是對環境的大規模污染。生產過剩的問題一出現，由金融資本啟動的服務業便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里的服務業既包括像華爾街那種金融業，也包括諸如麥當勞餐廳之類的低端行業。

金融業的核心是用錢生錢。通過金融機構開發出來的各種金融產品，非常高效地聚斂了民間的財富，被用來集中投資。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看到了顛覆常識的“小魚吃大魚”的兼并現象，也會發現所謂“金融杠桿”在消費者投資或消費決策中的作用。這就是說，金融資本通過異乎尋常的融資和投資手段，鼓勵了那些敢于冒險但苦于經濟資本不足的各類貪婪的冒險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著財富。當這種貪婪趨于極端的時候，終于發生了臭名昭著的雷曼事件和兩房危機這類典型的腐敗現象。[5]但是，就社會而言，金融資本產生的影響，除了各類金融產品的泛濫，還造就了大量的在諸如麥當勞類服務業工作的人群。這些人從事著低薪無前途的職業，有一部分人已經失去了對未來的想象及生活的意義。換句話說，由金融資本驅動的后工業化，以服務業為基本支撐產業的消費社會，是一個嚴重兩極分化的社會。由于制造業的衰落或外遷，勞工階層中的相當一部分轉向了無保障低收入的服務業，中層的數量在減少，以華爾街為核心的金融人士則是空前的富裕。

諸如華爾街提供的專業服務固然重要，但在后工業化階段，提供服務業的，絕不僅僅限于華爾街類的金融寡頭。事實上，西方社會全方位地進入了消費社會。在后工業化時代，對效率的要求，已經不局限在工業化時代工廠的生產線了，而是貫穿了整個社會。但是，總的來說，通過服務業而產生的財富，同樣是“無中生有”，超越了“零和游戲”。無論是“麥當勞”和“肯德基”的結伴開店，還是金融行業的“理財產品”，都是這樣的邏輯。頭碰頭的直接競爭越來越少，更多的是以“分享共贏”而出現。這意味著相關的市場是可以沒有邊界的。在這種情況下，當輔助其運行的技術一旦成熟，整個過程便開始了。這個過程就是全球化。

用專業的術語來講，在這個后工業階段，雖然財富的分配越來越趨向于兩極分化，但正是由于財富大量匯集到一些巨大的公司和個人手里，形成了諸如華爾街這樣實實在在的金融資本實體。這個金融資本實體，為資本主義的下一個階段的孕育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從此以后，不是只有傳統制造業才有可能開拓市場，任何具有資本積累潛力的人格化資本，特別是創新型的產業，都可以快速走向世界舞臺。這個嶄新的階段，就是全球化。這個階段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互聯網及各種前沿信息技術。

金融資本與全球化。全球化最核心的特征是跨界。跨國公司想去哪兒融資、生產、銷售，就可以去哪兒。它們沒有很強的國家邊界概念，去哪兒都是“國民待遇”甚至“超國民待遇”。驅動全球化的核心動力來自跨國公司。說到底，就資本的積累來說，市場的大小是個致命的問題。開拓市場，是“人格化資本”義不容辭的責任，代表著資本的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進程中展示了非凡的力量和膽識。

工業化是生產，后工業化是消費，而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和消費，這其中包括物質和符號的商品生產和消費。當這些生產和消費一旦達到全球規模，便有十分復雜的合作和協調等問題的產生。解決此類問題，除了諸如一些技術類傳播通訊類工具的擴散和應用，還需要金融機構的配合。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結盟，或者說資本主義同盟。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蘋果手機的設計和制造實際上是源于世界范圍內的努力，而不是什么民族意義上的美國貨。從生產和銷售，都是全球現象，這是全球化的本質內涵。

但標志全球化特征的顯然不只全球范圍的生產和消費。說到底，雖然規模不同，后工業化時代也是既有生產也有消費的。代表全球化最根本的是創意產業的普及。這里創意產業指的不僅僅是工藝品或者諸如“農家樂”或“民俗村”之類，事實上，它們也不是后工業化意義上的創意產業。創意產業指的是在假定所有人都有創意的條件下，通過在平臺上的參與、分享、互動、競爭而脫穎而出的產品生產。這才是創意產業的產生過程。其產品，才叫創意產品。到目前為止，這類產業表現最突出的，是互聯網平臺上參與者所從事的產業。例如，早期的“微博”，今天的“抖音”等，都屬于創意產業。

顯然，創意產業產品的生產是源于個人的，或小團隊的。這也是它和流水線生產的本質不同。這就是說，它不可能像批量生產那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可以了。比方說，對于從事批量生產的工人，衡量標準可以是一致的，簡單易行的。對于衡量批量產品的產品標準，就更簡單了。這就極大地減少了投資方的投資風險。創意產業的發展，同樣需要資本的投入，但對創意產品衡量標準的復雜化，使得投資方的風險大大增加了。因此，隨著資本的新發展，和全球化進程密切相關的“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人”出現了。

天使投資和風投，解決的是企業的誕生、發明和創新問題。[6]雖然這些投資，特別是天使投資，都不一定是大額投資，但它們能解決企業一開始的花費問題。在初步展示了希望的情況下，風投則能進一步把企業推向市場。這里的關鍵是，雖然天使投資人中可能親友比較多，但它是完全開放的。至于風險投資，則完全是資本為獲得巨額利潤而展示出的非凡勇氣，它也具有開放的特征。我們知道，在工業化時期誕生的制造業大多以高投資為特點，傳統的金融業，例如商業銀行，它所能提供的經濟資本能在最大限度上滿足這類產業的發展。但是，對于有著卓越創業理念和具體實施細則，但兩手空空的人來說，這些銀行卻沒有很多合適的渠道去支持他們，哪怕是這些創業者們的成功意味著驚天動地的世界性的變革。

資本在演化。從工業化時代無所不能的“經濟資本”，衍生出后工業化叱咤風云的“金融資本”，再到全球化時代風行的“天使投資”和“風投”，展示了經濟內涵的實質性變遷。由此產生了社會一直激烈的動蕩。那么，這種動蕩，或者說資本的不斷變革，在中國這個社會又意味著什么呢？

資本與中國市場。西方一百多年前進入中國，首先進入的是牧師和商人，這都不是偶然的。除非具有宗教的熱忱或人格化的資本，否則很難解釋那些西方人歷經風險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原因。他們正是分別肩負著宗教和資本的使命，敢于冒險。前邊討論過，對人格化資本而言，發現和追逐市場，是其天然本性。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資本的到來，是因為我們社會一直基本上是資本的真空，是等待開發的市場沃土。

我們這個社會，一直有財主，包括地主及商人，等等。有的家大業大，甚至可用“富可敵國”來形容。但是，我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也沒有現代市場的概念。錢主要是用來發展家庭，做生意也是為了自己的家族繁榮昌盛。在我國的小農經濟專制社會里，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并不是很高的。他們有錢，但他們的錢不是資本。他們的目標和立志做大官的士子們一樣，是擁有“華屋、嬌妻、奴仆”，等等。[7]所以，在晚清中國社會的精英們與這些西方的商人們互動的時候，出現一系列沖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首先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商人，都沒有商品的意識。手工業者自然是有的，但他們所生產的商品沒有革新的壓力，也沒有開拓新市場的渴望。這就意味著沒有工業化的需要。工業化指的是廠房、機器、流水線，以及這些設備批量生產的商品。與其相配套的銀行、運輸、交通、炮艦等合在一起，則成了當時到處殖民，用炮艦對外推銷商品的工業化。

炮艦政策有效，殖民政策似乎也無往而不勝。但是，讓炮艦為商品開道，固然有著“快刀斬亂麻”的功效，但主客之間的交流，也就停留在了這個層面。自清末西方的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的門戶之后，有著幾千年文化底蘊的中國人，很快就有了極為清晰的綱領性對策。那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8]具體的解釋是，“師夷長技以制夷”。[9]這個政策一提出，雖然當時惹起一些爭議，但“中體西用”這個方針，逐漸成為這個國家或者說民族的共識。

就資本而言，對它的引進，也是在“中體西用”的結構中進行的。在中國，神通廣大的是錢，所謂“有錢能使鬼推磨”，而不是資本。資本來到中國，它與商品和市場的關系被削弱了，從而使它慢慢具有了中國“錢”的功能。首先，來到中國的資本很難找到“人格化資本”的基礎。自然，喜歡錢，這是普遍的，但用錢做什么，則存在很大的區別。中國人講究使錢，一是為自己或自己的家庭成員使錢，擺平各種需要擺平的公或私的關系，從而使自己或家庭的利益最大化。這就是說，即便是賺錢，也需要用錢去為各種關系鋪路，包括與政府相關負責官員的關系。這從這些年對社會的貪腐治理可見一斑。二是為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有體面舒適的生活。當然有的人會用錢來投資甚至放高利貸，但以此為志業的，并不是社會的主流。換句話說，錢在我們的社會具有相當強的社會屬性，資本屬性遠不是第一位的。

改革開放以來，錢的資本屬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因為缺乏相關的制約，每當它以資本的姿態出現的時候，常常展示出它的莽撞和短視的貪婪。這就是說，中國當代的人格化資本，往往有著傳統文化的烙印，和它們在現代西方扮演的角色有所差異。就金融資本而言，更是如此。諸如我國股票市場及民間融資出現的問題，對此似乎是個很好的說明。

然而資本對于新技術的敏感，在我國的表現則非常突出。我國市場上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的繁榮都曾引起世界上相關行業的矚目。它們關注的項目，雖然多具有“山寨”的性質。但很多關系到網絡和其他朝陽產業的前沿發展。從這個角度看，它還是有巨大的意義。然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和我們從西方引入的其他產品一樣，資本也是在“中體西用”的框架下發展起來的。盡管如此，資本也并非完全淹沒在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深海里。事實上，它們借助于“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的驅動力，不僅僅對西方，而且對我們的社會、文化、管理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內容。

資本的發展與社會

我們上邊的討論，可以簡要表述為，經濟資本支撐的是工業化時期的制造業，金融資本驅動的是后工業化時代的服務業，風投和天使支持的則是全球化時代的創意產業。這里，創意產業主要是指以用戶為產品生產的或創造的貢獻者。這也基本上是互聯網平臺上所代表的現象。用戶們提供或生產和分享他們各自的創意產品，并從中得到贊賞甚至酬勞。作為個體，生活在某個特定的時代，介入相關的經濟生活的資源則是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顯然，資本的積累過程，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各種適應時代具有不同屬性的資本。這包括經濟資本、金融資本、天使投資和風投。積累和使用這些資本的能力，基本上就反映在具有相應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上。換句話說，當我們接觸諸如“人格化資本”這類概念時，我們一般理解為它是驅動過去早期和中期工業化時代的原動力。但到了工業化后期，要想更加快速和有效地創造財富和積累資本，就不得不拓展資本的屬性，從而使得驅動資本主義生產的原動力不斷發生著變化，整個社會也隨之發生劇烈的變革。這些變化，以難以置信的速度，經過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目前正在全球化的號角下加速往前推進。這是因為，就財富的空前創造和積累而言，不同階段的資本配置，對社會關系的影響也不同。接下來我們討論資本的演進和社會生活的變異。

這里的核心是，當資本成為“人格化”資本之后，它本身就會通過他的擁有者不懈地為它自身的積累而奮斗。每當這種積累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社會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比方說，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社會流動，性解放和離婚率的劇增，男女平等的倡導，雙休日，消費行為的變化，體育的流行等，雖不能說是決定性的，但無不和資本的積累和發展有實質性關聯。但是，資本的誕生需要合適的文化，資本的發展需要合適的社會。我們說資本可以拓展為經濟資本、金融資本、天使投資、風投，但這些資本只有在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創意資本等的協助下，才能得到迅猛發展。

社會資本與工業化。社會資本是為資本的加速積累而出現在社會關系中的資本。在我國，大富之人，雖自古有之，但他們不是人格化資本，而是財主。財主是財富的主人。財主自然要好好看護好自己的財富，但也止于此。他不能很好地辨析零和游戲和合作共贏之間的區別，也并不認為把一切都當成商品，賺更多的錢，是唯一的生活路徑和人生樂趣。作為財主，他要享受，他要三妻四妾，他要豪宅，他要仆人。總之他要尋求的是能充分滿足生物本能的生活，并且實現傳宗接代的目標。那么，他靠什么來維持的他的財富和地位呢？回答是，“富不過三代”。這就是說，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靠運氣。但這不是資本的命運。當然，只有在動態的方式下，具備了和資本相適應的社會，資本才能與社會共存和不斷發展。這樣說，其意義在于，如果二者互不適應，那么資本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同理，社會也不會有什么實質性的變化。接下來我們可以進一步問，中國社會的結構與資本的發展是相沖突還是相適應呢？

從微觀上說，社會資本解決的是個人在激烈的社會生活中維持自己社會存在的重要資本。從宏觀上講，則意味著一個集團或國家更大范圍的擔待和期待。在工業化社會，自然是經濟資本決定著社會的運行和運行方向。比方說，工業化意味著社會流動，意味著城市化。那么，當人們來到城市做工和建立家庭，面對陌生的一切，工廠里高強度的體力消耗，家庭里繁重的家務，孩子的教育問題，與陌生鄰居的信任問題，等等，都是必須要解決的社會問題。這些也就是所謂社區問題。這是對社會資本的重要性的微觀解釋。

在工業化時期，西方的社區雖然大多由陌生的新城里人組成，但是他們團結緊密，鄰里相助是自然的現象。因為交通和通信的不發達，到汽車和電話普及之前，人們的生活一直圍繞著社區展開。工人們在工廠辛苦一天回到家里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整，家庭主婦在和鄰里的互動中建立起自己的朋友圈子。這類圈子，多以情感支持、信息交換、互通有無等為核心內涵。這就是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社會資本的流動和積累。社會資本越豐富的，所付出的情感支持越多，給予的信息越多，出借的諸如油鹽醬醋茶之類越頻繁，人緣越好，威信越高，等于是在社區的圈子里存下了可以隨時兌現的社會資本。這資本對社區生活的重要性不亞于經濟資本，而且如果沒有這個社會資本，人們等于居住在無依無靠的荒島上，經濟資本也就失去了進一步積累的可能。

從宏觀上講，一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取決于它的實力。硬實力靠的是金錢或者說經濟資本，而軟實力靠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我們所說的人脈。例如，迄今為止，美國總統特朗普所做的，就是想辦法把美國這百年來在世界上的圈子里積累的社會資本兌現，兌現為現金。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總實力應該硬軟平衡。如果美國在世界上各個集團中的社會資本趨于歸零，就等于是放棄了以自由女神像為代表的軟實力，那它就真的沒啥可怕的了。[10]

但從微觀上講，我國社會資本的流動和經濟資本的流動，和西方的情況區別很大。比方說，我們所謂的社會資本，基本上是指“人脈”或者“關系”。與西方的“社會資本”不同，我們因為不信任而特別強調“信任”。所以，我們的所謂社區，或者說社會網絡，也就是由“同事、同學、戰友、老鄉”等組成的“圈子”。當然，最為核心的，具有最高信任度的圈子，是自己的血親和姻親。這就是說，我們的生活范圍或者生活圈子是相對有限的。對我們來說，除了血親和姻親，我們的社會關系一般局限在鄰里、同學、戰友、老鄉、同事等和傳統結合在一起的圈子里。后來條件改善了，自行車開始普及，但自行車所帶來的自由不足以打破這個傳統的以熟人為特征的社會結構。從經濟資本的角度來講，除了儲蓄、銀行，普通人幾乎和經濟資本和金融資本沒什么關系。因為社會關系的穩定，社會資本也很難有什么大的變動。但是，真正驅動人們改變社會資本現狀的依然是資本。

我們知道，經營生意或生產，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而這類信息常常以社會資本的形式，儲存在社會網絡中。人們只有加入社會人際關系網，才能獲得網絡內流動的各種相關信息。這個社會網絡分別由家人親戚、鄰里、校友、戰友、同事等構成，它的前提則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歷史烙印：家文化！擴展開來就是血緣或準血緣關系之上的熟人文化。真正在社會網絡操作層面運行的是情誼觀。[11]你的家庭及出身狀況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加入的其他圈子。但信息的獲得，需要超出家庭以外的圈子。情感支持的獲得，一般會在親人之間。至于其他生活方面的工具性支持，則散布在所有的圈子。顯然，社會資本是情誼觀的實踐。社會資本的多寡，取決于一個人的情義積累。這就是說，社會資本由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工具性支持組成。

按照我國社會傳統，即便是商業公司的組建也是按照“情義”的原則進行的。那么這個情義到底是什么呢？這個情義，就是人情。這次我幫了你，你欠我一個人情。下次我需要的時候，你得通過幫我的方式，還我的人情。這就是人情的具體運用。事實上，這就是熟人之間一場接一場的交易，交易需要貨幣，人情在這里，就起到了“幣”的作用。在中國社會，社會資本主要指的就是這類“貨幣”。它的核心是，別人欠你的人情越多，則你的社會資本越雄厚，反之亦然。這就是說，所謂的“情義觀”本質上是利益的算計。

但是，如果獲得社會資本的主要是基于“情義”的社會網絡，其負面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任何“情義”空間的擴張，都是對法治和規則的壓縮。二者之間是屬于零和博弈性質，處于“不是你壓住我，就是我壓住你”的狀態，沒有平等共存的社會基礎。比方說，當我們為了私利，通過使用社會資本來讓某個法規妥協的時候，就為腐敗提供了切入口，讓政治權力得以發揮。當這種“情義”或“人情”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則會導致法治的全面崩潰。任何政治制度，所謂“情義”或“人情”的橫行，都是顛覆現代社會穩定的利器。

就經濟發展而言，“情義”或“人情”直接導致了社會網絡的封閉性。按照我國的文化倫理傳統，講究的是“親親”。這實際上就界定了我們的社會網絡的邊界。換句話說，在我們的社會網絡內，家人、親戚、熟人占據著絕對優勢。其他的，被劃入包括“同學”“同事”“戰友”等的“外人”這一欄，或者“生人”這一欄而被排斥。問題是，無論“外人”還是“生人”，往往是掌握優質新鮮信息的人。[12]這樣，無論何種“資本”，在中國這個社會里，停滯在了家庭或家族這個層面，并沒有很多跨地區開拓的需要，更不用說有意識地為市場跨國開拓了。這就意味著對任何可以帶來變革的新技術的麻木和缺乏敬畏。在西方，從本土社區的突圍是從對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提倡和重視開始的。的確，正如下邊展示的，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對社會資本都有重要的影響。

人力資本、文化資本與后工業化。在工業化過程中，資本的高速積累遇到了幾個方面的挑戰。第一是由于大量采用流水線和機器，在商品的批量生產中，解放了大批的勞工；第二是商品生產的過剩；第三涉及到的則是公司的繼承和管理問題。第一個問題會引發勞工過剩或者說失業問題。第二個問題強調的是擴展市場的必要性，這就需要解決工業化以來維持的節儉等消費價值觀問題，也就是文化資本問題。第三個則是如何讓公司規避諸如“富不過三代”的風險問題，這說的是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我們首先來看看人力資本問題。

就資本的積累來說，市場的大小是個致命的問題。開拓市場，是“人格化資本”義不容辭的責任。而開拓市場所面對的阻力，除了國家之間的邊界問題以外，家族生意自身的生存邏輯也是一個極大的問題。首先，家族有個繼承人問題。在中國社會生活過的人，對此應該都有所體會，那就是“富不過三代”的宿命預言。且不說開拓市場，如果資本的控制局限于血親手里，或者說一旦落入社會資本有限的人手里，信息的流動勢必會受到極大的影響，那么在劇烈競爭的市場中能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很小。此外，伴隨著工業化時代新技術不斷被采用，生產方式也在發生著變化，這一切都需要新的管理技能，這也給家族企業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因此，人力資本這個概念開始融入“人格化資本”的邏輯。人力資本一般指的是一個人的知識技能和技術能力等。[13]換句話說，人力資本屬于后天所學和積累到的東西。既然這樣，家族企業完全可以雇傭商學院的畢業生作為職業經理人來管理自己的家族企業。這就是說，在資本的發展和積累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的出現，通過引入超越血親和姻親的人才，拓展了人格化資本的信息和管理圈子，解決了社會資本的流動和積累問題。當然，更重要的是解決了家族企業的繼承人問題，從而為人格化資本使命的傳承提供了通道。除了管理的需要，生產的日益復雜也對相關具有雄厚人力資本的人產生了極大的需求，由此也極大促進了工業化時代的社會流動。

經濟的發展，顯然不能僅僅表現為物質消費的提高，如果對于消費什么、如何消費沒有認真的考慮和引導，任其自由發展，將會使得一個社會迅速墮落沉淪。“八旗子弟”現象，是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也是小農經濟社會不可能解決的問題。西方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提升整個社會的文化資本。根據布迪厄的定義，文化資本指的是“知識的類型、技能、教育，任何一種個人可以讓他自己在社會上獲得較高地位的優勢，包括他人對自己高度的期許。父母給與孩子們文化資本，可以把教育體系變成舒適且熟悉的地方而使他們易于成功的態度及知識”。[14]這里的關鍵是要獲得社會的認可，也就是主流社會的認可。因此，要想獲得期待的成功，首先就必須讓自己對這個社會的主流有充分的認同和認可。換句話說，認同和認可的程度，反映了文化資本的多寡。具體到一個公司，文化資本則直截了當，它分為員工的精神面貌、著裝、公司的形象等外在的器物資本。這個是可以通過各種培訓、教育和有關文化活動來構建的。[15]這樣，通過文化資本，解決了一個公司或國家的運營方向問題。

此外，這個文化資本同時需要關注到社會的轉型問題。前邊提到過，西方社會在工業化時代處于積累期，所以主流文化需要強調節儉。但到了工業化后期，由于商品生產日益自動化，商品積累問題成為突出問題。這個時候再強調節儉，那就非常不合時宜了。所以，當西方社會進入后工業社會之后，其實也就是進入了消費社會，一個由主流文化資本引導的消費社會。這個轉型，其話語表現為從“勤儉持家”到“能掙會花”的轉變。這點我們和西方的經歷是一致的。“人格化資本”的本能就是永不滿足的增值。這個“永不滿足”，預示了對社會不停頓的要求。換句話說，社會需要不停的變革才能滿足這個要求。[16]比方說，國內市場飽和了，就需要到海外擴張。海外市場增值的極限達到了，則會開拓虛擬空間。更具體的例子，當生產需要家庭支撐的時候，意識形態則應以捍衛家庭為主旋律。當消費成為資本最核心的要求的時候，離婚率就會升高。總之，在西方，這是個互動的過程，但路徑是由“人格化的資本”所主導的，其核心是通過變革尋求利潤增值。

簡言之，西方的資本要求具有“人格化的資本”特征，有它的社會和文化環境。在后工業化時期，經濟資本以金融資本為后盾，社會以轉換為消費相配合，文化資本則以消費文化為核心，人力資本強化了工商管理訓練。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均有著適合后工業化進程的配置。在我國，文化資本主要源于家庭和家族，它給你從適應甚至喜歡到成為其中充滿活力的一員的文化環境。“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個群是社會的，但凝聚這個群的，則是文化。基于血親和姻親的文化資本在確保人力資本的有效到達方面，有其先天的不足。不過，全球化進程給我們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生活帶來新的挑戰，就不僅僅是不足的問題了。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

“創意資本”與全球化。我們知道，資本在演變，產業也在不斷轉型。工業化對應的是制造業，后工業化對應的是服務業，而全球化的主導產業則是創意產業。這個創意產業，主要是由“數字資本”支撐的。我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積極地參與了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全球化是由跨國公司驅動的，其核心是以全球為著眼點，為資本的增值而展開的一個過程。跨國公司或許是資本的終極表現。最新的發展則是對以數字加密貨幣為代表的新技術投入。既然跨國公司是“人格化資本”的代表，那么它的行為同樣沒有任何“情感”可言。“資產者沒有祖國”，同樣也不會有“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而諸如比特幣這樣加密數字貨幣的出現，其客觀作用就是對國家金融主權比較徹底的顛覆。比特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則是對社會互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的終結。

創意資本，是互聯網時代出現的資本。這種資本從工業化時代的廠房里的機器，或后工業化時代工廠廣泛采用的機器人，轉換為一個人所擁有的創意能力。創意能力實現得越成功，創意資本就會越大。這個創意能力的充分體現機會，就存在于萬物互聯之中。互聯網的終極表現形式是包括人在內的萬物互聯。這就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每天不知要發生多少互動。這些互動，有的亟需核實，例如，契約和交易，這就需要一種不但風險為零，而且又能絕對保證相關方隱私的媒介。這個媒介就是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這是一種理論上視任何國家的“中央銀行”為無物，不受政府任何控制，僅由區塊鏈技術對發生的交易記賬并核實真偽，任何人都可以發行的貨幣。

我們說的“任何人”，是以全球為出發點的，這也是互聯網的根本意義所在。此外，由于區塊鏈技術的卓越應用能力，地球上不但任何想交易的人之間的物理距離為零，而且社會距離也不再是障礙。全球化的主導產業、創意產業，就是在這個以加密數字貨幣為媒介，萬物互聯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創意產業假設地球上任何人都有創意的可能，并用萬物互聯的網來支持他們實現他們創意。這自然涉及“無門檻、分享、互動、開放、主動”這些互聯網從一開始就奠定的價值觀念。而對創意者分享創意產品并獲得成功的最理想獎賞則莫過于數字加密貨幣的打賞。當然，其他互通有無的交易也都能得到數字加密貨幣的支持。[17]這對那些有天賦，但缺少舞臺的人，就是一個無保留的解放，是徹底的機會平等。比如，目前我國“抖音”平臺的繁榮，起碼清晰地展示了機會平等的基本內涵。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如果說數字加密貨幣要打破的是傳統國家對貨幣的壟斷，那么數字加密貨幣的底層技術——區塊鏈則是讓普通地球人之間的互動和交易時消除不確定性的工具。換句話說，區塊鏈通過它獨特的記賬系統，解決的是任何交易雙方的信任問題。這個是意味深長的。在中國社會，想逃脫以血親和姻親為基本結構的社會網絡而發展社會資本極為不易。同樣，任何與傳統文化相抵觸的文化資本的形成也都是極為困難的。所以，不管是海外華人的企業還是大陸的民企，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除了一些處于時代前沿企業外，都很難逃脫在家族里出生和發展，最后衰敗或死在家族里的命運。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除了血親，基本上對誰都不信任。為了避免受欺騙，放棄了很多機會。而這正是區塊鏈類技術所要解決的問題。

總的說來，在全球化時代，你的創意能力，就是你的資本，也就是創意資本。萬物互聯發展的進程，為創意形成創意產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人們通過展示和分享自己的創意，而獲得創意資本。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資本中的“人情”元素變弱了。你通過你的創意分享去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你的社區就是基于“趣緣”的社會人際關系網，同時也不用刻意追求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積累了。萬物互聯，萬物平等。而協助這些行動的，則是互聯網媒介平臺，其最終的指向是以比特幣類加密貨幣為基礎的創意資本。這就是說，網絡媒介平臺，就是所謂“自帶市場”的新媒體。

“資本家族”成員之間的關系

正如我們上邊所展示的，從工業化到全球化，世界上很多國家所經歷的變革，都是由“人格化資本”所驅動的。這其中，為了加速積累，資本本身也衍生出一系列的資本形式。這些不同的資本形式，誕生于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有十分明確的使命指向，極大地促進了資本的積累。在這一部分，我們將嘗試討論一下它們之間的關系甚至結構，并指出其意義。

首先，在本文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曾指出，資本之所以能轉變為人格化資本，并一直保持著旺盛活力，這與它驅動的市場經濟和對科學技術的偏愛是分不開的。市場經濟加科學技術，創造出了這個世界上從來不曾存在的商品和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了超越“零和游戲”這個偉大的變革。這些資本在不同的社會階段，分別驅動了相應的社會進程。到了全球化時代，甚至出現了要全面超越“零和游戲”的經濟，也就是所謂的“創意產業”經濟。[18]這就是說，資本要保持不間斷的快速積累，需要社會不斷地重組和變革，也就是馬克思說的“動蕩”和“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19]只不過不管是“震蕩”還是“持久的不安定”，都是朝著脫離“自然”方向運行的。

脫離自然的意識形態，是從認識自然的科學啟動的，而具體的實施，則是由技術完成的，其具體表現就是一系列的現代性。我們講究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創意資本，這一步步的演進，其實就是現代性越來越強烈的表示。而這些脫離了現實貨幣和資產的資本，又無不源于馬克思意義上的原始資本。只不過那個資本也拓展出了金融資本和風險投資這類基礎資本。說這類資本基礎，指的是它們在“人格化資本”的協調下所產生的驚人驅動力。可以這樣說，沒有這些基礎資本，消費社會便不能形成，全球化進程也不可能起飛。

后工業化金融資本的發展和繁榮，是原始資本積累的階段性必須。當工業化階段的制造業大力發展，所生產的商品供過于求的時候，消費便是盈利的關鍵所在。而金融資本則是驅動消費社會的根本力量。無論是文化資本的形成還是人力資本的成熟，都離不開消費社會的發展。這就是說，不同于工業化社會，在后工業化社會，直接驅動社會進程的是和貸款和信用卡聯系在一起的金融資本，而文化資本則為把社會從節儉型轉變為消費型立下了汗馬功勞。至于人力資本，不但MBA成為學生們追逐的熱門學位，任何與市場及營銷相關的專業都成為被青睞的專業。

每個發展階段，都有相應的資本驅動，并產生著越來越超越“零和游戲”的新生事物。雖然這些新生事物往往有著超越的特性，但他們展示出的基本上是這樣一個事實：越來越多的傳統既定利益者們及他們從事的行業與這個世界越來越不相關。整個過程令人驚詫，因為所謂的“新生事物”所向披靡，結果往往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在這“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背后，是雄厚的相關資本。就目前的發展而言，這些資本所驅動的就是所謂“自帶市場”的新媒體。由此而產生的軟硬實力，使得整個社會和經濟的革命性變革顯得那么的輕而易舉。

籠統的說，經濟資本支撐的是硬實力，而包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和創意資本在內的這類資本支撐的是軟實力。軟硬配合得當，就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這個力量把我們帶入現代化，參與全球化。如果僅僅強調硬實力，這些變革是不可能完成的。同理，如果不以積累資本為基本目標，我們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人力資本、創意資本也就失去了指向，發展不起來。這里想著重強調的是，具體到我們的社會，文化資本界定了社會網絡的邊界，人力資本則決定了經濟發展的延伸程度。這也就等于說是給社會資本的流動量和指向提供了結構性框架。我們傾向于無條件信任我們的家人，而對外人，視社會距離的遠近，或多或少，總是具有相當的戒備。這種戒備，給家族企業的延續帶來了直接的挑戰，使得企業發展困難重重。這就是說，當“資本”這個概念被引進到我國的時候，我們按照一貫的“中體西用”原則把它被“馴服”了。西方帶有清教痕跡的“人格化資本”也失去了生命力。

所謂的“資本被馴服”以及讓“人格化資本”消失，就是通過對“社會資本”的使用，把資本轉換為適合中國本土社會的財富。中國社會的“社會資本”不同于西方的社會資本。有錢人本身就是一種顯赫身份的象征，這個象征就是可兌現的“社會資本”。這個“社會資本”，主要并不是被用來提供精神支持以及交流信息，而是為獲取實質性利益的。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社會資本”主要是在與官員們交往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更直白的說，主要是被用來維護家庭和家族利益。為了維護家庭和家族利益，與官員交往，或為項目，或為自己的生意繞開某些政策法規，或為擺平任何給自己或自己的家族帶來巨大傷害的事情。如此，付出的自然也是財富。這就是說，中國社會的社會資本，本身也是一種生意。對有錢人來說，它無關情感，基本上就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或發展自己的商業經營而采取的妥協相關政策法規的行為。在這個過程中，能夠獲得巨大收益的是中國人常說的“關系”，馬克思意義上的“人格化資本”反而變得懶惰了，對通過新的發明或采用新的技術來聚斂財富也不夠敏感了。

當然，各種被認為有用的關系圈子還包括醫生和律師等，但最重要的是官員。特別是有家族企業或生意要維護的時候，展示社會資本的是與官員的交往。而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直接決定了你是否能接觸到相關的官員。人力資本直指同學圈子。這個圈子除了常常能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以外，也是通往社會的重要橋梁。比方說，同學圈子里的同學，或許能提供你需要的政界方面的關系。文化資本則多源于家庭和家族，它給你從適應甚至喜歡到成為其中充滿活力的一員的文化環境。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文化資本界定了社會網絡的邊界，人力資本則決定了經濟發展的延伸程度。

不論窮富，作為社會性動物，人們總是要交往的。“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這句諺語說明了在人際層面“社會資本”的流動指向。有錢人在他們的社會人際關系網絡中有著天然的社會資本優勢。這種優勢，又進一步拓展了他們積累財富所需要的人脈。然而，由于中國社會的傳統，以“血親”和“姻親”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和信任限制，除了和官員的來往，所謂“社會資本”的流動也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說到底，無論是和官員們的交往，還是以家庭為中心的人脈拓展，都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但有著極強的地域性和封閉性。這個“地域性”和“封閉性”，只有在現代化進程啟動之后，才逐步受到挑戰。

自然，在西方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發生的，以性解放和其他激進行為代表的青年運動，給傳統的家庭等制度帶來很大的文化沖擊，但相關的傳統意識形態，并沒有解體。真正給傳統的文化帶來實質性挑戰的，是在全球化時代風靡全球的互聯網文化。不管是傳統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還是傳統的有影響力的東方文化，例如，我們民族的孔孟學說，都有著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宏大敘事”。而互聯網善于傳播的，互聯網用戶善于分享的，是越來越碎的碎片傳播。這就是說，互聯網這一技術，偏向于碎片化，“宏大敘事”則注定是會被冷落的。

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傳播是以互動著稱的。互動產生印象。印象一旦出現，被加強易，被反轉難。印象在眾多的互動過程中被多次加強后產生輿論。當輿論足夠強大時，則有可能產生結構，形成規則，甚至上升到制度。這里想要強調的是，這個輿論如果是在民主和沒有門檻的條件下，由互聯網用戶產生的，它只能是碎片類的輿論。比方說，當一些微博用戶說“壞人變老了”的時候，可能用的就是一個個別案例。用戶并不在乎這是不是系統研究的成果，不管輿論領袖出于什么目的，一旦他們形成了自己的印象，就有形成輿論的可能。這樣，連解構都不用，原有的基于統計數字的相關研究結果被直接無視了。這種傳播模式，極適宜解構原有的鏈條，而不是打破它以后，又產生一條類似的鏈條。不同于過去的“推陳出新”模式，新產生的輿論，不但氣勢澎湃，而且易消散，常常是毀滅性的。進一步說，這種碎片類的傳播模式，有著解構傳統的傳播模式和社會結構或制度可能，從而極大地釋放社會資本流動的范圍。

碎片化傳播的力量和效果，自然不限于網絡輿論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論。另外一個革命性案例是美國在線課程的理念。一節課不再是50分鐘，也不是30分鐘，而是10分鐘。這越來越散碎的節奏，卻能極大地協助上課的人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而在線教育圍繞著一門門課所形成的遍布全球的社區，則毫無疑問地拓展或者說改變了參與者的文化資本。至于互聯網的無邊界性，從根本上指的是多元化。多元化，強調橫向的，或者說水平的多元化，而不是任何單一的文化，這屬于全球化時代強調的文化資本。這些都最大限度地促進了社會資本的增加，進而助推了經濟資本的積累速度。

結論

在過去的百余年里，我國遇到了西方不斷地挑戰。這其中最核心的挑戰，就是所謂“資本”或“人格化資本”，以及由此而來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活力，在于它是由“資本”驅動，“人格化資本”協調的。其本質是它的非自然性。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要害在于脫離“自然”，擺脫基于土地和狩獵等的自然生產，不斷地拓展超越自然的商品和市場。最近因互聯網而出現的“虛擬空間”，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在這方面展示出的一個極為夸張和鮮明的例子罷了。本文從這個角度出發，初步梳理了“資本家族”里各個“成員”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們發現，資本發展到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資本家族”。資本的力量，在于具有不同特征的資本之間的組合和匹配。一般來說，經濟資本決定硬實力，社會資本等驅動的則是軟實力。無論對個人來說，還是對一個國家來說，認真審視這些資本的組合和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不恰當的組合和匹配，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后果。

但是，就社會的變革而言，對于各國的制度和結構而言，大約沒有什么能比具有全球化時代特征的資本，所謂風險投資和創意資本帶來的挑戰更嚴峻了。前者代表了全球化時代資本的硬實力，后者則指向資本的軟實力。這二者合在一起，則構成了全球化時代變革的根本驅動力，具體呈現就是所謂的“物聯網”。如果說互聯網解決的是全球化的言說問題，那么萬物相連的物聯網解決的則是行動問題。不論“言說”還是“行動”，挑戰的都是國家及國家對全球化所帶來的阻力，也就是說對資本增值的阻力。就行動而言，目前最突出的莫過于數字加密貨幣對國家金融主權的挑戰。至于區塊鏈技術的發展，解決的則是陌生人之間互動過程中的信任問題。這就是說，在這類技術的引導下，社會資本將會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超越物理距離的人際關系網中得到積累和兌現。而社會生活的碎片化，則直接解構著傳統的“宏大敘事”所展示的神圣和高貴，從而進入具有全球化風味以個人主義為特征的文化資本時代。至于人力資本，以西方為坐標的教育普及，基本上保證了全球化時代對人才儲備的需求。合在一起，這些“資本”將為“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的運行提供保證，從而使得未來的世界更加“震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頁。

[2]參閱《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29頁。

[3]張珊：《李鴻章遺產是如何分配的？》，《人民文摘》，2009年第7期。

[4]喬志強、趙曉華：《清末民初民族資產階級心態初探》，《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5]2008年，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 Inc.）由于投資失利，在談判收購失敗后宣布申請破產保護，引發了全球金融海嘯。百度百科，“雷曼事件”，https://baike.baidu.com/item/雷曼事件/942492，上網時間：2018年9月23日；兩房是指美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公司。兩房的主要目的就是購買銀行的貸款，然后打包成MBS、CDO等衍生產品銷售給其他投資人。兩房危機，又名次貸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通俗演義。百度百科，“兩房危機”，https://baike.baidu.com/item/兩房危機/1246176?fr=aladdin，上網時間：2018年9月23日。

[6]《天使投資和VC有什么區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1760019222332305&wfr=spider&for=pc，上網時間：2018年12月14日。

[7]牛建強：《明代山人群的生成所投射出的社會意義》，《史學月刊》，1994年第2期，第32頁。

[8]它主張在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體辦法來挽救統治危機。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學為體，西學為用/441753?fr=aladdin，上網時間：2018年10月28日。

[9]“師夷長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國圖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張。“師夷”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軍事技術上的一套長處。而所謂“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敵制勝。在這個主張里，師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師夷長技以制夷/441524?fromtitle=師夷長技&fromid=6998169，上網時間：2018年10月28日。

[10]同理，社會流傳的一句話是，“落后就要挨打”。這句話有缺陷，不是落后就要挨打，是經濟資本（硬實力）和社會資本（軟實力）的貧乏或不平衡就會受到挨打的挑戰。

[11]正和島：《我花了20年研究華為：絕大多數失敗的企業，都毀在了老板的自私上》，今日頭條，https://www.toutiao.com/a6597307342088307203/?iid=43039721931&app=news_article&group_id=6597307342088307203&article_category=stock&timestamp=1536101041，上網時間：2018年9月5日。

[12]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973, pp. 1360-1830.

[13]百度文庫，https://wenku.baidu.com/view/3a091c5fbe23482fb4da4cd2.html，上網時間：2018年12月14日。

[14]百度文庫，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698124.html，上網時間：2018年12月14日。

[15]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文化資本/1465450?fr=aladdin于2018/12/14，上網時間：2018年12月14日。

[16]參見楊伯漵：《全球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17]事實上，甚至一些越軌行為及犯罪行為都得到了數字貨幣的協助。

[18]參閱楊伯溆、吳靖、師曾志：《“創意”與“產業”：新媒介傳播環境下創意產業初探》，《中國傳媒報告》，2007年第3期。

[19]《馬克思恩格斯》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頁。

Capital in the Social Process: A Core Driving Force

Yang Boxu

Abstract: Marx's systematic study and revelation of capital have given u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e driving forces of the oper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realize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or explain the social changes since Marx's time without paying attention to capital and its development. It i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r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its forms that make it possible for modern society to go from industrial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ization to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capital decides everything, and other driving factors are not important, but to emphasiz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to date has had a complex form. This paper intends to make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this capital form or "capital family" in the light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in order to explore a constructive path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aspects.

Keywords: financial capit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hange

楊伯漵，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教授、副院長。研究方向為全球傳播與社會、新媒介與社會等。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起源、發展與影響》等。

責 編／馬冰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