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旅游作為一國軟實力的集中體現，在國家總體競爭力格局中扮演著特殊角色，具有戰略性地位和作用。我國高起點謀劃并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正是立足“全球觀”，著眼于增強和彰顯文化自信，提高國家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所作出的戰略布局。
“功以才成，業由才廣”。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人才工作，并作出“人才是第一資源”“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等重要論述。文化和旅游業高質量融合發展歸根結底取決于人才，人才培養是其中的關鍵動力和根本保障。面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和全新的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訴求，我們亟待對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這一問題作出深入研究和積極回應。
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實踐挑戰
關于人才的概念自古就有，隨著時代變遷人才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對人才界定為：“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或專門技能，進行創造性勞動并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是人力資源中能力和素質較高的勞動者”。Aguinis（2013）研究表明，在創造性崗位、服務性崗位、音樂家、藝術家等人才的貢獻率大約是普通人力資源的10倍。[1]
行業人才培養一直是我國文化和旅游事業的重要工作。如：原國家文化部編制出臺了《全國文化系統人才發展規劃（2010～2020年）》；原國家旅游局制定了《“十三五”旅游人才發展規劃綱要》《關于加快發展現代旅游職業教育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加強人才工作的政策和措施，并實施了諸如“萬名旅游英才計劃”“中高級導游‘云課堂’研修項目”等人才培養工程予以推進。但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家和行業的人才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人才戰略、人才政策、人才培養主體、人才培養的方法與模式等諸多問題。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目標的指引下，文化和旅游在國家戰略層面和產業層面的深度融合產生了許多新方向和新實踐，對行業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挑戰和新訴求。
第一，產業內涵發生變革對行業人才培養供給提出新要求。文化和旅游各有內涵、各具特色、各有價值，兩者融合發展不是簡單疊加，而是有機融合，原有單一產業的內涵將發生系統性變化與拓展。從人才培養的角度而言，受以往單一產業管理體制的影響和制約，文化和旅游人才培養囿于單向思維和行業藩籬，難以產生雙向介入與相互借勢的人才效應，已經相對滯后于其他行業的創新與發展，這是當下推進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需要正視的現實問題之一。[2]
事實上，在國家層面的文化和旅游部組建之前，我國文化和旅游產業及經營主體已經產生了諸多鮮活的文化與旅游融合的典型實踐。電影旅游、音樂旅游、博物館旅游、文化遺產旅游、旅游者帶書旅行、文創旅游產品開發等多種新興業態蓬勃發展；以博物館、文化館、美術館、科技館、旅游演藝、主題公園、文旅小鎮等為代表的文化旅游場館及特色項目成為新時代文化和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文化和旅游融合的繁榮發展對行業人才培養及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產業和政府各類機構對創意創造、專業技術、經營管理、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運營管理、作業服務等各類人才的需求持續增長，對人才素質和能力的要求更加趨向于跨領域、跨專業、復合型和創新型等方向。
第二，產業環境發生變革對行業人才培養內容提出新要求。經過改革開放40年蓬勃發展，我國經濟已經由高增長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文化和旅游業的產業發展環境正發生著持續變革，對行業人才培養的內容及模式帶來了新挑戰。從市場環境方面來看，隨著大眾文化和大眾旅游的興起，新時代消費主體的個性化、品質化、情感化體驗需求特征明顯，行業內對策劃、設計、產品、營銷等方面的創新創意型人才的需求凸顯。從技術環境方面來看，以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人工智能、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上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如：互聯網已成為大眾依賴的高效溝通媒介，移動消費與支付促進商業模式的創新與轉型，AI、VR、AR等新興技術不斷加深創新市場的應用等；這將對整個文化旅游產業結構及產業鏈條帶來巨大影響，行業內對科技型數字技術人才的需求逐步擴大。這些需求傳導到行業人才培養的體系中，將對當前的培養模式、內容、形式、知識結構等帶來巨大沖擊。
第三，產業功能發生變革對行業人才培養導向提出新要求。自改革開放以來，受經濟體制影響，我國文化和旅游產業主要承擔經濟與社會發展功能，目前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據著重要地位。[3]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增加值達35462億元，占GDP比重的4.29%；2018年我國規模以上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實現營業收入89257億元，比上年增長8.2%;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在“十三五”末期實現“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目標。據國家文化和旅游部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旅游業對GDP的綜合貢獻為9.94萬億元，占GDP總量的11.04%，對社會就業綜合貢獻達10.29%。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文化和旅游產業作為增強和傳播我國文化自信的最佳載體，其產業功能也應逐步從單一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向助力大國外交、推動全球文化新秩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形成等綜合功能拓展。文化和旅游產業功能的變革傳導到人才培養領域，就使得未來行業人才培養的導向應超越個體或國家的思考單位，上升到全球和整個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新高度。
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理念轉向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面向未來，應對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實踐挑戰，破解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需求與行業人才隊伍建設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問題，首先需要的是理念的創新，是人才培養觀的轉變，這是最基礎、最首要、最關鍵的要素。
一是樹立行業人才培養的“全球觀”，需要全人類的眼界。聯合國提出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描繪了實現所有人更美好和更可持續未來的藍圖，但同時更是深刻地審視了我們面臨的全球挑戰，包括與消除貧困、食品安全、優質教育、氣候、環境退化、繁榮以及和平與正義有關的挑戰；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17年發布的最新報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轉變》中，再次強調了面對當今世界的復雜和變局，教育需要秉承“人文主義價值觀”和“全球共同利益”為核心的共同理念。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人類美好未來”的重大理念高度契合。習總書記的這一理念對我國各類人才培養及教育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未來的人才培養也應樹立“全球觀”，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和全人類的根本共同利益福祉作為核心價值觀。
二是樹立行業人才培養的“科技觀”，需要現代化的思維。科技的重大變革和創新是當前和未來人才培養中關鍵的力量。以人工智能、區塊鏈、混合現實技術、云計算、通訊技術和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技術變革和創新將對人才培養產生重大影響。例如：人工智能可以改進人類的認知和思維方式，改善人才培養場景，激發個體的學習興趣并提高學習效率，從而影響和改變人才培養模式；移動互聯和流媒體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學習方式越來越多樣化，網絡教育、公開課程、付費知識推動了教育的社會化進程，人才培養模式亟待升級。同時，人才也是推動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持續增強的重要保障。《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也提出，要利用現代技術加快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實現規模化教育與個性化培養的有機結合。樹立“科技觀”，探索科技對于文化創意產業、各類藝術行業及旅游業的深刻推動和改變，進而研究科技在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中的應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三是樹立行業人才培養的“體系觀”，需要多元化的途徑。傳統的人才培養觀通常把教育（尤其是正式教育）當作培養的核心甚至是全部。而Thomas N. Garavan（1997）研究表明，在人才的實際成長過程中，其知識獲取、技能鍛煉以及綜合能力的提升常常是教育（包括非正式教育）、培訓以及用人單位的開發綜合作用的結果。[4]“學習化社會”和“終身教育”的理念，也強調人才培養及教育應擺脫封閉，推動開放性教育，為個體提供更多選擇與學習機會，并把教育擴展到人生全部，超越校園范圍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使學習、教育與社會同生互動，交織融合。因此，未來文化和旅游行業的人才培養應樹立“體系觀”，創新多元化培養途徑，積極采取開放、靈活、全方位的培養方法，將教育、開發和培訓三種途徑進行系統整合。表1對培訓、開發與教育三種人才培養途徑的內容進行了對比。
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重點方向
行業人才培養的重點方向應契合并服務于行業價值創造的核心需求。文化和旅游具有天然的耦合性，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將進一步放大原有單一產業的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和精神價值。具體而言，新時代的中國文化和旅游業將承載著公共價值創新、產業價值創新和文化價值創新三重使命，這為新時代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提供了明確方向。
其一，承載公共價值創新，重點培育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文化和旅游業作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強人民幸福感和獲得感的重要載體，其公共價值屬性明顯。基于新公共服務理論的公共價值創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創造公共價值、拓展公眾參與以及建立開放的公共服務獲取和遞送機制。[5]我國文化和旅游的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門應積極地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斷利用新技術新手段促進公共參與，建立優質的公共服務獲取和遞送機制，充分發揮文化和旅游作為美好生活的創造者、發展不平衡的協調者、不充分的提供者的重要角色，實現人民與政府、公共部門的價值共創。文化和旅游業公共價值的創新，需要培養大量既懂得政府和公共管理，又熟悉文化和旅游獨特規律，具有較高公共管理水平和文化素養的創新性人才。此外，政府和公共管理人才是行業戰略與政策的制定者、推動者和執行者，對其展開切實有效的培養，也是促進文化和旅游業高質量融合發展的先導性、基礎性工程。
表1 培訓、開發與教育三種人才培養途徑的內容和對比
其二，承載產業價值創新，重點培育經營管理人才。管理學大師波特（Porter）認為，產業的價值只能從設計、生產、流通和消費整個鏈條里產生，因此產業價值不是由單一活動實現，而是由整個產業價值鏈創造。產業價值創新突出強調顧客感知到的價值，只有顧客感知到的價值才能產生經濟性，才能促進產業發展。縱觀產業革命歷史，企業家的創造性組合和經營管理人才的系統性努力，更有助于實現一個產業的發展。文化和旅游的寶貴資源，也需要通過產業經營管理人才的卓越努力，才能將其活化并釋放出可觀的產業價值。例如：故宮一系列“上新”模式及其文創產品的開發，開拓了故宮文化與旅游融合的新模式，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周莊對三毛及其文學作品的開發為周莊古鎮旅游注入了新的文化色彩，吸引了大量“文藝青年”游客到訪等。因此，實現文化和旅游產業價值的挖掘和創新，需要培養大量懂得文化和旅游產業經營管理，并能為顧客提供和創造價值的經營管理人才。
其三，承載文化價值創新，重點培育創意創造和設計人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鮮明提出了堅定文化自信這一重大論斷，并強調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習總書記指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就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新時代我國堅定文化自信的主要實現路徑，就是要深刻洞察我國不同歷史階段所創造的豐富文化，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創意、創造和設計的渠道進行廣泛傳播。在這一發展進程中，文化和旅游業作為我國增強和彰顯文化自信、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力量，實現其文化價值創新的關鍵就是要培養大量在文化和旅游產品及服務的創新、創意、策劃、研發等方面具有突出建樹的創意創造和設計人才。
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若干理論議題
基于上述討論，著眼于新時代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實踐需求，有一系列現實問題需要回答和解決。其中最為突出的核心問題有：面向21世紀的中國高質量發展和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誰來培養能夠適應未來中國文化和旅游行業發展需要的人才？為培養面向未來的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各類培養主體的角色和功能應如何進行定位？不同培養主體之間如何進行協同？如何培養適應未來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和旅游行業發展需要的人才？即行業人才培養的戰略、路徑和對策分別是什么？如何構建未來的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即政府、行業、教育機構、用人單位以及全社會應該為新型行業人才的培養提供哪些全方位的支撐和保障？
國內外學者對人才培養及相關問題已展開一定討論，主要集中于人才內涵研究[6]，人才戰略思想研究[7]，國家人才戰略規劃研究[8]，人才培養戰略的國際比較研究[9]，人才培養主體和人才培養模式研究[10]等六個方面。總體而言，現有研究在人才培養理論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對人才培養實踐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導和推動作用。但不容忽視的是，這些理論主張大多是在一地或一校施行，真正能被廣泛接受并推而廣之的較少。以人才培養模式研究為例，目前我國還沒有產生像德國“雙元制”模式或洛桑模式那樣，具有鮮明特征和辨識度較高的模式。立足我國文化和旅游業的綜合性、交互性、實踐性和國際性等特征以及行業人才培養的重大現實需求和理論期待，現有理論研究難以系統、全面地對新時代文化和旅游人才培養的實踐問題給予有效回應。亟需對文化和旅游行業的人才需求及其特征，行業人才培養的主體及其培養網絡構建、協同機制生成，人才培養的創新模式和總體戰略等重要問題展開深入系統的研究。由此，也衍生出若干理論議題期待理論界予以積極探討和有效回應。
一是開展文化和旅游行業的人才需求研究，明確需要培養什么人才的問題。一方面，要強化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業的人才現狀調查與問題識別研究，了解目前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業的人才存量、不同類型人才的供需缺口和人才培養中存在的各類問題，如：高端人才培養不足、培養手段單一、各培養主體之間協同不夠等。另一方面，要強化文化和旅游行業未來發展需求的人才特征研究，以此對行業人才培養提出明確的導向與需求。
二是開展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主體及其協同機制研究，明確人才誰來培養的問題。我國當前主要的人才培養主體是高校，同時也包括企業、政府和公共機構等用人單位，以及行業組織。要研究我國各類文化和旅游相關高校及職業院校、文旅企業、政府和行業組織以及社會化主體在行業人才培養中的角色關系，及其在人才培養過程中的“校企合作”“官—產—學合作”等協同機制，以指導構建適應未來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需求的協同體系。
三是開展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戰略路徑與對策研究，解決如何培養人才的問題。綜合現有人才戰略規劃方面的已有研究發現，人才戰略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成果較少，現有研究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論框架或體系。因此，要從教育理念升級、人才分類培養、跨學科整合、新科技手段運用等方面提出適應新時代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戰略框架；重點針對文化和旅游行業中不同類型的人才提出適宜的戰略路徑和針對性的培養方式，科學化、系統化地提出契合于不同類型人才特征的培養方式、手段、實施方案與對策建議等。
四是開展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國際比較研究，解決人才培養國際化接軌的問題。應廣泛比較英國、美國、日本、韓國、瑞士等文化和旅游業發達國家的人才培養模式和人才培養戰略的差異與特點，分析不同培養模式的優劣以及適用條件；并基于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的特點與需求，結合我國人才培養的體制與環境，總結對我國人才培養的啟示。
五是開展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政策的作用機制與政策創新研究，解決人才培養的制度環境問題。人才政策是國家和行業人才主管部門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動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重要驅動力。應從國家人才戰略角度梳理和研究我國以往出臺的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政策，評價政策效果、分析政策的作用機制；并基于我國文化和旅游人才培養的實際需要，通過政策創新研究、借鑒國外成功人才培養政策等路徑，系統性提出改善我國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政策建議。
實踐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文化和旅游行業人才培養的實踐挑戰既為理論研究提出了新問題，同時也為理論創新提供了廣闊空間。作為應用學科，文化和旅游理論研究則應緊隨產業實踐步伐，立足文化和旅游產業實踐，圍繞新時代文旅行業人才培養的重要理論議題展開深入研究，以推進理論創新，指導文化和旅游人才隊伍建設，助力文化和旅游業高質量融合發展。
（南開大學旅游與服務學院博士生劉歡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