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針對我國目前城市垃圾分類過程中存在的多樣問題，應通過完善基礎法律體系、明確主管部門責任、遵循寬嚴相濟處罰原則、實現行政監管與媒體監督并重，集社會之力做好城市垃圾分類工作，以法律治理實現城市垃圾分類長效發展。

【關鍵詞】垃圾分類  法律治理  法律責任   

【中圖分類號】R142.3    【文獻標識碼】A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正式實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要求市民嚴格遵循《條例》規定，將生活垃圾依照“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進行分類，取消傳統垃圾投放處，集中設置新型垃圾投放處，由管制單位監督，個人混投垃圾最高處以200元罰款，企業混投垃圾最高處以5萬元罰款。同時，在垃圾分類投放過程中，對拒不履行分類投放、嚴重阻礙執法部門職責的行為，將依法對個人信息及企業信息錄入失信平臺，被稱為“史上最嚴格垃圾分類”。一直以來，我國關于垃圾計量收費、違規投放垃圾處罰存在爭議，我國《憲法》以及相關基礎法律并未設定公民環境保護義務，《環境保護法》《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等都是我國垃圾分類的基礎性法律，但這些法律并未對城市垃圾分類進行明確規定，導致城市垃圾分類法律依據不足。針對目前我國城市垃圾分類過程中存在多樣問題，應通過完善基礎法律體系、明確主管部門責任、遵循寬嚴相濟處罰原則、實現行政監管與媒體監督并重，集社會之力做好城市垃圾分類工作，以法律治理實現城市垃圾分類長效發展。

明確主管部門責任，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明晰城市垃圾分類主體責任之辯

基于城市垃圾分類地方性法規規定，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實施管理責任人制度，管理責任人需要依照地方性法規設置分類容器，對公眾投放垃圾行為進行指導。但是，不同城市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主體存在差異，物業、業主、業主委員會、社區居委會都具備管理資質，導致城市垃圾分類主體責任之辯始終存在。

明確物業、社區居委會為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主體。一般情況下，業主和業主委員會不適宜擔任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業主是垃圾生產主體，由業主管理業主顯然不妥，而業主委員會實質上代表全體業主利益，在管理過程中也容易產生傾向性，擔任管理責任主體也不恰當。相比之下，物業負責小區管理服務工作，系盈利性組織，具有獨立財產，應設為管理責任主體。如尚未實施物業管理的小區，應根據《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明確社區居委會作為管理責任主體，承擔城市垃圾分類責任。

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城市生活垃圾很大一部分源自生產者，比如產品包裝、產品損耗，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有助于幫助公眾妥善處理垃圾分類，從源頭減少生活垃圾。以四川省為例，《四川省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實施方案》中明確規定，企業從事產品生產，應履行產品廢棄后回收責任，采取妥善方式處理廢棄產品，比如消費者購買電動車，當電池報廢后，應由電動車生產商負責回收處理，減少公眾垃圾分類壓力。同時，網購商品中包裝紙箱也應在消費者受到包裹后，將紙箱返還給快遞公司，由快遞公司回收處理。

遵循寬嚴相濟處罰原則，積極落實獎懲制度，解決城市垃圾分類處罰限度之爭

目前我國各城市紛紛出臺地方性法規，用于規范本區域生活垃圾分類工作，其中最大爭議就是罰款金額，上海等21個城市對個人混投垃圾處以最高200元罰款，廈門最高處以1000元罰款，寧波最高處以500元罰款，處罰限度差異引發爭論。

處罰應遵循寬嚴相濟原則。鑒于我國相關立法尚未明確混投垃圾處罰標準，各地處罰標準差異性明顯，應遵循寬嚴相濟處罰原則，要堅持以教育引導為目的，著重處罰絕不更正者。混投垃圾行為屬行政處罰范疇，對個人處罰應體現謙抑性，將重點處罰對象落實在企業以及承擔垃圾分類責任主體身上，若對個人處罰過于嚴厲，超出公眾心理預期，反而影響處罰的實效性。

積極落實獎懲制度。垃圾分類處罰目的是約束公民行為，促成垃圾科學分類。多數省市雖設立處罰標準，但未構建獎勵機制，激勵效果并不明顯。事實上，垃圾分類應設立積分獎勵制度，依托垃圾分類APP系統，實施“一戶一碼”實名制，公民在垃圾分類后，貼上專屬二維碼，垃圾回收企業掃碼回收，對優質用戶獎勵積分，積分累積可直接兌換禮品，提高公眾垃圾分類積極性。

將垃圾分類納入個人信用體系。垃圾分類與公眾信用息息相關，部分公眾認為垃圾分類過于麻煩，故意混投垃圾，除對其進行處罰之外，也應扣除信用積分。杭州等地已經率先將垃圾分類納入信用體系，設立“信用處罰”機制，將違規投放垃圾的行為向社會公告，記錄至個人信用檔案。

行政監管與媒體監督并重，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破解城市垃圾分類監督權利之亂

城市垃圾分類治理屬于行政管理范疇，理應由行政部門履行監管職責，但由于城市垃圾分類依照地方性法規，行政監管效力、速度落后于城市垃圾分類管理，勢必會出現監管力度不夠，監管效果不明顯現象。長此以往，將導致城市垃圾分類監管工作混亂，亟待出臺監管細則，實現城市垃圾分類全流程監管，破解城市垃圾分類監督權利之亂。

完善行政監管。基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規定，城市垃圾分類主管部門應健全監督管理制度，對城市垃圾分類、收集、運輸、處置進行全程監管，向垃圾處理企業派駐監督人員，實現更好地垃圾分類監管工作。派駐監督人員應積極履行自身職責，依照規定實施查閱資料、要求說明、現場檢查、責令整改等行為，對違規行為進行記錄，并報告主管部門，向社會公布監管結果。

強化媒體監督。城市垃圾分類關系社會民生，新聞媒體應履行監督職責，對個人、企業、垃圾處理單位違規現象進行披露。借助新聞媒體力量，將垃圾分類問題公之于眾，不僅能夠引發相關部門重視，更能吸引公眾關注，有利于改善垃圾分類存在的多樣問題。同時，電視、報紙、新媒體也應承擔宣傳推廣責任，引導公民正確進行垃圾分類，向公眾灌輸正確的環保意識、法律意識。

強化社會監督。城市垃圾分類與社會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社會公眾不僅要自身做好垃圾分類工作，更要承擔其監督重任，要求其他個人、物業以及垃圾處理單位做好垃圾分類工作。垃圾分類主管部門更要深入群眾，鼓勵社會公眾參與監管，暢通舉報通道，及時做好反饋工作，與公眾共同完成垃圾分類監管工作。同時，應積極開設垃圾分類課程，以環保理念為核心，對學生實施垃圾分類教育，從小提高公民垃圾分類意識。

（作者為中國地質大學（武漢）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我國頁巖氣開發中水污染法律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8YJC820090）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①杜春林、黃濤珍：《從政府主導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類的治理困境與創新路徑》，《行政論壇》，2019年第7期。

②應雁：《生活垃圾分類的地方立法研究——基于12城市立法的比較》，《中共寧波市委黨校學報》，2019年第7期。

③常紀文、吳雄、孫天一：《推行我國農村垃圾分類和集中處理的法制思考》，《環境保護》，2019年第6期。

責編/李一丹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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