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談及“中等收入陷阱”，很多人認為成為高收入國家或是發達國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是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陷阱的關鍵是工具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要有工具理性的視角，更要有價值理性的分析。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現代化，核心是人的現代化，終極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群體  價值理性    

【中圖分類號】F124.7    【文獻標識碼】A

2014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由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強起來”必須要認真回應與努力解決的突出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內涵

“中等收入陷阱”有理論性定義和經驗性/量化定義兩種，其理論性定義的基本表述是：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人力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其經驗性/量化定義的基本表述是：中等收入國家是個動態性的概念，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評價標準。例如，2006年，世界銀行的標準是，人均國民收入在825美元-3254美元的國家屬于中低等收入國家，在3255美元-10064美元的國家屬于中高等收入國家；截至2017年7月1日，中低等收入國家、中高等收入國家對應的人均年收入區間分別為11006美元-3955美元、3956美元-12235美元。

進入21世紀，中國先提中等收入者，后提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階層以及“中等收入陷阱”。2017年，黨的十九大將“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納入“兩步走”戰略中，將“中等收入群體比例明顯提高”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路徑。既然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緊密相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那么應該如何“擴中”？計算中等收入群體的科學測算標準是什么？

“中等收入群體”的測算標準

標準一：個人收入。國內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界定并沒有統一標準，對中等收入的具體劃分卻存在諸多爭議，世界銀行提出的標準比較通用。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為，成年人每天收入10美元-100美元，也即年收入3650美元-36500美元。按照美元與人民幣1：7的匯率計算，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為2.5萬元-25萬元人民幣，換算下來，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能算中等收入群體。這一標準的說服力很弱。一是年均收入2.5萬元人民幣、月收入2000多元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這個標準顯然太低了。在城市，農民工一個月的收入也不止3000元。二是2.5萬元-25萬元跨度太大。

標準二：家庭收入。按照典型的三口之家來看，若家庭年收入10萬元-50萬元為中等收入群體，那么，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人，1.4億個家庭。很多網友認為這個標準太寬泛，一個家庭一年收入若連十萬都不到，則說明是低保家庭。

標準三：職業階層。有專家以受教育程度以及職業特征概括中等收入群體，如國家公務員、技術科研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市場營銷人員、自由職業者、富裕農民等。據此，將中等收入階層的內涵概括為：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和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大多具有良好的公德意識和修養。

標準四：主觀感受。按主觀感受，日本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對中等收入群體提出了三個問題：房貸是否給你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壓力？你是否不敢結婚，或不打算生兒育女？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是否讓你憂心忡忡？大前研一認為，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有任何一個為“是”，就不算中等收入群體。①按照這一標準，在國際社會可能只有兩類國家會說“No”，第一類是西方高福利國家，第二類是如“阿凡達”般的新興國家或傳統國家，經濟發展一般，但相關需求亦不多，幸福指數很高，如尼泊爾等。

標準五：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在國際層面，有一種普遍認識，即成為高收入國家、發達國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國家的廣大中間階層便是中等收入群體。縱觀二戰后70年的世界經濟史，全球上百個非發達經濟體中，只有12個經濟體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包括5個東亞國家和地區，即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5個歐洲國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希臘、馬耳他、塞浦路斯；以及中東的以色列和阿曼。

2015年6月，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5年：工業現代化研究》。報告顯示，2015年，美國等20個國家為發達國家，②俄羅斯等20個國家為中等發達國家，中國等36個國家為初等發達國家，印度等55個國家為欠發達國家。20個發達國家加上上面提到的12個經濟體（有重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到30個，占全球總數的13%。可見，不是所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發達國家，但是所有的發達國家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個系統工程

很多人談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會“望文生義”，將其看作是經濟發展問題，認為成為高收入國家或是發達國家，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物質衡量的觀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個系統工程，應加入價值理性、精神衡量的要素，而后者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所在。我們有厚重的文化脈絡，如何激活這一脈絡，需要認真思考。

一是要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標體系。任何工作要實現科學化，都不能似是而非，都要有明確的內涵、具體的指標。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標，是為了更精準地對標，用經濟增長率、失業率、清償力等來衡量經濟領域的問題與成效，用基尼系數、全球清廉指數、城鎮化率、公共服務均等化、國際悲慘指數等來衡量社會領域的問題與成效，用自殺率、幸福感指數等來衡量文化與價值領域的問題與成效。當然，指數或指標的設定沒有最合理，只有相對合理，如果建立這樣一個分析框架，就可以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基礎上，對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進行科學評估。

在經濟領域，要特別重視收入分配公平以及發展平衡充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因為地球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對人類有所貢獻”。與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不同，中國的現代化是用社會主義制度實現的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決定的。未來15年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窗口期，高質量發展是關鍵。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其中，不平衡強調的是公平問題，不充分聚焦的是效率問題。實現平衡發展與充分發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此要兼顧公平與效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七大戰略中，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主要解決充分問題；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等主要解決平衡問題。唯有充分問題與平衡問題好了，才有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才有條件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社會領域，要特別重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治理與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堅持系統治理，從政府包攬向政府負責、社會共同治理轉變；堅持依法治理，從管控規制向法治保障轉變；堅持源頭治理，從根本上解決矛盾，防微杜漸；堅持綜合施策，從單一手段向多種手段綜合運用轉變。管理的權力運行方向是自上而下，治理的運行方向則是上下互動；前者的權威來自于政治文件，后者的權威來自于民眾共識。

社會治理既要重視物質的力量，也要重視精神的力量；不僅要滿足需求，也要引導需求。迄今為止，國際社會還沒有形成衡量社會公共服務能力的共識性指標。但在實踐中，實現高水平的社會治理要完成從“人治模式”到契約精神的轉型，實現多元主體的合作管理以及公共利益最大化。

在文化與價值領域，要特別重視精英意識、中流砥柱意識建設。精英意識、中流砥柱意識是社會進步的穩定力量、經濟發展的驅動力量、文化自信的傳承力量。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與指標要區別于西方國家，除了看收入外，還要注重公民素質、精神健康、社會責任意識，注重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和滿意度，特別要注重領導干部的道德水平、思想境界、使命擔當意識、中流砥柱意識。

信仰的本質是價值，價值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對核心價值效用的衡量不是有沒有，而是能不能實現價值共振。為此，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真正做到“日用而不知”；要加強“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真正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治理、中流砥柱意識三者的“化學反應”。

二是要特別重視推動國際體系變革。人們常常把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國的能力問題，但其實與深刻的國際關系體系有關。發達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都屬于西方國家，這些國家實現了國內美好生活，卻造成了全球的兩極分化，這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有關。著名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指出，過去的全球化形成了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心—邊緣秩序”是這一體系最主要的特征。“中心”即西方國家擁有生產和交換的雙重優勢，對“半邊緣”和“邊緣”國家進行經濟剝削，后者結構性地處于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被合理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型國際關系理念的提出，以及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等會議的召開，充分展現了中國推動國際體系變革的意愿與能力。中國共產黨不僅要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也要為世界謀“大同”。例如，“一帶一路”建設有一個明顯特征，即大多數重點項目建在“邊緣”或“半邊緣”國家、“內鎖國”（一直被鎖在大陸腹地、無法連通海洋的國家），這些國家難以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福利。中老鐵路、亞吉鐵路的修建以及中歐班列的開通等，使這些“內鎖國”聯通海洋，變成“陸聯國”，實現陸海統籌，由此共享全球化的紅利與福祉。③“一帶一路”建設強調基于互聯互通的去中心化，構建節點—網格秩序，將每一個節點激活，從體系層面將源頭活水注入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國家，體現價值觀層面的“重義輕利”。

“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偽命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系列問題與現象背后是否存在一般性規律。“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是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西方現代化陷阱的關鍵是工具理性取代了價值理性，基于流水線、標準化的工具理性主義、工業實用主義成為主流，人的機械化和工具化特征使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物，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國家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附屬。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要有工具理性的視角，更要有價值理性的分析。前者意味著發揮生產、技術、標準的最大效用，后者則強調人文、價值、倫理的重要性。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先進技術的驅動，更離不開優秀價值的掌舵。就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言，應當是以人為本，而不應當是“以物為本”。④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改造人們生存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不僅包括科學技術現代化，也包括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現代化，核心是人的現代化，終極理想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德國詩人馮·歌德在詩劇《浮士德》中寫道：“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不同階段、不同國家，“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是一兩個要素的匹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現實問題，也是觀念問題，需要理論創新，需要用豐富的實踐去充實理論研究工作，也需要用有效的理論去解決實踐難題。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博導，國際關系和“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注釋】

①畢詩成：《中等收入的標準不靠譜》，《中華工商時報》，2018年1月19日。

②丹麥、美國、瑞士、瑞典、荷蘭、新加坡、比利時、愛爾蘭、英國、芬蘭、挪威、德國、法國、日本、奧地利、澳大利亞、以色列、加拿大、韓國、新西蘭。

③趙磊：《“一帶一路”建設與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兼論新疆的發展機遇與實踐》，《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5期。

④吳忠民：《現代化意味著什么》，《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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