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建設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很可能呈正相關關系，即經濟發展強勁，政治治理有效。但也可能經濟發展良好，政局不穩，社會治理隱患不少。在極端意義上，也有由于各種原因經濟發展落后，但政治建設卻堅如磐石的國家。因此，不能簡單將經濟發展與政治建設予以等同，還是需要個案分析，從中汲取經驗。

【關鍵詞】政治建設 經濟發展 經驗教訓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政治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

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是國家建設的兩個重要方面，這是兩個有著密切聯系的不同方面。一方面，一個強勁的政治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促進國家在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堅實有力的經濟表現，也很有可能給國家的政治體制提供豐沛資源。政治是統領，經濟是外延。

然而，盡管經濟基礎夯實是上層建筑卓越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一個國家僅有經濟發展，不一定能充分保障其整體建設的齊頭并進。真正的現代化建設，必然體現在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環保，也即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的“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只有各方面全面進步，才能保障政治制度的鮮活創新，長盛不衰。

正因如此，盡管經濟增長很可能帶來政治穩定，但這并不總是成立。相反，經濟發展帶來政治失速、社會失穩，在人類歷史上倒是有跡可循。所謂“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之現象，并不少見。以下，本文考察一些具體國家，分析它們的經濟發展和政治建設之間的聯系及其所伴隨的經驗教訓。

前蘇聯：忽視經濟平衡發展帶來政局動蕩

前蘇聯作為自稱踐行馬列主義的超大型國家，從一個落后的封建農業國，在進入工業時代后，實行經濟國有化、集體農莊化，取得了顯著進步。在工業、科技、教育和國防等領域均走到世界前列，并在較短時間積聚了大量財富。在很多方面都能夠與美國匹敵。在航空航天、重工業等眾多領域，前蘇聯一度走到美國之前。但是，前蘇聯并未將其優勢長期保持住，這不僅有來自外因的干擾，更有源自自身因素的侵蝕。前蘇聯在經濟發展上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農業和商業，忽視經濟平衡發展。前蘇聯看重與美國的競爭，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國內民生。為傳統安全觀所困，尋求與美國在軍力上的無限競爭，從而透支自身國力。前蘇聯趕上了以核動力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但在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卻被逐步甩開。除此之外，前蘇聯的全球擴張、組建華約和經互會并透支國力予以支撐、鼓吹官僚政治以及拒絕市場經濟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銷蝕著這個國家本來具有的強大競爭力。

即使在政治領域，前蘇聯也并未總是采取對他國包括盟國平等的立場，而是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身份對他國他黨指手畫腳，甚至實施武裝干預，包括出兵干涉捷克和匈牙利。前蘇聯出兵阿富汗，前后被困十多年，更是對其政治合法性和經濟持續性帶來了巨大挑戰。

盡管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前蘇聯已經出現經濟滯漲，但只要平衡發展經濟，提升本國民生；只要開放經濟，增加人民的獲得感；只要抓住發展信息產業的機遇，不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落伍；只要量入為出，量力而行；只要放棄稱霸，滋養國力，它未必會慘淡解體。

當人們目睹一個經營了七十年的超級大國解體，也就不難理解經濟發展并非必定帶來政治穩定，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也并不總呈正相關關系。相反，如果追求以人為本，推行和平發展，奉行量力而行，前蘇聯的故事則可能以另外一種方式展開。

韓國：經濟建設的成就迄今仍未轉化為國家政治制度建設的可靠保障

韓國在1988年首爾奧運會前，長期處于集權統治之下，雖然經濟頗有起色，但政局持續不穩。在朝鮮戰爭停戰后，韓國逐步走上了經濟騰飛的快車道。在經歷了李承晚、樸正熙和全斗煥三屆政府后，韓國儼然已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尤其是在樸正熙總統的18年任期內，韓國鋪就了經濟現代化的大道，為之后進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這一發達經濟體俱樂部打下了扎實基礎。

然而，韓國戰后的經濟發展，并未帶來政局穩定。1961年，樸正熙通過政變推翻了李承晚政權。1979年，樸正熙又在青瓦臺被軍人刺殺，之后再由軍人全斗煥繼任總統。在1988年全斗煥去職之前，韓國社會長期不穩。李承晚政府標榜民主，實質專制。樸正熙通過政變上臺，本身違憲。他在任內實施高壓統治，雖然經濟成績顯著，但政治建設成效不彰，最后還是被其情報部長斃殺。全斗煥上臺后，國內局勢持續不穩。1980年，全斗煥甚至下令鎮壓光州起義，釀成震驚世界的“光州慘案”。在全斗煥任期內，22次更換內閣，其閣員的平均任期為8個月，成為世界笑柄。

經濟發展過得去，政治建設未必過硬。政治建設不彰，也不見得經濟不能發展。朝鮮戰爭停戰后，美軍長期駐扎韓國，客觀上韓國獲得了安全保護傘，這是韓國雖然政局不穩但仍能避戰的重要原因之一。戰后，以韓國家族產業為特色的企業集團取得了長足發展，美國對韓國產品的采購又給韓國帶來特殊機遇。至于韓國在教育和科技領域的巨大投資，則是韓國經濟建設獲得長足發展的重要原因。

鑒于韓國歷史上多數時候的專制集權和軍人暴政，后來對總統任期作出了嚴格限制，即每位民選總統只能擔任一屆任期，為期五年。這一剛性規定對限制韓國領導人確實產生了作用，但卻帶來韓國政局的另一種不穩，即領導人更換過快，領導人很難持續施政、實踐中長期戰略抱負。即使這樣，這一做法依然沒有在制度上堵住最高領導人的貪污腐敗。可見，韓國戰后經濟建設的成就，迄今仍未轉化為國家政治制度建設的可靠保障。

新加坡、古巴：政治建設有成效，匹配或高于經濟發展水平

經濟發展有成效，政治建設有心得。新加坡是一個人均GDP突破6萬美元（2018年數據）的國家，它也成功地做到了經濟發展與政治建設的同步。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與我國執政黨有著黨際交流合作關系，該黨聯系群眾的一些做法既與我國相像，又別具特點。譬如，人民行動黨的國會議員每個周末都要拿出一個晚上的休息時間，在社區會見本選區的來訪民眾，聽取意見，并書面立檔，再交政府行政部門進行處理落實。這套做法十分接地氣，切實收集民眾的疾苦之聲，切實予以解決。此外，新加坡政府設立了國家行政培訓中心，對各級公務員定期培訓，由內閣部長級官員結合新加坡國家發展的理念和實踐來講課，這對提升干部素質十分有益。新加坡的政工做得如此細致扎實，不僅經濟發展成績耀眼，政治制度建設也確實到位。那么，它的社會穩定也就自不待言。

另外還有一種類型，即經濟發展不顯著，但是政治建設卻比較成功。古巴就是這種典型，其經濟發展并不耀眼。作為美國的鄰國，古巴自肯尼迪任美國總統以后，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都受到美國制裁。美國不僅在經濟上對古巴實施禁運，而且一直試圖推翻古巴政府。雖然也有一些古巴人士出走美國，但古巴多數人依然支持本國體制。其中主要原因，當屬兩條。其一，古巴官員沒有什么特權，與民眾的待遇差別不大，基尼系數不大。其二，政府向民眾提供了醫療和義務教育，使得人民獲得了基本的社會安全，這就保障了其制度能在美國近距離長期施壓后，還能持續穩定。

總之，政治建設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對于我國而言，政治建設與經濟發展兩方面都要抓、兩方面都要硬，以此才能切實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

責編/周小梨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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