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出生于1945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在益陽縣一個貧瘠的小山村里，他的親生父母實在難以養活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一狠心，把這個出生才三天的孩子，送給鄰縣桃江縣一位教書先生家撫養。這位教書先生姓楊，人稱“長安先生”，彼時已育有四女，無子，自是大喜過望。但楊姓養父家的地主成份，令父親的前半生蒙上了無法驅散的陰影。

長安先生是當地有名的教書匠，對父親的教育很上心。愛好寫古詩的長安先生，曾贈學生時代的父親一首詩：少年讀寫直須勤，接物待人見赤心。閑時莫向街頭走，以免胸襟染濁塵。父親在求學過程中一直把這首詩當作座右銘牢記于心。在舊體詩詞創作方面，父親也頗受長安先生薰陶，造詣不淺。小學和初中，父親都保持了優異的成績，1961年，父親初中畢業時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益陽市一中。但是，因為政審未過關，父親無法入學就讀。恰在這時，父親患上了嚴重的眼疾，差點失明，長安先生把他送入湘雅醫院治療，在長沙住了足有五個月才終于康復出院。后來靠長安先生的朋友幫忙，父親進入一短期師訓班接受培訓后，被安排到某小學任教，那時父親才16歲多。一年后，逢全國的大下放運動，父親回到老家務農了。

在1966年的運動中，父親又因為家庭成分問題受到攻擊，被批斗，被強剃“陰陽頭”。年輕氣盛的父親，不堪受辱，搭上渡輪，從船頭跳入資江河水中自殺，幸被船員和乘客合力救起。這是父親跌宕多舛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輕生經歷。

因為出身不是“貧下中農”，父親升不了學，招不了工，入不了伍，還在運動中成為“貧下中農”們的打擊對象。萬幸的是，在此境遇中還有個貧下中農的女兒看上他了，嫁給他了，這就是我母親。直到1977年，父親才擺脫了由出身帶來的困擾，在師資力量奇缺的大環境下，被推薦成為當地村小學的民辦教師。這時父親與母親已有了三個孩子，民辦教師每月六元的微薄工資，實在不足以養家糊口。因此，在八十年代分田到戶后，父親辭去了這份民辦教師工作，回到家種起了蔬菜。父親與母親一起，每日辛勤勞作，種植規模不斷擴大，規模最大時雇了十數個人。這期間，父親被評為“勞動模范”、“科技示范戶”等，《湖南日報》曾在頭版以《蔬菜大王之路》為題報道過。

然而生活總是充滿變故，在老家辦的蔬菜農場，遭到了頻繁的征遷，讓父親覺得無力堅持下去了。無奈之下，九十年代，父親傾盡所有，帶著母親和他們多年患病的大兒子——我的哥哥，與人合伙南下廣東興辦農場。誰知一年之后就遭遇天災人禍，農場被毀，我的哥哥也客死他鄉。其后六年，父親走在了上訪維權的路上。最后的結果是官司贏了，然而他們的投資再也無法收回，他們的大兒子再也無法重生。2000年，鬢已斑白、心已破碎的父親帶著母親，投奔已遠在萬里之遙的新疆阿克蘇安家的我——他們唯一的女兒。

在阿克蘇的兵團農場，父親與母親承包了幾十畝棉花地。土地似乎特別聽父親的話，不管是種植蔬菜還是種植棉花，總能長出一片葳蕤。在辛勤的勞作之余，身世之慨、思鄉之愁也不時來襲，父親寫下了這樣一首詩：南疆奮戰歷艱危，西域鏖兵幾度秋。大漠茫茫塵漫漫，天山莽莽路悠悠。楊枯古堡身邊景，柳綠湖湘夢里洲。極目家山何處是，白云深處惹人愁。

八年之后，隨著我的返鄉，父親也終于攜著母親，落葉歸根，返回他自小成長的地方，建屋安居至今。忙碌慣了的父親，在家門口開辟了一個菜園，一個果園，兩口魚塘，過上了“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的田園生活。

在這幾年中，父親把寫詩的愛好發揚光大，頻出好詩，多次在各網絡平臺及紙媒刊物上發表詩作，加入了益陽市作家協會，并被推舉為鎮詩詞楹聯協會副秘書長，又主持村上的老年協會工作，終日忙忙碌碌，卻又樂在其中。

最后說說父親的兩位母親。父親的生母和養母都早已過世。生母無奈送走他之后，一直牽掛在心，多年來囑她的大兒子予以尋找。在父親三十二歲那年，他的兄長終于找到了他，把他帶到生母面前。父親告訴我，在他的成長中，養母太偏心，偏心于她自己生的七女一子。多年來，父親疑惑，憤怒，不甘，但在見到生母的那一刻，他明白了前因后果，放下了所有對養母的怨恨，而只剩了感恩，感恩她把自己撫養長大。所以，在養母晚年，父親對她特別好，在她患病失去行動能力后，他把她接到身邊照顧，母子感情在養母的人生最后時段空前加強了，我曾親眼看到，他的養母在他的懷抱中，在他的聲聲呼喚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氣。那時我大約十二三歲。

父親一生經歷了許多磨難，幸而父親骨子里又是堅強的，豁達的，才能在歷盡滄桑之后，還擁有現在這種恬淡安寧的心境和源源不絕的創作靈感，把生活中的美化為詩句，給自己和身邊的人帶來美的享受。比如這首今年過年時寫的《歲末感懷》：

終老田園樂也多，春吟桃杏夏吟荷。

松風已洗煩心事，村笛時傳悅耳歌。

日出畦間除雜草，霞鋪陌上趕肥鵝。

閑時最是開懷處，任性孫孫背上馱。

以此作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