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將學理分析、實踐研究和政策建議相結合，從多個維度和層面圍繞文化和旅游的關系及二者的融合發展進行系統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結論：在學理上，文化和旅游各自內涵豐富、外延模糊，界定不一，需從不同視角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在實踐中，應從本源、機理、管理、發展、支撐、效果等不同層面來理解和推動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面向未來，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要求出發，在推進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中處理好共性與個性、產業與事業、政府與市場、居民與游客等關系，并從體制機制、法規政策、產業統計、資金支持、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方面提供支持。

【關鍵詞】文化 旅游 融合 產業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1.002

引言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出，將原文化部、國家旅游局的職責整合，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以下簡稱“文化和旅游部”），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伴隨文化和旅游部的組建，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作為一項重要的機構改革任務、一個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和學術研究命題而受到各方熱切關注。相關研討熱鬧紛呈，各類文章汗牛充棟，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卻也并非盡善盡美。最突出的問題有二：一是就文化和旅游關系而言，“靈魂載體說”“詩和遠方說”與“資源市場說”等說法廣為流傳，但缺少嚴謹的學術論證；二是圍繞文化和旅游為何融合、如何融合的討論，大多局限于政府機構調整和產業發展實踐，尚缺乏全面的系統分析。

有鑒于此，本文將學理分析、實踐研究和政策建議相結合，試圖回答如下三個問題：其一，在學理上，文化和旅游各自的概念是什么，如何理解二者之間關系的本質特征；其二，在實踐中，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涉及哪些領域、哪些層面的哪些問題；其三，面向未來，在認識和政策層面，應如何進一步推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

文化、旅游以及二者的關系：多維度理解

各自定義的困頓。文化和旅游是兩個耳熟能詳的詞匯，但要對其做出精準的界定卻非易事。就“文化”一詞而言，正如陸楊、王毅（2015）在《文化研究導論》一書開篇中所言，“什么是文化的定義？這似乎是一個你不說我還明白，你一說我就開始糊涂的話題”。美國人類學家克魯伯和克魯克洪曾在《文化的概念》一書中做過統計，僅在1871年至1951年的80年期間，各種文化定義就多達164種，而據法國人類學家摩爾統計，則更是超過250種。林林總總的文化定義，僅從學科角度加以簡單歸類，便有十余種類別：哲學的、藝術的、教育的、心理學的、歷史的、人類學的、社會學的、生態學的、生物學的、公共管理學的和經濟學的，等等。再結合定義的特性，每一學科視角下又可細分出描述性的、規范性的、歷史性的、發生性的、結構性的等不同維度，更不消說不同學者、不同機構在具體表述上的差異，簡直是一個浩瀚無際的“概念叢林”，令人心生困頓（宋瑞，2019）。

這種定義的困頓同樣適用于旅游。在近代旅游研究史上，人們給出了上百種定義，形成了綜合關系說、目的動機說、生活方式說、文化現象說、審美體驗說以及時空距離統計說等不同派系。每個派系之下，又有不同的解釋。從旅游科學專家國際聯合會（IASET）的“艾斯特”定義到庫珀的需求與供給理論以及賈法利的游客、產業和旅游地三者社會交換及其給旅游地帶來的綜合影響說，對于什么是旅游，可謂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總體來看，文化和旅游均可作為社會現象、活動類型、生活方式、產業類別、產品類別等概念交叉使用；相對于旅游而言，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更為豐富和龐雜，在某些語境和情境下，甚至可將與之相對應的自然也內化其中。

文化的層級和旅游的構成。由于定義本身不能統一，人們對文化和旅游各自的內在構成也持不同觀點。就文化而言，有文化包含多層級的“洋蔥論”之說和文化分顯性與隱性的“冰山論”之說，還有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兩個概念的區分與關聯；就旅游而言，有“大旅游”和“小旅游”之別，旅游“產業說”與“泛產業說”之爭，以及“新舊三大支柱”之論與“新舊六要素”之辯。究竟何為文化、何謂旅游，二者各自有何構成，相關文獻可謂汗牛充棟，各種觀點莫衷一是。

通常認為，文化包含了不同的層級。國內普遍采納的是龐樸的三層次論，即文化由“物質的—制度的—心理的（精神的）”三個不同層次的結構構成，其中，“文化的物質層面是最表層的；而審美情趣、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屬于最深層；介乎二者之間的，是種種制度和理論體系”。另有一種分法是：第一層級為物質文化，涉及文化的物理要素和物質層面，主要包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各種物質產品；第二層級是行為文化，涉及文化的行為要素和行為方式，主要包括行為規范、風俗習慣、生活制度等；第三層級是精神文化或觀念文化，涉及文化的心理要素和精神層面，主要包括思維方式、思想觀點、價值取向、審美情趣、道德操守等。對于文化的層級，國外較為盛行的是“文化洋蔥說”和“文化冰山說”。前者認為文化像洋蔥一樣具有層次之分，由淺入深，可分為表層文化、中層文化和核心文化。后者認為文化由兩部分組成：顯性部分為浮在冰山之上的可見部分，指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實體；隱性部分為藏在水下的不可見部分，是指人類塑造其內在精神意識的行為模式（如思維方式、思想風貌、心理狀態、道德情操、審美、信仰、法律制度、社會風俗等），水下隱藏的冰山比浮出水面的體積要大很多。

對于旅游的構成，人們也有各種不同說法，從早期的旅行社、旅游飯店、旅游交通“三大支柱”到旅行社業、旅游交通業、旅游飯店業和旅游商品業（或旅行社業、住宿業和飯店、旅游交通、旅游景點）“四大支柱”，從“吃、住、行、游、購、娛”傳統旅游六要素說到“商、養、學、閑、情、奇”的所謂“新旅游六要素”說，對于旅游的產業構成和活動構成也說法不一、變動不居。

分析二者關系時的復雜性。綜上所述，對于文化和旅游這兩個內涵和外延極為復雜的概念而言，要做出精準、全面、不同主體一致認同、古今中外皆可通行、所有場合均能適用的界定幾無可能，也似無必要。只是我們需要注意，圍繞這兩個概念及其關系進行討論時，需小心區分，某時、某處、某一場合之下，討論者所說的文化、旅游乃至二者的關系是就哪個層面而言、從哪個角度出發的。是哲學層面的（philosophical）還是統計意義上的（statistical），是理論性的（theoretical）還是操作性的（operational），是結構性的（structural）還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是語義性的（lexical）還是規定性的（stipulative），是狹義之說還是廣義之說，是講產業還是談事業，是在討論具體的資源、產品、服務抑或業態還是在談論抽象的理念……如不加區分地混沌而論，那么不同的談論者便會沿著不同的角度彼此交叉、各自延伸，最終產生出一張鋪天蓋地而糾纏不清的大網。

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多層面分析

本源層面：基于身份認同和幸福兩個視角。文化和旅游何以融合？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涉及兩個方面：融合根源和融合目的。從融合根源而言，可有不同的理解，其中張朝枝（2018）提出的身份認同的視角解釋性論點說服力較強。從融合目的而言，亦可有不同解釋，其中“幸福”是一個重要視角。

就融合根源而言，根據張朝枝（2018）的研究，旅游者個體或者民族與國家集體尋找文化身份認同是旅游與文化關系的起源，而文化變成旅游者的身份符號則是旅游與文化關系的強化，但人們身份角色差異引起的價值理解差異也有可能引起旅游與文化的矛盾沖突，因此調整角色、培育文化自信、增進相互理解和合作非常必要。具體體現為如下三點。第一，從文化和旅游關系的源起來看，文化使旅游具備了身份標簽的意義，文化也因此具備了旅游吸引物的屬性，而其根源在于旅游者尋找文化身份認同。文化和旅游與身份認同的關系不僅體現在個人層面上，國家、集體的身份認同的構建和再建在旅游活動中也有所體現。第二，就文化和旅游關系的發展而言，文化成為旅游者身份符號。從需求角度看，旅游消費行為呈現符號化和講究身份象征的傾向；從供給角度看，旅游開發實際是系統的符號化運作過程，挖掘旅游能表征的符號價值，尋找文化的符號價值，開展旅游地的符號建設。第三，文化與旅游的沖突是文化遺產失調性的本質特征體現，也是身份認同差異所致。因此，需要文化與旅游相關者理解各自身份角色的認同與訴求，認同文化的創造性以及傳統文化本身的生命力。

就融合目的而言，不管是從個體幸福還是社會幸福的角度來看，旅游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內容和方式，且其融合發展具有進一步提升幸福的作用。一方面，人作為歷史文化的存在，生活于特定的價值與文化模式中，人們對幸福的體驗是由文化定義的，只有置身于特定的文化之中，才能領悟到生命的意義，從而獲得屬于人的幸福。另一方面，旅游對于促進人的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阿蘭·德波頓（2012）認為，如果生活的要義在于追求幸福，除卻旅行，很少有別的行為能呈現這一追求過程中的熱情和矛盾。亢雄（2010）進一步提出，旅游的本質是人為了追求幸福體驗的一種活動。正如徐金海（2019）所指出，追尋人生幸福是文化和旅游關系的本源，體驗文化幸福是文化和旅游關系的變遷，實現社會幸福是文化和旅游關系的歸途。

機理層面：基于文化對旅游的影響、旅游對文化的影響兩個視角。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內在機理，亦可從兩個視角加以理解。就文化對旅游的影響而言，不管是精神文化、制度（行為）文化還是物質文化，或者顯性文化、隱性文化，以及表層文化、中層文化和核心文化，都滲透于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媒介之中，從而體現出“旅游的文化性”特征（見圖1）。就旅游對文化的影響而言，旅游參與文化生產過程，對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具有重要推動作用，尤其隨著大眾旅游的普及，其影響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展，方式和途徑不斷豐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文化的旅游化”特征（見圖2）。

就文化對旅游的影響而言，旅游的各個組成部分均受到不同層次文化的影響，旅游活動帶有文化的特征。旅游活動涉及旅游主體、旅游客體和旅游媒介。旅游主體是旅游者，旅游客體是旅游吸引物或旅游資源，旅游媒介包括為游客提供旅游服務的各類主體。三者兼具文化特征，受到文化的影響。首先，旅游主體具有文化的本質。一方面，旅游者的動機，在很多情況下是受文化因素的驅使；另一方面，旅游者本身也是一種特定的文化符號和文化載體，不僅是獨特文化的欣賞者，也是特定文化的傳播者。其次，旅游客體富有文化含量。旅游客體作為吸引游客的承載體，因其富有與眾不同的文化含量，從而成為旅游吸引物。不僅是人文旅游資源，也包括自然旅游資源，要能形成滿足旅游者需求的旅游產品，均須挖掘和利用特定的文化元素，方可形成核心的競爭力。最后，旅游媒介具有文化特征。旅游媒介作為旅游產品的提供者，貫穿于游客的“吃、住、行、游、購、娛”全過程，也承載著特定的文化因素；旅游消費與一般消費相比，體現更強的文化消費特征，旅游者更青睞于選擇能夠為其提供獨特文化體驗的旅游媒介。這就是“旅游的文化性”。

就旅游對文化的影響而言，旅游從時間和空間上都參與文化生產過程，旅游活動具有文化生產的功能。從橫向來看，文化生產是文化被創造、制作、市場化、分配、傳授、吸納、評價、消費的全過程，其功能逐漸從教育、保存向旅游、商業等方面拓展。文化生產是由文化內容、文化符號、文化媒介生產所構成的統一體。旅游活動通過承載和展示文化內容、豐富文化產品供給的形式和種類，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和藝術手法，通過設施、活動、作品等媒介，有機承載和表達多種文化內容和符號，并最終推動文化空間的生產。總之，旅游通過參與文化內容、文化符號、文化媒介的生產，完成旅游地文化空間的生產。旅游參與文化生產過程，在不同階段發揮不同作用，最終實現從文化利用到文化生產和文化保護傳承的轉變。旅游產品開發早期，主要是利用文化要素提升旅游的文化內涵，滿足旅游者精神文化需求。隨后，生產者和經營者逐漸意識到文化生產在旅游開發中的內生作用，開始從內容、符號、媒介、空間等方面進行自覺的文化生產，在新消費熱點的培育中形成新的文化生產方式和業態，形成從自發利用到自覺保護、從利用到生產再到保護傳承的路徑（黃劍鋒等，2017）。從縱向來看，早期的旅游活動僅限于少數達官貴人或文人墨客，他們掌握著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其旅游活動對于文化的生產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所形成的文化遺產也是今天重要的旅游資源；隨著現代旅游活動的開展，旅游成為普通人的權利，旅游活動在文化生產和消費中的作用更加明顯，不僅影響程度更深，而且影響范圍更廣。大量游客的審美標準和出游的選擇，甚至會影響一種傳統文化的去留，決定一種新文化的形成。這就是所謂的“文化的旅游化”。

“旅游的文化性”和“文化的旅游化”構成了二者之間最核心的關聯。文化與旅游的融合就是要進一步突出“旅游的文化性”并強化“文化的旅游化”。這就要求我們從兩個角度看待文化和旅游融合。一方面要從文化的視角去看待旅游，重視旅游主體的文化特征，挖掘旅游客體的文化內涵，豐富旅游媒介的文化表達；另一方面要從旅游的視角去看待文化，在文化生產的過程中，重視對旅游市場的利用以及與旅游產業的融合，引導建設能夠滿足人民美好生活訴求的旅游文化。

管理層面：文化產業、文化事業與旅游業的適度融合。從管理角度看，原文化部負責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在具體事務上，與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既有分工也有交叉。原國家旅游局所主管的旅游業，也經歷了從早期外事接待的事業型定位逐步到產業定位乃至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的轉變。2018年新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其核心職能為“統籌規劃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旅游業發展”，并圍繞這一核心任務做好資源普查與開發、文化傳承與保護、市場監管、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如果說原文化部對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有相對清晰的界線劃分、發展思路和管理方式，那么隨著旅游業的加入，如何協調好文化產業、文化事業和旅游業之間的關系，按照“宜融則融，能融盡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原則實現三者適度融合、協調發展，就是擺在當下的一個重要問題。

發展層面：圍繞產業融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兩個重點。在現實發展中，產業融合和公共服體系建設是兩個重點。尤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隨著人民群眾的文化和旅游消費向個性化、多樣化、享受型消費升級，文化和旅游的實際供給不僅存在供給總量不足的問題，更有供給結構不合理、供給質量不高的問題。促進產業融合、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產業效率，整合公共政策、完善公共設施、優化公共服務，是發展的重點。

產業層面的融合涉及資源、市場、產品/業態、技術、空間等多個方面。從資源角度看，文化資源和旅游資源有很大的交叉性。文化資源是人類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包括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旅游資源則包含了文化資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GB/T 18972-2003）的8個主類中，就有4個主類（E遺址、F建筑與設施、G旅游商品中的傳統手工藝品、H人文活動）均涉及文化資源。從市場角度看，基于共同的內在需求和目標群體，文化和旅游將從互為市場，走向整合市場。從產品/業態角度看，文化觀光游、文化體驗游、旅游演藝、文創產品、電影旅游、依托文化資源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開發的各類旅游產品不一而足。從技術角度看，以新興信息技術為引領的技術革新使文化內容和符號得以通過新興媒介在旅游消費和生產的各個環節得以呈現和傳播。從空間角度看，博物館、展覽館到文創基地、文化產業園多有旅游的功能，而景區景點、酒店住宿、旅游購物等設施無不是傳播文化、創造文化的重要載體，尤其伴隨技術、產品、市場的融合，旅游產業空間與文化產業空間也最終得以融合。就產業層面的融合而言，目前實踐層面的進展依然如火如荼，但是從產業分類視角對其融合機制和融合效果所做的研究還相對欠缺。在某種程度上，文化和旅游在產業層面的融合就像一個“黑箱”，需要理論研究的全面、準確的透視，也需要依靠產業分類體系本身。

與產業融合相比，目前對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體系的融合關注較少。長期以來，公共文化服務和旅游公共服務不但各具其名，而且自成體系（宋瑞，2019）。《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將我國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納入規范化、標準化、均等化、體系化軌道。近年來，以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為突破口，一個立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體現時代發展趨勢、符合文化發展規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正在建立之中。與公共文化服務相比，旅游公共服務的內涵和外延一直不甚明確，不同機構和學者對其概念、分類和構成的理解差異較大。這與旅游自身的綜合性、復雜性以及旅游公共服務與旅游商業服務邊界的模糊有很大關系。過去數年，旅游管理部門以“廁所革命”、旅游交通、旅游安全保障、“無障礙旅游”等為抓手，在促進旅游公共服務體系化、標準化、社會化、信息化方面作出了積極努力，但總體而言，旅游公共服務體系在內涵外延、發展依據、體系框架等方面并不十分明確，也未納入國家公共服務體系，缺少穩定資金來源。主客共享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體系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優質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不僅能夠滿足本地群眾的基本文化需求，也可為游客體驗異地文化提供重要載體；部分旅游公共設施同時具備為本地居民提供服務的可能。在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背景下，要更好地滿足居民和游客美好生活需要，建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務體系，就需要對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的具體構成、發展導向、規劃標準、建設方式、配套政策等作出系統安排（宋瑞，2019）。

載體層面：依托于市場主體和各類項目。文化和旅游的融合，需要依托于相應市場主體和各種工程項目的實現。

企業是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市場主體。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各地新成立的國企或私營旅游企業中，有60%以上的企業都冠以“文旅集團”的名稱；2017年，全國各類文旅基金數量已超過100家，規模上百億的超過10家。總體來看，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還需要大批具有支撐力、帶動力、創新力的企業，尤其是既懂文化市場，又擅長旅游經營的大型企業；大量的小微企業也面臨各種生存壓力，需要更多支持，才能煥發其創新活力。在這方面，要充分發揮旅游企業集團、文化企業集團、文旅投資公司、產業基金等市場主體的作用，通過產品、項目、資本、技術等渠道，推動文化和旅游在具體經營層面的深度融合；培育一批資金實力雄厚、管理經驗豐富、具有戰略眼光的大型文化和旅游企業集團；以股份制改革為重點，推動產業關聯度高、業務相近的國有文化企業聯合重組，支持旅游集團、出版傳媒集團、演藝集團做強做優做大；發展一批綜合實力強、市場活躍度高、創新能力突出的民營文化和旅游企業在新三板、創業板上市。

在工程項目方面，近年來，為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國家各級政府創新推出了一批文旅融合的基地、示范區、試驗區、園區、工程等，極大地推動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目前全國共有五批266家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五批10家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園區和三批共12家國家級文化產業試驗園區，其他各種文化產業園共計3000余家；此外還有大量文化與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國版權示范園區（基地）、國家動畫產業基地、國家新聞出版產業基地等；原文化部體系下的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工程；原國家旅游局批準的工業旅游、農業旅游示范點、科技旅游示范基地、康養旅游示范基地、研學旅游示范基地、全域旅游、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國家級旅游度假區、民族民俗文化旅游示范區、跨區域特色旅游功能區以及國家文化旅游重點項目等。為不斷豐富產品有效供給，文化和旅游部正在推進國家文化公園試點建設，重點打造以長城、大運河、長征為主題的三大國家文化公園。這些基地、示范區、試驗區、園區和工程是實現文化和旅游融合的重要載體。

支撐層面：依賴于多方面的系統支持。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有賴于多方面的系統支持，尤其體制機制、法規政策、產業統計、資金支持、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等方面，需要對原有基礎進行客觀、全面評估，而后進行系統的整合和優化（詳見下文：提供六方面支撐）。

效果層面：國家軟實力與國民幸福感是衡量標準。衡量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效果，可有諸多維度。其中最重要的維度有兩個：國家軟實力和國民幸福感。

一是從國家層面來看，通過文化和旅游更廣泛、更深入的融合，可全面提升國家的文化吸引力和旅游競爭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旅行和旅游業競爭力報告（2017）》，中國文化旅游資源豐富，其競爭優勢位居全球首位，旅游競爭力的綜合排名全球第15位，而文化資源排名前五位，其他國家，如西班牙、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其綜合旅游競爭力均排名全球前十位（陳怡寧、李剛，2019）。作為世界旅游大國和文化資源大國，中國尚非世界旅游強國，中華文化的世界影響力亦有很大提升空間。對于擁有世界規模最大的國內旅游市場，并連續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國和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國地位的中國而言，一方面，要利用好龐大的旅游市場，提升我國的文化軟實力，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旅游發展的各個環節要更廣泛、更深入地注入文化內涵，全面提升旅游國際競爭力。

二是從民眾層面來看，通過文化和旅游更普遍、更緊密的融合，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生活由“生存需求”型向“精神需求”型轉變，對包括文化和旅游在內的精神產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這不僅體現在對相關產品和服務數量的需求上，更體現在對其品質的要求上。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必然以生產更加多樣、更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為核心任務，從根本上解決精神產品和服務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充分發揮文化和旅游在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生活質量、提高幸福指數方面的重要作用。

文化與旅游的融合發展：多途徑推進

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是一項長期任務，需要多維度多層面多領域多階段地加以推進。在推進過程中，在認識上和政策上要特別關注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處理好四對關系。其一，共性與個性的關系。文化和旅游是內涵豐富、外延廣泛的兩大領域。在現實發展中，二者的確存在很大交集，但并非完全等同。文化和旅游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各自特點。為此，應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部長雒樹剛在文化和旅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宜融則融，能融盡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原則來加以推進。對各級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門來說，既要克服慣性思維，避免畫地為牢、貌合神離，也要防止簡單思維，避免相互替代、違背規律。要實事求是，結合現實需要和發展階段，逐步明確哪些領域適宜融合，哪些領域應各自發展，從而“和”“合”并舉，既強調行政機構和組織管理的統一性，也尊重行業發展和各自規律的差異性（宋瑞，2018）。

其二，事業與產業的關系。文化和旅游兼具事業和產業屬性。在現實發展中，文化的事業屬性更強而產業化程度略低，旅游的產業屬性更強而事業性特征較弱。對旅游而言，要轉變單一經濟導向和增長主義導向，強調旅游業在滿足美好生活需要、創造社會就業、促進社會和諧、改善民生福祉、保護生態環境、助力國家外交、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社會功能，強調政府在保障公民休假權利和旅游權利等方面的重要職責。對文化而言，要重點解決文化企業規模小、分散化、實力弱、市場化程度低、產業鏈條不完整、融資渠道不暢通等問題，更好地激發文化市場的活力。對二者的融合發展而言，需要明確：哪些設施、載體和事項具有純公益屬性，應劃歸事業范疇；哪些行業、事務和領域具有純市場屬性，應劃歸產業范疇。在動態融合過程中，既要避免混淆不清，更要避免錯配、錯位和錯為（宋瑞，2019）。

其三，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既需要政府引導，也需要市場支撐。在劃分事業和產業的基礎上，要明確區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產業層面，重點發揮“無形之手”的作用，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有形之手”健全市場規則，創造良好的競爭條件；在事業層面，要重點發揮“有形之手”的作用，發揮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不同群體文化和旅游權益等方面的作用，同時廣泛利用社會力量，豐富公共產品的供給方式。政府是推動、指導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核心，而市場是實現、完成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關鍵。

其四，游客和居民的關系。不管是當地的公共文化資源還是商業文化活動，均既可滿足當地居民需要，也會對外來游客形成吸引。當地居民與外來游客在共享資源、共用設施、共同參與活動的過程中，既有相互融合的一面，也存在矛盾沖突的可能。文化和旅游的融合發展，就是要形成宜居宜游、主客共享的空間、氛圍和文化，既尊重和滿足居民的利益和需求，也讓更多游客享受當地獨特文化和資源；既要為外來游客提供優質服務，也要不斷提高本地居民的生活質量。

提供六方面支撐。其一，體制機制。2018年3月以來，國家、省、市、縣四級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門機構改革穩步推進。在全面落實“三定”方案（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的基礎上，仍需在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工作內容等方面進行整合、磨合與調整，從而按照“宜融則融，能融盡融”的原則，推動理念融合、職能融合和服務融合。同時，要進一步深化文化文物和旅游領域“放管服”改革；實現國有旅游企業和國有文化企業的融合發展，推進國有文化和旅游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各類改革試點工作為抓手，在國家文化公園、國家級旅游業改革創新先行區、全域旅游示范區、邊境旅游試驗區的建設等各項工作的推進過程中，突出文化和旅游融合的思路和內容，探索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新體制、新機制、新模式、新經驗。

其二，法規政策。《旅游法》《文化基本保障法》《電影產業法》等的頒布與修訂，為促進文化和旅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隨著文化和旅游融合工作的推進，研究制定《促進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根據融合發展和機構改革的需要編制“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都變得非常必要。與此同時，亦需對文化和旅游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管理規范、行政條例、政策要求、項目審批、行業標準等進行梳理，對不適應融合發展要求的內容加以修訂；引導地方制定適合本地發展實際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政策，加強區域合作，避免重復建設；及時總結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階段性經驗和成果，制定相關標準或評估體系。

其三，產業統計。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等共同研究制定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并先后于2012和2018年進行了修訂。《旅游及相關產業分類》也于2018年進行了修訂。對比兩大體系，在具體分類項目、內容等方面有較大程度的交叉。基于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的需要，應對二者進行細致比較，研究將其加以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時根據國民經濟產業分類體系和投入產出表，對文化和旅游的總體規模、經濟貢獻、二者融合的產出等進行科學客觀的評估；在此基礎上，研究建立統一的文化和旅游業統計體系、產業核算體系和政府考核體系（宋瑞、馮珺，2019）。

其四，人才教育。不管是從行政管理還是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長期以來文化和旅游的關系并不緊密。近年來，隨著民營演藝、文化娛樂、藝術品市場等的發展以及以旅游演藝、主題公園、文旅小鎮、主題酒店、博物館旅游等為代表的文化旅游走熱，產業層面的人才流動變得較為普遍。未來要推動文化和旅游的進一步融合發展，就需要既懂文化專業知識又懂旅游專業知識、既懂文化管理又懂旅游管理的復合型干部和人才。在政策研究制定、公共服務、產業融合發展、文化和旅游資源調查與利用等方面，需要一大批行政管理復合型干部；在經營管理方面需要一大批從事文化和旅游跨行業融合業務的復合型人才（畢緒龍，2019）。為此，除了大規模的交叉培訓外，更需要打通文化和旅游的教育體系及人才培養渠道。

其五，資金支持。政府公共資金的投入對于引導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這方面，要整合原有文化系統和旅游系統的各項專項資金，完善公共資金的使用，并建立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的專項基金；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示范項目、重點項目的信貸投放；發揮各地文化產業投資基金和旅游產業基金的撬動和帶動作用，引導擔保公司為文化旅游發展提供融資擔保；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通過知識產權質押貸款方式支持文化旅游企業創新發展，積極運用直接債務融資工具，拓寬文化旅游企業的直接融資渠道；通過PPP模式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克服旅游領域的過度商業化和文化領域的低效率化。

其六，理論研究。要特別關注如下五方面的研究。一是從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視角出發，進一步深入分析文化活動與旅游活動的內在關系，以及二者引致幸福的具體機制、影響因素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二是從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出發，對文化和旅游領域中事業與產業、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及其分工、組合進行系統研究。基于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現實和“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明確不同發展階段文化和旅游中哪些是公益型的事業屬性，哪些是市場型的產業屬性；二者融合發展過程中，哪些設施、載體和事項應劃歸事業范疇，而哪些行業、事務和領域應劃歸產業范疇。三是產業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統計與產業發展研究。四是從資源配置、公共管理和空間規劃角度，統一配置文化和旅游資源，以滿足人民群眾（包含居民和游客）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對各級各類公共文化設施和旅游公共設施的使用狀況、未來布局進行系統研究。五是從全球化和國際比較的維度出發分析文化和旅游的關系，特別是重點關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和旅游的關系會發生怎樣的變化，文化和旅游的關系將如何影響全球化進程；就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而言，文化強國和旅游強國的關系如何，如何實現二者之間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彰顯文化自信的前提下，如何通過旅游增進文化交流、促進文明互鑒（宋瑞，2019）。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旅游需求結構與旅游產品創新的動態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BGL114；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博士后馮珺、國家開放大學徐金海博士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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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J. C., "Situat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oots of Its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9, 77(2), pp. 141-152.

責 編／周于琬

How to Truly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ong Rui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practical research and policy suggestions,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rom various dimensions and levels. It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oretically, as culture and tourism have rich connotations, vague denotations and different definitions, there is the need to analyze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ractically, we should understand and promote thei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such as their origin, mechanism, management, development, support and effect;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onness and individuality, industry and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residents and tourists while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provide support in the areas includ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laws and policies, industry statistics, financing,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culture, tourism, integration, indus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