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已過，廣袤田野一片生機盎然，處處蘊藏著豐收的希望。

糧食總產量連續多年穩定在1.2萬億斤以上，三大谷物自給率超過98%，已建成高標準農田6.4億畝……70年的變革與發展，深刻改變了我國農業農村面貌，農業發展擺脫了底子薄、積累少、“靠天吃飯”的局面，站上了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歷史新起點。

“過去是8億人吃不飽，現在是近14億人吃不完。”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說，目前，我國糧食產量邁上1.3萬億斤臺階，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等大宗農產品供給量顯著增加，主要農產品市場運行基本保持穩定?？梢哉f，我們的“米袋子”“菜籃子”“果盤子”總體上是充足的，中國人的飯碗始終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供給有充分保障。

端牢中國飯碗，靠的是什么？其中有著怎樣的核心密碼？

從穩產量到提產能：綜合生產能力不斷增強

從專業視角看，衡量一國的糧食安全有四大指標，一看糧食總量，二看人均水平，三看自給率，四看儲備率。

從總量看，從2004年起，我國糧食總產量實現“十二連增”，2012年更是超過1.2萬億斤，此后連續多年穩定在這個新臺階之上，2018年糧食總產量依然達13158億斤；從人均水平看，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從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到2018年的472公斤，比1949年增長1.3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這是在同期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十分不易；從自給率看，我國水稻、小麥、玉米三大谷物自給率保持在98%以上；從儲備率看，我國糧食儲備率遠遠高于國際公認的17%至18%安全線。

一系列數字意味著，我國糧食生產基本面持續向好，我國有能力、有底氣牢牢端穩飯碗，保障重要農產品供需平衡。

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離不開農業生產基本條件的改善——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建設高標準農田，一系列舉措讓大國農業的根基不斷筑牢。

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離不開主產區重農抓糧積極性的提升——我國取消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地方配套，每年為主產區減輕負擔近300億元；建立產糧大縣、產油大縣、制種大縣等綜合獎勵政策體系，2018年獎勵資金達到428億元，多予少取不讓種糧大縣吃虧。

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提升，離不開避災防災救災舉措的落實——各地在監測預警、災情調度、政策支持、科學指導、基礎建設等關鍵環節重點發力，牢牢把握農業防災抗災的主動權，有效地將農業災害損失降到最低，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農業穩定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2009—2018年全國糧食年均因災損失率5.7%，較1999—2008年降低3.6個百分點。

通過穩步提升糧食產量和產能，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糧食安全高質量發展之路。

從提品質到增質量：科技政策筑牢大國糧倉根基

“推廣壯秧壯蘗、化控調節、防早衰栽培等技術措施，有效提高優質稻的綜合抗倒伏能力，減少因倒伏造成的減產、品質變差帶來的損失，實現優質稻生產的綠色提質增效。”江西蘆溪縣敖家坊村種植大戶方相招一邊指著基地里長勢良好的水稻，一邊高興地介紹，這一示范片平均畝產610.7公斤，通過新技術減少倒伏災害產量損失9.15%，減少化肥用量8.6%，減少農藥用量10%。

有了科技支撐，糧食的綠色增產就有了底氣。

走提高單產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突出高產高效綠色技術集成，將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嫁接進糧食生產。插上科技翅膀，農業耕作、栽培、植保、灌溉等水平持續改善，藏糧于技正在成為糧食生產中的一抹亮色。

有了政策支持，糧食的豐收就有了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發布21個指導“三農”工作的1號文件，出臺覆蓋面廣、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構建起較為完善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體系。

做好“減法”——2006年起，國家全面取消農業稅，結束了延續2600多年農民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每年為農民減輕負擔1300多億元。2009年開始，逐步取消了主產區糧食風險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為主產區減輕負擔近300億元。

做大“加法”——建立農民種糧補貼制度，相繼出臺良種補貼、糧食直補、農機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補貼政策。推進“三補合一”，建立農業支持保護補貼政策，支持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實施產糧大縣獎勵政策，獎勵資金規模由2005年的55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428億元，充分調動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積極性。

做足“乘法”——充分發揮價格的杠桿作用，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不斷改進玉米、大豆臨時收儲和目標價格政策，推動建立玉米、大豆“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新機制，穩定種糧收益預期，調動農民務農種糧積極性。

在科技和政策的助推下，大國糧倉根基牢固。目前全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數達到0.548，一半以上農田實現了旱澇保收；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58.3％，農作物耕種收機械化率超過68％。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讓中華糧倉越來越穩固，確保任何時候都能產得出。

從強基礎到促改革：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日趨完備

中國糧食增收發展史，與中國農村改革史齊頭并進。

70年來，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核心，圍繞促進糧食生產和提高種糧農民收益，我國在不斷推進農村改革中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嘗試。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農村經營管理體制的一個重大變革，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糧食產量的第一次大飛躍；1984—1998年實行第一輪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明確再延長30年；2017年黨的十九大又明確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2016年，中央又推進承包地“三權分置”改革，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又一個重大制度創新。不斷創新的改革舉措打破了制約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激活了農村生產力，讓創造活力不斷迸發。

近年來，大量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種糧農民呈現老齡化和兼業化，“誰來種地”成為糧食生產必須直面的問題。

為構建新型經營體系，我國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著力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社會化服務主體，逐步形成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與聯合為紐帶、社會化服務為支撐的立體式復合型農業經營體系。目前，經農業部門認定的家庭農場近60萬家，依法登記的農民合作社217.3萬家，社會化服務組織達到36.9萬個。

與此同時，我國不斷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逐步建立起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服務組織數量達到37萬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完善，讓“誰來種地”找到了答案。

從強基礎到促改革，重農抓糧的思想在神州大地化為實實在在的行動，確保了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支撐，讓應對國際復雜環境更有底氣。

（作者為光明日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