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亞洲世紀”為脈絡，從文化的視角回顧和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的中印關系，筆者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和印度經濟自由，是中印恢復傳統友好關系并達成“亞洲世紀”共識的前提；殖民主義文化及其遺產長期阻礙著中印解決邊界問題；中國對于印度多元文化、宗教文化和印度教民族主義缺乏認識，使中國不能真正、準確地了解和理解印度。中印回應時代需求開始探索“全球治理”，可望為建立一個世界新文化而貢獻“中印智慧”。

【關鍵詞】亞洲世紀 中印關系 邊界問題 武漢峰會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0.012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前夕，中印之間發生了一度瀕臨戰爭的“洞朗對峙”。由于這場持續長達兩個多月、自1962年邊界沖突后最嚴重的對峙，加之歷經數十載，中印之間類似邊界問題的“遺留問題”一個也沒有得到解決這一客觀事實，使得近期中國學術界的注意力固定在了一系列的“新問題”上，即“印太戰略”、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消極態度、印美日關系的新動向等方面。對于中印關系的未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持悲觀看法。在2018年10月舉行的中國南亞學會年會上，資深的印度研究者、云南大學呂昭義教授提出，中印關系進入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換期”。

其實，40年來中印關系的最亮點，于2018年4月27～28日發生在中國武漢東湖之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的非正式會晤，就當前國際形勢達成一項重要共識，即“世界處于百年未見之大變局中”。閑庭信步時，兩國領導人就“中印關系未來發展的全局性、長期性和戰略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在近期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現存國際體系遭遇危機的背景下審視中印關系，我們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超越地緣政治、經濟競爭，以一個廣義的文化視角，從中印共建“世界新文化”的大局著眼，對40年來的中印關系展開分析和總結。

“亞洲世紀”——中印共識

1978～1979年，當中國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開啟改革開放之時，中印關系尚未完全從1962年邊界沖突之后的“冷凍”中復蘇。但是，印度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和佛教的發源地，在中國人民心里始終占據著“西天”的地位，印度歷史、哲學、語言和古典文獻的教學和研究，在中國學術界也始終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季羨林教授翻譯的印度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徐梵澄教授翻譯的印度哲學經典《五十奧義書》，大多是在中印外交關系的冷凍期間完成的。

印度的改革開放，即被稱為“經濟自由”或“經濟解放”的經濟改革，比中國晚了十年。在此之前，印度自1947年獨立就面臨的大面積貧困、缺醫少藥、糧食危機等民生問題，教派紛爭、種姓沖突等社會問題，以及世俗主義、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問題，長期困擾著印度。歐美的研究者不時發出印度注定是要分裂的預警，而英迪拉·甘地總理打擊日益猖獗的錫克分離主義勢力、1984年被錫克衛兵打死繼而引發德里、旁遮普等北印度地區大規模的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的沖突，給總理繼任者拉吉夫·甘地留下一個內訌的、力量不斷下降的國大黨，一個民族、宗教、語言分歧和沖突日益加深的社會，一個結構不合理、生產效率較低的經濟體制和被世人嘲笑的“印度教徒增長率”（Hindu Growth Rate）。中國和印度都需要振興經濟，推進現代化建設，因此也都需要一個穩定的、有利的外部環境。擺脫歷史重負，調整外交策略，緩和中印關系，成為中印雙方的明智之舉。于是，拉·甘地總理于1988年12月19日開啟了訪華日程。這是時隔34年之后（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1954年訪華）第一位印度政府首腦對中國的正式訪問，標志著中印兩國關系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此次訪問期間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與印度總理拉·甘地所達成的共識，即對于“亞洲世紀”的共識。鄧小平認為，“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從此，“亞洲世紀”的概念不僅引發了學者的研究和解讀，也引發了世界上許多戰略家的關注。

“亞洲世紀”的理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近代亞洲許多國家被殖民時期的“亞洲團結”的理念。[1]中國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毛澤東，印度從泰戈爾、圣雄甘地到尼赫魯，都從不同的角度和意義上表達了亞洲團結的意愿和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印度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中印關系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經歷了短暫的“蜜月期”。但遺憾的是，當中國和印度作為新興的、獨立的共和國，彼此面對面地處理“殖民主義的遺產”時，中印邊境武裝沖突使“亞洲團結”的理想遇到重大挫敗，長達十幾年之久的“冷戰對抗時期”導致“亞洲世紀”的共識嚴重遲到。

“亞洲世紀”——現狀與問題

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亞洲在去殖民化后的強勁經濟表現，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逐漸凸顯的東亞和東南亞發展和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啟了第三千年“亞洲世紀”充滿希望和樂觀的新時代。到21世紀初，隨著中國、印度和東亞經濟的崛起，亞洲強國的前景已經顯現。亞洲國家在經濟、外交、軍事力量、科技、創新、軟實力等一系列重要領域發揮了領導作用，為“亞洲世紀”的共同繁榮和共同命運增添了動力，亞洲的發展成為世紀經濟的引擎。

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最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兩國政府和民眾要求確立與國力相符國際地位的輿論呼聲亦逐年增強。但是，從衡量國家經濟實力的主要指標（技術因素和創新能力、人力資本、對國際大機構決策的影響力以及國內企業國際化程度等）方面看，中國仍然是個發展不平衡的國家，而印度直到現在依然無法摘掉接受援助的“貧困大國”帽子。從整體上看，亞洲轉型的特點是合作、競爭和沖突等要素相互重疊，除非亞洲各國團結協作，否則“亞洲世紀”仍將只是一個白日夢。因此，從經濟發展現狀和趨勢觀察，亞洲面臨著巨大的挑戰。[2]

更大的挑戰在于，受困于中印之間漫長的、數十年來懸而未決的邊界線，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流亡藏人問題、中巴關系問題等。中印邊界大小爭端幾乎是周期性出現,并不時導致局勢嚴峻。缺乏政治互信，并隨時需要防止惡性事件由小變大，嚴重地影響了兩國關系的大局，“亞洲世紀”建設的熱情大幅降溫。

邊界問題——“亞洲世紀”建設的文化線。邊界問題歷來被視為發展中印關系的最大障礙和潛在威脅。鄧小平先生也曾表示過，中印之間沒有什么大問題，“就是一個邊界問題”。而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兩份民意調查報告，即2017年7月發布的《美國仍舊是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和2016年9月發布的《印度與莫迪：仍舊處在蜜月之中》，在印度擔憂中國的諸多問題中，領土邊界的爭議仍然是印度對華擔憂的首要因素。

關于邊界問題，最樂觀的觀點是，在如此漫長、未定的邊界，幾乎天天面對面的兩國幾十萬軍隊，多年來卻沒開過一槍，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比較樂觀的看法則不時出現在雙邊商討之后領導人的言論中。比如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合聲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和1981年中印邊界談判以來的第一個政治性文件——《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之后，雙方都認為“找到了解決邊界問題的共同點”（印度國家安全顧問M.K.納拉亞南），“剩下的問題就好解決了”（印度前駐華大使任嘉德），雙方都認為“擱置難題，優先發展”已經成為中印之間的共識，即雙方堅持公平合理和互諒互讓的原則，在邊界問題解決之前，不妨礙兩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和發展，達到雙贏的結果，因此“中印關系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

事實上，中印雙方表述更多的，則是對于最終解決邊界問題的悲觀。比較悲觀的看法是基于“現實”，即中國將印度視為一個“次要的戰略方向”，[3]而中印關系就“像一艘不沉、不爛、不動、不進的船”，邊界問題在一個比較長的階段看不到解決的希望。最悲觀的看法，在印度和印度裔學者方面是基于中印始終都是“戰略對抗者”“競爭對手”的判斷，秉持鮮明的現實主義傳統，對中印合作的前景持悲觀和消極態度，甚至熱衷于諸多制衡中國的政策主張；在中國學者和批評印方關于中印邊界問題上的立場的國際學者方面，則是基于印度的一貫表現，認為印度根本不會就邊界問題與中國進行實質性的談判；[4]或者由于對印度想報一劍之仇的高度警惕，認為“中印必有一戰”。

筆者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解決持極度悲觀的看法，對中印關系的長期發展則持樂觀的看法，后者是基于中印文化的同質與親和，前者則是基于現階段中印兩國對彼此文化的理解和認同的嚴重缺失。

中印之間存在著“三條線”，一是歷史悠久的、農牧時期逐漸形成的、在人們心中充滿想象和浪漫色彩的傳統習慣線；二是英殖民者為了大英帝國的統治而人為制造、人工描畫的麥克馬洪線；三是經過和平與戰爭而演變至今但仍然充滿爭議和糾紛的實際控制線。由于印度的“無辜受害者”心理和對絕對安全的追求，如何正確看待這三條線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特別是如何認識殖民主義文化和妥善對待殖民者的遺產，還將長期困擾印度。

另一個影響中印關系的問題，是西藏問題及流亡藏人問題。自2003年印度政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系原則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中首次正式明確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印方在2006年兩國發表的《聯合宣言》中重申“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從事反對中國的政治活動”，從法理上說，中印雙方已經就西藏問題達成了“政治”諒解。近年來，印度政府違背在涉藏問題上對中方的承諾，重新使用“達賴牌”，[5]將最終在印度官方和民間以及流亡西藏人團體中產生更大的困擾，也會進一步給印度的佛教文化建設造成損害。相關印度專家已經認識到，佛陀的遺產，即佛、法、僧“三寶”已經在印度遺失，“印度政府長期將佛教等同于喇嘛教，嚴重低估了自己的佛教遺產和精神價值。而在事實上，這些價值仍然與許多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相聯系，并激勵著亞洲追尋現代性、精神性、民主價值和經濟繁榮”。[6]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2014年開放從印度前往神山圣湖（岡仁波齊和瑪旁雍錯）的朝圣天路，使印度教徒能夠朝拜他們心中的“宇宙中心”、濕婆大神的道場，這無疑有助于兩國人民的宗教文化和人文交流，也可望有助于將中印邊界變成一個促進經貿、確保安全的文化軟邊界，永保世界屋脊的持久和平和純潔美好。

文化理解——“亞洲世紀”的關鍵。在21世紀初始的10年間，中印兩國充滿著“中印龍象共舞復興之曲繁榮振興亞洲世紀”的樂觀情緒。2014年9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之際，在印度《印度教徒報》和《覺醒日報》同時發表題為《攜手共創繁榮振興的亞洲世紀》的署名文章，“亞洲世紀”在印度方面也再度成為熱議的話題。印度媒體審慎而樂觀地認為，雖然“亞洲世紀”目前就和“中國夢”一樣，都還是一個理想，但并非遙不可及。在2015年5月莫迪總理訪華前夕，中國前駐印度大使周剛在接受“人民網”記者采訪時認為，20多年來“中印關系的發展印證了‘亞洲世紀’的到來”。[7]另一方面的事實是，中印經濟利益的互融捆綁和政治互信的機制保障，都沒有能夠移除那些橫亙在兩國關系中間的障礙。中印既很難真正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也很難面對新形勢下的新問題。許多中國學者的口頭禪——“印度是一個難纏的朋友”，真實地反映出中印之間缺乏理解、缺乏默契的狀況。

據筆者的觀察，中印雙方在許多問題上達不成共識的原因，并非相互指責的那樣缺乏誠意，而是缺乏文化理解。本文僅涉及中方對印度文化理解的缺失方面。

首先，進行中印比較研究的中國學者，對于印度的發展狀況或所處的發展階段，長期以來是缺乏正確認識的。

研究中印關系的中國學者都特別注意印度的“有聲有色的大國”（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語）情結，并深挖這個曾經創造了燦爛文明的世界文明古國的大國情結之根。的確，獨立后的歷屆政府都繼承了尼赫魯的思想，把謀求大國地位作為國家的戰略目標，印度戰略家的共識是印度“要么再度輝煌，要么被淘汰出局”，印度政府早就制定了在2020年躋身于世界四大經濟強國行列的宏偉目標。但是，印度畢竟蒙受了外國侵略和內部戰亂的數百年苦難，至今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印度《亞洲世紀報》曾評論，印度有上百萬人至今仍缺乏衛生的飲用水，飽受疾病折磨，沒有機會受教育，一天吃不上一頓像樣的飯，他們的孩子沒有前途。

40年前中國對全球經濟和外國思想制度的開放是一項意義深遠的舉措，它扭轉了幾個世紀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吸收國外新的經濟理論和經驗，在沒有成功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和“試錯”的方法，探索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模式，也使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如今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發展思想的重要元素。印度的“經濟解放”，比中國的改革開放晚了十來年，其改革深度和廣度亦遠不如中國。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印度精英在面對中國的時候普遍滋生出一種混合自卑、高傲、自信、失望的心態，中國需要等待印度自信的建立。

其次，中國缺乏對印度“多元文化”的認識。印度不僅有傳統的人種、語言、宗教的多元，也有現實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多元，更有天然而永久的思想、觀念和制度設計的多元。印度社會至今沒有挑戰宗教權威，似乎處于“啟蒙”運動之前的歷史階段，而消費主義與宗教修行的盛行，又似乎處于后現代的歷史階段。長期以來，原始經濟、封建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和共產主義經濟的混合，“貧困印度”與“富裕印度”的兩個世界并存，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世俗主義與宗教熱誠的融合，造就了印度的豐富和矛盾，也造成了外部觀察家的種種困惑。

印度種種的多元，致使一批人認為中國是印度的朋友，另一批人則認為中國是印度的主要威脅；一些人喜歡中國的文化，另一些人則不喜歡甚至批判。因此，關于中印關系，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方面的關系，印度不同的人、不同的社會團體和政治力量，均有著自己的主張和預期。因此我們在聽到和平友好聲音的同時，也總是能夠聽到中國是印度“潛在的頭號威脅”，中國“要攫取阿魯納恰爾”，“中國強化在西藏的軍事存在”，“支持印度北部的叛亂活動”，等等雜音，中國應將此視為印度“百花齊放”的結果。

印度多元社會的開放性使各種聲音能夠表達，政治民主制度也保障了政黨和民眾采取不同行動的權利。因此，即使執政黨通過共同宣言的形式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不允許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從事分裂中國的政治活動，也會有反對黨總是企圖改變對相關問題的態度和立場，更不用說總有一些人會暗中支持達賴集團分裂中國的行徑，企圖使西藏成為印中之間的一個緩沖區，或者說企圖使這個問題成為向中國施加壓力和影響的籌碼。

另外，印度的宗教性和族群的多樣性，也使得它對于恐怖主義的抵御能力很弱，因此印度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問題上有著非常強烈的訴求。

延續數千年的“種姓制度”造成了“社會分層”，也造就了社會分裂。表現在對中國的認知上就是，整體而言，印度的精英階層更“反華”，而普通民眾對華則更普遍地選擇“無所謂”；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印度人中，41%對中國“沒有看法”。[8]長期困擾中國學者的問題是，中方似乎不能“寄希望于印度人民”，因為印度精英知識分子對塑造印度社會對華認知具有很強的影響，在印度媒體和智庫里活躍的都是前政府官員（外交官、軍官等）、著名學者，他們在報紙以及網絡上開設專欄，對印度內政外交進行評論，經常發表涉華外交戰略的評論，造成了一個反華、疑華的大氛圍。

再者，中國缺乏對印度“宗教傳統”和“文化自信”的認知，也缺乏對印度教民族主義及其外交的理解。

現在印度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JP），是一個印度教色彩十分深厚的政黨，其第一次執政，是在1988年。當時印度進入了獨立以來從未有過的政局動蕩期，先后舉行五屆大選、更迭八屆政府。贏得印度第12屆人民院選舉勝利的印度人民黨，被稱為“印度教民族主義政黨”，其思想庫和組織部“國民志愿團”（RSS）一貫將中國視為“全人類的一個共同威脅”，主張建立“印度教國家”并給予“核牙齒”。長期以來，基于印度教的“文化自信”，使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戰略家“對人們還沒有足夠重視印度感到既氣憤又窘迫”。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曾說過，“每一個印度人，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他鄉，始終相信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不明白為什么世界沒有認識到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中國也不把印度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看待，印度人認為在中國人的眼里，只有美國、俄羅斯、中國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國。”[9]

自2014年莫迪任總理后，一直試圖平衡各方力量，通過將印度教思想、意識形態作為文化資源，將治理國家的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進行讓各方滿意的、有效的統治。莫迪總理甚至將自己傾力推動的“清潔印度運動”（Swachh Bharat Mission），也歸功于“圣雄甘地的靈感指引”。[10]但是，其以反恐為名不斷打擊穆斯林，燒毀基督教堂，強制其他宗教信徒“回家”（回到印度教內）等行為，證明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極端勢力在莫迪任內并沒有有效得到控制。印度研究者認為，印度人民黨執政數年來，印度的軟實力“遭受了致命的打擊”，“不僅在西方的自由主義觀點中如此，在穆斯林世界也是如此”，“如果中印之間發生戰爭，這些因素都將發揮作用。印度在軍事上無法與中國匹敵，在軟實力上中國也可能已經具備優勢。印度人還在幻想世界里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完全拒絕接受國際輿論的評判，更不用說中國和南亞小鄰國的意見了”。[11]

自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臺以來，中印關系從彼此“高度期待”逐漸發展到“互相失望”，2016年以來進入“多事之秋”。在印度方面看來，這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特別是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有密切關系。實際情況是，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讓極度自信又極度自卑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越來越擔憂中國可能發展為亞太地區的“單極霸主”。印度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質疑和反對，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即“一帶一路”倡議是中美爭奪世界霸權和中國試圖控制周邊地區的重要舉措。[12]

最后，也是最嚴重的問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缺乏深度交流，至今仍缺乏對彼此的影響力。中印文化交流史上被津津樂道的印度佛教，自唐代以前便匯入了儒釋道“三教合流”之中。佛教在印度中世紀走向消亡，而中國化的佛教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如今佛教又經常成為中國對印度進行“誤讀”的部分原因。進入21世紀，兩國文化交流顯著增多，人員往來穩步上升，但歷年的情況都是，訪印中國人僅有訪中印度人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雖然人文和民間交往得到擴大，但中國文化在印度的影響力仍然十分有限。據美國蘭德公司最近發布的報告，“總的來說，中國在南亞的文化影響力很弱”。[13]

走向“全球治理”

武漢峰會——“全球治理”上路。21世紀初，中國、印度、東盟等東方文明國家逐漸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主要動力，連續十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份額貢獻都在50%左右，“東方”扛起了貿易自由化的全球大旗，其領銜世界的潛力在未來還會進一步爆發。多項權威研究報告都認為，2050年全球前四大經濟體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印度與日本。東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臺的中心位置。不幸的是，中印之間在此時發生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非暴力對抗——“洞朗對峙”。中印雙方在妥善管控分岐和處理敏感問題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化解洞朗對峙并使中印關系很快步入改善和發展的軌道，再次證明兩國對問題的把握已經趨于理性。不僅如此，2018年4月27～28日，中印在東湖之濱上演了作為“善后”和“前瞻”的“習莫會”。

“習莫會”的主要內容，一是欣賞古老的楚文化，暢談國家治理的經驗和教訓；二是在國際形勢“變革調整的關鍵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印度也提出了建設“新印度”目標的時候，商討如何維護“一個良好的中印關系”，如何“促進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以及“共同打造穩定、發展、繁榮的21世紀亞洲，共同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14]

展望未來，習近平主席與莫迪總理達成的共識，一是從戰略上把握中印關系，不斷增進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動兩國各界和兩國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育友好感情，為此“中印兩國要共同做好兩國全方位合作規劃”；二是要堅持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為此“雙方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支持多邊貿易體制，開展更積極的國際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共同努力，打造穩定、發展、繁榮的21世紀亞洲，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15]

“習莫會”是在國際格局深度演變的形勢下舉行的，除中印兩國握手言和并保證為成為地區乃至全球發展與合作的強大引擎而繼續努力之外，全世界的關注點也集中在“國際合作”上。人們注意到，中印兩國過去曾在推進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WTO多哈回合談判和全球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有過非常成功的合作。如今貿易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在歐美抬頭，更需要中印兩國共同迎接這樣的挑戰，共同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努力填補西方從全球治理領域退縮而留下的真空，擔負起引領全球繁榮大勢的重大責任。

2017年7月7日，習近平在德國漢堡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時，再次與莫迪總理會見。雙方重申，印度和中國的增長和發展將對地區和全球的和平、安全與穩定作出積極和長期的貢獻；雙方強調“中印關系已經成為21世紀最具活力和潛力的雙邊關系之一”，“雙方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問題上密切協調和配合，有效維護兩國及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

亞洲世紀的真正到來需要中印兩國的共同崛起與協力合作，中印兩國的發展也離不開構建一個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全球化格局，因此，中印兩國有理由推進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便成為中印合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印共建“世界新文化”。越來越多的國際戰略研究者傾向于認為，世界在和平安定近70年后，即將面臨一個空前動蕩的世界格局、一個混亂不堪的大爭之世。2018年下半年開始，唱衰美國的聲音越來越大。美國CNBC網站撰文稱：世界正進入“地緣政治衰退期”，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秩序即將終結。在日本首相時隔7年后正式訪華之際，日本防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佐竹知彥稱：當前國際秩序大船已漏，日本不會陪著美國沉沒。[16]

從國際政治秩序的角度看，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所宣稱的“拒絕全球主義意識形態，擁抱愛國主義信條”，被認為“將釋放出各種具有經濟破壞性和政治危險性的力量”。[17]2018年全世界見證了美國特朗普政府掀起的“退群潮”，標志著“現存的”（the existing）國際秩序地動山搖。可見，當今時代正呼喚中印兩國超越雙邊分歧，發揮全球性大國的積極作為并共商全球大勢。

如今，擺在世界面前的是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新的秩序可能是什么模樣？其二是，如果可以“保護”現存的國際體制，甚至探索另起爐灶的國家，非中國和印度莫屬，那么中印可以共建一個新的國際新秩序嗎？這個新秩序又將是什么模樣？

對于第一個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若干年，尋求替代“現存”的未來世界秩序的構思和構建的各種努力必將盛行，其中包括美國正在構建的“美國優先”的“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各種差異較大的世界秩序主張和行動之間，將發生嚴重的摩擦和沖突。但其效果到底如何，不確定性很大。2018年中國主辦的各種大型論壇，主題均是中國目前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即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學者張啟雄認為，原有的東亞“天下觀”應該“取代”從歐洲或者西方擴散過來的“主權觀”，成為東亞地區整合的主導思想。

對于中印共建世界新秩序的問題，中印學者已經開始商討。2018年“山東論壇”的與會代表、現任山東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Daniel A. Bell認為，中國和印度應該發揮主導作用，首先在亞洲地區形成一種新的地區秩序。

早在1954年10月，毛澤東主席與尼赫魯總理進行交談時就說得明白：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在毛澤東主席看來，中國與印度“吵”出來的東西，肯定是歐美世界的“另類”。

首先，中印的發展方向代表著不同于過去數百年人類社會走向成功的新發展模式。中國和印度今天的發展，是有過半殖民地、殖民地經歷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發展的目標既有社會政治經濟的現代化，也有古老文明的復興。

其次，從宗教文化角度論，中國和印度在新時代的發展，是在國際宗教文化多元格局下，在兩國國內宗教通和、宗教包容思想指引下的發展，而且是非基督教國家的崛起（即不同于近代九個大國崛起案例），在西方世界必然引發是否“他者”或“另類”的質疑。

探索世界新秩序的關鍵，在于建設一個世界新文化。當今世界面臨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嚴峻挑戰，致使許多地區出現“治理失靈”現象。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隨著“歐美國家在自由貿易、全球變暖、核武器擴散、中東、伊朗等問題上捉襟見肘，世界師法亞洲之長的時刻到了”（新加坡學者馬凱碩語）。中印在還沒有準備好進行“全球治理”的時候，就面臨著為全球治理貢獻什么樣的“中印智慧”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兩國堅持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原則，推動不同文明的對話與和諧共處，就可以在探索新型的國際政治模式、更多的發展模式和新型文化與價值觀方面展開廣泛的商討，明確亞洲文化和價值觀對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意義，在中印一道與世界深度對話的同時讀懂對方，攜手為全球和平與發展探索一種新文化。

注釋

[1]在19世紀反殖民主義的浪潮中，亞洲逐漸形成了一個共同體的概念。土耳其、阿富汗、印度到日本、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亞洲團結”“亞洲聯合”“亞洲共同體”“亞洲普遍主義”等概念和理念。

[2]［美］哈瑞爾達·考利、阿肖克·夏爾馬：《2050年的亞洲》，姚彥貝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John West, Asian Century: on a knife-edge, Springer, 2018, 3. Austin, Michael R., The end of Asian Century: War, stagnation, and the risks to the World's most dynamic reg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3]葉海林：《中國崛起與次要戰略方向挑戰的應對——以洞朗事件后的中印關系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4期。

[4]洞朗對峙期間，英裔澳大利亞學者、《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作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香港媒體上撰文稱，渴望戰勝中國復仇是印度的一種妄想，他勸印度政界好好治精神病。據他的觀察，洞朗對峙“這就是印度的中國戰爭:第二回合”，http://m.huanqiu.com/r/MV8wXzExMTExMTg3XzEzOF8xNTAyNDA2NjYw?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5]2016年10月，所謂“阿魯納恰爾邦”首席部長佩馬·坎杜（PemaKhandu）在新德里會見達賴喇嘛，邀請他在2017年訪問達旺地區。2017年4月，達賴開始對所謂“阿魯納恰爾邦”進行訪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嚴正指出，“中方對中印邊界東段地區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印方非常清楚十四世達賴所扮演的角色，安排他到敏感的中印領土爭議地區活動，不僅違背了印方在涉藏問題上的承諾，而且進一步挑起邊界爭端，與兩國關系的良好發展勢頭背道而馳”，同時表明“中方將采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自身領土主權和正當權益”。

[6]P. Stobdan, "As China Pushes for a 'Buddhist' Globalization, India Isn't Making the most of Its Legacy", The Wire, May 11, 2017.

[7]http://ft.people.com.cn/directList.do?fid=9946.

[8]林民旺：《從民調看印度對華政策的民意基礎》，《世界知識》，2017年8月。

[9]［印］瓦杰帕伊：《未來印度——建設一個印度世紀》，《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

[10]《印度總理在圣雄甘地國際公共衛生大會上的閉幕演講》，印度駐華大使館網站《今日印度》電子版。

[11]M K Bhadrakumar, "A war in the Himalayas would expose India's soft power", ASIA TIMES, August 10, 2017.

[12]毛悅：《“搖擺國家”：“一帶一路”時代印度對華新思維的宿命》，《文化縱橫》，2017年8月。

[13]蘭德公司：《在“一帶一路”的黎明之中》，2018年10月發布，https://mp.weixin.qq.com/s/IYHQKz_w2Af4rUGQ0Eezng.

[14][15]《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在武漢舉行非正式會晤》，《人民日報》，2018年4月29日，第1版。

[16]《國際秩序正在崩塌》，https://mp.weixin.qq.com/s/34o0Ewj62f1Luvimh-SUVw。

[17]［英］吉迪恩·拉赫曼：《警惕“全球主義威脅論”》，《金融時報》，http://www.ftchinese.com/premium/001080057?full=y&exclusiv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code=2G188002。

From the Asian Century to Global Governance: Sino-Indian Relation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Qiu Yonghui

Abstract: With the "Asian Century" as the context,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Sino-Ind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dia's economic freedom are the premise of restoring the traditional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nd reaching the "Asian Century" consensus; the colonialist culture and its legacy have long hindered China and India from solving their border issue; China lack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an multiculturalism, religious culture and Hindu nationalism, which has made it unlikely for China to truly and accurately understand India. China and India have begun to explore "global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China-India wisdom"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world culture.

Keywords: Asian century, China-India relations, border issue, Wuhan Summit

【作者簡介】邱永輝，四川大學中國南亞研究中心（國家高端智庫）副主任、高級研究員，中國南亞學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印度的歷史與文化。主要著作有《現代印度的種姓制度》《南亞國家的經濟改革與民主化浪潮》《印度世俗化研究》《印度宗教多元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