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書院的職業學者主要是指以教書和撰述為職責的山長，同時也包括以學術訓練為主要任務的生徒。書院的養士制度，為職業學者的產生提供了經濟保障。作為職業學者的山長，引領讀書風氣，推動學術考課，維系了舉業型書院的學術品格。對于學術型書院的生徒而言，書院職業學者的經歷，是他們學術生涯和社會生活的起點。

【關鍵詞】清代書院  書院山長  書院生徒  職業學者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清代是書院史上最為繁榮的時期。據學者統計，清代書院共計5836所，是唐至明代書院總和的1.96倍。清代也是書院與科舉關聯最為密切的時期，大多數書院以舉業訓練為首要職責，因而有學者指出，清代書院已然成為科舉的附庸。不過，在促進文化發展方面，清代書院仍然功不可沒，主要的推動力量之一就是書院的職業學者群體。

束脩和膏火等收入，是書院職業學者的經濟保障

清代書院的職業學者，主要是指以教書和撰述為職責的山長。他們一般是舉人或進士出身，致仕之后或暫時退出政壇之時，掌教書院是一種不錯的職業選擇。此外，職業學者還包括以學術訓練為主要任務的生徒。清代中后期出現了部分學術型書院，其生徒專攻經史詞章或新學西學，他們也可被視作職業學者。

學者能夠成為職業，有賴于經濟方面的保障。政府投入、民間捐助、學田收入等，可為書院的日常運作提供經費支持。而屋舍修繕之外，書院的主要開支，便是山長的束脩和生徒的膏火等項。山長的收入有多少？不同時期、地區、書院之間各有差別。以光緒年間江寧書院為例：鐘山書院山長，束脩八百兩，火食一百六十兩，節敬二十四兩；尊經書院山長，束脩五百兩，火食二百四十兩，節敬二十四兩；鳳池書院山長，束脩三百兩，火食一百二十兩，節敬二十四兩。總體來說，省城或富庶地區的名書院，山長的收入往往很高。掌教名書院，也成為一種理想的職業選擇。

同樣，在書院肄業的生徒，也可獲得數額不等的膏火費。如前述鐘山書院，課額超等五十名，每名二兩六錢；特等七十名，每名一兩三錢。鐘山書院全年的膏火費開支是二百八十六兩。生徒可以參加多所書院的考課，這樣獲得的膏火費可能更充裕。如同治年間富陽周鳴春，參加杭州書院的考課，靠膏火費養活一家十余口人。光緒年間嘉定沈恩孚，家境貧寒，倚靠書院膏火養家，每年還有積余。

書院提供束脩和膏火，師生也就有了經濟保障。書院師生不都是職業學者，但職業學者必定有賴于較為從容的生活狀態，再加上教學相長，往往有助于產出重要的學術著作。著名學者錢大昕主講江寧鐘山書院，“講肄之暇，復加討論”“得于同學啟示，亦必標其姓名”，最終寫成《廿二史考異》；盧文弨兩主鐘山書院，著有《鐘山札記》；趙翼掌教揚州安定書院，寫出《陔余叢考》。書院不僅成就職業學者，還促進了學術流派的產生。如乾嘉漢學各派當中，吳派與蘇州紫陽書院、江寧鐘山書院，皖派與徽州紫陽書院、婺源明經書院、洋川毓文書院，揚州學派與揚州安定書院、梅花書院，其間關聯甚為密切，學派的代表人物多有掌教或肄業書院的經歷，書院成為學術流派的大本營。

書院職業學者引領讀書風氣，大體維系向學之風不墮

清代科舉考試的文體以八股文為主，又有詩賦、策論等。要在激烈競爭中取勝，大量閱讀自是題中之義。不過人性往往趨利避害、避重就輕，速成的捷徑總是受到歡迎，大批范文和類書也就應運而生。這些備考用書，包括闈墨《新選五科墨》《國朝元魁墨萃》《直省墨鯖奪標》，八股文選《大題觀海》《大題文府》《小題十萬選》《小題正鵠》，詩帖詩選《增廣玉芙蓉》《試律大成》，類書辭典《四書典制類聯音注》《四書人物典林》《五經備旨》《策學備纂》《策府統宗》等。雍乾之時，文選本已汗牛充棟；道光時，“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咸豐以至光緒中葉，“人崇墨卷，士不讀書”。鐘山書院山長盧文弨曾感嘆：“漸染俗學已深者，始終不能變也。”

世風如此，書院又多以舉業訓練為職責，難免有生徒只讀時墨和類書，以求捷徑。有識見的山長深以為戒，因此時時告誡生徒，萬不可在時墨和類書中討生活。乾隆年間，邊連寶掌教任丘桂巖書院，他叮囑生徒：近世習舉子業者，把黃邊老墨視作半世夫妻廝守，除四書本經外，一切線裝書束而不觀，置之高閣，抱殘守獨，孤陋寡聞。這樣的士子就算僥幸獲雋，也只能叫作“紅脖進士”，其實是很可恥的。章學誠曾主講肥鄉清漳書院，離別時作《清漳書院留別條訓》，以慰諸生惓惓之意。他認為，《五經類編》《四書備考》等書，庸惡陋劣，實為學術人心之害。我們不僅不要使用這些書，而且如果自己編了這類書，也只能供自己使用，不可“留示子弟，嘉惠后學”。時墨、類書之所以品格卑陋，在于它們提供的是碎片化的二手知識，依賴這種方式閱讀經典，絕非正道。

面對浩瀚的典籍，生徒又該如何切入？山長往往有切實的指導。康熙年間，李來章主講南陽書院，為諸生講“讀書次序”，對儒家經典各有簡評。如《詩經》，建議書目為《詩經注疏》《詩經大全》《詩經說約》三種。又談到治詩與別經不同，要朗吟低詠、從容玩味，方能得其旨趣。坊間講章，多為舉業而作，糾纏訓詁，反而錮蔽靈機。所以讀《詩經》，要在字義既通之后咀嚼白文，最是妙法。再如《春秋》，“三傳”之外，李氏推薦《春秋胡傳》和《春秋歸義》。他認為，自從科舉以來，學者多學揣摩之術以求速售，導致對《春秋》的研讀尤為疏陋。后兩種書各有所長，《春秋歸義》發揮《春秋》大義，最有益于世道人心。

考慮到諸生能力各有不同，山長開列的閱讀指南，往往既有理想的目標，又有最低限度的書目。乾隆年間肇慶端溪書院，藏書不下萬卷，雖多為常見書，不過對于諸生研習來說也是夠用的。只是近來士習，沉溺于帖括之學，諸生未必能夠充分利用這些藏書。全祖望擔任山長時告誡諸生：學問不在帖括，就算從事帖括，也要以讀書為根柢。因此，諸生如果不能遽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五經四書大全》也應該熟悉；如果不能遽窺《二十三史》，《資治通鑒綱目》《文獻通考》也需要詳觀；如果不能遍覽諸儒的語錄講義，《性理大全》也有必要研習一番。這樣讀盡諸書，就算寫作八股文，也必定不是尋常庸劣之帖括。

清代書院在科舉壓力之下，尚能大體維系向學之風不墮。在這一點上，職業學者出任山長，引領讀書風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職業學者推動舉業型書院的學術考課，保障了生徒的基本學術訓練

清初王士禛《香祖筆記》中記載過一則故事：萊陽宋琬幼時在家塾讀書，當地一位前輩老進士見了，問：“孺子所讀何書？”宋琬答：“《史記》。”進士又問：“何人所作？”宋琬答：“司馬遷。”進士又問：“他是哪科進士？”宋琬說：“他是漢代太史令，不是進士。”進士取而觀之，讀了不到一二行，就放下來，說：“寫得不怎么樣，有什么好讀的？”宋琬竊笑，而老進士夷然不屑。

進士不知《史記》，有如《儒林外史》中范進不知蘇軾，雖為極端個案，但也反映出科舉時代普遍的不良學風，正所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清代多數書院以備戰科舉為宗旨，考課是主要事務。考課的類型繁多，按照主持者身份和考課內容，有大課和小課之分。大課也叫官課，由地方官員主持，考試八股試帖；小課或指山長主持的師課，或指以經史詞章為內容的考課。在舉世皆重八股文的大潮當中，小課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保證舉業型書院的學術品格，避免“進士不知《史記》”式的笑話。

小課具體考些什么內容？現存的一些課藝總集可讓我們窺其大略。道光二十九年（1849）松江《云間小課》，共二卷，卷上賦42篇，題如《雞林賈市白傅詩賦》《宋祖雪夜訪趙普賦》《元祐黨籍碑賦》；卷下雜文16篇，題如《補唐莊宗〈平蜀頌〉》《擬沈初明〈通天臺表〉》《〈霍光傳〉書后》《擬〈新唐書·食貨志〉論》《〈困學紀聞〉跋》；詩29篇，題如《讀〈后漢書·黨錮傳〉》《詠南瓜》《會稽太守行》《擬吳梅村〈永和宮詞〉》，等等。

再如咸豐八年（1858）杭州《崇文書院敬修堂小課甲編》，共10課，詩文113篇，題如第1課《四牡在寅說》《燧人四佐贊》《磨盾作檄賦》《讀〈水經注〉賦天目五勝》，第2課《〈詩〉〈書〉序出孟子之徒說》《〈孟子〉有齊宣王無齊湣王說》《“高允真忠臣”論》《擬謝元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箋〉》，第8課《僧鞋菊賦》《菊屏賦》《聞官兵收復漢陽武昌》，等等。

又如光緒三年（1877）揚州《梅花書院小課》，經解40篇，題如《作事謀始解》《三宅三俊解》《如月之恒解》《三賜不及車馬解》；考8篇，題如《朝日夕月考》《〈史記〉得失考》《幕府考》；論10篇，題如《圣人無兩心論》《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論》《朱陸異同論》；書后6篇，題如《書〈莊子·齊物論〉后》《書〈陶淵明集〉后》《〈大學衍義補〉書后》，等等。

就科舉考試而言，小課有備考的意義。清代中后期自童試以及科歲試、鄉會二試，以至朝考、散館、大考、考差皆有詩，小試間作賦，散館、大考皆先作賦；自科試至鄉會試、殿試皆作對策，自童試以至會試、朝考、大考，以及考軍機、御史皆作論。盡管也是備考，在眾多生徒溺于八股、無暇顧及經古學問的情況之下，書院職業學者推動小課的開展，以考課制度的形式保障了生徒的基本學術訓練。

學術型書院的職業學者群體在學術界以及社會生活諸方面各有貢獻

舉業型書院的小課，還只是科舉訓練的副產品。清代中后期出現的學術型書院，專門從事學術研究和考課。這些書院的職業學者，不僅有山長，還有生徒。

最負盛名的學術型書院，是杭州詁經精舍和廣州學海堂。這兩所書院尊崇漢學，楹聯“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可見其旨趣。詁經精舍的歷任山長，有王昶、楊芳燦、孫星衍、俞樾、陳壽祺、譚獻、黃體芳等人。每月考課，內容涉及“十三經”、“三史”、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詞章，而且是開卷考試，不用扃試糊名之法。師生日常研討名物典章，辯難同異。錢泳這樣回憶訪問精舍的見聞：“余每游湖上，必至精舍盤桓一兩日，聽諸君議論風生，有不相能者，輒吵攘面赤。”學海堂不設山長，而設學長，第一批學長為吳蘭修、趙鈞、曾釗、林伯桐、熊景星、徐榮、馬福安、吳應逵等八人。專課肄業生由學長公舉，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學海堂共招收專課肄業生16屆260人。每月考課，只考經解史策、古今體詩，不考八股文和試帖詩。兩書院考課的成果，匯編為《詁經精舍文集》八集和《學海堂集》四集。此外，《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和《皇清經解》，也是兩書院師生完成的大型學術成果。

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的示范效應非常明顯，如江寧惜陰書院、南昌經訓書院、武昌經心書院、福州致用書院、黃州經古書院、成都尊經書院、寧波辨志文會、蘇州學古堂、廣州廣雅書院等，研習經史詞章和新學西學的書院隨之涌現。這些書院的考課成果，匯編為若干總集，如《惜陰書院東齋課藝》《惜陰書院西齋課藝》《經訓書院文集》《經心書院集》《經心書院續集》《致用書院文集》《黃州課士錄》《蜀秀集》《尊經書院初集》《尊經書院二集》《尊經書院三集》《辨志文會課藝初集》《學古堂日記》《廣雅書院文稿》，等等。這些總集中收錄的課藝，雖為生徒習作，但有的已經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有的反映出清晰的經世意識。例如光緒年間黃州經古書院，考課的詩賦題有《顯微鏡》《千里鏡》《汽球》《蚊子船》，時務題有《拿破侖漢武帝合論》《和林考》《唐律與西律比較》《倡論中國宜改用金本位策》等，據說張之洞見了，甚為贊嘆。

學術型書院的生徒，有相當一部分后來學有所成。以光緒五年（1879）《蜀秀集》所收作者為例，楊銳、廖登廷（廖平）、宋育仁、傅世洵、丁樹誠、鄒增祜、寧緗、邱晉成、范溶、張祥齡、毛瀚豐、曾培、周煜南、鄧宗岳、鄒宣律、陳崇哲、顧印愚、王光棣、顏汝玉、王蔭槐、崔映棠、傅守中等，日后在學術界以及社會生活諸方面各有貢獻。書院職業學者的經歷，是他們學術生涯和社會生活的起點。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國學單列課題“晚清書院文學活動編年史”（項目編號：18GZGX06）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鄧洪波：《中國書院史（增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②徐雁平：《清代東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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