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進入深度調整的關鍵時期。各方制定出共同認可的網絡規范，有助于優化網絡空間全球治理體系。伴隨互聯網產業的高速發展，作為互聯網大國的中國可通過國際平臺機制建設、宏觀規則與技術標準協同發展以及提升自身理念影響力等方式，深度參與網絡空間國際規范體系的構建，推動全球互聯網有序發展。

【關鍵詞】全球互聯網治理 網絡空間 規則體系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自從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商業化以來，作為人類創設的新型全球公域，網絡空間治理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日漸成為全球治理領域的新興議題。但由于各國互聯網技術水平與普及程度存在差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治理模式與政策并不相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相關規范與準則未能及時跟進，這導致網絡犯罪等跨境違法行為層出不窮，國家間的網絡攻擊與威懾也并不鮮見。因此，各方均意識到在網絡空間建立起相互認可的規范準則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必要途徑。

中國的科技企業和科研機構積極從事互聯網行業技術標準體系的構建，借助各類政府間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參與網絡空間普遍性國際規則的制定，提升了自身在該領域的國際影響力。作為互聯網大國，中國需要在理念和實踐層面采取一系列舉措，推動各方協商制定出公正與包容的網絡空間國際規范，這有助于建立一個安全穩定繁榮的網絡空間。

助力國際協商合作平臺建設

網絡空間國際規范制定涉及官方與非官方層面的眾多機構，多邊協商對話平臺的設立保證了各方能夠就自身關心的議題開展自由討論。一方面，中國要積極參與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在網絡空間宏觀規則與技術標準的協商中提升自身影響力，與現有的從事網絡空間治理的國際組織一道發揮重要作用。中國一直強調聯合國應當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近年來，中國深度參與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的工作，并積極加入到聯合國主導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SIS）和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IGF）等組織的討論中。早在2011年，中國、俄羅斯等上合組織成員國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草案，并在2015年升級了這份草案，代表新興國家積極發聲。通過人員培訓、技術交流、理念構建等形式與相關國際組織深度合作，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國際話語權日益提升。此外，中國還與區域性國際組織共同開展網絡規則協商對話，嘗試在地區層面制定包括打擊網絡犯罪與數字經濟發展在內的可行性準則。

另一方面，中國可以積極搭建具有影響力的新型國際協商平臺。世界互聯網大會是中國舉辦的重要互聯網治理多邊論壇。借助這一新型國際對話機制，中國倡導網絡空間治理的“四項原則”與“五點主張”，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提出在共建共治共享基礎上，各方需要共同協商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這些倡議贏得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認同。

國際平臺是開展一系列網絡空間治理行動的重要載體，規范構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各方充分、坦誠且無偏見的交流。多邊機制的出現使各方協商與合作成為可能。中國作為網絡大國，有責任和義務提供促進各方公平對話與協作的國際平臺。未來，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需要中國適時增加與優化相關多邊機制，保證其發揮積極效用。中國在深度參與現有國際組織與多邊論壇的同時，吸引更多利益攸關方參與到自身創設的新型國際平臺中，這也是推動網絡空間國際規范構建的重要方式。

推進技術標準制定與普遍性規則構建相協調

網絡空間規范是一套綜合性的治理體系，主要包括普遍性規則與技術標準兩個重要領域。普遍性規則與技術標準相互促進，推動網絡空間共有原則符合各方利益與期望。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非技術因素對普遍性規則的構建產生重要影響，所以更易產生爭議與分歧。在技術標準建設層面，專業技術人員發揮著重要作用，不同國家產業技術水平的高低決定著標準治理話語權的多寡。伴隨著5G、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互聯網新技術的出現，技術標準的制定成為各國之間的競爭焦點。近年來，中國不斷加大對互聯網高新技術的研發投入，在一些領域已成為標準建設的重要引領者。中國專家向國際標準化組織提交的人工智能標準，獲得各國一致認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互聯網技術與其他產業發展聯系愈發緊密，技術標準深刻影響互聯網相關配套產業建設。在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指導下，中國與其他國家協商制定出可行的技術標準，有助于全球信息產業鏈及其他相關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已在一些關鍵技術標準領域完成了從追隨學習者到引領開拓者的歷史性跨越。未來，中國需要在更多互聯網技術標準領域取得優勢地位，與各方在標準治理協商中尋求可行的突破點，共同享受網絡新技術所帶來的繁榮與便利。

突出自身理念影響力，與各方治理原則相融合

網絡空間普適性規范的構建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各國的既有認知。長久以來，各方在網絡空間治理的概念理解與治理理念層面形成了不同觀點。西方國家盡管一直試圖推動“網絡民主”“網絡自由”等價值理念，指導互聯網規范化治理，但在實際操作中企圖利用互聯網跨境傳播特質影響非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秩序。而中國著眼于本國互聯網治理的實際經驗，超越各國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差異，站在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高度，創造性地提出了網絡空間主權、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等治理理念。實際上，各方在網絡治理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共識，尋求并擴大共識有利于維護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體系的穩定發展。擴大治理共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此外，在治理方式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將“多利益攸關方”模式作為網絡空間治理的主導形式，這一模式推崇非國家行為體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從自身互聯網產業發展與網絡空間治理的實際經驗出發，強調政府應當扮演重要角色，并倡導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應主導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構建。伴隨著網絡安全重要性的日益凸顯，政府有義務保障網絡空間秩序的穩定，維護國家安全。上述治理模式的分歧不應當成為規范化治理的阻礙，網絡空間對全球產業鏈的深層次影響，使得各利益攸關方均難以置身事外。在打擊網絡犯罪、網絡防御等事關國家安全領域的議題上，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尋求治理理念與方式的融合有助于指導各方在網絡治理協作中達成共識，而規范的建立有利于形成新共識，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中國提出的網絡空間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與傳統的西方觀點并非完全對立。各方盡可能地尋求共識，在一定程度上會對網絡空間規則乃至國際法的構建大有助益。中國提出的“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倡議打破了西方“網絡自由”“網絡民主”等價值觀念的束縛，更強調維護全人類在網絡空間中的共同利益。這有助于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網絡空間國際秩序，促使各方擺脫成見，共同營造安全穩定繁榮的網絡空間。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聯合培養博士生）

【注：本文得到上海外國語大學第二屆導師學術引領計劃“中美參與網絡空間全球治理合作研究”（項目編號：2017037）以及國家留學基金委“2018年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項目編號：201806900064）的資助】

【參考文獻】

①方芳、楊劍：《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問題、態勢與中國角色》，《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②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世界互聯網發展報告2018》，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年。

③中國網絡空間研究院：《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18》，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8年。

④李艷：《網絡空間治理機制探索：分析框架與參與路徑》，北京：時事出版社，2018年。

責編/銀冰瑤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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