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尤其是2016年以來，歐盟持續陷入經濟復蘇乏力、英國脫歐、難民危機、成員國內部政治極化、民粹主義興起等多元經濟政治困境。在多重困境的沖擊下，歐盟的對華政策在保持戰略合作的基本前提下，也開始發生新的思維轉向，對中國的防范、疑懼之心逐漸增長，對華行動中的保守性、遏制性一面顯現，歐中關系面臨新的挑戰。中國對歐戰略要從全球視野加強系統思考，采取全面合作戰略處理對歐關系，將歐盟視為未來美中大國博弈中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避免產生疑歐主義情緒，在維護中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解決中歐分歧，實現對歐政策的精細化、友好化、策略化、有效性。
【關鍵詞】中國外交 歐中關系 對歐政策 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D8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5
歐盟的多元困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09年歐盟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以來，歐盟逐漸陷入多元困境之中。十年來，歐盟債務高企、投資不足、勞動力市場僵化，經濟復蘇乏力，經濟增速一直在低位運行，甚至出現兩次負增長現象，雖然個別年份達到2%以上增速，但大多數年份都在2%以下區間運行，遠遠低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2006年歐盟經濟增速為3.2%）。2009年，歐盟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6.47萬億美元，經過十年增長，才于2018年再次超過18萬億美元[1]，自2009年至2018年的十年間，歐盟年平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0.86%[2]，與中國平均7%以上的快速增長和美國1.5%～2.5%之間的穩健增長相比，歐盟的經濟成績在三大經濟體中表現最為差強人意，占世界GDP總值的比重也在不斷下降。自2015年被美國奪去世界最大經濟體稱號后，目前也正面臨著中國的追趕。事實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歐盟的經濟增長極不穩定，相對于美中的持續增長態勢，歐盟經濟增長呈現出W型波動。例如，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歐盟28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7.79萬億美元，到2010年則下降為16.99萬億美元，2012年后緩慢回升，但到2015年，再次下降到17萬億美元以下，經過三年攀升，才于2018年恢復到2014年的水平，達到18.5萬億美元[3]。
受到經濟下行和債務危機影響，歐盟的就業率也不樂觀。2012～2014年期間，歐盟失業率一度高達10%以上，2015年回落到10%以下，但2016年仍然達到8.2%，2017年降到7.3%。2018年6月，歐盟28國失業率為6.9%，9月份降為6.7%。與之相比，歐元區失業率更高一些，2016年歐元區失業率為9.7%，2017年12月為8.7%，2018年2月，歐元區的失業率為8.5%[4]，12月為7.9%[5]。近年來，歐盟失業率一直保持著不斷回落的趨勢，但總體來看，近幾年的平均失業率仍高于全球金融危機前7.5%的平均水平。另外，歐盟國家失業率總體數據雖然不算太高，但國家間分布很不平衡，南歐國家如希臘、西班牙、意大利都超過10%，此外，青年失業率也居高不下，2018年12月，歐盟青年失業率為16.1%，歐元區青年失業率則為17.7%。[6]
2016年以來，經濟金融領域的困境尚未真正解除，英國脫歐、難民危機、國內政治極化、民粹主義興起等又使歐盟遭遇一體化以來最為重大的政治困境，延展到經濟、政治、安全、社會等多個領域，蔓延在成員國內部、歐盟和對外關系等多個層次。
英國脫歐是對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最大打擊。從經濟總量上看，2017年，英國GDP總值為2.56萬億美元，2018年約為2.8萬億美元，英國脫歐后，歐盟成員國由28國減少為27國，GDP總量也將相應減少。以2017年數據為例，英國脫歐后，歐盟28國GDP將由17.28萬億美元下降為14.72萬億美元。如按2018年數據，則由18.77萬億美元下降為15.97萬億美元，而同期的中國則分別為12.24萬億美元和13.46萬億美元[7]。按照中歐目前各自的增長速度，五年之內，歐盟的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將完全被中國取代。更重要的是，英國脫歐對作為戰后一體化標桿的歐盟的自信心與制度示范作用是一個重大打擊。脫歐后的英國將成為世界范圍內地區一體化運動中唯一的逆一體化的國家行為體，而這個先例發生在號稱地區一體化模范的歐盟身上，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可謂是歐盟的重大挫折，這也使歐盟政治精英的自信心受到極大打擊。雖然英國脫歐目前尚未引發連鎖反應，但在歐盟成員國中，反歐盟、反一體化的政治勢力正在崛起壯大，歐盟的離心、分裂危險性明顯上升。脫歐說明歐洲一直以來存在的疑歐主義傾向正在不斷增長，如果再與民粹主義和極化政治相結合，將會對歐盟的存在運行產生難以想象的影響，對歐洲的政治穩定構成致命挑戰。
難民危機是歐盟面臨的另一個政治困境。從2012年開始，來自中東北非的赴歐難民數量增速加快，從申請庇護人數來看，2013年為43.1萬，此后逐年增長，2014年為62.7萬，2015年為115萬人，2016年達到130萬人。2017年，向歐盟各國尋求國際保護的庇護申請人數回落到70.8萬[8]。雖然庇護申請被批準的比例還不到一半，但是，最近幾年來，通過各種途徑實際到達歐盟的難民總數還是超過了100萬人。根據歐洲統計局數據，2016、2017年兩年內歐盟共安置了超過121萬名尋求庇護的難民[9]。安置大量難民給經濟復蘇乏力的歐洲帶來較為沉重的財政負擔，也加大了歐盟成員國內部潛在社會沖突爆發的可能性，引發民眾不滿。據統計，德國平均接納與安置一個難民的費用一年可達1.2萬～1.3萬歐元，2016年德國政府對難民的支出為92億歐元，比2015年提高了73%[10]，再加上地方政府相關支出，用于安置全體難民的費用在三年內累計高達400億歐元。高額的安置成本容易引發國內矛盾，例如，根據《明鏡周刊》報道，到2020年德國政府將總共撥出約940億歐元安置難民，這引起民眾不滿，認為損害了自身利益。[11]法國安置一個難民每年也要花費超過8000歐元。相關人員曾預計，在難民安置方面，歐盟成員國將產生高達8000億歐元的巨額支出。[12]
大量難民加重了接納國的經濟負擔，使本來經濟增長就乏力的歐盟國家尤其是財政狀況不佳的國家面臨重大壓力，移民帶來的經濟財政、社會治安、恐怖襲擊、宗教沖突等挑戰層出不窮。各成員國對難民問題態度不同、政策有別，從而引起成員國之間的紛爭，希臘、意大利等“一線國家”與目標國德國、北歐國家在難民庇護標準、是否加強歐盟內部邊境管控等問題上有很大分歧，也造成了歐盟內部的裂痕。在歐盟成員國內部，難民問題也容易影響國內政治團結，例如，默克爾近年來政治影響力下降，普遍認為其實施的難民政策是一個重要原因。在經濟繁榮時期，國民對于接納難民可能還怨言不大，但在經濟下行、工作機會缺乏時，難民將會爭奪就業機會、侵占公共和社會資源，帶來治安、社會安定等各方面的消極影響，容易引發國內民眾反彈。例如，對德國政府撥出大量款項安置難民的不滿是2017年默克爾所領導的基民盟在德國大選中得票數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歐盟成員國內部的地區獨立傾向歷來是歐盟面臨的政治危機之一。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巴斯克、英國的蘇格蘭、法國的科西嘉、比利時的弗蘭德、德國的巴伐利亞等地區長期以來存在分離傾向，過去幾年，蘇格蘭、加泰羅尼亞都先后發動大規模的“獨立公投”，試圖脫離母國，雖然因為各種原因并未成功（如蘇格蘭公投中支持獨立的公民未過半數，加泰羅尼亞大多數公民贊同獨立，公投結果卻被西班牙政府否決），但這種獨立分離傾向未來必然會持續成為歐盟潛在的政治動蕩引爆點。成員國內部的分離傾向與反一體化傾向使部分歐盟國家的公民遭遇了政治身份的雙重認同危機，例如，在疑歐主義流行的英國蘇格蘭地區，對那些既支持英國脫歐，又支持蘇格蘭獨立的公民來說，就同時存在英國公民和歐盟公民兩種認同危機。這些危機在其他地區未來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蔓延和發展。
民粹主義在歷史上曾長期困擾歐洲，歐盟一體化進程中需要克服的一大挑戰就是民粹主義。歐洲政黨數量在過去十年有明顯增加，極左和極右翼政黨數量發展很快。從政黨數量占比看，極右和極左政黨占政黨總數的36.7%，左右翼極化的趨勢在增強[13]。民粹主義在歐洲似有卷土重來、持續爆發之勢。在南歐國家希臘、葡萄牙、意大利，中歐國家奧地利、波蘭、匈牙利、捷克，北歐國家芬蘭、瑞士，民粹主義政黨紛紛通過選舉成為執政黨。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另類選擇黨”、意大利的“五星運動”以及英國的獨立黨、荷蘭的自由黨是民粹主義在政治上的代表性力量。歐盟各國民粹主義的政治主張并不完全統一，訴求重點也各自有別，但主要表現為反傳統政治、反精英政治、反一體化、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歐元、反財政緊縮、反建制派等，極左、極右思潮兼而有之。更重要的是，民粹主義勢力通過選舉政治進入體制內，持有極化主張的個體、政黨在歐洲選舉中的得票率不斷攀升，有的成為議會第二、第三大黨，有的在總統選舉中排名第二位，對主流政治構成直接沖擊。在有些國家，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參與執政聯盟，甚至取得執政地位，例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都是民粹主義代表，在2018年意大利大選中分別奪得第一、第二大黨，后來組成聯合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參與執政或取得執政地位的民粹主義政黨代表的國家與強調一體化的歐盟之間在基本政治訴求、政策主張甚至價值觀上便存在摩擦甚至對立之處。民粹主義崛起也使歐盟成員國國內的政治碎片化有所發展，過去的中間力量居于主體地位的政治現象被打破，左右界限模糊，主流與少數派之間界限淡化。
過去幾年，歐洲面臨的恐怖主義問題呈現加劇態勢。2016年歐洲共遭到142次恐怖襲擊，47次成功實施，共造成142人死亡，379人受傷。西班牙巴塞羅那、歐盟和北約的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英國首都倫敦等都曾遭受恐怖襲擊，部分國家如英國甚至連續受到暴恐襲擊。隨著“伊斯蘭國”在中東的敗退，不少恐怖分子開始回到歐洲，這將對本已不穩定的歐洲安全形勢產生新的沖擊。[14]除暴恐襲擊外，歐盟同時面臨著氣候變化、能源安全等其他非傳統安全困境。就傳統安全而言，歐盟的周邊安全和地緣安全形勢并不樂觀。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內戰等都近在咫尺，帶來的難民問題、能源問題已經直接影響到歐盟的穩定運行，而其深層次沖擊如對歐俄關系、歐美關系的影響將會持續顯現。
在社會宗教領域，近年來，歐洲不同的宗教信仰、種族之間的矛盾和摩擦有所上升。中東北非地區難民進入歐洲引發歐盟社會安全和宗教文明挑戰，隨著信仰伊斯蘭教移民的增多，歐洲大陸出現歧視伊斯蘭信徒的言論和行為的案例不斷增多，不少基督教人士擔憂天主教與伊斯蘭教信徒間將出現文明與宗教的沖突。
在外交領域，烏克蘭危機導致的歐俄冷淡關系陰影持續無改善，過去一直牢固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美歐關系又因“非典型”總統特朗普的上臺，受到“美國第一”的沖擊，歐盟國家在貿易如鋼鋁關稅、伊核協議、北約軍費分擔等多個領域與美國發生分歧甚至摩擦，美國支持英國脫歐，不再將一個團結的歐洲視為美歐關系的重要選項，甚至鼓動更多的成員國脫歐，跨大西洋伙伴關系面臨新的變數。在歐盟持續陷入多元困境的同時，中國正在日益崛起，大國間實力對比發生顯著變化，困境的持續影響了法德等西歐大國自信心的提升，再加上其他內外多重因素的影響，導致近年來歐盟在保持對華合作的同時，對中國的防范、疑懼之心也在增長，對華行動中的保守性、遏制性一面顯現，歐中關系面臨新的挑戰。
多元困境下的歐盟對華戰略思維新轉向
冷戰結束以來，中歐關系穩步發展，由“長期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全面伙伴關系”上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由于歐盟經濟復蘇乏力，政治、社會、安全等領域困境頻發，與之相對，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綜合國力顯著提升，歐中發展態勢的此消彼長加劇了雙邊關系的復雜性，導致歐中關系在維持平穩發展基本面的同時，也面臨著不少新的挑戰。
長期以來，歐盟與中國在基本國情、根本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領域存在巨大差異，雙方在人權、西藏、新疆、臺灣、港澳、南海等問題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有時甚至是激烈的摩擦。在安全領域，歐盟仍然維持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和高科技封鎖。2016年以來，雙方在上述領域的關系沒有本質改進，相反，在國際形勢新變數的影響下，雙邊關系變得更為復雜、敏感，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歐中雙方的互信。
經貿關系歷來是歐中關系的壓艙石，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歐盟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和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則連續十多年保持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雙方經濟合作對于各自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意義重大。正因如此，雙方都支持經濟全球化、地區一體化進程，在促進世界經濟復蘇，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方面也有著很多共同利益。但近年來，經貿關系的壓艙石功能有所失靈，歐中之間的雙邊經濟貿易摩擦開始加劇，歐盟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舉動頻出，捍衛自身利益的態度漸趨強硬。例如，在紡織品、鞋類、光伏等產業對中國產品征收高額反傾銷稅；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如華為、中興等在歐洲的投資、投標等商業活動設置門檻甚至封殺；媒體、政府頻頻發表對中國在歐洲投資的質疑性言論；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指責中國的市場開放力度不夠，認為歐盟對中國投資大門的擴大未能換來中國的對等回報，等等。此外，在所謂中國強迫外資企業技術轉讓、不保護西方知識產權、政府補貼國有企業、“中國制造2025”計劃不對外國企業開放等問題上，歐盟近年來也頻頻指責中國，其立場與美國相似，只是措辭和舉措相對溫和而已?？傮w來看，歐盟對華貿易政策更加強硬，并且有將經濟論題政治化的傾向。
歐債危機及歐盟經濟放緩使得歐盟需要中國擴大對歐盟的投資，近年來，歐盟放寬了一些政策，這本來應該有利于改進中歐關系，但由于國際國內多種因素的影響，雙方產生了諸多新的矛盾。在國際上，受制于美國的壓力（如美國要求其歐、加、澳、日盟友在封殺中國高科技通訊企業華為上形成統一戰線），歐盟對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審查門檻提高，限制了中國資本的進入；在歐盟內部，由于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與歐盟經濟的躑躅不前形成鮮明對比，使得歐盟的自信心下挫、懷疑論上升，激發了歐洲業已存在的疑中主義，使得不少歐盟國家對中國的疑懼心上升，進而無形中過度解讀、片面放大甚至扭曲中國的正常市場行為，如對中國在中東歐的投資以及華為等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正常商業行為進行泛政治化、安全化的過分解讀。歐盟及個別成員國甚至發布一些捕風捉影或無中生有的信息，如說中國在歐盟總部有250個間諜[15]，等等，這些負面解讀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加劇了歐洲的疑中主義情緒，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歐盟對中國作出正確的判斷?？傊S著中國的崛起，歐洲的疑中主義正在上升，對華疑懼成分和負面認知明顯增加。除經貿投資和高科技領域的摩擦外，當前，歐洲的疑中主義集中體現在歐盟對中國與中東歐關系的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在中東歐地區的實施問題上。
在“一帶一路”倡議問題上，歐盟相較于過去謹慎支持的態度有所倒退，近幾年來，歐盟國家更突出“一帶一路”對歐盟帶來的“地緣競爭”“分裂歐洲”等所謂的“負面影響”。德國尤其擔心中國與中東歐的經濟合作，懷疑中國在“16+1”機制和“一帶一路”框架下對中東歐的投資貿易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合作會“分裂”歐盟，擔心波蘭、匈牙利等本就具有反歐盟傾向的國家將加劇對歐盟的離心傾向。
歐盟還擔心中東歐國家與中國開展經濟合作會影響歐盟作為整體的決策程序，與歐盟和歐盟大國產生直接競爭。他們擔心中國會利用擴大投資和債務等經濟手段促使部分國家在歐盟內支持中國，反對歐盟對中國的統一政策和一致立場，尤其是在那些對中國不利的議題上，從而削弱歐盟的凝聚力。例如，德國政界有人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視為對歐洲“分而治之”的戰略。2017年8月底，德國前外長加布里爾怪異地提出“一個歐洲”政策，甚至將其與“一個中國”政策作對比。德國政府以如下所謂的“事實”為依據，認定中國正在利用不斷增長的投資活動對歐盟成員國與候選國施加政治影響。例如，2016年夏季，希臘、匈牙利和克羅地亞在南海問題上反對歐盟共同立場。2017年6月，部分歐盟成員國（如葡萄牙、馬耳他、希臘、捷克和瑞典）因與中國保持密切投資關系，歐盟加強對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措施的提議被擱置。同月，希臘在聯合國再次反對歐盟在對華人權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對于以上現象，歐盟懷疑是中國在施加對歐盟內部投票過程的影響力[16]。顯然，對這些所謂“事實”的解讀純屬主觀臆測，歐盟成員國有自己獨立的主權，如何表態豈能受中國左右，將中國投資與成員國政治態度硬扯到一起說事，我們只能說，有些歐盟國家或媒體想象力太豐富了。
總之，歐盟對華政策在持續穩定的基礎上，正在呈現出不少新的變化，這些新變化也反映在歐盟的對華政策文件中。發布對華政策文件是歐盟外交作業的一個傳統。1995年，歐盟發布了首份全面對華政策文件——《中歐關系長期政策》，此后，歐盟定期發布其對華政策文件，但間隔時間不等。2016年6月，歐盟委員會通過《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文件，規劃了未來的歐盟對華政策，確認與中國的“伙伴”關系，提出要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促進中歐之間的雙向貿易和投資，促進中歐人文交流，尋求與中國在外交、安全領域的共同利益，攜手推進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17]。應該說，這些認知反映了歐盟對華政策的基本面，即總體上歐盟仍然將中國視為合作伙伴，尤其是在經濟貿易領域。在歐盟的對外戰略中，中國的地位也在顯著上升，在2016年歐盟發布的另一份對外政策文件《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全球戰略》中，歐盟提出了將歐盟、美國、中國并列為“G3”的概念。
但是，與歐盟近年來對華外交行為中消極性一面上升的趨勢相一致，新的對華政策文件在維持對華友好合作的同時，開始強調要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采取更多的措施來防范、遏制逐漸強大的中國，通過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和國際規范要求，企圖將中國的發展納入歐盟期待的國際秩序軌道，要求中國更主動地參與全球“治理、安全、防務”，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檢閱歐盟的對華政策新文件不難發現，歐盟對華政策創新進步不大。在人權、涉藏、臺灣、港澳、南海等中歐存在分歧的老問題上，歐盟繼續通過各種形式對中國保持壓力，而就在過去視為壓艙石的經貿關系中，歐盟也出現新的消極動向，除了對中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不履行中國與歐盟的入世協定，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外，近兩年來，歐盟頻頻質疑夸大中國在中東歐投資的地緣政治后果，炒作中國對歐洲的間諜和國家安全問題，強調歐盟和成員國對華接觸的整體性原則，強調發展對華關系必須綜合考慮更廣泛的區域因素，包括東亞因素、美歐關系因素，等等[18]，反映出歐盟在對華關系上的某種倒退和疑懼。
以上舉動顯示出在中國崛起和世界格局趨向準兩極化的宏觀背景下，歐盟對中國的國際身份和歐中關系定位的認知進入彷徨期，歐盟對華政策制定中的全球性考量和第三方因素的影響正在明顯提升，歐盟對華政策漸趨復雜；隨著疑中主義情緒的不斷發酵，歐盟對華政策中接觸合作與防范遏制的兩面性都在發展，但對華擔憂和戰略猜忌的一面表現得更為明顯，歐中關系未來的不確定性在逐漸增強。
關于未來中國對歐戰略的幾點思考
歐盟是世界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當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計劃的西端終點，如何發展對歐關系對于中國發展大國關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意義重大。未來五至十年，世界形勢將更為復雜，大國博弈將會呈現新的特點，中國對歐外交工作應該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要善于從逐漸隱現的未來國際格局高度出發，跳出中歐關系看中歐關系，從全球視野和系統聯動的角度加強對歐戰略思考。
何謂逐漸隱現的國際格局？根據當前世界各大國綜合國力的發展趨勢，未來五至十年，世界將由當前的“一超多強”格局進入到準兩極格局之中，中國由于綜合國力的快速上升，將在多強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未來可能與美國實力相媲美的準超級大國。盡管中國完全成為全球性超級強國至少要到2049年以后，盡管完全的兩極格局將在30年后才能正式形成，但是，當前中國處理大國關系、制定對大國戰略就應該未雨綢繆，增強前瞻性、戰略性，培養世界視野和歷史眼光。崛起的中國一直奉行和平發展政策，但美國正在制定綜合計劃，準備全面遏制中國，這是地球人都明白的事實，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戰、科技戰只是第一步而已，中美關系長期趨緊，甚至有可能步入全面競爭將成為未來國際形勢中的大概率事件，也是中國外交需要面對的新常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統籌考慮與各大國關系，將中俄關系、中歐關系納入未來的中美全面競爭和“準兩極—兩極”格局的框架下予以考量。如果未來美國將成為打壓遏制中國的敵手，那么，中國需要尋找盟友，至少也要明白哪些國家或國家集團將會是我們的敵人。從戰略上看，毫無疑問，根據目前的大國關系現狀，俄羅斯是中國潛在的盟友。那么，歐盟或歐洲如何定位？由于美歐之間牢固的盟友關系，中國不可能指望歐盟站在中國一邊，但中國應將對美外交與對歐外交統籌考量，將歐洲尤其是法英德這西歐三大國視為協調對美關系和全球戰略平衡的重要力量，中國應該視歐盟為可以積極爭取的中間派，中國的對歐戰略目標應該是使歐盟成為中間力量，避免歐盟成為美國反華的同盟軍。
當前，面對美國新單邊主義和新孤立主義的“特朗普沖擊”，中歐在推進經濟全球化，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和國際秩序上具有共同語言和戰略合作空間。雖然歐盟在貿易摩擦、市場準入、技術轉讓、人權等方面與美國有著相似相近的對華聲音，但應該看到，中歐矛盾與中美矛盾外形盡管相似，但實質根本不同，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戰略性的，而中歐之間的矛盾是技術性的、戰術性的。中歐兩大經濟體、兩大戰略力量之間不存在地緣政治和全球戰略上的根本沖突，不存在結構性矛盾，中歐矛盾與中美矛盾在性質上存在本質差異。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敵友，盡管中國無意于與霸權國爆發冷戰，但未來的中美對抗一旦發生，中國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壯大自己，孤立對手。與中國將俄羅斯視為可爭取的依靠力量一樣，中國一定要將歐盟尤其是歐洲大國定位于可爭取的中間力量，才能在未來有可能惡化的中美對抗中實施正確的方針政策。
未來中國對歐政策的第二個戰略思考是要跳出中歐關系制定對歐外交方針，要充分重視第三方因素的影響，最主要的就是美國因素對中歐關系的影響，將對歐外交與對美外交統籌考量。目前，中美歐三大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總量的70%以上，美國是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又是歐盟的盟友，美國因素成為未來影響中歐關系的關鍵變量之一。特朗普上臺后，在美歐關系中過于強調美國利益，使得美歐關系有所冷化，美歐矛盾逐漸發展，分歧程度加深，更重要的是，隨著歐盟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困境的發展，美國對歐盟的輕視之心已起，歐盟對美國不信任感增加，美歐裂痕在加大。中國可以利用美歐之間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不能指望美歐徹底分手甚至對立。畢竟，歐美是多年的戰略盟友，歐盟在安全問題上依賴美國，冷戰結束以來美主歐從的跨大西洋聯盟伙伴關系結構不會根本改變，美歐盟友關系的性質定位不會蛻變。因此中國處理對歐外交要避免政策走向極端和冒險，不能過高估計美歐之間的分歧，中國一定不要指望歐盟會為中國而同美國反目，更要杜絕中歐“聯合抗美”式的戰略沖動。
但是，中國要防止美歐在遏制中國上結成統一戰線。在當前以貿易戰、科技戰為顯性舞臺的中美全面競爭中，美國一直希望協調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盟友關系，結成對華遏制的共同陣線。例如，美國多次要求歐盟禁止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在歐洲的正常業務；警告歐盟勿讓華為參與關鍵基礎設施項目[19]，而歐盟及部分成員國也確實在不少問題上已經隨著美國起舞。當前，歐盟有向美國方面靠攏、對華對抗性思維增強的趨勢，在此情況下，中國尤其需要采取積極措施，爭取歐盟逆轉這種對抗思維、疑中主義和猜忌心理。中國要設法遏制這種局面的持續，關鍵就是充分考量美國的影響，使美國對中歐關系的負面影響降低。2018年10月以來，中歐維護全球化進程的戰略共識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戰略關系正在受到美國特朗普政府各個擊破政策的沖擊。美國快速與歐盟達成若干進口商品的關稅豁免協議，并就美歐貿易談判達成原則諒解，更重要的是，在美國與其他貿易伙伴的談判中開始出現針對中國的排他性條款，看起來，美國正在經濟貿易問題上孤立中國，企圖結成同盟軍“圍剿”中國。對此，中國應該采取反孤立、反“圍剿”政策。首要的就是做好對歐盟的工作，避免歐盟被美國拉入孤立中國的陣營，至少要使歐盟在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上保持中立。因此，中國應該從戰略高度重視中歐之間的貿易摩擦、市場準入、技術轉讓等戰術性矛盾分歧，采取積極姿態推進解決這些問題。
中國對歐戰略的第三個戰略思考是中國要杜絕疑歐主義情緒的發展，持續奉行對歐全面合作戰略，以積極姿態爭取歐盟對華保持總體合作態勢。確實，近年來，歐洲的疑中主義在發展，歐盟對華猜忌和戰略防范的一面在增長，歐盟對中國的消極行為必然也會引起中方的不滿。盡管如此，中國必須在戰略上保持清醒，避免與歐盟的這種猜忌、互疑陷入螺旋式增長和自我實現的預言之中。中國應以理性態度認識、分析中歐分歧，把握中歐關系基本面。與其他大國關系不同，中歐之間基本沒有突出的地緣政治和戰略利益沖突。不僅如此，雙方在合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推進全球治理改革和世界政治多極化方面還有著很多共同利益。當前歐盟對中國的主導戰略是以接觸合作為主、博弈為輔。正因如此，中國需要投桃報李，對歐盟應該奉行全面合作戰略，繼續深度推進雙方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以積極姿態對歐釋疑增信，化解分歧，擴大雙方戰略共識，減少歐盟對中國的戰略猜忌，凍結歐盟對華政策中的消極因素和博弈思維。中國要維持對歐合作的積極態度，盡管歐盟對中國防范遏制一面在增長，但中國的對歐政策應該不同于對美政策，中國對美應實施“接觸+阻遏”的兩手政策，但中國對歐總體上要維持深度接觸、友好合作局面，通過中國的積極工作，化解中歐關系中的消極因素。
近年來激發歐中分歧的關鍵點是歐洲社會的疑中主義，擔心中國會成為歐盟的地緣政治和全球競爭者，會破壞歐洲團結。具體的經貿分歧本來可以通過技術性談判加以解決，但一旦與這種政治疑懼相結合，就會放大歐盟對中國意圖的負面解讀。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消除歐盟的擔憂和疑懼。目前，歐盟最擔心的是什么？當然是歐洲的一體化能不能持續？可否順利推進下去？歐盟會不會維持團結？因此，中國對歐合作的政治按鈕就是以實際行動告訴歐盟國家尤其是德、法等大國，中國堅定支持歐盟推進一體化，加強歐盟團結的政治努力，尤其是支持以法德為核心實現歐洲的再一體化。在此基礎上，中國宜采取真誠態度，以切實措施解決中歐之間存在的摩擦與分歧。
中國采取全面合作戰略處理對歐關系，堅定支持歐盟推進歐盟一體化和歐洲團結進程的努力，符合中國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也符合中歐關系穩定發展的基本面。面對英國“脫歐”、歐洲內部右翼力量崛起、新保守主義勢力增強，美國新孤立主義和單邊行為日益增多以及世界逆全球化行為擴大的新變局，中歐雙方在維護推進經濟全球化總體進程，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關系民主化方面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與美國不同，歐盟的存在得益于地區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如果大規模的去一體化和逆全球化趨勢持續下去，對歐盟的存在和發展必然造成致命的傷害。對中國來說，改革開放和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是中國和平崛起的最重要動力。因此，中歐雙方在維護現行國際經濟體系、經濟秩序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和戰略共識。
在戰術層面，對于政治安全領域那些涉及中國主權的議題，中國要堅持核心利益底線，杜絕歐盟和少數歐洲大國在臺灣、南海等問題上對中國的片面指責和利益的損害，堅決維護在人權、民族、宗教等問題上的合法權益。中國對歐全面合作戰略的前提是有效維護中國的利益，不可能為了維護合作局面而無原則地犧牲中國的核心利益。
同時，中國也要以理性務實的態度著眼于解決中歐實際分歧。對于那些有可能導致歐盟戰略猜忌的重大戰略行動，如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與中東歐國家的合作等，中國應該通過切實有效的系統化外交行動，化解歐盟的懷疑、誤解和猜忌。系統化的外交行動既包括通過官方外交尤其是領導人交往達到解釋說明的目的，以及中國擴大釋疑增信的國際宣傳，也包括以實際行動回擊質疑、消除誤解。例如，中國可以邀請德法等歐盟大國共同參與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一帶一路”和“16+1”合作機制，將歐盟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盟對外行動署等歐盟層面的主體吸納進相關合作平臺，使“一帶一路”計劃更趨多邊性，增強公開性。事實是最好的反擊者，親身參與是消除懷疑的良藥。德法等眾多歐盟國家是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實地參與項目運作，能夠使他們真切了解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運作流程，了解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的真實情況，讓他們看看，中國是不是要“分裂”歐洲，以正本清源，消除此類對中國合理合法行動的“污名化”猜忌。事實上，歐洲學者的調研結果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德國官員和專家已經意識到，中國與中東歐的合作并不會對歐盟決策程序以及成員國間關系產生重大影響，也不會對中東歐地區產生機制化和長久化的影響。相反，德國的主流觀點認為，在中東歐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如果中德兩國企業能夠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進行公共采購競標，對德國也不會造成什么損失。[20]
對于中歐之間在貿易逆差、市場準入、技術轉讓以及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等具體問題上的分歧，中國一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二要以積極有為的態度推動雙方通過友好談判解決問題。
中歐雙方之所以產生分歧，原因很多，有些是雙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不可調和的差距，有些則是雙方國情和政治經濟體制存在差異而導致的認識差異，還有一些是雙方溝通了解不夠。有的分歧可能容易解決，如貿易逆差問題，有的則可能是根本性、長期性的，如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因此，中國需要保持耐心和定力，不能寄希望于旦夕之間解決所有問題。耐心和定力還體現在，在經濟談判中，中國要將堅持原則和保持彈性結合起來，作為基本的長期的談判方針和問題解決之道。對于那些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議題如“中國制造2025”計劃應堅持原則，不能輕易讓步，對其他一些非核心利益問題，則應通過雙方理性談判逐漸解決分歧，達成諒解。
積極有為指的是，中國要始終向前看，始終將推動解決中歐間的現實分歧作為對歐外交的出發點。畢竟，中國需要繼續擴大改革開放，需要繼續參與經濟全球化，不可能倒退閉關，歐盟也好，美國也好，與中國的分歧總歸要解決。只要中國不關上開放的大門，就要適應貿易伙伴的各種有理無理的要求或指責，就未來而言，貿易伙伴的類似指責、中國與它們的類似分歧必然是一個新常態。怎么解決新常態下的這些分歧？一要靠中國繼續擴大改革開放，二要靠中國與貿易伙伴的外交談判。中國繼續擴大改革開放是解決中歐現實分歧最積極、最有效的舉措。與中美分歧不同，中歐間在貿易、市場、技術轉讓上的分歧大多是在中歐雙邊合作中產生的，是前進中的問題，需要通過雙方合作的加深以及彼此內政外交政策的更新才能最終解決。對中國來說，有些問題在現行體制和法律框架中無法解決，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使改革開放成果外溢到對外經濟合作中，才能使過去和當前那些看似無法解決的難題在未來順利解決。
貿易摩擦與經濟紛爭是未來中國經濟、中國外交需要面臨的新常態。怎么解決？需要靠參與各方的談判，中國堅持自身利益并不是完全拒絕談判，也并不認為相關各方所有的要求都是無理的。對于那些被認為是中國方面原因造成的問題，中國內部也有一個認知的過程，中國也需要在理念上和政策上進行調整，不斷學習和進化。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推進，有些問題正在得到解決。例如，在關于部分敏感或特種行業中的外資企業股權問題，中國過去一直堅持外資占股不能超過50%，但2018年以來，中國放松了這一要求，很多外資在金融、證券等重要領域合資企業中的占股比例都上調到51%及以上。此外，“強制外資企業轉讓技術”問題也有望解決?！吨腥A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中已經明確規定：國家鼓勵在外商投資過程中基于自愿原則和商業規則開展技術合作。技術合作的條件由投資各方遵循公平原則平等協商確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轉讓技術。外商投資企業依法平等適用國家支持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21]國有企業補貼問題也將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予以解決。對知識產權保護其實也是中國國內企業的要求。在這些問題上，如同中美之間一樣，中歐之間有分歧，但都是可以通過談判和中國的發展解決的。
中國越強大，對外行動應該越低調、越謹慎，至少在2049年中國完全崛起為全球超級強國，兩極格局最終成型，中國形成對美全方位權力平衡之前，中國應采取進取性的內部制衡和區分性的外交謙遜相結合的戰略方針[22]。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正在逐漸形成反華聯盟，對華打壓呈上升之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要奮發有為，也應韜光養晦，在一些重大戰略上要學會“舍得”，做到有進有退，有時退一步往往海闊天空，有時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未來的中國對歐戰略應該更加精細化、科學化，知行合一，說做同步，對外宣傳要科學、務實，講究實際效果。中國尤其需要在對歐政策的精細化、友好化、策略化、有效性上下功夫。例如，對歐投資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對經濟問題可能引發的政治后果要制定有效的應對消解預案。同樣，對于維護中國安全和利益的海外行動要做到謀定而后動，提高專業水準，更加講究技巧、方法，增強隱蔽性。
注釋
[1]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14/08/8527076_712912738.shtml.
[2]關于歐盟近十年來的經濟增長率，各方數據并不完全一致，本文采取綜合比較方法。具體參見以下網站：http://www.edatasea.com/Content/eu/ID/12；http://www.qqjjsj.com/xolssj/38606.html。
[3]http://3g.163.com/dy/article/E9QH0G8R0524H7O5.html.
[4]馮存萬：《多重危機視角下的歐盟政策調整及中歐關系》，《國際展望》，2018年第6期。
[5]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euro-area/indicators；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802/20180202711196.shtml；http://bg.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11/20181102802321.shtml.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3806063662513510&wfr=spider&for=pc.
[7]各國和歐盟的GDP總量數據系參考以下網站資料所得：http://www.sohu.com/a/244793947_1001105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6187240581238756&wfr=spider&for=pc；https://www.sohu.com/a/258992328_100110525。
[8]王聯：《移民問題與歐洲認同的“多樣統一”》，《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9月下。
[9]https://www.inform.kz/cn/2017-53-8_a3224610.
[10]https://www.sohu.com/a/201813137_359082.
[11]俞正樑：《歐洲的困境及其對華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6年第6期。
[12]郝一驍：《難民問題對歐洲一體化的沖擊分析》，《現代商貿工業》，2018年第33期；http://finance.huanqiu.com/cjrd/2015-09/7490171.html?agt=46。
[13]劉作奎：《歐洲保護主義的興起及其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18年第6期。
[14]任琳、鄭海琦：《國際政治經濟學視野下的歐洲與世界》，《國際經濟評論》，2018年第3期。
[15]http://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190211-930788.
[16]［德］塞巴斯蒂安·哈尼施：《德國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初期評估》，黃萌萌譯、趙柯校，《歐洲研究》，2018年第3期。
[17][18]房樂憲、關孔文：《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政策內涵及態勢》，《和平與發展》，2017年第4期。
[19]《美警告歐盟勿讓華為參與關鍵基礎設施項目》，《聯合早報》，2019年2月9日，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90209-930369。
[20]［匈牙利］塔馬斯·馬杜拉：《德國對中國－中東歐國家關系的影響——以斯洛文尼亞和黑山兩國為例》，馬駿馳編譯，《歐洲研究》，2015年第6期。
[2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3/15/content_2083532.htm。
[22]胡宗山：《關于我國中長期對外戰略的幾點思考》，《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8年4月下。
The Diverse Dilemma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s Europe Strategy
Hu Zongshan
Abstract: Since 2008, particularly since 2016, the EU has continued to suffer from diver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weak economic recovery, Brexit, refugee crisi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member states, and populism. As a result, the EU has begun to make a shift in its thinking without overhauling its China policy of maintaining strategic cooperation. It has become growingly suspicious and fearful of China and adopted conservative and containment actions when dealing with China,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EU-China relation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all-round think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for its EU strategy; promote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regard the EU as an intermediate force that China can win its support when competing with the US in the future; avoid the tendency of doubting the EU;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rationally and pragmatically under the premise of safeguarding China's core interests; and make a refined, friendly, tactical and effective EU policy.
Keywords: China's diplomacy; EU-China relations; Europe policy; Belt and Road
胡宗山，華中師范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與中國外交。主要著作有《國際關系理論方法論研究》《國際政治學基礎》等。
責 編／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