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快”，用這句話來形容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社會巨變，再合適不過。最近20年時間，中國城市化以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2011年城市化率已達50%，當前的城市化率更是接近60%。可以說，中國近20年城市化的速度和規模世所罕見，中國理論上已從鄉土中國演變為城市中國。那么，一種新的都市精神是否形成？在筆者看來，如此高速的城市化進程本身就是都市精神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它在短期內的確塑造了一種新的都市生活方式。這其中，最為明顯的莫過于快遞行業的井噴式發展，它將“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快”的都市體驗帶給了每個人。

“快遞”與新都市生活方式的興起

無論在經典社會學家的論述中，還是在都市研究的譜系中，“快”都被認為是都市精神的重要內核。相較于鄉村生活，都市生活方式至少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作為一個增長機器，都市將人口、技術、資本等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高度復雜的物質結構。在這個意義上，都市生活方式是服務于機器增長的，“效率”是其重要特征。二是作為數量龐大且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區，都市將不同社會關系、職業群體和社會階層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制度。簡單說來，都市生活方式彰顯個性，人際關系相對冷漠卻又高度依賴，必須依靠一系列規章制度和專門機構來整合。三是都市本身就是一個觀念集合體，它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現代性”。它既充滿激情，又處處留有冷漠；既自由，又處處受到嚴格規制；既充滿理性精神，又容易制造非理性。基于此，“快遞”是典型的都市生活方式的產物，亦在進一步構筑都市生活。

“快遞”是一種新業態。自古以來，物流都是衡量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準。帝制時代可否實現“八百里加急”或許是帝國有效治理的前提；而“郵政”是現代國家的重要裝置，沒有以電報、鐵路等為技術基礎的“郵政”，就不會有近代國家轉型。快遞業的興起，不僅僅是郵政市場開放的產物，更是建基于高鐵、航空、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聚合。歸根到底，它是基于“快”而構筑的新業態。有趣的是，這個新業態緊扣新興的互聯網技術，為資本提供了新的自我循環場域，卻是通過聚集“快遞小哥”這類新一代職業群體而形成的。

“快遞”代表著一種新的都市生活方式。快遞業有一個漫長的產業鏈，將各個職業群體和不同的社會階層聚合在一起。從風投玩家、各大平臺的規則制定者，到各級快遞代理商，再到數量龐大的“快遞小哥”，一種統一的行業規則將存在巨大鴻溝的不同社會群體聚合起來，并在此基礎上生產出新的都市生活方式。人們因為有了快遞，吃喝玩樂不再依賴于原有的城市設施。如果說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讓商業中心代替了教堂、市政廣場等成了城市中心；那么，互聯網經濟的興起，很可能意味著一種去中心化的都市生活方式的誕生。“網購”這一消費行為，將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聯系起來，創造了一個有無限可能性的第三空間。

“快遞”彰顯了都市精神的內在張力。快遞業顯然是創新的產物，代表著都市激情，但它恰恰又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傳統的勞作方式。互聯網治理超越了“泰勒制”，它讓那些快遞點的自主經營者和高度獨立的“快遞小哥”有了進入現代商業系統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看似傳統的個體經濟，恰恰被納入了高度協作的社會化大生產體系中。也正因為它兼具“創新”和“傳統”，使得其徘徊在堅持規則和“越界”的模糊地帶。比如，快遞業的極速發展，給城市的市場監管、交通規則等出了難題。僅僅是從“快遞小哥”這個群體的觀念看，他們的工作雖高度自由，并無典型的“泰勒制”的身體規訓，但處處受苛刻的“計件制”和服務評價的制約。

“快遞”本身就是關于“快”的都市經濟、社會和精神的綜合體，它傳遞到都市體系中，迅速影響著城市運轉的邏輯，并連帶影響著城市治理。

“快遞”與非正規經濟的轉型

傳統上，非正規經濟被認為是一種“集市經濟”，它是指那些經營規模小、不需要職業門檻、亦無太多資金要求的，以自雇經營為主的經濟形態。這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攤販經濟，他們不納稅，甚至不受政府的市場監管，未納入正規經濟體系。以攤販經濟為代表的非正規經濟，一度被認為是低效率的、與現代市場體系格格不入的經濟形態。但是，哪怕是傳統的“集市經濟”，并不一定與現代的全球市場體系相隔絕。事實上，很多產品都是工廠生產出來，然后通過現代物流體系流通到自雇經營者手中，進而作為商品傳遞給每個消費者。甚至在經濟效率的考量上，攤販經濟也不一定意味著低效率，其靈活性恰恰是應對市場風險的最大優勢。因此，非正規經濟并不必然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擴張而萎縮，反而可能進一步擴張。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正規經濟擴張在擠壓非正規經濟的空間，還不如說它同時在促使非正規經濟的轉型，“快遞”就是一個典型。

“快遞”在某種意義上促成了街頭非正規經濟的轉型：一方面，它為非正規經濟開辟了新的市場空間。傳統上，非正規經濟的最大障礙在于如何將產品“廣而告之”，因為缺乏正式的產品信息發布渠道，甚至無固定經營場所，經營時間亦不確定，它嚴重依賴于“口口相傳”這一限制極大的傳播方式。因此，流動攤販的夢想往往是能有一個固定的經營場所，最好是在人流量比較大的地方，還有固定經營時間，這樣才能有比較固定的客源。但“快遞”及O2O技術的出現，卻讓非正規經濟有了“廣而告之”的可能。如今，幾乎所有自雇經營的小店都通過“快遞”擴大了市場網絡，最為傳統的“攤販經濟”竟然也搭上了極為先進的“互聯網經濟”的快車，這或許是“快遞”所帶來的經濟奇跡。

另一方面，它讓非正規經濟更為隱蔽。傳統的非正規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路邊攤”模式，它需要通過叫賣、流動，甚至現場制作等方式吸引顧客。但是，快遞的出現，則讓非正規經濟不再簡單依賴于路邊展示，而是通過線上和線下的配合實現了前臺和后臺的分離。非正規經濟的從業者可以在“后臺”制作商品，通過快遞將商品送達至“前臺”。這幾年有些平臺對商戶的審核并不嚴謹，使得一些本來就租住在城中村，靠擺地攤生活的流動攤販，也逐漸進入網上平臺。“快遞”其實是非正規經濟隱蔽化的鏈接要素。“快遞”更為方便地實現了制售分離，讓非正規經濟的從業者可以隱藏在“后臺”，也使非正規經濟更為便捷地與正規市場混合銜接。對于“快遞小哥”而言，他們并不在乎商品的性質，而只在乎更快地將商品從出售者手中傳遞到購買者手中。無形當中，那些未納入正規市場監管、也未曾納稅的商品，與正規經濟領域的商品在“物流”渠道中實現了混合——同樣零散的、數量龐大的“快遞小哥”，竟然在不經意間為非正規經濟提供了庇護。

當前中國城市非正規經濟最讓人驚奇的一個景象是，看似極為傳統、簡陋的“路邊攤”經濟，竟然在最為現代的互聯網經濟大潮中獲得了生機。“路邊攤”幾乎都在使用電子支付，從而提高了面對面交易的效率，減少了“找零”等計算環節。更重要的是，它讓不見面的交易普遍化，攤主和顧客無需同時同步現場交易。當然，這種不見面的交易方式，恰恰是通過快遞連接起來的。

“快遞”的治理形態

“快遞”本身就是“效率”這一都市精神的產物。讓城市運轉得更快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生活節奏的加速亦是都市生活方式的本質特征。因此，對于市政管理部門而言，“快遞”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并不意外，它很容易被納入相關的治理軌道中。不過，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迅速擴張，快遞的治理事務在短期內急劇增加，對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戰。就筆者的田野調查來看，它至少對交通、城管、住房管理和郵政等幾個市政管理領域提出了挑戰（詳見表1）。

某種程度上，“快遞”本身并未制造新的治理事務，它所涉及的幾乎所有治理事項，都可以在既有的市政部門中找到相關的職能。與電動車相關的交通管理，在電動車出現之時就逐步納入了交通管理部門的視野，并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管理規則。與城管部門相關的電動車及快遞物件亂擺亂放的問題，也早就在“占道管理”的相關管理條例中明確。而住房管理部門關于出租屋的管理，其實與“快遞小哥”并無直接聯系。至于郵政部門對“快遞”的合規性管理，則更是有法可依。

問題恰恰在于，盡管每個部門都可以找到相關的法規依據，并按照部門的職能對“快遞”展開治理，但除了郵政部門這個行業主管部門，“快遞”在短期內所產生的治理事務，對各個市政部門都構成了挑戰。這個挑戰源自于“快遞”治理事務具有“剩余事務”的特征：它看似細小瑣碎，卻難以處理。通常而言，治理事務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簡單易處理的事務；一類是復雜且難以處理的事務。前一類事務往往是各個市政部門的“主業”，專業性強，易于認定，且有相對明確的法規依據；后一類事務往往是各個部門“主業”的剩余事務，不易認定，法規依據也不明確。對于交通、城管、住房管理等部門而言，“快遞”衍生而來的治理事務，均是各個部門的剩余事務。以交通部門為例，其部門“主業”是管理大中小型車輛，電動車的管理只是“副業”——對于這些部門而言，由于電動車數量多，且執法難度大，管理成本高、收效低。并且，由于法律法規還不健全，近幾年的管理重心只能是完善相關法規，實際管理的投入自然就比較小。

“快遞”是一個典型的因新業態的出現而產生的治理事務，它對城市治理更為根本的挑戰在于打破了原有的治理常規，塑造了新的街頭治理景觀。近幾年，得益于都市化進程的加速，一些地方的街頭景觀也在發生巨大變化。許多地方的街頭景觀變得越來越符合人們對都市生活的想象，高樓林立，商業廣場遍地開花，儼然變成了“城市增長機器”。為了創造一個整齊、潔凈、繁榮的市容環境，連街頭巷尾都按中產階層的品味進行改造。恰恰是在這幾年，“快遞”卻在重新塑造街頭景象。街頭攤販或許變少了，但攤販經濟卻未必減少，它只不過不再依賴于街頭巷尾的人員聚集，而是依賴于線上線下的精準匹配。傳統上針對弱勢群體的城管執法沖突的確是減少了，但每天針對電動車等擺放的服務管理工作卻在急劇增加。以前，交警主要針對有車一族（某種程度上也是有產者）進行執法，但現如今針對“快遞小哥”這類群體的交通執法在急劇增加。因此，“互聯網+”所創造的新的經濟活動，事實上對街頭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快遞”的治理事實上在考驗著城市共同體。在當前的都市中，不同群體對“快遞”有不同的訴求。對于從業者而言，“快遞”本身就是進入城市的一個階梯；但對于城市有產者而言，“快遞”僅僅是城市便捷生活的一種手段。對于消費者而言，“快遞”提供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但對于生產者而言，“快遞”僅僅是“時間就是金錢”的表現。對于都市生活的規劃者而言，“快遞”是城市創新的結果；但對于市政管理者而言，它或許是在源源不斷地增加治理事務，提高治理成本。同時，“快遞”也蘊含著都市精神的內在沖突。人們一旦進入“快遞”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在體會到方便、快捷的同時，也會滋生忙碌、無聊的心理體驗。并且，這一體驗本質上是由抽象的時間規則所塑造的，“快遞小哥”們也許不用受類似工廠里的老板和管理者的支配，進而體驗到“自由”，卻在不經意間受制于圍繞著“快”而設計出來的一整套行業標準。讓“快遞”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滿活力而不失序，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市政管理技術，或許還要在更深層次上認識“快”的城市意象。

（作者為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