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科院國際問題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國家反恐辦軟科學專家、聯合國文明聯盟大使 潘光
筆者認為，世界上并沒有純粹的“文明沖突”。不久前，美國國務院有一位女士，居然將中美關系定義為“文明沖突”，使我們不得不就此評論幾句。
這里所說的“純粹”的“文明沖突”，就是指排除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作用的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
首先，世界歷史上的許多沖突和戰爭最初實際上都是發生在同一文明之內，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都是歐洲。又如，目前在阿富汗、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地發生的內戰或內斗，也基本上屬于伊斯蘭文明內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團的沖突，盡管西方列強的干涉和挑動往往是起因。
其次，歷史上還有許多沖突起初是發生在文明之外的，即源于意識形態對立，沖突雙方均屬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語言，處于同一文明圈內。
再次，即使有些沖突的雙方具有不同文明背景，如中世紀的宗教戰爭和十字軍東征，近現代歷史上亞非國家反對殖民主義的戰爭，近期發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等，但究其根源主要還是在于政治、經濟、社會因素，而非文明差異。
由此可見，在國際紛爭和危機中雖然往往存在著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純粹的“文明沖突”或完全由文明原因導致的沖突是不存在的。
亨廷頓的理論就是“文明沖突論”嗎？
哈佛大學教授S·亨廷頓關于文明問題的一些著述廣為人知，被稱為“文明沖突論”。但必須指出，在亨廷頓的理論中，“文明”的概念是隨意的、不明確的。如果以嚴肅的世界史研究標準衡量，他著述中的歷史、地域和政治標準往往被任意替換，因此得出的結論有時是片面的，有時甚至是站不住腳的。
有意思的是，后來亨廷頓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比如當許多人將“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視為文明的沖突時，他倒認為這些事件并非源于此。因此，是否可將亨廷頓的理論整體歸結為“文明的沖突”，并將其作為文明沖突論的理論基礎，這本身是有疑問的。
筆者有幸拜見過亨廷頓教授本人，向他請教過“文明沖突”問題。他明確指出，自己強調的是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和碰撞會在世界歷史、國際關系進程中產生重要作用，因此要對文明因素予以重視并加以研究。他再三說明自己并不贊成所謂的“文明沖突”，而反復強調他的另一個結論：“未來將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由不同文明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須學習共存。”
2006年11月發表的聯合國文明聯盟名人小組最終報告比較深刻地分析了“文明沖突論”的負面影響，筆者作為小組成員參與了報告討論和寫作的全過程。
該報告指出，“用一成不變的文明分界線來概括內部不斷變化的不同社會，妨礙了人們以更有啟發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動機、行為這類問題。”“事實上，文化框框只會強化已經兩極對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會助長一種錯誤的觀點，似乎不同文化處于某種不可避免的沖突軌道上，因此會把本可協商解決的爭端變為看來無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沖突，而且還會挑起大眾的綿綿想象。”
因此，報告認為，“很有必要反對這些公式化的偏見和錯誤理念，因為它們加深了不同社會間的對立與不信任。”
自那時以來，各國領導人又從各個角度批駁“文明沖突論”，并進一步闡明，只有促進文明交流、包容、互鑒，才能清除“文明沖突論”的流毒。
極端主義不是“文明沖突”
目前，極端主義比較突出地表現為宗教極端主義。當不同民族、宗教的群體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產生矛盾之時，極端主義便極力煽風點火，使這樣的矛盾演變為惡性的沖突，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根源，其實質并非“文明沖突”。
首先，歷史遺留問題與現實政治經濟權益之爭互相交錯，特別是宗教、民族之間的爭端，往往由于加入了現實的矛盾更加加劇。中東亂局就是如此，既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宗教、教派矛盾，又有當前圍繞能源、水資源、交通要沖等方面的權益之爭，互相糾纏而錯綜復雜。
其次，一些沖突熱點長期得不到公正的解決，以致沖突雙方中的弱勢一方采取極端手段來打擊強勢一方，這是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上升的重要原因。其中以持續70多年的巴以沖突最為典型。
再者，強權政治和單邊主義對某些爭端采取了未得到國際社會認同的強力干預。如干預一方與被干預一方分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別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紛爭。西方列強強力干預利比亞、敘利亞，圖謀實現政權更迭正是如此，結果使中東和全球不同民族、宗教、教派之間的矛盾激化。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如果差距和不平等的擴大發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體之間，則為極端主義、偏見和沖突提供了經濟和社會基礎。
從上述互相關聯的四方面可以看出，顯然在不同文明之間發生沖突的主要原因不在文明差異本身，而在于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導致的無知、憤怒、狹隘、偏見和因此產生的極端思想。而且，那些言行極端的人根本不能代表各自的文明，如本·拉登不能代表伊斯蘭世界，在新西蘭克萊斯特徹奇殺害穆斯林的布雷頓·塔倫特也不能代表基督教世界，美國那位宣揚中美“文明沖突”的女士，就更不能代表廣大美國人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