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超越“主義”成為時代主題，這本身不是問題，也是時代變化之必然。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固有問題，與當年的意識形態和主義之爭一樣，在各大文明開始重新建立文明身份認同的同時，又再次引發了“文明歧視”問題，并挑起了廣泛的“文明沖突”，這就讓各種非西方文明不得不起而應對。

【關鍵詞】文明  文明沖突  文明互鑒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在剛剛結束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針對世界上流行的“文明沖突”論和“主導文明”論，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和亞洲提出了“文明互鑒”論和“文明平等”論。他在大會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

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標志著當今世界從非此即彼的零和沖突格局，轉變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從完全不容他者的主義之爭，轉變到包容所有他者的文明互鑒和文明平等。

要看清這個深層轉折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有必要對文明概念的演變做一個大的梳理。

西方“文明”概念的源起

文明，不是一個新鮮概念。這個詞被選擇出來，最初的動因是要為“野蠻”一詞找出反義詞。英國著名文人塞繆爾·約翰遜，從1747年開始花了9年時間編輯《英文詞典》（也稱“約翰遜詞典”），此人早年曾經身無分文且疾病纏身，后來找到了一份為雜志撰稿的工作，剛剛開始享受倫敦舒適的城市生活，于是使用了源于“citizen”（市民、公民）的“civility”（禮貌、禮儀）的“civilization”一詞，與他自己經歷過的那種赤貧、粗野的鄉下生活狀態相對。

然而，這個新誕生的概念，受到當時進化論思潮的影響，另外又被賦予了社會發展較高階段的含義。18至19世紀的西方社會，現代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科取得了大量新的進展，人類歷史開始被理解為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演化過程，一個進步的階梯。在這個階梯上，文明社會被定義為出現了城市、政治組織、社會分層、語言文字的較高級人類社會，區別于那些從來沒有創造出這些東西的“原始社會”。于是，文明成了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進程，與自身早期歷史的野蠻狀態相對。

價值判斷也隨之產生，文明化是好的，非文明化、野蠻的、蒙昧的是壞的。在19世紀，一些歐洲人直接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制定出一套標準，以此評判其他非歐洲人的社會是否充分“文明化”，是否可以被接受為國際體系的成員。例如，美國著名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摩爾根（1818—1881）在他的名著《古代社會》中寫到：“人類的進步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的……我所設想的文化發展階段——（一）低級蒙昧社會；（二）中級蒙昧社會；（三）高級蒙昧社會；（四）低級野蠻社會；（五）中級野蠻社會；（六）高級野蠻社會；（七）文明社會。”

文明之間歧視和沖突的產生

正是這種與進化論相關的觀念和連帶的價值判斷，導致了文明高低優劣觀念的出現。人們根據“發展階梯”理論認識到，整個人類社會，除了生活在文明狀態的人，還有一部分生活在較低級的野蠻狀態中，另有一部分生活在更低級的蒙昧狀態中。于是，一個文明社會，不僅與自身的原初狀態相對，而且與文明發展進程不及自己的其他社會相對，如果將自己所處的社會夸耀為文明社會，那么毫無疑問其他社會就被貶低為野蠻社會。

歧視不僅因為文明被理解為一個有快有慢的進程而產生，還因為文明社會的興衰迭代而產生。文明有盛有衰，有壽命周期，一些原始社會雖然很早就開始了文明進程，并達到過文明高峰，但不久之后就發生了衰落，并最終覆滅了。覆滅的原因有很多，有社會內部的崩潰，更多的是因為外來的入侵，或者兩個因素兼而有之。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1889—1975）的研究，截止到他那個年代，西方學者在全世界總共發現了超過650個“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會，而人們斷定，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社會數量還要多得多。然而，從數量巨大的原始社會中，最初只有很少幾個社會直接從中脫穎而出，啟動了各自的文明發展進程，成為第一代文明社會。湯因比認為第一代文明社會只有6個，即古代埃及、蘇美爾、米諾斯、瑪雅、安第斯、古代中國社會。 然而，這6個第一代文明社會，卻只有中華社會一直延續了下來，其他5個都先后亡于外來文明的入侵。

人類文明史一萬年以來，到底有多少個文明覆滅了？現在存世的文明有哪幾個？學者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湯因比在歷史上發現了23個，現存的只有5個，即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在1961年《文明的演變：歷史分析導論》中主要列舉了16個文明：在西方，從克里特文明產生了古典文明，而后者又產生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東方，從華夏文明則產生了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

阿達·博茲曼的觀點與湯因比類似，認為在進入現代世界之前，只有5種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馬圖·梅爾克總共列舉了12種文明，其中有7種已消失，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種延續至今，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爾·埃森施塔特則列舉了6種文明，多出來的一個是猶太文明。

歸納一下，所有學者最沒有爭議的是中華文明，因為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現在的第三代，也無論其他文明是否已經覆滅還是仍然存在，中華文明一直就在那里，從不需要仔細分辨。而分歧方面，關于古代文明，主要是古印度文明與現存的印度文明之間有沒有繼承性，以及伊斯蘭文明有沒有自己的母體文明等問題。關于現存文明，主要是東正教文明是否應從西方文明中分離出來，以及日本文明是否應當從中華文明中分離出來，還有猶太文明算不算單獨一個文明。

不管怎樣，西方學者看來，現代世界存在著至少5個“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文明社會。在這幾個存世的文明當中，如果堅持文明進程有快有慢的觀點，或者堅持征服者文明就是高等文明的觀點，甚至堅持只有一個主導文明即西方文明的觀點，那么“文明沖突”論的出現就不可避免，而未來世界的所有主要問題，也只能在有輸有贏的文明競爭中才能得到最終解決。

文明問題與種族問題的關系

那么，是哪個文明中的人總認為文明并不平等，而是存在著某個先進文明、高等文明、主導文明的呢？這個問題與種族問題類似——是哪個種族中的人總認為種族并不平等，而是存在著某個優秀種族、純粹種族、高等種族的呢？

實際上，回溯到早期的人類社會，文明的劃分與種族的劃分有很大的重合。前者根據文化特征，后者根據體貌特征，前者是文化基因演化的結果，后者是生物基因演化的結果，都體現了一個社會在周圍環境的刺激和壓力之下的選擇和適應機制。但隨著文明的發展，環境的文化因素增多，自然因素減少，文明與種族之間的差別也隨之增大。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發生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例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非常成功地超越了種族的界限。中華儒家文明更是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和吸納能力，歷經數千年，在整個東亞地區開創出一個以儒家體系為核心的天下文明圈。

二戰后，聯合國成立，確立了堅決反對種族主義、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的基本原則。《世界人權宣言》宣示，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不因種族、膚色而不同。然而，到目前為止，并沒有任何國際組織發表宣言主張文明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文明歧視。而各種“文明沖突”論，當然也就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這毫無疑問與西方文明這個當今世界最為強勢、最具主導性的文明有直接關系。

西方文明帶來的問題

從世界文明史上看，西方文明是一個很晚近才誕生的文明。在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1910—1977）的“演變”序列中，屬于與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一起同出于“古典文明”的新生文明；在湯因比“代”的劃分中，屬于第二代文明之后的第三代文明。

但由于這個文明的崛起過于迅猛，勝利過于巨大，對于其他文明的沖擊過于強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了一個“主導文明”，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產生出一種錯覺，即西方文明成了全人類唯一的文明，所有其他文明要么不值一提，要么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文明》中寫道：“1500年，歐洲未來的帝國列強占據的世界陸地面積不足5%，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規模的16%。到1913年時，11個歐洲帝國控制的版圖及其人口規模接近所有陸地面積及總人口的3/5，而且其經濟總產值在全球經濟總產值的占比接近3/4……我們已經看到，文明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以這個標準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寫道：“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滅了，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國受到滲透并從屬于西方的影響。”

這種壓倒性的局面，讓很多人認為，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的確，當今國際體系是以西方化的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國際經濟體系是在西方經濟制度基礎上的經濟一體化。英國作家肯尼斯·克拉克1969年推出的電視系列片以《文明》為標題，實際的內容，用他自己的話說，應該確切地表達為“以黑暗時代至今的西歐人民的生活變遷為插圖實證對文明本質的闡釋”。事實上，這個范圍之外的其他文明，都被略而不談了。

但是，客觀現實并非如此，正如湯因比所指出的，雖然全球經濟和政治的版圖很大程度上西方化了，全球的文化版圖依然還是西方化浪潮之前的老樣子，“對于那些能夠用眼睛觀察的人來說，四個現存的非西方文明的輪廓還是清晰可辨的”。所以，歸根結底，“人類文明統一于西方文明”和“人類歷史終結于西方自由民主”，這兩個觀念都屬于嚴重的誤解。湯因比為這種誤解歸納出三個來源：自我中心的錯覺，“東方不變”的錯覺，進步是直線運動的錯覺。

這就是西方文明帶來的問題，當錯覺演化為執念，誤解被當成正解，就不再是“能夠用眼睛觀察的人”。而一味堅持西方的自我中心、西方的線性歷史、西方的文明統一，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文明多彩、文明平等和文明包容，不會有基于相互承認和相互尊重的文明交流和互鑒。

文明重新成為時代主題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新保守主義期刊《國家利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這篇文章正是上述誤解的一個代表作，其中心思想是：如果人類社會存在一個“普遍歷史”，那么這個歷史將終結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引起了廣泛的爭論。隨后福山將該文章擴展為題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的著作，于1992年正式出版，“歷史終結論”從此問世。

1993年夏，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沖突？》的文章。與《歷史的終結？》一樣，亨廷頓也通過加上一個問號，表示這也是一個建設性的假設。同樣，該文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據說此后的三年里圍繞該文出現的爭議，超過了《外交》季刊1940年代之后發表的任何一篇文章。“文明沖突論”從此問世。

亨廷頓的觀點是：冷戰時代的兩極格局解體了，新的世界格局是一個包含了七個或八個主要文明的世界。主權國家的利益優先順序，對抗和聯合的選擇，開始被文化的共性和差異所影響。世界上最重要的幾個國家不再是來自不同的意識形態或社會制度，而是來自不同的文明。他說：“最可能逐步升級為更大規模的戰爭的地區沖突是那些來自不同文明的集團和國家之間的沖突。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主導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國際議題中的關鍵爭論問題包含文明之間的差異。”可見，與福山恰成對照，亨廷頓實際上屬于那些“能夠用眼睛觀察的人”。他沒有陷入歷史統一論與文明統一論的陷阱當中，他在一片“歷史終結于西方文明”的歡呼和喧鬧當中，像揭露了皇帝的新衣一樣提出了“文明沖突”理論。

在最初一段時間里，亨廷頓“全球政治最主要和最危險的方面將是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沖突”這個判斷引起了很復雜的反應，“觸動了各個文明中的人們的神經”。

為什么文明主題會如此敏感？到底觸動了人們的哪根神經？說到底，無非是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文明這個概念實在是與種族這個概念離得太近了，二是因為提出“文明沖突論”的一方恰是自詡為優勢文明、主導文明的一方。人們沒有忘記，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種族概念問世之后，種族主義也隨之應聲而起，自認為屬于優越種族和文明的西方國家發動了大量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戰爭，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隨著二戰的結束，種族主義話語從國際政治理論當中消失。此后的冷戰時期，國際政治理論家們既不使用種族的概念，也不使用文明的概念，而是使用基于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等宏大敘事的意識形態話語。

然而，就像水落石出一樣，當意識形態的大潮退去，一直被掩蓋的真實世界重新又浮出了水面。在冷戰后的世界中，各國人民重新認識到，他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并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歸根結底還是文化的。

2004年，亨廷頓按照他的“文明沖突論”思路寫成了《我們是誰？》一書，認為美國面臨著國家身份認同的挑戰。而實際上，這股重新尋找國家身份認同的思潮，在世界各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國家當中都已出現。國家雖然仍然根據不同的主義和社會制度相區別，但卻日益趨向回歸到人類可能面對的最基本的問題上：我們是誰？日益趨向于用祖先、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等文明要素來界定自己。

2018年11月，習近平主席在陪同來訪的特朗普總統夫婦訪問故宮時介紹說：“文化沒有斷過流、始終傳承下來的只有中國。我們這些人也延續著黑頭發、黃皮膚，我們叫龍的傳人。”這也是中國人自己關于“我們是誰？”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所代表的“文化自信”，背后就是中國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時代巨變。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價值觀、世界觀、道德準則、思維模式、風俗習慣、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內容。文明也是最大的“我們”，在其中我們感到文化上的安適，使我們區別于所有之外的“各種他們”，盡管“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難以清晰劃定，但卻是真實的。因此，對于一個文明的負面評價和歧視，相當于是對一個或多個民族或國家的整體貶低，就像種族歧視一樣，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亞洲文明對話的特殊意義

“文明”超越“主義”成為時代主題，這本身不是問題，也是時代變化之必然。但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固有問題，與當年的意識形態和主義之爭一樣，在各大文明開始重新建立文明身份認同的同時，又再次引發了“文明歧視”問題，并挑起了廣泛的“文明沖突”，這就讓各種非西方文明不得不起而應對。

世界進入21世紀，亨廷頓的預言在極具象征性的“9·11”事件及后續的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拉開了帷幕。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引用《圣經》中的段落來為美軍入侵中東賦予意義的言論，進一步強化了人們關于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正在爆發“文明沖突”的認識。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將結束，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邊界處，甚至在西方文明圈內部，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文明沖突”繼續爆發。最新的一個事件是，原本可以限定在經濟和貿易領域內加以解決的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被美國政府高官引申到了“文明沖突”甚至“種族沖突”的層面上。

這就是剛剛結束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的時代背景。不言而喻，亞洲文明是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非西方文明。這次大會為匯聚亞洲文明、凝聚亞洲共識提供了一個寬廣平臺，的確是個空前的創舉。

這樣一個文明對話大會以亞洲為主場，以亞洲文明為主體，以文明多樣性為主旨，正式提出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正式呼吁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共同創造亞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來。其重大意義，就是以非西方文明的身份對于西方文明帶來的“文明沖突”問題的起而應對。

毫無疑問，只有文明平等互鑒，才是通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讓“文明平等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世界才有美好未來。

【參考文獻】

①[英]尼爾·弗格森著，曾賢明、唐穎華譯：《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②[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著、楊東莼等譯：《古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③[英]阿諾德·湯因比著，[英]薩默維爾編，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④[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責編/周素麗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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