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貨”這個概念與“洋貨”相對，最早可以追溯到被列強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晚清年間，在其誕生之初就蘊含著中華兒女不甘心、不認命的倔強，以及讓民族工商業興旺發達的夢想。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清王朝門戶洞開，洋貨涌來。到19世紀末，各類洋貨已充斥中國市場。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描述道：“洋布、洋紗、洋花邊、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

危機倒逼之下，中國開啟了工業化追趕的漫漫長途。生產出能與洋貨相抗衡的“國貨”、盡可能多地把財富留在國內，成了當時“實業報國”潮流最大的共識。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國貨”復興不只是商人的事情，它與國內國際大環境緊密相關，也與中華民族謀求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

洋務運動以前，國貨與洋貨的差距是工業與手工業的差距，勞動專業分工與大機器生產讓洋貨進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正向循環，無論當時家庭作坊里中國女工們多么勤勞、薪俸多么微薄，在鐵一般的經濟學規律面前，都沒有半分勝算。

洋務運動之后，中國的企業里也響起了大機器的轟鳴。然而，同樣是外國機器，我們生產的國貨依然拼不贏洋貨。官辦企業管理模式的落后，經營人才與技術人員的匱乏，讓中國的工廠產量上不來、產品不達標、成本下不去。彼時，早期留學生開始回國，而經過多年積累，本土企業家們對現代工商業也有所認識，中國開始解決管理和人才的問題，一戰期間國貨出現了短暫的繁榮。但新生兒必須要呵護才能長大，當時的政府卻對外不能關稅自主、對內無法懲治腐敗，《子夜》里“吳蓀甫們”的國貨復興夢很快夭折在襁褓之中。

國貨的曲折發展史告訴我們，只有在關稅自主、營商環境、生產工具、工人素質、管理水平等條件都相近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優勢”才能凸顯。舊中國無法為民族工商業提供應有的公共服務，而新中國成立后，用前30年將這些短板迅速補齊，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相當于把襁褓中的民族工業“撫養成人”，讓其有了自我生存下去的基本能力。

待到改革開放之后，民族工業累積的勢能瞬間釋放，在老百姓的日常吃穿用度領域誕生了一大批國產品牌。盡管與新“洋貨”相比，它們或許性能稍差、模樣稍“土”，但往往性價比奇高。過去那種洋貨兼具質優與價廉、國貨毫無還手之力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今天，隨著中國在工業制造能力與互聯網商業模式方面的高速發展，國貨們開始有底氣也有意愿改變自己中低端的市場定位，轉而與高端市場的洋貨們硬碰硬。工業制造能力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中國消費者發現，在使用國貨與洋貨時“其實沒太大差別”；而領先全球的互聯網商業模式，又能讓新老國貨們緊跟客戶需求，靈活調整營銷策略，更加貼合消費者心理。近期各電商平臺紛紛推出的“新國貨”活動，就是這樣一場工業硬實力與互聯網軟實力的默契配合。質量不輸洋貨、調性氣質又更加有“本土氣息”，這樣的“新國貨”自然能贏得年輕人的喜愛。

100多年前的中國人，心中就種下過國貨復興的夢想。如今，距離這個夢想開花結果的時刻越來越近，前路雖非一片坦途，但期待國貨的締造者們不驕不餒，繼續奮斗，讓我們盡早見證國貨復興的輝煌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