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處在力量對比大變革、大調整階段，充滿挑戰和不確定性。就美國、俄羅斯、中國和印度而言，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與印度是崛起大國，俄羅斯地位比較特殊，既是守成大國，也是崛起大國。中美印俄之間進行著復雜的戰略博弈。美國在努力維持自己的地位，“管控”崛起大國；崛起中的大國則竭力避免守成大國干擾，最優選項是爭取其支持和協助，采用“最小摩擦力”原則，順利完成綜合國力的提升，進入“一流大國俱樂部”，進而獲得切實的利益。國內發展、綜合國力提升是維持大國地位或者崛起的先決條件，有利的外部環境則是重要推動因素。

【關鍵詞】全球力量格局  大國崛起  戰略博弈

【中圖分類號】D5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8

一般而言，所謂博弈，就是在一系列規則制約下，在直接相互作用的基礎上，參與博弈的各方依靠所掌握信息選擇各自行動以實現利益最大化和風險成本最小化的過程。顯而易見，博弈是一個持續的、動態的過程。對參與博弈的國家而言，各自的地理、人口、經濟規模等是制約（或者有利）因素；所掌握的信息、所采取的行動及其效果是關鍵因素。

在許多情況下，論者往往傾向于關注參與博弈各方的“硬實力”及其行為方式。而容易被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參與博弈各方內部的制度績效。在博弈過程中，參與各方在所掌握信息基礎上選擇各自的策略（行動）。策略和行動的執行需要耗費一定的資源，而資源生產和再生產及其效率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的質量。如果參與者制度的質和量都不足以支持其持續不斷地參與博弈，最終參與者則有可能出局。蘇聯解體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證。

在當今世界，中國、美國、俄羅斯和印度是四個具有鮮明特點的大國。[1]其中美國算是守成大國，中國與印度是崛起大國。俄羅斯的地位比較特殊，既是守成大國，也是崛起大國。中美印俄四個大國之間的戰略博弈，就是守成大國美國要繼續維持對自己有利的地位，“管控”崛起大國的崛起過程，避免其傷及既有利益。崛起中的大國要竭力避免守成大國的干擾，最優選項是爭取支持和協助，采用“最小摩擦力”原則，順利完成綜合國力提升，進入“一流大國俱樂部”，進而獲得切實的利益。客觀上，中俄印三個崛起大國之間既有相互借重，也存在相互競爭。

冷戰以來全球力量格局的變化

一方面，美國及主要發達工業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貧富分化嚴重，原有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中國、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市場國家獲得快速發展，結果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七國集團”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下滑，新興市場國家所占比例穩步提升。

值得說明的是，就美俄中印四國的發展態勢而言，中國的發展從總體態勢、發展速度和質量、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等角度，均處在穩步上升的階段。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經濟總量僅占全球的7.3%，到2017年已經是約15%，翻了一番左右。

各國經濟總量的變化并不是“零和博弈”。中國經濟崛起并不意味著美國的衰落。2008年到2017年，美國占全球經濟份額一直穩定在22%～25%之間。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雖然極大地沖擊了西方建立的國際經濟體系，但美國的領先地位并未被根本撼動。美國的金融實力也遠遠領先于世界。各國美元儲備占全球貨幣的比例穩定在60%以上，而人民幣僅占2%左右。在IMF特別提款權（SDR）權重中，美元占40%以上。2016年底人民幣正式“入籃”，比重為10.92%。

中國對全球大勢的基本判斷是，當前全球力量對比更趨平衡。[2]全球力量對比的平衡不一定是由于美國的衰落，更多的是非西方國家、發展中國家快速崛起的結果。譬如，有學者認為，[3]由于新興大國崛起、經濟全球化、財富和經濟相對實力從西方的歷史性轉移，以及非國家行為體影響力的上升，到2025年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國際體系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的國際體系將是一個全球性的多極體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實力差距將繼續縮小。

歷史地看，工業革命以降的二百多年間，英法德美等西方國家發展出十分強勢的文明，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將自己的特殊性推及全球，發展為現代化、后現代等普遍性存在。在此背景下，所有非西方文明都面臨嚴峻挑戰。融入，意味著部分或者全部喪失自己的特殊性；或者從自己的特殊性當中演繹出普遍性，甚至作為西方的替代選項。作為大型文明體的中國面臨這種境況，印度、俄羅斯等也同樣面臨這種境況。

全球格局雖然發生巨大變化且在持續之中，但前景不明，充滿著不確定性。未來全球格局的面貌到底如何，目前只能看到一些輪廓和趨勢，殊難給出一幅完整的圖像。而這是因為，全球格局的塑造者、一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和行為者，譬如本文論及的美俄中印等，就其內部發展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究竟能夠發展出一個什么樣的格局，尚存疑問。

全球格局的輪廓和趨勢正在逐漸顯現。帕拉格·康納[4]認為，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伴隨著日本的崛起和歐洲的整合，世界的重心開始分散，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不斷被削弱；中國、印度以及重生的俄羅斯，相繼成為地緣戰略的錨點。全球實力和權威的分配結構發生了長期性、難以逆轉的變化。關鍵是，經歷了全球化改造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一座由美國穩坐頂層的金字塔。

與此同時，美國作為目前唯一的超級大國，依然有很多工具和手段來影響世界事務。約瑟夫·奈認為，美國在地緣政治中仍然具有地理、能源、貿易與貨幣四大優勢，支撐著美國在地緣經濟領域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但是，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美國第一”的政策意味著對外政策的收縮，不愿意承擔過多的領導責任。這與美國一直以來的對外政策實踐相矛盾。

就目前而言，美國國內民意對冷戰結束之后無休無止對外干涉的厭倦，有可能導致其政策的“內卷”。特朗普的當選及其“美國第一”的口號和政策主張，就是這種民意的體現。問題是，這個政治周期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并且在其結束之后，美國政界和民意是否發生回擺？假如民意發生逆轉，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支撐其新的政策調整？

俄羅斯作為有全球抱負的大國，擁有強大的政治和軍事資源，經濟發展是其明顯的短板。在積極進取的對外政策和支撐這種政策的資源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矛盾。俄羅斯學者庫茲涅佐娃認為，俄羅斯近四百年的發展是全面追趕歐洲的結果。[5]但目前的俄歐關系和俄美關系處于冰點，雙方都沒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和力量恢復關系。

歐亞地區（原蘇聯地區）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優先方向。俄羅斯對歐亞地區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和人文領域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力。在軍事安全領域，俄羅斯通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不斷完善和加強與地區國家的安全和軍事合作。2015年以來，俄羅斯在該地區大力推動地區區域一體化進程，建立歐亞經濟聯盟，目標是建立一個政治經濟聯系緊密的歐亞聯盟。

印度作為南亞地區大國，具有全球抱負，正在努力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積極主導南亞地區事務。近年來，隨著印度經濟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逐步提升，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信心不斷增強。印度一方面加入中俄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另一方面積極主動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一起構建“印太地區”安全網絡。印度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的短板，基礎設施、區域發展失衡、社會問題等，都是其棘手的制約因素。

中國自1978年來的快速發展為中國的全球地位奠定了堅實基礎。2017年，中國經濟總量邁上80萬億人民幣關口（約為美國GDP總量的65%）。目前，中國正在穩步推進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越來越積極主動，軍事實力也在大幅提升。

美國學者對中國、印度、俄羅斯三國的預測是，中國在未來20年對世界的影響力將居三國之首。如果目前趨勢持續下去，到2025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數一數二的軍事大國。印度可能繼續保持相對快速的增長，同時將謀求建立一個以新德里作為一極的多極世界體系。俄羅斯如果愿意花費財力培養人才，發展經濟，走多樣化發展道路，融入全球市場，在2025年就可能變得更富有、更強大、更自信。不過，如果俄羅斯不這么做，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又維持在50～70美元的范圍，俄羅斯就有可能經歷明顯的衰退。美國學者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與中、印、俄并駕齊驅，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可以與他們各自的全球影響力相匹敵。[6]

美俄中印之間的互動。目前，美俄中印之間的雙邊和多邊互動呈現十分復雜的局面。美國依然在唯一超級大國思維的慣性力量推動下，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包括軍事優勢、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等，維系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打壓任何試圖挑戰的大國。

中美關系是世界最復雜的雙邊關系。對于中美兩國而言，未來主要的戰略挑戰將是如何建立一個互利的過渡模式，推動西太平洋地區從美國的海上主導向穩定、真實的均勢過渡，確保任何一方在軍事沖突中都不具備明顯優勢。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歷史學家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在其新著《贏得第三世界：冷戰期間的中美競爭》中所言，“華盛頓長期以來一直害怕的是，中國會帶來一種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模式，而這種模式將根本性地破壞美國現今維持的自由國際秩序。”中國的替代性發展模式及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示范效應將對美國霸權造成巨大的挑戰。這才是中美博弈的核心實質。而中美之間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向對抗，抑或雙方能夠找到良性互動的方式？

美俄之間的關系在2012年的“重啟”失敗之后，尤其2014年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之后進入低谷。美國2017年8月份通過涉及俄羅斯的制裁法案，完全有可能類似冷戰時期的“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在數十年內構成美俄雙邊關系的“背景噪聲”。美國政府最新發布的制裁名單，則涉及俄羅斯政府高官和寡頭多達211多人。

中印兩國分別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印度的5.3倍，印度與中國差距明顯。中國經濟硬實力遠超印度，但中國正處于經濟結構的轉換期、人口紅利的消退期，而印度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布局調整機遇，利用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大力實施工業化戰略，經濟增長潛力得以持續釋放。自2014年擔任印度總理以來，莫迪相繼提出“印度制造”“數字印度”等戰略，推動本國轉型為制造業大國，成效顯著。眾多機構、學者認為印度經濟的發展潛力比中國更大。

中印兩國之間的政治關系受到領土問題的影響。印度一直視中國為其實現南亞大國宏偉目標的主要威脅和障礙。與此同時，中印兩國同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有許多共通之處。尤其在文化領域，印度電影，如阿米爾·汗的《神秘巨星》在中國曾占據票房榜冠軍，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

文一認為，[7]按照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印度應該比中國經濟發達，因為與中國相比，印度具有政治、經濟、文化、語言、人口、地緣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優勢，具有比中國更好的發展經濟的必要充分條件。但事實是，印度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落后于中國，印度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中國。2016年印度的GDP總量是2.263萬億美元，中國是11余萬億美金，為印度的5倍。2017年印度人均GDP為1965美元，中國的人均GDP為9482美元，是印度的4.8倍。

中俄之間的互動體現在多個層次和領域。政治關系處在歷史最好時期，雙方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正在積極向前推動。在同時面對美國強勢壓力的情況下，中俄結伴而不結盟，在許多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密切合作。這種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有助于中俄兩國排除外界干擾，集中力量從事國內建設。

俄羅斯：參與全球博弈的政治經濟基礎

俄羅斯歷史上一直積極參與歐洲和全球范圍的大國博弈。沙皇俄國時期如此，蘇聯時期如此，1991年以來的俄羅斯聯邦也是如此。就二十世紀而言，一百年間俄羅斯經歷了三次政治制度的巨變，文明屬性保持不變，對全球大國地位的追求也保持不變。尤其冷戰時期的蘇聯，在其綜合國力達到巔峰之時，作為超級大國與美國在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展開全面競爭。這對于今日的許多俄羅斯人而言是極其重要的歷史記憶，也是許多俄羅斯人世界大國情懷的心理基礎。當然，今天的俄羅斯，從領土、資源、人口、教育科技工業水平等角度都具備追求全球大國地位的條件。

我們對俄羅斯參與全球博弈的政治經濟條件進行解析，并且認為，目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俄羅斯國內政治完全有可能保持穩定，但經濟社會發展缺乏動力和必要的制度支撐，面臨的外部國際環境十分不利。

俄羅斯國內政治將在中長期保持穩定。國內穩定是俄羅斯參與全球博弈的基本條件。從目前來看，俄羅斯完全具備在中長期保持國內政治穩定的基本條件——強有力的政權。這主要是因為普京總統的地位十分穩固。俄羅斯1993年的憲法，確定的是一個“超級總統”制度框架：總統的職權凌駕于立法、行政權力之上，直接掌握外交和軍事強力部門，負責制定內外政策。因此，強有力的總統是俄羅斯政治穩定的關鍵。

現任總統普京自2000年上臺以來，一直享有較高的支持率。2008年格魯吉亞戰爭之后普京支持率曾達到86%。在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并入之后其支持率再次攀升，達到83%～84%。

普京的高支持率是理解2000年以來俄羅斯政治穩定的關鍵點之一。如此高的支持率不能簡單歸結為個人魅力。對此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普京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是危機時刻力挽狂瀾的政治強人，如車臣戰爭、打擊寡頭、2008年俄格戰爭、收回克里米亞、敘利亞戰爭，等等；另一方面則是2003年以來隨著世界市場石油價格的快速攀升，俄羅斯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經濟快速增長，民眾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這兩個大的政績因素都有利于普京的支持率。

2014年克里米亞并入俄羅斯、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斷加碼，俄羅斯經濟陷入衰退，居民實際收入連續四年下降，這些因素并未構成俄羅斯政治穩定的威脅，相反卻進一步強化了普京總統的地位。2018年3月18日，俄羅斯例行總統大選，普京毫無懸念地贏得總統大選并執政至2024年，甚至有可能在此后一個時期繼續保持政治影響力。因此，就中期（到2024年）而言，俄羅斯國內的政治穩定是有保障的。

發展缺失是第一大難題。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自1991年以來的26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只有1%，[8]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個階段俄羅斯經濟累計增長26%，而全球經濟則平均增長148%（累計）。

2008～2016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不足0.2%，低于全球平均增長水平，可謂“失去的十年”。2009年以來，俄羅斯平均年增長率為1%。俄羅斯官方預測顯示，未來一個時期（2017年起）GDP年均增長率將保持在2%左右，低于全球平均增長。因此，俄羅斯再次面臨“失去的十年”。

長期低速增長意味著俄羅斯民眾在經濟陷入停滯的狀態下生活，經濟總量將持續落后于世界經濟，與主要經濟體的距離越拉越大。就俄羅斯GDP在全球的份額而言，2013年達到2.8%，2016年萎縮為1.8%。

當然，不能完全用GDP衡量任何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發展前景，這一點對俄羅斯而言尤其重要。俄羅斯地大物博，具備經濟增長所需的要素，但增長速度長期低迷。這個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解釋為制度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約束。

一般而言，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條件之一是一個強而有為的國家，既能創造并維護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制度環境，同時又有能力將國家行為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而不至于妨礙經濟主體的活動。這涉及國家、資本與社會的關系。1991年以來俄羅斯經歷了較為復雜的變革。一般認為，1990年代俄羅斯國家被資本俘獲，2000年以來則是國家完全控制了資本。時至今日，俄羅斯國家和國有部門對GDP的貢獻達到70%以上，中小企業發展水平較低。因此，就中期而言，俄羅斯經濟發展將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從長遠來看，這完全不利于俄羅斯綜合國力的提升。

外交政策：與國內發展之間的平衡點。2016年11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批準新版《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9]與此前2013年的版本相比，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和任務等發生顯著變化。這表明俄羅斯官方對其國際局勢的總體評估和外交政策作出部分調整。

《構想》認為，目前全球經濟空間正在“分割”為多個區域板塊。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進程無法推進，以自由貿易區為主要內容的區域貿易協定層出不窮。區域一體化被視為“增強競爭力、安全和經濟金融穩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后蘇聯空間的一體化進程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方向。北約和歐盟被視為“地緣政治擴張”，而遏制俄羅斯政策被視為“破壞地區和全球穩定”。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同空間不再是主要任務，而是戰略任務。歐亞經濟聯盟應該成為實施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資合作項目的平臺。《構想》對俄羅斯在全球的定位是國際事務和世界文明發展中的“平衡性因素”。

俄羅斯近年來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滿足了國內軍工聯合體、相當一部分財政供養人員的利益和政治上的大國訴求，但并不利于給俄羅斯國內發展營造較為寬松有利的外部環境。俄羅斯內外政策之間存在明顯的張力。顯而易見，對于俄羅斯而言，關鍵問題是找到外交政策與國內發展之間的平衡點。

與美國的關系：從“重啟”到新低點。俄美作為當今世界兩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核大國。數年之內，兩國關系從奧巴馬時期的“重啟”到陷入制裁與相互指責的低谷。一方面，俄羅斯2014年收回克里米亞引起西方制裁；另一方面，美國指責俄羅斯深度介入2016年總統大選。2017年7月2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法案，主要內容是將此前奧巴馬總統以行政命令方式確定的對俄制裁措施升級為法律，這樣可以防止特朗普總統繞過國會取消這些制裁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參議院審議通過時是98票贊成，2票反對。新的制裁法案很有可能類似冷戰時期著名的“杰克遜-瓦尼克修正案”，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里持續不斷地對雙邊關系的發展產生影響。此外，美國國會共和民主兩黨在對俄政策和制裁等問題上立場一致，使得兩國關系的改善缺乏應有的政治基礎。

西方的制裁對俄羅斯經濟的影響是災難性的。其原因在于，截至2014年7月1日，俄羅斯企業和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借貸規模達成創紀錄的6600億美元。對俄羅斯企業和銀行而言，這既是有利可圖的生意，同時也是無奈之舉。俄羅斯獨立25年來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金融市場，銀行系統吸納的存款絕大部分期限一般不超過一年。俄羅斯央行在“通脹目標”政策上長期維持從緊的貨幣政策，基準利率一直很高，企業貸款的門檻比較高，資金成本較高。2014年西方對俄實施金融制裁之后，俄羅斯企業和銀行幾乎無法獲得新的貸款，原有的貸款無法獲得融資因而必須立即償還。其結果是，俄羅斯企業和銀行的外部借貸總量從2014年中的6600億美元縮減到目前的大約4600億～4700億美元，并且無望從西方金融市場獲得新貸款。信貸規模壓縮2000億美元對俄羅斯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直接導致2014年底的盧布大幅度貶值。

因此，美國國會新的金融制裁措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惡化了俄羅斯的國際環境，并且完全有可能在嚴重影響俄羅斯的經濟復蘇。

俄羅斯的發展前景。[10]一般俄羅斯人和外國觀察家都認同這樣的說法，即俄羅斯具有經濟發展（復興、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必要和充分條件：自然資源、產能、人力資源、交通運輸網絡、消費者（相當規模的國內市場）。實際上，俄羅斯缺乏的是一個高效的國內市場。[11]問題是，“自由市場”既不自由，也不免費，它本質上是一種成本高昂的公共品。而這個公共品只能由一個有行為能力的重商主義的政府不斷創造。在這個意義上，俄羅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錯位、越位和缺位同時存在。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俄羅斯有可能陷入長期停滯。[12]歷史地看，1913年俄羅斯的GDP與世界主要大國基本相當。2008年俄羅斯的GDP已經與美中拉開較大差距。與此同時，俄羅斯經濟結構、產出、出口與支出的結構，國家管理經濟的方式和基本原則，在2016年與1913年沒有根本性差別。這意味著，俄羅斯在世界性競爭中的徹底落伍。究其原因，如果1913年世界主要大國的生產方式差異有限的話，2016年世界主要大國的經濟組織和生產組織方式已經高度復雜化。

一個較為簡單的解釋是，俄羅斯地域廣大，控制廣袤的地域是俄羅斯國家的首要任務，地域廣袤是俄羅斯之為俄羅斯的首要條件。這是一個壓倒性的政治原則。俄羅斯國家不允許出現國家政治權利的競爭者，譬如商業權力。但是，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嚴格控制，與國家劃定一定的空間讓經濟活動自發進行，這是兩個原則性的立場，其導致的最終結果也是大異其趣。數百年來，俄國的文明屬性并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俄國的政治制度卻經歷了從沙皇專制主義、蘇聯極權主義到俄國“主權民主”等三次大顛覆。俄羅斯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政治原則（治理模式）。這難道是俄羅斯的宿命？

有學者從俄羅斯歷史、文化的角度探索這種情況的原因。但是，歷史文化僅僅提供了一個政治體制“展開的”宏觀語境，并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歷史文化因素，而是具體的個人和團體。具體的個人和團體在制度設計上往往明顯地按照自己的偏好進行調整，形成特定的局面。組織內部的個體利益偏好會對歷史變局產生影響（這是理性選擇學派所關注的問題），否則就不能理解在社會轉型期對一些人所共知的問題無能為力的現象。[13]

俄羅斯現體制的特點是，有足夠的能力維持基本政治穩定，但沒有足夠能力為經濟社會發展（包括但不限于結構改革、人民福祉的改善等）提供必要的制度環境。究其本質而言，現體制是不可持續的。但吊詭之處在于，這種體制又可以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在2024年之前，俄羅斯發生所謂“顏色革命”的幾率幾乎為零。“顏色革命”的一個基本條件是精英集團高度碎片化，且其中的一部分認為要與西方結伴，甚至結盟且為其所用。俄羅斯上層精英集團人數很少且高度團結。在這種情況下，“顏色革命”引起權力更替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

展望未來，一個較為清醒的認識是，俄羅斯不會成為與中美比肩的世界大國。關于俄羅斯目前和未來一個階段發展，可以用三句話表述：外部和平和國內穩定是俄羅斯實現發展戰略的兩個關鍵前提條件；俄羅斯完全有可能在世界上占據一席之地；俄羅斯的未來把握在自己手里。

顯著的不確定性

全球發展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目前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政策走勢上的不確定性。2017年12月8日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1月發表的《國家防務戰略報告》，把美國的主要挑戰和威脅調整為大國之間的戰略性競爭，指出國家之間的戰略競爭取代反恐，成為現階段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中國和俄羅斯被定位為修正主義力量，力圖挑戰美國及盟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2018年2月3日，美國國防部發布的《核態勢審議報告》，表示將開發小當量核武器，同時對自己的核武庫進行現代化升級改造，繼續發展陸基、海基和空基核武器，同時準備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門檻。美國降低核武器適用的門檻，完全有可能擦槍走火，引發影響全球安全與穩定的“黑天鵝”事件，其后果難以估量。

曾經參與蘇美核裁軍談判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阿爾巴托夫[14]認為，美國政府公布的核政策文件顯示出一個重大的政策調整，即美國正在放棄近三十年來一直堅持的核武器政策。

展望未來，在看到美國模式所固有的內在矛盾與不可持續性的同時，也要看到美國經濟依然具有無與倫比的活力，依然有可能發生“創造性毀滅”、出現新的發展模式。但總體趨勢是，美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分量和比重有所下降，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重有所上升，美國將依然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關鍵地位。“七國集團”中的其他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如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則完全有可能被發展中國家所替代，因而導致西方總體上作為一個集團的影響力的下降。

到未來某個時間節點，譬如2050年的時候，我們將迎來一個多極世界，美國將發現自己只是世界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之一，盡管它仍是最強大的角色。[15]而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三國的發展模式和戰略定力，“只要國家仍生活在一個資源有限的無政府狀態下，國家間的競爭就仍將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國家間現實利益的沖突仍將不斷出現”。[16]

近十年是全球經歷經濟危機的十年。對人類的前途命運而言，如果各大國能夠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拒絕零和博弈的對抗，包括集團對抗，建設休戚相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善莫大焉。這是我們的善良愿望，但需要用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作支撐才有機會落地生根。

注釋

[1]限于篇幅因素，本文對日本、歐盟等存而不論。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歐盟和日本的崛起，拉開了全球力量對比變化的序幕。本文沒有論及歐盟和日本，只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簡化論述的過程。——作者注。

[2]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7頁。

[3][6][15]［美］羅伯特·J·阿特、羅伯特·杰維斯：《政治的細節》，陳積敏、聶文娟、張健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第449、450、453頁。

[4]［新加坡］帕拉格·康納：《請溫和地走進那個凉夜，美國》，觀察者網，2018年2月1日，http://www.guancha.cn/ParagKhanna/2018_02_01_445380.shtml。

[5]這里的歐洲應該理解為廣義上的西方，包括美國、日本等發達工業國家。

[7]文一：《從中印經濟發展差距看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的局限性》，觀察者網，2018年1月19日，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8_01_19_443826_s.shtml。

[8]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20dd5b1f-fe3a-456f-8024-519592234c63.

[9]資料來源：俄羅斯聯邦總統官網，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451。

[10]事實上，人口與地理因素對俄羅斯而言是兩個較為關鍵的制約性因素。限于篇幅原因在此不做展開論述。

[11]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

[12]資料來源：https://www.business-gazeta.ru/article/334675。

[13]楊光斌：《制度的形式與國家的興衰：比較政治發展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頁。

[14]https://ria.ru/world/20180203/1513912695.html.

[16]唐世平：《我們時代的安全戰略理論：防御性現實主義》，林民旺、劉豐、尹繼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60頁。

Strategic Gam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India and the Uncertainties

Xue Fuqi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in the midst of a major change and adjustment in balance of power, with considerable challenges and uncertainties. As far as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China and India are concerne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ajor power on a defending position, China and India are rising powers, and Russia has a special status. It is both a major power and a rising power. There is a complicated strategic game between these four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iving to maintain its position and "control" the rising powers; the rising powers are striving to avoid interference of the existing superpower, and their best option is to win its support and assistance and adopt 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friction" so as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By this, they could enter the "major powers club" and get tangible benefits. Domestic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are the prerequisites for maintaining the major-power status or rising to be a major power, while the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Keywords: Global power structure,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strategic game

薛福岐，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戰略研究室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俄戰略協作高端合作智庫辦公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俄羅斯政治。主要著作有《РУССКАЯ ЛОГОЭПИСТЕМА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等。

責 編／馬冰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