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五四運動占有顯要位置。這場運動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確定了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大方向，而且還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自主創新”的思想意識。一百年來，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不斷開拓創新，才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及其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一種不同于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和理論運動。它體現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體現著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
【關鍵詞】五四運動 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4
中共十九大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百年來歷史發展的邏輯結論。而在此過程中，五四運動占有顯要位置。本文試圖就此作一探討，以說明這場運動對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獨特作用。
“主義譬如一面旗子”
列寧說：“沒有理論，革命派別就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不可避免地遲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產。”[1]其實自近代以來，中國仁人志士就開始為國家尋找出路。首先登上歷史舞臺的是農民階級及其對應的地主階級改良派，接著是新興的資產階級。他們分別提出不同的救國方案，但結果都失敗了。這里面就有一個用什么思想作指導的問題。即便是中國資產階級最完備、最系統的理論——三民主義也顯然落后了，因為歷史已經日益臨近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
正在這時，俄國爆發了革命。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不過在五四運動以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還只是零星的介紹。但在此以后，這一新思想風靡全國，在中國知識界廣泛傳播開來，這當然離不開五四運動的推波助瀾。這場運動促使中國先進分子放棄資產階級的新文化，接受并大力宣傳無產階級的新文化——馬克思主義，力圖以此作為變革中國、改造社會的指導思想。“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2]
這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觀念和認知取向。正如毛澤東1920年11月在致羅章龍的信中寫道：“中國壞空氣太深太厚，吾們誠哉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才可以將他們斢換過來。我想這種空氣，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3]
但是，客觀歷史的發展卻并不因此而一帆風順。因具體國情的特殊性，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一開始就遇到許多既不同于理論的誕生地——西歐，也不同于理論的試驗場——俄國的新問題。這就需要大力推進“主義”與“實際”的結合。然而長期以來，在馬克思主義與本國實際之間卻橫亙著一座大山，即“左”傾教條主義。也就是這座大山幾乎斷送了整個中國革命，造成中共黨史上一場又一場大的災難。
于是在紅軍長征勝利后，為了反對教條化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糾正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等問題，中國共產黨在延安開展了整風運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們大多注意到了這一點。其實，延安整風還有更深一層的現實考慮，即是要應對來自體系外的雙重壓力。其中一方面來自國民黨，而另一方面則來自青年黨。尤其是后者，以民族主義瓦解馬克思主義，以國家主義對抗國際主義，這對中國共產黨的威脅無疑是致命的。在《我們對于共產黨問題之意見》中，青年黨人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根本性質，為國際的而非國家的。要一個信仰國際性的馬克思的共產黨變為國家性的黨，無異叫他取消他的根本信仰，并取消他的黨。如果他的黨沒有取消，這便是他的信仰沒有取消，這就是說他仍是一個國際性的黨，他所喊出的一切擁護祖國的口號，便都是一些騙人的名詞，通是一種臨時性的政治斗爭的法寶，因為國際和國家根本是兩回事，絕無調和遷就的余地。”[4]
對此，中共解釋說：“革命的民族主義者不能不成為國際主義者，而且也只有國際主義者才能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更能堅決地執行民族解放的任務。”[5]當然，中共也深知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內在緊張，并告誡說：“我們同志不徹底地了解這個不同點，就不能很好地克服舊的黨化的作風，和肅清關門主義的殘余。”[6]但不管是黨內斗爭還是黨外斗爭，在這一時期，中共都需不遺余力地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正如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出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干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7]
這表明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而且還要靈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毛澤東說：“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8]他甚至告誡全黨：我們學習馬列主義不是為著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以降妖伏怪一般。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妙藥，只要有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啟蒙運動。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成熟和自信的一種表現。也正是因為有著這種理論上的成熟和自信，所以盡管在當時遭到黨內外的質疑和批判，比如王明等人堅持認為以農村為中心開展中國革命是狹隘的“小農意識”，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但毛澤東等人仍能堅持正確的主張。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作理論和實際相聯系。”[9]
上述認識思路，既是對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五四”精英所確立思想原則的繼承和發展。事實上，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就明確指出：“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10]由此可見，五四運動不僅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而且也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正是汲取這一思想資源，依靠馬克思主義，并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才帶領人民奪取民主革命的勝利，然后在此基礎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實現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正如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產主義。我們過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想。我們有理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所以我們才能取得勝利。革命勝利以后搞建設，我們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11]
“旗幟”決定道路的選擇
五四運動不僅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且還確定了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大方向。因為中國“五四”精英已經認識到，要救亡圖存、振興中華，必須學習和借鑒十月革命的經驗，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其實，怎樣從傳統走向現代，本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課題，所有國家都要沿著這個方向前進。中國的現代化始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一方面陷中國于準殖民地的深淵，另一方面也強行將中國推入世界一體的現代化軌道。然而，在這個世界性的歷史大潮中，中國將何去何從？先進的中國人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們中的許多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中國之所以挨打就是因為一切都比西方落后，唯一辦法是向它們學習。為此，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等人，都從不同角度探討過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在實踐中，他們也做了許多努力，甚至有人流血犧牲，但是都未能使國家轉危為安，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
對于這一段艱苦的探索歷程，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過精彩的論述。他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學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12]
這種懷疑終于在五四運動中集中爆發出來。事實上，這場愛國運動的發生與結果都頗具戲劇性。它的開始是“傾向于美國的，但結果傾向于俄國了”。這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幻術破了”，中國借助美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愿望失敗了；另一方面，從俄國的革命中，中國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如此一來，“學生青年偏偏不談問題而談主義，尤其是《星期評論》《新青年》，大學青年學生的歡迎表現十分厲害”；“故知識階級中起了一個分化，已有一部分傾向俄國，傾向社會主義了”。[13]
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當時中國人的一個歷史抉擇。毛澤東說：“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14]于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的先進分子于1921年在上海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共成立伊始，就制定了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的綱領。這表示黨已經明確了中國出路的大方向：不能再走歐美、日本式的資本主義道路，而要走俄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此后，中共又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確定第一步完成民主革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第二步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然后在此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方案。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奮斗28年，終于在1949年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走完第一步，就進入第二步。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5]。于是黨領導人民在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后的東方大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發展社會主義，這又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當時的中國沒有經驗，只能借鑒蘇聯的發展模式。對此，毛澤東曾說過：“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16]
雖然學習蘇聯模式有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暴露不少問題。1956年蘇共二十大是一個轉折點，因為赫魯曉夫在此次會議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從而打破了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完美無缺的神話。這對中國的影響和觸動很大。毛澤東指出：對蘇共二十大，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從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7]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澤東后來多次說過：前幾年經濟建設主要學外國經驗，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有了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與此同時，繼蘇共二十大之后，歐洲又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引起不小的混亂，西方反共勢力也借機掀起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浪潮。這使得如何認識和界定人民內部矛盾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在1957年2月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系統論述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提出要正確區分和處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把正確處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這一論斷的根本著眼點，在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把黨的注意力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然而不幸的是，自1957年開始，這一正確發展方向卻不時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致使中國社會生產力在20年間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1988年6月22日，鄧小平在接見外國朋友時說：“從一九五七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中國社會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七八二十年時間，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國家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和提高。”[18]此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因為這次會議，果斷結束“左”的路線方針政策，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重新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由此可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來之不易。它是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并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探索出來的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正如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19]
中國要有自己的“旗幟”
五四運動既是一場愛國的政治運動，又是一個思想的啟蒙運動。它還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那就是“自主創新”的思想意識，堅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20]。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理論創新，立足中國實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于是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辛探索，終于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從而在馬克思主義大家庭中樹立自己鮮明的旗幟。
新中國成立后，黨繼續推進理論創新，著力構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指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新的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不適應新的要求，“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21]
為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先后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強調“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22]。這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奠定了思想基礎。正如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二十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23]
正是在此基礎上，1978年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重新確立黨的思想路線，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積極探索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圍繞著“什么是毛澤東思想、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得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圍繞著“什么是社會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得出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結論；圍繞著“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得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這三條基本理論，貫通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體和核心。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
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面對嚴峻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以江澤民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大力推進理論創新。江澤民始終關注兩大問題：一個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加強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一個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對這兩個問題進行了長期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科學理論用一系列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入黨章，實現了黨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黨的十六大后，以胡錦濤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深刻回答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成功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12年，黨的十八大將其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中國共產黨還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形勢下的繼承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但是，理論創新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5000年文化傳統、擁有13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更是如此。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要完成“執政”的“理想價值”，還面臨著越來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遠遠超出現代西方“選舉型政黨”的繁重的歷史使命，如果沒有理論上的創新，缺乏強大的理論思維和價值導向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挑戰的，也是難以取得成功和勝利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歷史的接力棒，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以非凡的理論勇氣、高超的政治智慧、堅忍不拔的歷史擔當精神，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圍繞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黨的科學理論，在進一步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及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及怎樣實現發展等基本問題的同時，創造性地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了一個系統完整、邏輯嚴密、博大精深的科學理論體系，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為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新的奮斗目標提供了基本遵循。
在當代中國，我們不僅需要樹立這樣一個鮮明的“旗幟”，堅持這樣一個強大的“理論”，而且還需要不斷增強對這個“理論”的信仰。習近平總書記曾將“共產黨人的信仰”比喻為人行動的“總開關”。他明確指出：“理想信念的缺失，乃百病之源。”“如果丟失了共產黨人的遠大目標”，一旦失去對于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仰，“就會迷失方向，變成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者，最后意志消沉，奉行及時行樂的人生哲學，甚至產生‘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想法，把當干部作為一種謀取私利、巧取豪奪的手段”。[24]因此，“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得‘軟骨病’，就會在風雨面前東搖西擺”。[25]
但對理論的信仰不是迷信或盲從，一切都必須建立在科學論證和實踐發展的基礎上。一百年前，中國“五四”精英經過反復比較和科學論證，才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的思想武器。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實踐中不斷開拓創新，才形成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及其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是一種不同于西方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和理論運動。它體現著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體現著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在當代中國，只有這個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可以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如果我們不樹立這一理論旗幟，不堅持這一理論信仰，就有可能在“理論紛飛”的世界中，因迷信西方話語而遺忘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遺忘了“人民群眾”的“普遍訴求”，遺忘了“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最終偏離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注釋
[1]《列寧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7頁。
[2]《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頁。
[3][14]《新民學會文獻匯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103頁。
[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青年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第204頁。
[5][6]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第14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21、120頁。
[7]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658、659頁。
[8]《毛澤東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1～332頁。
[9]《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頁。
[10]《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1頁。
[11][18][19]《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237、2～3頁。
[12]《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頁。
[13]《蔡和森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00、792頁。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02頁。
[16]《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31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57頁。
[20]《李大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頁。
[21]《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頁。
[22]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3～24頁。
[23]《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2頁。
[24]習近平：《丟失了共產黨人遠大目標就會變成功利主義者》，《人民日報》，2014年3月23日。
[25]習近平：《紀念陳云誕辰110周年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6月15日。
責 編／趙鑫洋
Theory, Banner and Road: The 100 Years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Zhou Liangshu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s conditions, the May 4th Movemen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appli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determined the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China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but left a valuable spiritual legacy –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inking. It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constantly exploring and innovating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which has helped it to make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Sinicizing Marxism –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is a kind of valu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movement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It embodies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etical quality of Marxism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Keywords: May 4th Movement, Marxism,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周良書，北京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執政黨建設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共高校黨建史（1921-1949）》《鄧小平與中共歷史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