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運動是一場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和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孕育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偉大的愛國主義。百年來，五四精神與時俱進，常講常新。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五四精神”依然具有極其深刻的價值，不僅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而且其具體的表現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由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轉變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由革故鼎新的進步精神轉變為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由追求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成功開辟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從科教救國到科教興國，再到由科學精神助力推動建設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的世界科技強國。傳承和弘揚“五四精神”對于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五四運動 五四精神 新時代 新時代精神
【中圖分類號】K26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8.001
五四運動是一場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和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其孕育的“五四精神”對中國人民百年來的奮斗歷程起到了鼓舞和引領的巨大作用，研究和弘揚“五四精神”對于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五四運動與“五四精神”
五四運動，從狹義上來看，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游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對日屈辱政策的事件；從廣義上來看，不僅包括1919年5月4日當天爆發的學生游行示威運動，還包括發生在1915年至1921年間的一系列事件——從1915年日本趁歐洲戰場打得熱火朝天，無暇顧及中國之時，提出屈辱的“二十一條”，到1919年歐洲戰場結束，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激起了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熱情和強烈的反抗情緒，中國學生及民眾發起的一系列反帝反封建運動，也包括一直延續至2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因此，毛澤東把1919～1921年稱為“五四時期”，并把它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在這場反帝反封建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中，中國青年面對國難挺身而出，面對衰落的中國殫精竭慮、上下求索，試圖尋找新的發展道路。這場運動既呈現了中國民眾義憤填膺的感情色彩，也顯露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抉擇和掙扎。
1919年5月4日，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天，北京學生3000多人，齊集在天安門前，強烈抗議帝國主義列強把持下的“巴黎和會”所作出的關于將德國在我國山東所強占的特權轉讓給日本的決定；堅決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賣國外交政策；要求懲辦出賣國家主權的三個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這一事件引起了一場全國性的民族救亡運動，并拉開了中國現代民主革命的序幕。
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就在于孕育了偉大的“五四精神”。五四運動要解決的是民族存亡和發展的問題，而“五四精神”就是推動這一運動向前發展的精神。對“五四精神”的探究從五四運動爆發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了。最早關于五四運動的文獻是北大教授顧孟余在1919年5月9日發表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活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評論》第23號上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運動”一詞，且提煉出“精神”二字，認為“五四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民族自決的精神”。[1]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張東蓀于1919年5月27日，在其主編的《時事新報》中發表文章《“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首次提出“五四精神”一詞。1920年4月，作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正在醞釀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陳獨秀，在上海中國公學發表演講，認為“直接行動”和“犧牲精神”是“五四運動重要的精神”，呼吁廣大青年“努力發揮這兩種精神”。[2]李大釗認為五四運動反映的是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精神。1924年5月，惲代英在論及五四運動時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是“普遍于青年界的革命精神”，是“不顧一切的前進”。[3]1925年4月，瞿秋白在紀念五四時提出，五四運動“在世界史上實在是分劃中國之政治經濟思想等為前后兩時期的運動”。[4]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更是鮮明地指出：“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5]
一百年前爆發的五四運動，是以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運動，也是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從長遠來看，五四運動的社會影響、政治影響、文化影響極為深遠。“五四運動形成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陳獨秀就是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逐步否定過去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開始轉向社會主義并參加工人運動的。毛澤東也是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在談到五四時指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與此同時，鄧中夏、蔡和森、惲代英、瞿秋白、周恩來、趙世炎、董必武等一大批先進青年和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分別經過各自的努力，在五四運動之后先后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五四運動之所以具有深刻的內容、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持久的生命力，是因為它適應了當時時代發展的需要和歷史前進的要求，把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任務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可以說，五四運動樹立了一座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豐碑。
“五四精神”時代內涵的轉變
“五四精神”的時代意義是什么？要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考察五四以來百年“中國夢”的尋夢之旅，把百年中國所走過的發展道路和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聯系起來。五四之后中國百年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兩個30年”“一個40年”。第一個30年，就是從1919年到1949年，這個時期，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民主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開辟了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第二個30年，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這是社會主義艱辛探索的30年。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開始獨立探索一條有別于蘇聯模式、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也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失誤。總的來說，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6]一個是40年，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7]百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人是“五四精神”最忠實的繼承者和弘揚者。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從1840年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始，中國就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為了民族復興，為了人民解放，無數仁人志士都在苦苦尋求救國救民之路，各種主義和思潮都進行過嘗試，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也都“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經過反復鑒別、比較和論爭，五四先驅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理論武器，從而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
五四時期，愛國，首先是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帝國主義奴役和封建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慘敗，五四運動的主要口號就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五四運動的重要成果就是迫使北洋政府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可以說，五四運動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愛國精神，就是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最為可貴的精神。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奮起抗爭，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擺脫了百年的屈辱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的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這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也就是五四愛國精神不斷弘揚的過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高漲。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和武力威脅，中國共產黨依靠人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迅速醫治了戰爭創傷，創造性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和具有世界意義的社會變革。在積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正確道路的過程中，我們遇到過不少困難，也發生過嚴重失誤。面對這些困難和失誤，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同甘共苦、團結奮斗，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內，我國就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奠定了重要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這在世界發展史上也是罕見的。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大力發揚五四愛國精神也是密切相關的。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愛國主義的時代內涵發生了根本轉變，這種轉變首先在于，從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轉變為捍衛國家的獨立和促進祖國的統一。改革開放之初，一方面，中國經濟瀕臨于“被開除球籍”的危險邊緣，另一方面，由于國門打開，各種社會思潮紛紛涌入，甚至有人喊出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再一次面臨著“啟蒙”與“救亡”（開除球籍的危險）交織的探索之路。1981年北大學子在燕園一起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號，很快，這一直白卻飽含力量的口號傳遍大江南北，成為那個時代激勵中國人奮發圖強的磅礴精神力量。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學界掀起了一股轟轟烈烈的“文化熱”，重提“啟蒙”，其中心議題就是“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
五四時期，進步，首先是反對阻礙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一切腐朽沒落的東西，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事物是不斷發展的，一個社會也是如此，而推動社會進步不僅要靠強大的生產力和物質條件，也需要有一種不斷進取的進步精神。五四運動即是一場愛國青年追求卓越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社會文明和進步不懈追求的運動。毛澤東曾指出：“我們不僅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國家。”[8]五四運動前后出現了一大批新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他們對故步自封、屈辱賣國的政府感到憤恨，他們追求真理、崇尚文明，希望能夠改變當時中國貧窮落后的局面。這一時期，新舊思想相互碰撞，關于東西文化的論戰、問題與主義的論戰、科學與玄學的論戰、舊文學與新文學的交鋒，尤其是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選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是進步精神的集中體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的偉大革命，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大膽地試、勇敢地闖，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一切思想和體制障礙，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大踏步趕上時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使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
五四時期，民主，首先是推翻專制獨裁的舊制度，實現最廣大人民的解放和民主、自由。五四運動是一場高揚民主與科學旗幟的思想解放運動。五四運動前后，整個中國面臨內憂外患，數千年以來的封建制度和官本位思想致使中國民眾缺乏民主觀念，新思想的傳入使舊觀念受到沖擊，民主思想的萌芽為解決內外交困的境況奠定了思想基礎，人們開始覺醒，并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詮釋民主。一方面，民族危機加重，越來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西方民主制度，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巨大，人民期盼推翻獨裁專制的舊制度。另一方面，人們對于西方民主制度不再單純地接受和模仿，而是進行批判和改造，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使無產階級民主觀念深入人心，人們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五四運動以后，中國一大批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他們對民主有了新的認識，追求的民主內容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狹隘的資本主義民主，而是渴望實現人民向往的民主。可以說，沒有民主思想的啟蒙和覺醒，就不可能發生意義深遠的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通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如果說五四之前，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時代條件，各家各派試驗資本主義的民主還不失為是一種嘗試的話，那么，在五四運動之后的一百年內，不是從外部移植的、而是內生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民主制度已經在中國建立并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與之相反，資本主義的民主卻暴露出種種弊端，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英國通過公投面臨硬脫歐的僵局以及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等。當然，社會主義的民主及其制度與資本主義的民主及其制度的較量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兩種制度、兩條道路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
五四時期，科學，首先是探索指導中國人民根本改變受奴役、受壓迫地位的真理和發展道路。五四運動的科學精神，是在探索改變中國命運的真理和道路中孕育出來的。而對于科學精神的認識并不是對自然科學的探尋和研究，而在于通過對科學精神的崇尚和高揚，反對愚昧落后的思想觀念，追求利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去認識世界、探索世界和指導實踐。任鴻雋在1916年《科學》第2卷第1期開篇即赫然而發“科學精神論”，認為有一個“不可學而又不可不學”的東西，這就是“科學精神”。他解釋說：“真理之特征”就是“有多數之事實為之佐證”，因為科學精神必須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這就是“崇實”和“貴確”。[9]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就認為，歐美文化中，“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學，無不含著科學實證的精神”。科學精神就是“別是非，明真偽而已”。[10]胡適也認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學。科學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11]胡適所提倡的科學精神，既包括重估一切的存疑精神，又有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在《科學與人生觀》的序中，胡適更是指出：“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反對的態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12]總體來說，科學精神可解釋為實證精神、探索精神、理性精神、求真求實精神、懷疑批判精神。可以說，五四時期科學思潮的歷史意義，并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具體的科學知識，而在于其思維模式的轉換，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科學的思維方法，或者說更多的是“科學精神”或“科學思想”。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偉大的愛國主義。“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動寫照。這種歷久彌新的偉大愛國精神，是我國幾千年來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源泉。”[13]
五四精神與新時代精神
五四運動至今已整整百年，今天，我們紀念五四、回眸五四百年的歷程、繼承五四的事業，必須用歷史和時代的雙重視角去重新審視“五四精神”，如果不能超越五四，也就繼承不了五四。“五四精神”不僅反映了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時代的精神，而且還在每個不同的時代和階段都附加了不同的內容，每代人在與五四對話的時候，都會根據時代發展的需要，把五四精神同人民群眾推動社會進步的實踐結合起來，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始終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和鮮明的時代性，從而不斷賦予它新的內涵和新的價值。在新時代，我們依然需要懷有居安思危的救亡意識和思想解放的啟蒙精神，從而不斷賦予新時代“五四精神”新的豐富內涵。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我國的發展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的綜合國力邁上了新臺階，人民生活實現跨越式發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新時代的到來并不意味著“五四精神”的衰落或喪失，新時代“五四精神”依然具有極其深刻的價值，不僅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而且其具體的表現方式也發生了變化。這具體表現在：由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轉變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由革故鼎新的進步精神轉變為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由追求資產階級民主轉變為成功開辟和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從科教救國到科教興國，再到由科學精神助力推動建設科學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的世界科技強國。尤為重要的是，愛國、民主等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五四精神”的價值在新時代得到有力彰顯，為當代青年指明奮斗方向。
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弘揚與傳承愛國主義精神，需要我們每個人凝心聚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第一，熱愛祖國，自覺維護國家利益。新時代愛國主義的基本要求是：堅持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統一、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尊重和傳承中華民族歷史和文化、堅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熱愛祖國，不僅要有情感上的依賴，還要自覺維護國家統一、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保衛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自覺抵制有損國家利益的行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我國歷史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否定，堅決同一切精日分子、哈韓分子、崇美分子、漢奸作斗爭。同時又要積極借鑒別國長處，科學理性地發展和完善自己。既不盲目崇洋媚外，又不狹隘故步自封，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愛國，是人世間最深層、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孫中山先生說，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樣愛國’。我們常講，做人要有氣節、要有人格。氣節也好，人格也好，愛國是第一位的。我們是中華兒女，要了解中華民族歷史，秉承中華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要時時想到國家，處處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愛國，不能停留在口號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國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獻國家”。[14]要大力倡導愛國奉獻精神，使之成為新時代奮斗者的價值追求。
第二，凝心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夢想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夙愿，是中國人民一直以來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生活幸福的渴望和追求。實現這一夢想，需要全體中國人民，尤其青年一代，凝心聚力，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覺投身改革創新的實踐，勇于迎接時代賦予的任務和挑戰，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明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將自身的發展與國家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自覺踐行愛國主義這一核心價值。
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每一個進步和成就，都是進步精神的集中體現。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繼承和發展這種進步精神，更多地體現在弘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上。改革創新精神既是對中華民族革故鼎新優良傳統的繼承弘揚，也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體現出來的精神品格和精神特征。
第一，將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定。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目前，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社會主義各項事業迅猛發展。實踐證明，改革開放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順應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是根據我國實際作出的正確戰略決策，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下去。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把握正確方向，一是要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二是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論觀念，要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走中國自己的路。全面深化改革，要堅持問題導向，聚焦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抓好難點問題和關鍵環節，把切實解決問題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深化改革，要狠抓落實，將“難啃的硬骨頭”各個擊破，不見成效不罷休。積極主動參與改革是全體人民尤其青年干部群眾的重要使命，也是“五四精神”在新時代的傳承和發展。
第二，以創新引領發展。中國提出要以新發展理念引領發展，就必須首先把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創新——放在第一位。習近平主席曾深刻指出：“回顧近代以來世界發展歷程，可以清楚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創新能力，從根本上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15]創新能力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國家的發展壯大越來越依賴于各個領域的創新。只靠模仿和技術引進永遠無法擺脫技術落后和對外依賴的局面。中華民族勇于創新、善于創新，取得了眾多舉世矚目的成就，科技實力正處于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向系統能力提升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應意識到在很多領域我們的創新能力還不足，還存在一些亟待攻克突破的“卡脖子”技術。為此，就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的創新，如創新對外宣傳話語體系，讓世界聽到、聽懂中國聲音；創新關鍵領域核心技術，讓中國“芯”服務自己并走向世界，這些依然是當代青年所需擔當的責任和使命。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愛國主義始終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創新始終是鞭策我們在改革開放中與時俱進的精神力量。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團結一心的精神紐帶、自強不息的精神動力，永遠朝氣蓬勃邁向未來”。[16]
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發展。民主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成果，是文明社會的顯著標志，也是中國革命、建設和發展的重要目標，民主精神在新時代更應得到弘揚和傳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彰顯“五四精神”的真正價值。
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類歷史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的展開，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我國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其本質即是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在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利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求黨和政府的一切工作以維護好、發展好、實現好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順應民心、尊重民意、關注民情、致力民生”，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
第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傳承民主精神，絕非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絕非生搬硬套、邯鄲學步，而是要借鑒西方政治文明的優秀成果，扎根中國歷史和實踐的土壤，抓緊抓穩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我國通過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來保證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優勢。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更深、范圍更廣。事實充分證明，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符合國情、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制度。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制度的發展，而政治制度的發展狀況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需要各項制度化措施的有力執行，需要通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因此，新時代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尤其青年一代，要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需要借鑒國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決不能放棄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同時要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推動建設科學理性和價值理性相統一的世界科技強國。五四時期，中國正遭受兩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束縛和西方列強巧取豪奪的雙重打擊，一部分先進分子提倡德先生和賽先生，試圖用科學和理性來推翻封建制度、抵抗列強掠奪行徑。新時代傳承“五四精神”，就要堅持用科學的思想和理論指導實踐，努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第一，用科學的思想和理論指導實踐。弘揚科學精神，關鍵是“深入理解科學精神的精髓，使之上升到精神的層次，使其成為人們自覺的意識，使人們在碰到任何事情時都能以科學的方式加以解決，從而把人們的行為、思想納入到科學的軌道上來”。[17]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無數仁人志士為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前赴后繼，卻一次次失敗了。五四時期，中國的先進分子努力尋找救國良方，他們認識到要改變中國現狀，必須用先進的世界觀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救國救民的迫切需要，加之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世界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加速了中國的先進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實踐。中國的先進分子并不僅僅將馬克思主義作學理性研究，還將其置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同工農群眾相結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馬克思主義是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的理論。中國共產黨從建黨至今，一直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實踐。然而我們也要看到，我們還面臨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和困難，我們的認識還要進一步深化和發展。這就要求我們繼續用科學的思想和理論武裝頭腦，“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一定要加強全黨的理論武裝，按照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要求，深入學習和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學習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牢固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18]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我們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將這一思想載入憲法。充分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性，深刻把握其精髓，將其學深悟透，對青年的成長和發展尤為重要。用科學的思想和理論武裝頭腦，是“五四精神”的重要表現。
第二，堅持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相統一。“人民的需要和呼喚，是科技進步和創新的時代聲音。”以價值理性引領科技理性，遏制科技理性僭越出自己的范圍，避免唯科學主義；提高全民科學素質，謹防偽科學的猖獗與泛濫。這是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應服務于全人類，服務于世界和平、發展和進步的崇高事業，而不能危害人類自身。
第三，努力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崇尚科學精神，要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加快提升科技發展水平，做好科學普及和教育。“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中國要強，中國人民生活要好，必須有強大科技。”[19]綜合判斷，我國目前雖已成為具有影響力的科技大國，但還不能被稱為科技強國。新一輪科技革命蓄勢待發，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帶來重大科技變革，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科技成果的更新和轉化不斷加快，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面對如此迅猛的科技發展態勢，有必要加強科技投入和供給，加快建設一流的科研機構，培育具有創新能力的科技人才隊伍，正確評價科技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努力讓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全民科學素質、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是對“五四精神”的繼承和發揚。
綜上所述，五四運動雖有百年之久，但其留下來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財富將永載史冊。重審“五四精神”的時代價值，對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意義。“廣大青年對五四運動的最好紀念，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勇做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以執著的信念、優良的品德、豐富的知識、過硬的本領，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擔負起歷史重任，讓五四精神放射出更加奪目的時代光芒。”[20]“五四精神”體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近代以來追求的先進價值觀。愛國、進步、民主、科學，依然是我們今天應該堅守和踐行的核心價值，不僅廣大青年要堅守和踐行，全社會都要堅守和踐行。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研究”的成果，項目編號：18JZD002；遼寧省第二批馬克思主義學院重大研究方向課題“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與新發展理念”的階段性成果；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戢虹雨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參見龔育之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鑒（1901～2000）》（第五冊），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第1189頁。
[2]《陳獨秀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9頁。
[3]《惲代英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2頁。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2頁。
[5]《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0頁。
[6]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5頁。
[7]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5頁。
[8]《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頁。
[9]任鴻雋：《科學精神論》，《科學》，1916年第2卷第1期。
[10]陳獨秀：《近代西洋教育——在天津南開學校的演講》，《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220頁。
[11]《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309頁。
[12]張君勱、丁文江等：《科學與人生觀》，胡適序，長沙：岳麓書社，2012年，第9頁。
[13]《胡錦濤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1頁。
[14]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5月3日，第2版。
[1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02頁。
[16]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35頁。
[17]洪曉楠：《哲學的文化轉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7頁。
[18]習近平：《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個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
[1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67頁。
[20]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人民日報》，2014年5月5日。
責 編／刁 娜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New-era Spirit at the Centennial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Hong Xiaonan
Abstract: The May 4th Movement is a patriotic movement to save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demise and also an enlightening movement to emancipate people's mind. It nurtured the "May 4th Spirit" of patriotism, progress, democracy and science, with great patriotism being its focus.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May 4th Spirit" has kept up with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taken on a new countenanc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it still has profound value. Not only has the connotation of patriotism, progress, democracy and science changed, but also its concrete manifestation has changed: from the patriotism of saving China to the national spirit centered on patriotism; from the spirit of progress to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from pursuing bourgeois democracy to successfully opening up and adhering to the road of sociali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from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to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o building China into a worl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with the unity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due to the help of scientific spiri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May 4th Spirit for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May 4th Movement, May 4th Spirit, new era, new-era spirit
洪曉楠，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導，國家“萬人計劃”專家，中國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科學哲學、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研究。主要著作有《文化哲學思潮簡論》《當代中國文化哲學研究》《哲學的文化轉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哲學研究》《科學文化哲學的前沿探索》《當代西方社會思潮研究》《當代文化帝國主義思潮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