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要實現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任務，必須始終把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擺在突出位置。產業集群是以產業鏈條為紐帶，在一定空間范圍集聚不同環節的企業形成的一種高效生產組織模式。產業集群的發展改變了生產組織方式，引發了人才、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資源的大范圍流動和企業組織形態的變化，進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地區結構、人口結構等的變化和變遷。產業集群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結果和產物，順應產業集群發展趨勢，推進新時代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對于解決黨建工作與經濟工作“兩張皮”現象、提高黨對產業發展的領導力和黨員發展產業的戰斗力具有重要意義。

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難點

產業集群的主要類型

產業集群發展涉及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因何而“集”，即產業集群以什么產業為主線集合企業。二是“群”落何處，即這一由產業鏈條聯結的眾多上中下游企業集合而成的群體在空間上怎么分布。產業集群如果按集中企業多寡和集群區域范圍的不同，產業集群的“群”有“大集群”“中集群”和“小集群”之分。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產業集群的三種基本類型。

集中型。按照規模經濟理論，這種產業集群類型是以產業鏈條為紐帶的眾多企業集中在一個相對小的空間范圍的集聚發展。盡管這些同屬一條產業鏈的企業間可能沒有直接的橫向關聯關系，但從垂直角度看，每個企業都是產業鏈條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構成集中型的產業集群。現實中，我國集中型產業集群多以農業基地、工業園區、服務業集聚區、專業鎮等空間形態為載體，以產業鏈條為紐帶，集聚關聯企業發展而成的產業集群。

分散型。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盡管是產業集群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可以異地分離。由此，這種產業集群類型的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不一定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空間區域，通過生產環節外置和服務外包，把相關低值低效的生產環節、服務環節放在更有比較優勢的地區進行布局，分別通過產業鏈條把這些環節聯結起來構成產業集群。例如，由波音公司為龍頭企業帶動的飛機產業集群，其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就分布在多個國家。波音747飛機由600萬個零部件組成，這些零部件除自制外，可以來自6個國家的2萬家企業。

游離型。這種產業集群模式的企業群體的產業依賴關系是松散的，企業與企業之間沒有緊密的、固定的產業鏈關系。企業既依托產業鏈條而生存，也可以跳出產業鏈條去發展。例如，順德是“白色家電之都”，集聚了眾多家電產品的上中下游生產企業，這些企業既可以作為家電產業鏈條的組成部分，也可以為非家電產業提供配套產品。

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難點

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實際上是圍繞產業鏈條展開的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產業集群的上述三種主要類型表明，從空間分布看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既有相對集中的區域，也有異地分離的環節。因為勞動者與產業發展共生共存，產業集群在空間上的重新整合與異地分布，加之與原來的以行政管理關系為主線的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是兩條有交叉，但又不完全重合的建設脈絡，所以必然帶來一定的矛盾和沖突。

黨組織機構固定性與產業集群空間分布多樣性的矛盾。《黨章》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根據工作需要和黨員人數，經上級黨組織批準，分別設立黨的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產業集群的空間分布既有集中型，也有分散型，還有游離型。盡管有產業鏈條為紐帶進行聯結，但黨的基層組織機構的相對固定性與產業集群空間分布形態的多樣性會產生一定的矛盾。特別是產業鏈不同環節由異地分布建立的黨組織容易與當地黨組織機構產生職能交叉、重疊等問題。

黨組織機構設置穩定性與產業集群發展易變性的矛盾。《黨章》規定：“黨的基層委員會、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每屆任期三年至五年。”黨組織機構的設立與黨組織機構人員的安排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但是產業發展有一定的生命周期。當今世界，技術進步明顯加快，管理模式日益更新，產業生命周期出現短期化現象，以某一產業鏈條聯結起來的企業群體可能會因為產業鏈條的更迭引發黨組織機構的變遷，降低黨組織機構的嚴肅性。戰后，一些發達國家開啟的石油產業、汽車產業、鋼鐵產業全球布局戰略，實際上就是產業集群空間分布的大變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些發達地區形成的服裝產業、鞋帽產業、家居產業、商貿產業等產業集群也因成本、污染等因素的變化而進行了大規模的“騰籠換鳥”式產業大轉移。一些生命周期長的產業或許能支撐產業集群黨組織機構建設的長期性和穩定性，但一些生命周期較短的產業，甚至一屆基層黨委、黨支部都可能持續不了。

黨組織機構人員穩定性與產業集群黨員流動性的矛盾。《黨章》規定：“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產業集群是以產業鏈條連接起來的經濟關系，這種關系必然隨著經濟發展形勢走。而勞動者特別是黨員勞動者與產業集群密切相關，與產業集群中產業鏈條的不同環節緊密相連。從產業發展角度看，產業鏈的同一個環節可以在若干個地區進行布局，例如，福特汽車產業集群，其汽車生產基地在全球多個國家均有布點，其工程師、技術人員、監管人員均有可能進行異地輪崗，產業鏈同一環節的人員可能會經常在各地流動。另外，產業集群中產業鏈的不同環節分別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容易引發對勞動力吸納能力的大小和就業時間長短不一的問題，而勞動者就業崗位的變化，也會引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變化。

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取向

上述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的三大難點，有三種類型產業集群共同面對的問題，但更多地體現在分散型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面臨的問題上。集中型產業集群一般由基地、園區、集聚區、專業鎮相應的管委、鎮委進行統一管理，所以集中型產業集群的黨組織建設工作按照原來的模式進行建設和管理即可。對于游離型產業集群，可以鼓勵和推動這些游離性企業向更緊密的產業集群或地方黨組織靠攏，從而進行黨組織建設。

對于分散型產業集群除了上述面對的三大共性問題外，還有更突出的三個個性問題：一是黨的基層領導組織建在產業鏈條的哪個環節；二是如何處理產業集群黨組織的黨員重復掛靠問題；三是如何處理產業集群黨組織異地黨員的組織生活問題。這三個問題的焦點在于產業集群具有領導職能的基層黨組織（基層黨委）應該建立在產業鏈條中的哪個環節，此問題解決了，其它兩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下面從產業集群機理出發，針對分散型產業集群黨組織建設的難點，提出了四種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取向。

在主導環節建立

基于產業鏈條不同環節的地位和作用進行考量。關于產業鏈不同環節價值高低問題，施振榮（1992）提出的“微笑曲線”表述了這一特征，但他沒有解決產業鏈“微笑”即產業鏈不同環節價值創造能力高低背后的原因。關于價值創造，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根據體力和腦力消耗程度的不同，把勞動分成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并認為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同時把使用價值和價值創造的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但由于把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被“無差別地一般化”了，因此無法區分抽象勞動中的復雜勞動在商品價值創造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以創新性勞動、知識型勞動和非標準勞動為代表的復雜勞動的機器不可替代性使其成為價值創造的主要源泉和高質量發展的持續動力，特別是知識型勞動不僅具有勞動成果的累積性，還具有消費的可重復性，使其擁有更高的價值。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就是保護知識型勞動的高價值創造能力，并使其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制高點，而產業鏈中的科技研發、工業設計、文化創意、企業管理等都是由創新性勞動、知識型勞動和非標準勞動構成的復雜勞動形成的具有高價值的關鍵性領域和核心環節，主導并決定整個產業鏈產生、生長、壯大和發展的全過程。

在主導環節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由于產業鏈中不同環節的產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把握產業鏈不同環節功能作用的差異性，并找準這些關鍵領域和核心環節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有利于主導整條產業鏈的集群發展。產業集群中的研究開發、工業設計、文化創意、總部管理等機構對整個產業鏈條具有主導性作用，主導著產業鏈的生存和發展，以此為切入點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有利于黨更好地把握整個產業集群發展的主導權。

在龍頭企業建立

基于產業鏈條不同企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考量。以產業鏈條聯結而成的產業集群，既涵蓋同類產品的生產企業，也包括上游的原材料、中間品供應企業和產品研發設計企業，中游的融資租賃、廣告策劃、產品檢驗檢測、企業管理等服務型企業，以及下游的產品展銷、物流配送、售后服務等企業，乃至外圍的輔助性產品生產商、相關服務性機構及公共基礎設施提供者等。從企業規模看，有大、中、小、微型企業；從企業品牌看，有品牌性企業、貼牌性企業和一般性企業，即使是品牌性企業也有國際品牌、國家品牌、省級品牌的等級之分。如果一個企業規模龐大且具有高等級品牌性，那么這類企業的影響力則是非常之大的，因而成為產業集群中的龍頭企業。也就是說，龍頭性企業具有兩大特征，一是規模龐大，二是品牌認知度高。例如，華為作為手機產業鏈中的大型企業，具有國際品牌地位，因而成為手機產業集群發展的龍頭企業。

在龍頭性企業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龍頭企業所具有的規模大、品牌認知度高的特點，使其具備了對產業鏈各企業的“以大帶小”作用，因此，在龍頭性企業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有利于發揮龍頭企業的影響力，帶動產業鏈的集群發展。例如，上海市松江區采取“1+7”的框架結構，由“1”即龍頭企業正泰電氣公司黨委（下設15個黨支部）和“7”家企業的黨支部組成，推動龍頭企業黨建和產業的優勢、資源與經驗輸送到集群內上下游企業，帶動整個產業集群發展壯大，就是典型的在龍頭性企業建立產業集群黨組織基層領導機構的案例。

在共性平臺建立

基于產業鏈條不同環節的資源整合能力不同進行考量。從產業鏈不同環節的功能看，一些環節是單向性的，例如，中間品生產企業向下游企業供應中間品，一些環節則具有雙向性的特點，這種雙向性主要表現為中介性功能，而承載這種中介性功能的載體就是共性平臺。所謂“共性”是指共同的需求，“平臺”就是連接需求的結點。共性平臺就是針對共同需求、集中同類功能的集合體。例如，檢驗檢測認證平臺、產品供需對接平臺、產品展銷平臺等。共性平臺具有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是連接產業鏈上游和下游環節的關鍵性、樞紐性環節。例如，阿里巴巴電商平臺，就是應對網上購物和企業生產需求，集中電商企業的一個平臺，是杭州電商產業集群發展的關鍵性、樞紐性平臺。

在平臺型企業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由于產業鏈中的共性平臺具有較高的資源整合力，這種整合力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素資源的集合能力，即匯集了上下游企業的共同需求；二是產業能量的擴散能力，即通過平臺服務，將產業集群的能量進一步對內滲透和對外擴散。另外，平臺的這種整合能力還具有產業標準的制定能力，成為產業集群發展的制高點。因此，在平臺型企業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有利于黨掌控產業鏈的關鍵性和樞紐性結點，對于推動全產業鏈的集群發展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聯盟機構建立

產業聯盟是產業集群企業的代表。產業集群是一個集聚了大量企業的產業群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企業是市場的主體，政府是規范企業競爭行為和管理企業的客體。從市場主體構成看，盡管企業的數量眾多，但政府及其業務管理部門只有一個。因此，企業與政府是“多個對一個”的關系。政府常認為企業問題主要是個案問題，因企業的個案要求而不予重視，產業聯盟或行業協會便由此產生。產業聯盟，包括行業協會、行業商會等聯盟性機構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代表本產業全體企業的共同利益，通過制定產業標準和企業規范，約束本產業的企業行為。當然，產業聯盟對自身利益保護的異化也可能產生對市場的壟斷，例如，歐佩克作為石油輸出國的組織，實際上壟斷了石油輸出國石油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另一方面，產業聯盟作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向政府傳達企業的共同要求，并表達企業的整體訴求。

在聯盟性機構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產業聯盟作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在協助政府制定產業發展戰略、產業發展規劃、產業政策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助推作用。因此，在聯盟性機構建立黨組織的基層領導機構，有利于產業發展戰略、產業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的實施，保障產業集群在政府的調控之下進行可持續發展。

【本文作者為華南理工大學現代服務業研究院研究員、廣東省第三產業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服務業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責編：趙博藝 / 楊 陽